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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謠諑：周總理大饑荒所為可昭日月！

點擊：  作者：綜合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6-16 11:35:46

 

 

 

　　【編者按】關于“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是海內外反華勢力射向共和國的一支毒箭。這個謠言的始作俑者就是前《炎黃春秋》雜志社社長楊繼繩。而楊繼繩編造的這個政治謠言，又是建立在他自己制造的三個謊言之上的：第一、1961年我國進行了一次餓死人數的全國性調查；第二、調查的結果證實餓死了三千萬人；第三、周恩來銷毀大饑荒證據。歷史真相是這三個謊言完全是楊繼繩憑空捏造的無稽之談。

　　手段的卑鄙證明了目的卑鄙。用編造謠言的方式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表明了中國新右派的墮落，他們的目的不可能得逞。我們這里編發王永欽和孫經先教授的文章以澄清謠諑。

　　王永欽：周恩來解決中國大饑荒

　　1959年初春，河北、山東、江蘇、安徽等15個省發生春荒，其中河北、山東等5省嚴重缺糧。

 

　　周恩來收到災情報告后，十分重視，立即送給毛澤東。

 

　　毛澤東閱后建議：在3日內，用飛機將這兩個文件送到15個省的第一書記手中。為引起各省的注意，毛澤東還在兩份文件上安了一個醒目的總標題：《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

 

　　周恩來親自給各省第一書記寫了一封信，信中指出：“請你們收到這兩個文件后，迅即核實情況，采取措施，調運糧食，以解除兩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缺糧的緊急危機。”

 

　　到1960年，災情更加嚴重。中國受災面積達到9億多畝，占中國16億畝耕地面積的一半以上。周恩來說：“這樣大的災荒是我們開國11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從20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而農村應付災荒的能力已經十分虛弱。這一年的糧食產量原計劃是6000億斤，而實際上只有2870億斤。

 

　　1960年的嚴重缺糧危機，直接影響到城市的供應。據6月份國務院財貿辦的一份報告稱：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遼寧等大城市和工業區的糧食庫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銷7天，天津只能銷10天，上海幾乎沒有大米庫存，遼寧的10個城市只能銷八九天。
 

　　面對如此嚴重的糧食危機，為了解決億萬人民的吃飯問題，周恩來親自指揮調運糧食，被稱為“糧食調度的總指揮”。根據周恩來的工作臺歷記載，那時，他每周要幾次約糧食部門的同志談話。當年任糧食部黨組書記的陳國棟回憶說：“去總理處，主要是談糧食問題。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們去，地點經常是他的辦公室。有時是晚上九十點鐘或深夜十一二點去，談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鐘；有時是凌晨二三點才去。”
 

　　周恩來在聽取匯報時，總是自己用筆計算數字，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項又一項。各地庫存有多少，每日銷售多少，可以調出多少，糧食存放在哪里等等，他都問得一清二楚。為了解決糧食調撥中的運輸問題，周恩來還同外貿部商量，迅速進口了1200多輛汽車交糧食部使用，大大增加了中央的運糧能力，在調運糧食中起了重要作用。

 

　　1960年底，隨著災情的日益嚴重和受災范圍的繼續擴大，單靠省與省之間的糧食調撥已經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了。這時，周恩來和陳云建議，決定進口糧食。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吃進口糧是禁區，不僅外匯存在著困難，而且要承擔一定的政治風險。周恩來和陳云決定突破這個禁區。陳云解釋說：“進來糧食，就可以向農民少拿糧食，穩定農民的生產情緒，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用兩三年的時間把農業生產發展起來。”
 

　　1961年1月初，周恩來在訪問緬甸期間，對隨同訪緬的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說，你先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確實搞清三個問題：一是能不能買到糧；二是運輸問題能不能解決；三是中國銀行能不能解決外匯問題。在當時，美國和蔣介石集團對中國大陸實行海上封鎖，運輸和資金問題顯得特別重要。雷任民從香港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周恩來報告說，經與香港華潤公司和中國銀行等單位研究后，貨源、資金、外匯都可以解決。在周恩來的親自督促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從加拿大進口的第一船糧食就到了天津港。
 

　　另外，農村缺糧的狀況也令周恩來十分震驚，他連夜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并提議修改開辦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給制的規定。
 

　　1961年5月31日，中央工作會議專門討論了糧食問題。周恩來指出：“1960年至1961年糧食緊張，城市重于農村，這是一個特點”。要解決問題，根本的方針是“從城市壓人口下鄉”，“人從哪里來，還回到哪里去”。在聽取大家意見的基礎上，周恩來又主持起草了《關于糧食問題的九條辦法》。6月16日，《中央工作會議關于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經中央批準下達。
 

　　根據這個文件精神，中國開始了三年調整時期的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工作。從1961年到1963年，中國共精簡職工1940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多萬，吃商品糧的人口減少2800多萬，中國非農業人口口糧和食品工業糧食銷量共減少138.4億斤。
 

　　從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的兩年零四個月里，周恩來關于糧食問題的談話有115次，在總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在仍然保存的32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有994處。它生動地記載了周恩來在困難時期，為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所付出的心血。

　　孫經先： 揭露楊繼繩制造的“周恩來銷毀大饑荒證據”重大謠言 

 

　　在“餓死三千萬”的制造和傳播過程中，楊繼繩制造的“周恩來銷毀大饑荒證據”的重大謠言在國內外廣泛流傳。

 

　　按照楊繼繩的說法：

 

　　關于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數量問題，“全國性的調查有一次。那是1961年，當年的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啟允三個人的調查。”1961 年底，陳國棟、賈啟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報一個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后，全國餓死人幾千萬!他們三人將這個報告送周恩來，周看了后沒有否定，只是說：‘不要外傳，立即銷毀！’幾天以后，周恩來又問他們：‘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連版也銷毀了。’”[1]為了讓讀者相信這一重大謠言，楊繼繩專門加了一個注釋：“2003 年9 月25 日，楊繼繩專門到周伯萍家問起此事，周確認。”[2]

 

　　這一謠言在國內外廣泛流傳，成為“餓死三千萬”最主要的證據之一。許多人聽信了這一謠言后，認為中國在三年困難時期確實餓死了幾千萬人，中國主要領導人掌握這一情況，并且由周恩來總理下令銷毀了關于餓死幾千萬的罪證。

 

　　楊繼繩的這一謠言極具迷惑性，欺騙了國內外無數不明真相的人們。在批駁“餓死三千萬”的過程中，我們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反復查證，發現這完全是楊繼繩蓄意制造的一個重大謠言。

 

　　1、陳國棟等人進行的究竟是什么調查？

 

　　楊繼繩說陳國棟等人進行的是一次關于餓死人數的“全國性調查”，“經匯總后，全國餓死人幾千萬！”那么陳國棟等人進行的究竟是一次什么樣的調查呢？

 

　　周伯萍先生生前（2008年）寫了一本《糧食部12年紀事》的書，書中詳細敘述了這件事情。他在書中說：

 

　　“從1961年開始，由國務院安排調撥的糧食，除了增加進口糧食外，又增加了很多列入國務院開支的專項用糧，情況非常復雜。當時糧食部長沙千里同志已調撥不動糧食，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同志也無能為力。為此，周總理只得親自與各有關省、區的一把手逐一商定解決。周總理因而設計了一張與歷來的表格式樣完全不同的‘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每省一張。從這張表上能夠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區間糧食調撥和國務院糧食收支的情況。”[3]

 

　　為了查證周伯萍先生的說法是否屬實，我們又查證了《周恩來傳》、《周恩來年譜》，其中的記載證實了周伯萍先生的回憶。

 

　　1960年下半年，我國許多地區的糧食問題出現了很大困難，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吨芏鱽韨鳌分姓f：

 

　　“為了救急，只能使用國家手中的為數不多的機動糧和進行地區間的調撥。這樣，擺在周恩來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做好全國范圍的糧食調運工作。” 

　　“要做到在全國范圍內合理地調撥糧食，必須對各省糧食的真實情況心中有數，因此，周恩來設計了一種《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上面按期記載著各省市的糧食收購、庫存、銷售和調撥數字、中央糧食收支情況等，看起來一目了然。”[4]

 

　　《周恩來年譜》中的記載也證實了這一說法。

 

　　周伯萍先生在他的書中接著說：

 

　　“‘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設計完成后，周總理囑咐陳國棟同志立即組成一個三人小組，并決定由陳國棟同志任組長，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啟允同志和我為小組成員，立即編制一份當年的‘糧食調撥計劃表’，由國棟同志三天內直接送交總理審定。”

 

　　周伯萍先生本人的回憶和《周恩來傳》、《周恩來年譜》的記載說明，陳國棟、賈啟允、周伯萍三人受周恩來總理之命，編制的是《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調查的基本內容是全國各省市的糧食收購、庫存、銷售和調撥數字、中央糧食收支情況等數據。

 

　　這就是歷史的真相。

 

　　但是，這一歷史事實被楊繼繩篡改、偽造為“就餓死人的數量問題進行的全國性調查”。《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被篡改為《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調查的內容“各省市的糧食收購、庫存、銷售和調撥數字及中央糧食收支情況等”被篡改、偽造為調查“餓死人的數量問題”。

 

　　周伯萍先生本人的回憶和《周恩來傳》、《周恩來年譜》的記載揭露了楊繼繩的篡改和偽造。

 

 

　　2、關于“全國餓死人幾千萬”的數字

 

　　楊繼繩說：這次調查“經匯總后，全國餓死人幾千萬”。那么這一數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周伯萍先生在他的書中說：

 

　　“我們連續工作了兩天兩夜，編出了一份‘全國糧食調撥計劃表’，印出四份，交國棟同志面交總理和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審閱。”

　　“總理審閱后，發現報表中的當年人口總數比正常時期約少3000萬。”

　　“總理隨后又質問國棟同志這到底是何原因。國棟同志說，‘據我的調查，人口減少的原因，是婦女由于食物中缺少蛋白質，導致子宮下垂，全身浮腫，暫時失掉了生育能力，而不是死亡人數增加。這段困難時期過去后，情況即將逐漸正常。’總理說，‘這樣我就放心了。不過你們糧食部不能盲目樂觀，粗心大意。如發現新情況，務必立即向我報告。’國棟同志表示，一定堅決照辦。”

 

　　周伯萍先生的這段回憶說明了以下事實：第一，他們從表格中發現“當年人口總數比正常時期約少3000萬”；第二，這些人口的減少包括出生人口的減少。

既然是要編制“全國糧食調撥計劃表”，全國各個地區的人口總數是一個必須的數據。那么這些數據是從哪里來的呢？周伯萍先生說“我們連續工作了兩天兩夜，編出了一份‘全國糧食調撥計劃表’”。在周伯萍等人“連續工作了兩天兩夜”的時間內，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全國范圍內重新調查一次各個地區的人口總數數據的。因此，這里的人口總數數據應當直接來源于戶籍統計數據。當時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賈啟允是“三人小組”成員之一，取得這些數據是很容易的事情。

 

　　周伯萍先生沒有說明他們推算的細節，也沒有說明他們是以哪一年作為基準來推算“當年人口總數比正常時期”減少的數量的。不過我們可以用1983年國家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字作一個驗算。

 

　　下表中的數據取自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數據[5]。

 

　　表 1956——1960年期間我國的人口總數

 

 

　　先看以1957年歲末人口總數為基準的情況。1957年歲末人口總數為64,653萬人，如果以這一數字為基準，按照每年增加1,594萬人（1956年、1957年兩年人口增長數的平均值）計算，1960年歲末人口數應為69,435萬人，但統計數為66,207萬人，減少3,228萬人。

 

　　再看以1958年歲末為基準的情況。1958年歲末人口數為65,994萬人，如果以這一數字為基準，按照每年增加1,583萬人（1957年、1958年人口增長數的平均值）計算，1960年歲末應為69,160萬人，但統計數為66,207萬人，減少2953萬人。

 

　　我們無法確切的知道周恩來、陳國棟等人具體的推算過程和所使用的基準時間，但是以上計算應當說大致上還原了當時的推算過程。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周伯萍所說的“當年人口總數比正常時期約少3000萬”這句話的準確含義是：

 

　　當年（1961年年初、即1960年年底）的全國統計人口總數比按照正常時期計算應當達到的數字大約減少了3000萬，即“少增加了3000萬人”。同時還可以知道：當時周伯萍等人所推算的人口減少的數字同按照20多年以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所推算的數字是一致的。這也表明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那幾年的人口數據應當與周恩來、陳國棟、周伯萍等人當年所使用的人口數據是一致的。[6]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周伯萍先生所說的那段話的真實含義是1961年年初的全國統計人口總數比按照正常時期計算應當達到的數字少增加了大約3000萬（即“少增加了3000萬”），而不是凈減少3000萬，更不是“餓死3000萬”。但是這一事實在被楊繼繩篡改為“經匯總后，全國餓死人幾千萬”。

 

　　在種種復雜的歷史條件下，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確實出現了人口統計數據“1960年年底人口總數比按照正常時期計算應當達到的數字減少了約3000萬”的現象。那么造成這種減少的真實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周伯萍早他的回憶中也作了回答。

 

　　陳國棟在回答周恩來的問題時說：“據我的調查，人口減少的原因，是婦女由于食物中缺少蛋白質，導致子宮下垂，全身浮腫，暫時失掉了生育能力，而不是死亡人數增加。這段困難時期過去后，情況即將逐漸正常。”

　　總理說“這樣我就放心了。”

 

　　這就說明周恩來、陳國棟、周伯萍等人當時已經對人口“少增加3000萬”原因進行了分析，指出了人口減少的一個基本原因是出生人口的減少。他們的這一分析是正確的。

 

　　1960年我國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實施《戶口登記條例》的工作，這是一次重大的戶籍登頓活動，在這次戶籍整頓中，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及其以后所產生的“多報人口”在這次戶籍整頓中就要被清理，這是造成我國這一期間人口減少的另一個基本原因。根據相關資料的記載，公安部當時是掌握這一情況的。周恩來是國務院總理，從公安部那里了解這一情況也是很容易的事情。這就是說，周恩來總理當時實際上是了解造成這一期間人口減少的兩個基本原因的，并且周恩來、陳國棟、周伯萍等人當時的討論也已經否定了“餓死幾千萬人”。這再次說明楊繼繩的說法是他蓄意制造的謠言。

 

　　3、關于“周恩來銷毀大饑荒證據”

 

　　綜上所述可以知道，陳國棟、周伯萍等人并沒有對這一期間“餓死人的數量”進行所謂“全國性的調查”，從他們調查所使用的人口統計數據中也推導不出全國餓死幾千萬的結論。楊繼繩的所謂陳國棟、賈啟允、周伯萍“三人受命”，進行了一次關于“餓死人的數量”的“全國性的調查”，“經匯總后，全國餓死人幾千萬”，是一件莫須有的事情。搞清了上述事實后，所謂周恩來銷毀“全國餓死人幾千萬”的罪證，也就是一個重大謠言。

 

　　1983年前后擔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李成瑞先生說：

 

　　“關于‘大躍進’和隨后的經濟困難時期的戶口登記數字，長期沒有公布。特別是由于這些數字中顯示1960年全國人口比1959年凈減1000萬，所以當時把它作為絕密資料。直到1983年，國家統計局報請國務院批準，才將這些數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第一次向國內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戶口登記的每個年度的人口數字”。[7]

 

　　我們已經說過，周總理、陳國棟、周伯萍等人當時所使用的人口數據實際上與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數據是一致的。三年困難時期的我國戶籍統計人口數據雖然當時沒有公布，但是這些數據并沒有銷毀，而僅僅是“把它作為絕密資料”封存起來。這些數據在1983年正式公布于世。這就是說，不存在銷毀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統計數據的事情。

 

　　周恩來總理這次銷毀的僅僅是陳國棟等人這一次編制的《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的表格。至于周總理為什么要銷毀這一表格，周伯萍先生在他的回憶中做了明確的解釋：

 

　　周恩來總理擔心“這張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產生錯覺，誤以為我國餓死了3000萬人，那將在國內外引起極大的震動，國內外的反動派都將對我國進行瘋狂誣蔑；不明真相的人們也將敵視我們。總理當即決定，把這四份材料全部銷毀，并囑咐徐明同志立即執行。”

 

　　這是一種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而采取的一種保密措施。1983年以后事情的發展完全證實了周總理的擔心。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的人口數據后，在國內外立即出現了三年困難時期我國“餓死三千萬”的重大謠言，并且這一謠言持續傳播長達30年之久。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楊繼繩這次對周伯萍先生采訪的事情小結一下了。

 

　　周伯萍先生本來的真實意思是：

 

　　1961年，周總理設計了一張“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從這張表上能夠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區間糧食調撥和國務院糧食收支的情況。”然后“周總理囑咐陳國棟同志立即組成一個三人小組”，“編出了一份‘全國糧食調撥計劃表’”。“總理審閱后，發現報表中的當年人口總數比正常時期約少3000萬”，他“認為這張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產生錯覺，誤以為我國餓死了3000萬人”，當即決定銷毀。

 

　　就是這樣一件事情，經過楊繼繩的采訪以后，就變成了性質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情：

 

　　1961 年底，陳國棟、賈啟允、周伯萍“三人受命”，進行了一次關于“餓死人的數量”的“全國性的調查”，調查結果“經匯總后，全國餓死人幾千萬”。周恩來總理看了以后說“不要外傳，立即銷毀”，周伯萍等人銷毀了。

 

　　然后楊繼繩把這一說法在美國《紐約時報中文網》、《美國之音》、《炎黃春秋》等媒體上廣泛傳播。楊繼繩憑空捏造了三年困難時期我國進行了一次餓死人數的全國性調查，經匯總后“全國餓死人幾千萬”的重大謠言，并把“銷毀‘餓死幾千萬’罪證”的重大罪名強加到我國主要領導人周恩來總理身上，又把制造這一謠言的責任強加到周伯萍先生身上。真可謂“一箭三雕”。

 

　　4、楊繼繩前后不同的兩種說法

 

　　對于“餓死幾千萬的全國性調查”這件事情，楊繼繩本人先后發表了兩個不同的版本。上述發表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說法是第二個版本，他的第一個版本是發表在《墓碑》中的說法。2008年，他在《墓碑》中的敘述是這樣的：

 

　　“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后，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8]

 

　　這兩個版本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區別，也與周伯萍本人的說法有著根本性的區別。周伯萍本人的說法是“比正常時期約少3000萬”，其真實含義是“少增加”了3000萬，而楊繼繩的第一個版本把周伯萍的這一說法篡改為“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其含義是人口“凈減少”幾千萬。總所周知，“少增加”和“凈減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這兩者之間的差距是巨大的。

 

　　而他的第二個版本，則進一步把周伯萍的說法明目張膽篡改為“全國餓死人幾千萬”。第一個版本指的是這次調查是一個關于人口數量的一般性調查，并不涉及餓死人的問題，造成人口數量減少的原因可能是多種多樣的（例如出生人口減少、漏報人口的出現、調查前重報虛報人口在這次調查中被發現、或者統計數字失真等等）；而第二個版本則說明了這次調查是一次關于餓死人數的專題調查，調查中不涉及造成人口統計數字減少的其他各種原因。

 

　　那么為什么2008年楊繼繩在《墓碑》中給出的是第一個版本，而2012年9月他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文章中又改變了說法，給出了第二個版本呢？經查證，周伯萍先生2012年6月29日在北京逝世。[9]

 

　　現在事情很清楚了。關于這次調查的情況，周伯萍先生本人的說法是“當年人口總數比正常時期約少3000萬”，這句話的準確含義是：當年（1961年年初、即1960年年底）的全國統計人口總數比按照正常時期計算應當達到的數字大約減少了3000萬，即少增加了3000萬。而楊繼繩的第一個版本把這一說法篡改為“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即凈減少幾千萬。但是對這一篡改，如果周伯萍本人提出質疑，楊繼繩還可以用“理解錯誤”搪塞過去。

 

　　2012年6月周伯萍先生去世了，楊繼繩顯然認為這件事已經死無對證，可以任他編造了，于是就在同年9月發表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文章推出了他的第二個版本，把“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進一步篡改為“全國餓死幾千萬”。當楊繼繩肆意編造這一謠言的時候，他顯然認為周伯萍先生已經去世，人們只能相信他的說法。但是他根本沒有想到，周先生生前（2008年）留下一本回憶錄，以嚴謹的語言敘述了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和真實情況。這就為后人留下了一份非常寶貴的真實記錄。正是這份記錄幫助我們揭穿了楊繼繩制造的重大謠言。

 

　　周伯萍先生的兒子周軒進先生也發表了文章，澄清了事實真相。周軒進先生說：

 

　　“爸爸絕無可能對任何采訪者公布什么餓死人數。即使是確實采訪過爸爸的楊繼繩，公布的對爸爸采訪記錄中，也借爸爸之口，參雜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論。”[10]

 

　　通過這件事情，一切善良的人就應當了解楊繼繩的所謂“采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既然他可以通過對周伯萍先生的采訪，肆意歪曲周先生的原意，用篡改、偽造的手法編造“餓死幾千萬的全國性調查”、“周恩來銷毀大饑荒證據”的重大謠言，并把它強加到周伯萍先生身上，那么他在《墓碑》中所敘述的那些所謂“采訪”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孫經先注】本文已經在《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上發表。這次又做了重要修改，補充了重要內容。我在2014年舉行的一次國際學術會議（楊繼繩也參加了這次會議）的書面發言中揭露了楊繼繩制造的這一重大謠言。楊繼繩沒有做出任何回答，并且在會議后發表聲明，宣布退出和我的辯論。 

 

注 釋：

 

　　[1] 楊繼繩：《駁“餓死三千萬是謠言”——再答孫經先對《墓碑》的指責》，《炎黃春秋》，2013年第12期。楊繼繩：《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就大饑荒年代的人口問題與孫經先商榷》，《紐約時報中文網》，2012年9月17日;《美國之音》2013年1月13日的網頁載有他同訪談者李肅的對話——美國之音：《解密時刻: 大饑荒——周恩來下令毀證》，見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1583085.html。

　　[2]楊繼繩：《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就大饑荒年代的人口問題與孫經先商榷》，《紐約時報中文網》，2012年9月17日。

　　[3]周伯萍：《糧食部12年記事》，藍天印務商社，2008年出版;轉引自華新民：《關于大饑荒時期人口變動的新資料》，原載《華夏文摘》，見tieba.baidu.com/p/2745069525。下文中引述的周伯萍的話均來自同一出處。

　　[4]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559、1562頁。

　　[5]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3》，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第103頁。

　　[6]華新民先生在《關于大饑荒時期人口變動的新資料》一文章中也認為：“當時糧食部和國家統計局掌握的人口減少狀況同20多年后國家公布的數字大體上是一致的，或者毋寧說，1983年國家經中央批準正式公布的那幾年的人口數字還是沿用20多年前統計部門所收集到而一直沒有公布的資料。”在這個問題上他同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華新民先生的文章載《華夏文摘》。見tieba.baidu.com/p/2745069525

　　[7]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二期。

　　[8]楊繼繩：《墓碑》，第968—969頁

　　[9]見新華網：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7/12/c_112422662.htm

　　[10]周軒進：《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白金婚風雨情>續記三》，參見《中華魂》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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