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光偉：中國共產黨分配理論、實踐工作本位考

點擊：作者：許光偉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1-10 09:45:09

【謹以此文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

中國共產黨分配理論、實踐工作本位考

——黨的分配辯證法：不同時期工作本位學理關系概述

【作者按】該文選自筆者新作“國家、所有制與勞動合約形成——中國共產黨分配理論、實踐工作本位考”的結論部分（即第四部分）。誠如文題，這部分是正面闡述“黨的分配辯證法”的精要內容，目的是通過系統總結黨在各個時期的分配工作，提煉社會主義分配規律——它的工作本位、變遷軌跡及動力機制。新時代，新征程，社會主義事業方興未艾，在“五個根本”指引下日益蓬勃向上，在黨的全面領導下奮斗前進，邁上新境界，發展無止境！“一定要認清，中國最大的國情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什么是中國特色？這就是中國特色。”（習近平語）堅持黨領導的制度是中國“最大的特色”。是以學理化的社會主義理論研究本質上就是回答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如何來”“為什么”和“是什么”。

（一）

如果對通史路徑的研究內容進行簡單總結，則可以說社會主義文明規劃之所以離不開“物本位”，在于它是“人字訣”，——這就內在詮釋了當代社會主義的發生及與資本主義世界的文明共生和經濟發展同步乃至“政治思想共舞”；另外也不能忘記：資本主義永遠是“物字訣”文明規劃屬性，必然由物而起、因物而滅，——這也就是恩格斯道路所詮釋的“發展物質生產力”的歷史第一重要性。從而，必須將社會主義歷史建設和對資本主義的內在批判有機結合起來（相應將列寧－恩格斯道路、恩格斯－列寧道路的不同規定性予以統一）。依據這一總原理，如果說中國社會的古代進程不過是“國家有機構成領導土地有機構成”的一部生產－分配史，那么，它的現代進程基本可以看成由國家有機構成繼續領導“土地有機構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土地革命）以及“資本有機構成”（中國特色的民營經濟構成）的一部曲折的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折而進的生產－分配史。然則黨在百年的理論探索與歷史實踐中，在分配工作方面實際所堅持的原則最為突出顯著是兩條（以上可稱之工作方針意義的“兩條基本原則”，下文將分別進行詳述）：

第一，堅持以本位論（歷史）建構——以歷史工作本位指導分配實踐并相應進行理論建構；

第二，進而以本位論（馬克思主義本位論）領導本體論批判的理論實踐。

（二）

“只有確定了這幾點后才使我們有可能從方法論上利用客觀可能性這一范疇。這是因為首先要弄清楚，在一個特定的社會之中，從在生產過程中的某種特定的地位出發，這一社會的經濟總體一般地講可以被認識到什么程度……因此，階級意識——抽象地、形式地來看——同時也就是一種受階級制約的對人們自己的社會的、歷史的經濟地位的無意識。這一經濟狀況被既定為一種明確的結構關系，被既定為一種似乎控制著生活的全部對象的明確的形式關系。在這種情況下，‘虛假’‘假象’的含義就決不是武斷的，而恰恰是客觀經濟結構的思想反映。”【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110】故而在盧卡奇看來，“如果無產階級不想和資產階級一起，在趨向崩潰的資本主義危機中屈辱地和痛苦地死去，它就必須承擔這個任務，并且只能以這種有意識的方式去承擔這個任務。”【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419】換言之，“階級的觀點（同個人的觀點相反）在科學－方法上的優越性（規定）……明確了：只有階級才能在行動中沖破社會現實，并在這種現實的總體中把它加以改變。因此，從這種觀點作出的‘批判’是對總體的考察，從而是理論和實踐的辯證統一。”【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94~95】

該闡述由此恰當答復了一種疑惑及其必然性的出路選擇：“就在馬克思要規定什么是階級的時候，他的主要工作被中斷了，這對無產階級的理論和實踐來講都是一種災難。因此，后來的運動在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上，只能依靠各種各樣的解釋，依靠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偶爾發表的意見加以歸納，依靠獨立地研究和運用他們的方法。”【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102】

（三）

然則前一原則貴在堅持了“人字訣”文明規劃道路上的徹底的本體論歷史構筑體系的工作路線，概括起來就是三個不同時期“有內在銜接性”的路線和綱領的推進：

（1）百年黨史的“頭30年”（土地革命時期）——可謂中國共產黨直接組織領導經濟分配工作的時期，簡言之，這是“黨本位”初創與完備階段；

（2）百年黨史的“中間30年”（所謂“計劃經濟時代”）——黨通過計劃本位組織和領導經濟工作全局藉以安排分配形式的時期，這是“黨本位”與“馬克思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在中國成功結合的階段；

（3）百年黨史的“后40年”（堅持國家本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身份本位和財產本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內深度融合的進程最終羽化為“以國家本位領導市場經濟運行與發展”（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最新表述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顯然相較而言，這是“黨本位”繼續完善自我與走向歷史成熟階段。

無疑，“黨本位”在三個不同時期一以貫之，體現出盧卡奇這一觀點的正確性：“總體范疇的統治地位，是科學中的革命原則的支柱。”【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79】

猶如《資本論》的社會分配是圍繞財產本位的一種建構，如上指出體現出來的是“第二卷→第一卷→第三卷”的順序，即實際建構次序是分配I（資本本位）→分配II（資本的要素本位）→分配III（資本的財產本位）；在這里，資本本位和資產階級政黨的階級意識同樣是完全對應的。然則，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新規劃”并非就生產、分配、交換諸種再生產環節的工作關系進行膚淺表述意義的“新論述”，而委實是突出新時代社會主義階段上的分配本位問題（所謂“國家本位”的中心地位），以系統化和統一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分配工作的理論和實踐；進一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是聚焦在“體用”上了，而孵化出社會主義“分配I規定”（以國家有機構成——實質是基于國家系統的分配本位）→“分配II規定”（基于國家技術構成形成發展路徑的分配本位——實質是基于生產的分配規定）→“分配III規定”（基于國家價值構成形成發展路徑的分配本位——實質是基于交換的分配規定）這樣的理路，用以統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各項治理工作，可謂立足“勞動歷史過程”面向現代化的一次分配制度的“積極調整”。

總之，從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到新時代社會主義是一脈相承和繼承發展的工作關系，內涵是越來越突出了“以生產方式引領分配方式”，而最終生成“黨工作本位→計劃本位→國家治理本位”為經和“國家（治理）本位→社會主義（治理）本位→市場（治理）本位”為緯的系統化的中國特色分配理論和實踐思想。

（四）

與之契合然工作側重點不同，后一原則是“批判與建構”并舉。眾所周知，由于依循《資本論》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包括思想宣傳）堅持了“客觀本位的財產理論”（所謂客觀價值論）的建構理路，迫使資產階級教科書必須持續地全盤“主觀仿真”，無論是主體演繹路線的“邊際效用論”（包括邊際消費傾向、邊際替代率、勞動和資本的邊際技術替代率、邊際成本、邊際收益、邊際生產力、要素的邊際產品價值及消費者和生產者的供給需求曲線等工具的使用），還是客體歸納路線的“生產要素論”（包括生產函數、成本函數、收入函數、利潤函數、消費函數、投資函數甚至利息函數及要素供給需求曲線等工具的使用），如上指出，均是嚴格仿真意義的主觀價值論。

【注1：這當然是利用了現代數學的最新進展上的成果。數學工具可謂“最純粹的主觀”。數學工具和自然客觀對象之所以能夠實現主客觀統一，在于自然科學的物質本位性。資本社會與之不同，但物的外觀絲毫不會改變“人本位”實質，財產蘊涵身份以及從分配出發的主體利益關系表現使得“人的關系”相比“物的關系”以顛倒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是財產經濟分配的一個極為獨特的工作特征。盡管如此，西方經濟學的這種結合之所以最終得不到支持并難以獲得徹底成功，就在于它所面對的社會歸根結底是“人的社會”，“人本位”是始源性的規定，也是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人的異化性質的解除首先將要從“財產的神秘性”破除開始?！?/span>

【注2：邊際是對“個體（個人）”的工作仿真，故曰“主體之主觀工具”。在各種“邊際”里，效用函數是個例外，盡管一直伴隨效用價值論的左右，但實際所起到的理論作用卻很難說?！?/span>

【注3：函數（物的關系）說到底是對“關系（人的關系）”的工作仿真，故曰“客體之主觀工具”。在各種西方經濟學自制的“函數”里，盡管執行資本觀念上的耗費標準，成本函數算是最接近“經濟對象”的，蓋因其具有管理會計的知識基礎。盡管如此，它的地位也是附屬的，畢竟就主觀工具論而言，“主體之主觀”乃是最接近數學工具的，而可直接隸屬于“人造的客觀對象”——理性假設（虛假的邏輯本體論）。這就產生了短期成本和長期成本之函數性質不一致的現象，就猶如經濟學體系的不統一，又使人覺得這根本是對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一個工作反串，使它們好像原本就是“兩種經濟學”?！?/span>

主觀價值論和客觀價值論具有同一對象，故而資產階級價值論最終統一以“均衡價格論”（以邊際主義為基礎的供求函數方程組），一味地采用供求工具——分析和綜合現象中的“價格真實”（以價格全面仿真價值），最終暴露其“刪除價值（范疇）”的理論決心。總體而言，這是“物本位”工作范圍內的理論路線斗爭，由于共有相同的財產歷史本位，客觀本位和主觀本位得以分立。

【注：這說明西方經濟學并非沒有“本位論”，只是使之隸屬于邏輯，作為“第二性系統”工作組成。具體而言，是在本體論下設置主觀本位（成就主觀本位的財產理論觀），以對抗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的“客觀本位論”；蓋因資本是在身份規定上越來越“社會客觀化”，在財產方面卻越來越“社會主觀化”了，這強化了每一位生產勞動者的階級斗爭意識。這又迫使其在主觀價值論體系下分別設置主體和客體的邏輯本體，以仿真版主客體關系的“奇妙對言”，努力把對象世界仿得很逼真，制造所謂邏輯本相——“本體”“假相”的有機統一！】

但同時基于“邏輯本體論”的斗爭使得它們彼此難以調和，這種分庭抗禮的工作局面用簡潔的語言概括即“你中無我，我中無你”，是為水火不相容之理論并存狀況。社會主義必須“火中取栗”，在批判中從事建設，并承擔起對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進行“具體闡釋”（特別置身于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比較的視域）的歷史任務，從而，它的理論建構充滿了“變數”，毋寧說，根本是以“實踐態”（歷史辯證法）作為理論工作的基本對象。

（五）

具體說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第一時期”（百年黨史頭30年），黨的工作方針總的來講是變“土地本位”為“黨本位”，從嚴格意義上說，是促成土地身份本位向黨經濟工作本位的歷史性偉大轉變。國家一般（總身份）規定的形成總是伴隨著階級關系成長的財產制度具體生成的過程，所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質性區別是經濟內容。“新與舊，按照傳統的解釋，是體現資產階級掌握領導權和無產階級掌握領導權的不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核心內容，是需要組織民眾建立相對于舊統治階級的政治優勢和輿論優勢，完成領導權的非自愿轉移過程。”于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后，一個巨大的變化是建立了共產黨和農民的相互認同和支持關系。在這個關系建立起來以后，歷史發生了一場根本性的質變，共產黨消滅了土匪，實現了真正的國內和平，由此再造了新型的政治關系，共產黨自身獲得了農民群眾支持下的高度執行力，延續數千年的安全憂慮就此成為過去式。”【張志強，李放春，潘維，等.人民共和國的文明內涵[J].開放時代，2018，（1）：33-89.】

所謂“毛式生產政體（單位制）的形成”，這種生產政治就在于“身份規定性”。共同體生產的要義是人和土地的結合。它的合約形成關系如上指出首先是“身份合約”的發生，并且在官僚治理系統中，土地身份大于人的身份，甚至可以說土地的身份遠遠壓倒了人本身。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之登上歷史舞臺，其領導權始具歷史根據，不外乎是作為“手段范疇”，為了去實現“人的身份（規定）”對于土地（同樣作為“身份規定”）的占領，從而相對人本身而言，乃是重新奪回屬于自己的領導權——人的身份開始逐漸大于土地的身份——的過程（所謂“斗地主”）。是以這里：既不是資產階級革命意義的人和它的客觀生產條件——土地——之間的分離關系的社會達成，也不是主體人將“土地”作為單純的財產形式同自身結合，一句話，人的身份將在歷史上第一次壓倒土地（身份）規定。

【注：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到1931年，其業已形成了成熟定型的土地革命路線?！?/span>

黨本位置換歷史上的土地本位之工作艱巨可想而知，必由的途徑是生產組織起來，并通過斗爭的形式實現。須知中國幾千年土地社會的系統牢固性，它業已形成的土地構成的要素形態和身份形態即便在土地構成系統面臨全面崩潰的情勢下依然可以實現局部系統和地方社會的“自組織”。對于這種自組織力的“瓦解”不能通過暴力，必須循其再生規律，在解構中實現新組織和秩序再構。要知道，“土改的時候特別強調的一件事，就是要求組織農民通過自己的斗爭來實現分田，反對和平土改。共產黨派出工作隊只是起引導作用、組織和培訓農民積極分子隊伍形成農會，由農會來劃定成分、沒收財產并分配。”然則，“是否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實現社會變革，是中國共產黨與蘇東國家的一大區別。”又之，“毛澤東1959年閱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學經濟學教科書時，才發現這個不同，蘇東國家是政府沒收土地分配給農民。毛澤東對此有兩個評價：一是恩賜分田沒有經過斗爭，二是右傾觀點，不抓住這么好的有利時機進行新民主主義政治建設。中共與蘇共的不同政見，主要的源頭就在這里。”[29]人的工作本位在于群眾組織與有效的政治動員，這個過程無疑是歷史遺產的一種繼承與創造性轉化；在土地革命中它以民主的形式確保“黨本位”戰勝“封建本位”，并有效排擠了資產階級的“財產本位”。它的核心內容是貫徹“農民的身份本位”。據此，毛澤東認為“土地分配不能搞絕對平均”，并把“聯合中農”提高到戰略的高度，又以落實“聯合中農政策”為中心，全面制定和實施解放戰爭歷史條件下的新民主主義土地革命路線。這自然是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壟斷資本歸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內在一致的。蓋因毛澤東深刻認識到，“關于農民階級，‘在中國土地制度改革以前，貧農占農民的大多數，在中國土地制度改革徹底完成以后，中農占農民的大多數’；他以‘農民以外的獨立勞動者’的概念來涵蓋手工業勞動者、自由職業者和小商販，認為‘無產階級、農民、獨立勞動者，以及一切受人剝削的人們，共占全國人口約90%’，‘他們是中華民族的主體，是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然則，毛澤東強調：“共產黨要領導中農，必須率領中農和自己一道向封建階級作堅決的斗爭，并取得勝利……如果沒有堅決的斗爭，或雖有動作而沒有勝利，中農就會動搖。再則，必須以地主土地財產的一部分分配給中農中的較困難者，對于富裕中農則不要損害其利益。在農會中和區鄉政府中，必須吸收中農積極分子參加工作，并須在數量上做適當規定……不要訂錯中農的成分，對中農的土地稅和戰爭勤務要公道。同時，還要給中農以政治教育。如果沒有這些，我們就要喪失中農的擁護。”這就充分肯定了，“中農是這一歷史變革完成后中國農村的主體，同時是占整個經濟總產值90%的個體經濟的主要創造者。”歸根結底，“毛澤東既反對農業社會主義（低水平上的絕對平均）對社會生產力的反動和破壞，又不否認并鼓勵土改后的農民發家致富成為新富農，并在新民主主義框架內的存在與繼續發展，但他同時強調農業的未來必須是社會化。”【蔣建農.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新發展——關于1947年土改糾“左”歷史的考察[J].廣東社會科學，2020，（2）：105-120.】

（六）

因而“第二時期”（百年黨史中間30年）必然以“第一時期”（國家有機構成在規定性上的先行存在）為發生前提；其在理論上是國家技術構成全面形成和發展的時期，在實踐上則是黨本位落實為“計劃工作本位”之歷史時期。這一時期在分配上的重要特征是“勞動關系平等論”。迄今為止，經濟學有四類：人的經濟學（I）、物的經濟學（II）、身份經濟學（III）和財產經濟學（IV）。從理論上看，國家構成要素形態在發生機理上全部涉及它們，工作順序是：IV（社會主義改造和國家財產形成）→II→III（“全民”工作概念形成）→I；這是在國家的名義下直接“重建共同體”的一種努力，于是，“人的經濟學”反而是工作產物形式。從實踐上看，國家技術構成本身就是偉大的“全民的創造”，它所蘊涵的所有制的實質規定即“全民所有制”，將“身份本位”直接推向了“全民本位”。然則計劃本位可以說是以特殊的方式結合了上述四者，實現了“類別的共屬”，如對國家、集體與勞動者個人三者利益的統籌兼顧與適當安排的注重，對“農民勞動（產品）所有權”的肯定與正確引導等；盡管它以巨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熱情啟動了“以物為本的生產力”（國家技術構成之“物的經濟學”），但立足的本位依然是“人的經濟學”。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它將計劃提升為“絕對的所有制形式（工作本位）”，從而試圖將“身份本位的生產關系”連同“財產本位的生產關系”一起作為革命和建設所掃除的對象。在這當中，所難以避免的是對“人本位的生產關系”歷史建設的任務的困難嚴峻性和認識復雜程度估計不足。

【注：一個突出的特征是以唯一的計劃形式安排A 和Pm的結合（在生產本位上）乃至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結合（在分配本位上）。盡管如此，由于消費資料是個物質概念，而生活資料根本是物質內涵和人文內涵的高度性統一，因此，單單靠計劃配置亦是難以奏效的?！?/span>

據以上分析可知，（1）人本位的生產力→物本位的生產力→身份本位的生產關系→以物為本的生產關系，以及（2）財產本位的生產關系→人本位的生產關系→以物為本的生產力→以人為本的生產力，是兩個彼此接續連貫的歷史進程，具有歷史演變“自然史”的意義；換言之，（1）和（2）的歷史立體共生關系——它們的并存、交叉和有機嵌入對方的發展行程——正是自然歷史過程所呈現出來的“特有空間概貌”。由于直接繞過了“歷史上的物本位的生產力”形態，使得“以物為本的生產力”有可能完全脫離財產本位，而導致在追求“一大二公”的過程中，將勞動關系平等原則墮落為“直接的勞動平等論”——工資或收入均等。這里需要回顧一下歷史上的各種勞動本位形式尤其是“工資勞動本位”。

首先是“身份蘊涵財產”的封建工匠勞動（封建單位制如師徒制和手工作坊的家勞動），這是匠人工資勞動的本位形式；

其次是“雇傭勞動”（勞動力商品形式），這是工資勞動的市民形式本位；

再就是這里所謂的“平等勞動”（全民勞動形式），顯然，這是社會主義計劃時代的勞動的平等本位形式。

經過對比可以發現，工資勞動本身就是一種“所有制形式”，并且作為了“兩重本位”結合體：它們亦身份亦財產，體現出關系發生上的兩重性。拿工資勞動的身份匠人的本位規定來說，在它內部發生的“身份”與“財產形式”矛盾規定其實是“家（單位）勞動”主體身份與“土地身份國家合約”的系統矛盾的一個投射結果。全民勞動關系也不例外。所謂勞動關系平等，它的范疇是“平等勞動”，但是“平等”只意味著全民關系意義的“絕對的身份平等”，在這個工作范圍內，決沒有消除生活資料占有上的“相對的不平等（關系）”。而相反，所謂“直接的勞動平等”，往往指絕對的財產平等，以及將之不可避免地引申到與絕對的身份平等的相等同上了。所謂：“平等勞動的歷史特殊性需要有當代生產力的歷史特殊性來說明。一方面，平等勞動揚棄雇傭勞動的階級對立性質，形成勞動者階級內部以勞動為尺度的平等關系……另一方面，平等勞動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還不能強行突進到共產主義的自由勞動，是因為當代生產力還不夠發達，物質財富沒有充分涌流，因此，勞動時間具有明顯的稀缺性；職業專門化的分工、直接生產過程中勞動者對于機器系統的從屬地位，導致勞動者個人不愿意超出滿足個人消費的必要勞動時間為社會提供剩余勞動。因此，社會財富還需要以勞動時間為尺度，社會還必須利用‘你干活，我給錢’，‘我給錢，你干活’的法權意志，來強制勞動者為社會提供更多剩余勞動。平等勞動的存在是由社會生產力決定的，無論是它的形成，還是它的突破（揚棄），都不能單純依靠革命者的勇氣和信念。”【榮兆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綱要——以平等勞動及其生產力為主線[J].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2017，（4）：16-45.】

換言之，“平等勞動”終究還是一個具有內在客觀矛盾規定的統一體。毋庸置疑，上述勞動形式的若干歷史范疇顯露了“分配性矛盾規定”：發生在工資勞動本位形式的“家本位”和社會主導生產方式的所有制形式“土地本位”（身份國家）之間的矛盾，以及按照此項意義的“市民（財產）形式本位”和“資本本位”（財產國家）之間的矛盾乃至“平等本位”和“全民本位”之間的矛盾，等等。故而言之，所謂分配理論，不過是“所有制形式的本位論”上的一個具體系統的歷史考察。

又之，如果說自由聯合體是真正意義的勞動本位論，那么，《資本論》和全民所有制的勞動研究僅僅是恰當地建立起“工資研究的歷史本位論”；然則有了“客觀工資（規定）”的理論實踐：客觀工資理論為各色各樣的主觀工資理論“立法”，建立批判標準，從而徹底將“勞者”與“非勞者”在規定性上區分開來。就全民所有制的“計劃時代”而論，勞者和非勞者之間沒有模糊地帶，勞者占有生活資料，非勞者或占有“身份價值”，但與財產形式無關，又可說干部與群眾的身份差別在財產上是“無感的”。同樣，《資本論》對工資勞動的考察也僅限于雇傭勞動者的生活財產，對非勞者的一般性財產收入不予考察，蓋因它們本質上不構成“工資形式（范疇）”。這一客觀理論標準和實踐在于聲明：任何工資勞動的本位形式說到底都是從屬性質的，本質上屬于那個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生產方式的一個側面、一個矛盾單元，于是，盡管它是物質財富和社會財富的實際創造者、提供者，但終究處于“不平等關系”狀況。是以“平等”委實作為歷史范疇，可以說是個隸屬概念——隸屬于歷史生產方式，但也并不是說平等遙遙無期，從它由多方面規定結合而成的組成內容的系統性而言，“平等（規定）”恰恰從“分配理論”起航。這是“以勞動為尺度的平等觀”歷史的漸行漸近的建立行程，即在這里，“勞動異化關系論”和“勞動關系平等論”仍然是“復調的合唱”?！顿Y本論》描繪了工資形式和剩余價值形式的對立狀況，全民所有制試圖歷史性地改寫這一腳本，試圖消滅無償占有意義的“剝削”，從而啟發了一種“新型的分配本位”。

（七）

任何平等都是基于“本位”的平等，任何分配也都是某種本位形式的分配。藉由這個判斷，我們最后來到“第三時期”（百年黨史后40年），歷史上曾有過的“土地（本位）平等論”“資本（本位）平等論”于這里不期而遇，并得到兩種嶄新意義的“生產力發展規定”：一是“以人為本的生產力”，通過對土地構成要素形態進行歷史系統更新而得到；二是“以物為本的生產力”，通過對資本構成要素形態（系統）進行歷史更新而得到。社會主義國家技術構成同時承載這兩重歷史任務，并且后一重任務顯得更為迫切，原因在于：第一，生產力的物本位在中國舊有的系統中從未扎牢根基和形成體系；第二，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歷史發展方向乃是“以物為本的生產力→以人為本的生產力”，物質力量必須得到更加優先的普遍能力意義的成長——所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然則特殊的工業化方式及“趕超”戰略決定了特殊的東方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體制，同時生成了“特殊的國家價值構成形態”。

【注：國家價值是由全民本位主導的多個本位的復合體規定。隨著社會主義身份和財產關系的普遍性融合進程的不斷深入，“小康社會”逐漸成為國家構成的一個構造，它代表了全民本位內涵演繹的動態性特征（如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新時代社會主義）；作為“均富意義的國家生活價值構成”，小康的事的工作本位即“高質量發展”，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和體現，也是新時代社會主義分配方式體現“以人為本”的工作范疇。然則，國家價值構成本身是“身份價值”與“財產價值”的統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則意味著由物本身主導生產的發展時代已經即將走完全部歷史行程；一句話，“物本位”階段已告結束，“人本位”階段業已登場，唯GDP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小康社會藉由“人本位”的名片而得到廣泛性的社會認同，它的范疇是人，從而堅定了對社會主義本位目標即共同富裕的實現信心，提供了思想武器?！?/span>

“在市場經濟三大要素市場的建設中，國家始終是主導者。資本市場的建立，土地市場的建立，特別是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國家作用不僅是加速器，而且是發動機。”【榮兆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綱要——以平等勞動及其生產力為主線[J].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2017，（4）：16-45.】

這使我們得以建立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國家構成的財產形態，相應采取與之契合的符合中國當下國情的分配方式。概括而言，國家本位在這一時期的突出性就體現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新規劃：（1）新時代社會主義主人翁經濟——“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2）為重建個人所有制宏基的“有折”“有扣”——“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3）制度、體制、機制三合一——以國者為本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項內容的中心語義是“主一兼多”，很顯然進行了特別的知識生產定制。承續資本主義時代的大工業發展，生產社會化強化了社會主義的國家治理邏輯。如上指出，其當然不是什么“本體論的推導結果”，目的是經由社會主義國家這一“所有制范疇”，加強黨在新時期對分配工作的領導，發揮和彰顯國家治理體系及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效能。

（八）

如果說“第一時期”是本位論（歷史工作本位）和本體論（資產階級教科書邏輯）的歷史初遇，“第三時期”可以說是它們的再次時空相遇。在第一時期，正是由于不是從西方舶來的“本本”出發，毛澤東創造性地走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之路，土地本位的合理內核被以“歷史遺產”的形式很好地繼承和揚棄。“活的教科書”靠邏輯本體論的演繹機巧是根本辦不到的。這一時期實際是“政黨－國家體制”的初成：這也是歷史選擇的結果，土地本位的身份國家在遭遇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時顯得笨拙和愚頑，1919 年以前的中國在國家治理上是遇到了大問題——王朝政府不具備適應新時代的治國能力。是以在1938年，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重大命題。須知中國體用之“體”，是本位，而不是本體之意義。“繼承遺產，轉過來就變成方法”，其實就是古為今用意義的創造性轉化，工作本位的“鳳凰涅槃”因應了大國治國能力的迫切現實需要。橫亙在兩個時期之間的是“黨的歷史本位論”。黨的氣概是什么，是“無”！黨在生成，黨不是抽象的，是具體的；黨不是思維形式，是行動本身，是科學意識和群眾革命行動的統一體。在所有本位中，計劃本位是最接近人本位的歷史實現，蓋因“‘自由王國’‘人類史前史’的結束恰恰意味著，人與人的具體關系，即物化開始把它的力量交還給人”?？墒?，“這一過程越是接近它的目標，無產階級關于自己的歷史使命的意識，即它的階級意識的作用也就越重要；階級意識也就必然越強烈地、越直接地決定著它的每一次行動。因為驅動力的盲目力量只要它的目標，即自我揚棄還沒有近到可以達到的地步時就會‘自動地’趨向這一目標。”“這樣一來，也就決定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具有不同于別的階級的階級意識的特殊功能。”亦即，“如果不廢除階級社會，無產階級作為階級就不可能解放自己。”【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133~134】

計劃本位是對官僚本位的直接否定（在“矯枉過正”意義上）。蓋因“官文化生成于中國，作用于中國，對它的批判，也應當來自中國，來自中國社會矛盾演化所形成的與官文化代表的社會勢力相對立的變革勢力，而這勢力的階級意識所概括的文化，就是勞動社會主義的文化”。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任務乃是內含了“財產過渡”的總體歷史規定，或者說，社會主義合約關系突出了“身份本位”與“財產本位”的工作合一性（身份和財產相互蘊涵），從而和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歷史任務必須連貫起來并內在結合；更進一步也即是說，“能夠批判并克服官文化的，惟有現代中國勞動者的勞動社會主義。這是世界性的一般勞動社會主義的一部分。”【劉永佶.勞動社會主義[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3：206-207.】

“第二時期”是歷史的產物，是革命意志的一種行動張揚，是共產黨人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奏響的時代凱歌，它大大鞏固和強化了“政黨－國家體制”，——這是對它的科學定位。它使得“人本位”和“物本位”基于社會主義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內在特性統一起來，主客體在勞動中彼此“認識”對方，嚴格禁止了非勞者的特權，以極大的革命熱情投入全民建設行動并掃除西方傳統“主客二分”的階級分工觀念。可以說，這是對以人為本和以物為本的生產力的第一次全民意義的“科普”，黨通過教育行動，使人民群眾和廣大干部認識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就不像以前的階級那樣是階級的社會給定存在的直接實現，而是像青年馬克思早已認識到并已強調指出的那樣是它的自我揚棄。”同時也必須注意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原則被歷史賦予了自覺地改造社會的任務，因此，在它的階級意識中就必然會出現直接利益和最終目標、個別因素和整體的辯證矛盾。”【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135~136】

（九）

矛盾的生成和矛盾的外化過程的統一，構成黨領導經濟建設的行動辯證法，決定了新中國70年航程的基本走向。這同樣是“資產階級本體論教科書”所無力解釋的。蓋因這種本體論缺少范疇，充滿了理論虛假，“馬克思用對經濟學的歷史批判，和把社會經濟生活的全部物化了的對象溶化為人的關系來批判這種觀點。”【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106】

蓋因它深刻地背離了這一原則：“馬克思主義本體論必須本著馬克思的預言性的綱領的精神，堅持把歷史性當作每一種存在認識的基礎……只有這樣，‘自然辯證法’才不會再顯得是把自然和社會一律等同化（這種等同化常常以不同的方式歪曲這兩種存在），而是表現為用范疇加以把握的社會存在的史前史。”【盧卡奇.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社會存在本體論引論[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 172~173】

本位論不過是“歷史本身”的工作學名，與之對應的本體論不過是“邏輯本身”的工作學名，然則，二者的內部批判關系以及認識上的辯證統一極大深化了人們對“第一性規定（系統）”和“第二性規定（系統）”工作關系的了解。有了本位論和本體論這種工作統一，也才有了對各種個別存在領域之間“深刻的差別”的認知，并確定每一存在的可以證明的最終統一。這就是歷史本身“第一性”、事物和邏輯本身“第二性”的認知法則，它決定了分析和綜合的統一、抽象和具體的統一以及歸納和演繹的統一，并最終貫徹了“內容第一性、形式第二性”。

就“矛盾的外化”而論，全民本位內部的“身份”和“財產”的矛盾將普遍化為“社會主義國家身份勞動”與它所匹配的財產結構的不相適應的矛盾，并普遍化為“社會主義特殊規定的工資勞動”與多重規定的財產所有制形式的矛盾以及“身份合約”本身與市場本位的“財產合約”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規定集中起來即是“勞動的社會主義本位”同“國家本位”之間的矛盾性，它總攬了社會主義本位、國家本位和市場本位，總攬了歷史本位論和邏輯本體論的統一，總攬了勞動和勞動形式、生產和生產形式、價值和價值形式以及身份和身份形式。顯然對于分配的探究，不過是本位論（規定）全部展示的“歷史自我”，如工資勞動本位。這是依據“對象思維學”所作的規定，由此所謂“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結合”的說法是不準確的。準確的說法應當是：在真正的勞動本位規定（自主勞動和聯合勞動）尚不能全方位自我展開的歷史前提下，必須堅持按“勞”分配這個大原則毫不動搖，通過黨的意志和國家形式，使各種按要素分配形式具有內在的社會主義規定性。

【注：實踐層面的規定已經啟航了：企業本位論不過是“自主勞動”的組織載體；相對而言，人民本位論則不過是“聯合勞動”的社會平臺。然則在知識、信息、網絡技術革命日新月異的情勢下，勞動構成之技術形式（勞動技術構成）已然奠立自我發展的基礎，這是重建個人所有制決定性的“歷史的一步”?！?/span>

一言以蔽之，就是“按勞分配（方式）有效領導多種分配方式并與按要素分配結合”，如此方能真正“把按勞分配（大原則）和按生產要素分配（市場經濟實踐）結合起來”。“主一兼多”話語表達方式（本位論意義的“主體－輔體”）確實是因應時代要求的一項“特別化知識定制”。它就像一根思想紅線貫串了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和新時代社會主義，使之相輔相成，豐富發展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以有兩重意義值得汲取：

（1）它弘揚“以物為本的生產力”（生產力的物質文明本體）；這一側的工作本位是激發“已化成社會的人”的物質行動，“也就是說，隨著‘天人合一’的人的‘復歸’和‘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也將‘復歸’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盧根源.《易經》視域中的“天人合一”與學以成人——兼論“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學派”以“國學為根”[J].海派經濟學，2020，（1）：44-75.】

（2）它弘揚“以人為本的生產力”——對應前者，可稱為勞動過程文明規劃意義的“生產力（發展）本體”；在這一側，工作聚焦于“各種關系會歸于人本身”，以激發和拱衛人的普遍能力（發展）為本位，從而需要在更高層級上理解“天人合一”，即“由于黨把自己所擁有的真理深播到自發的群眾運動中，由于它把這種真理從其產生的經濟必然性提高為自由的自覺行動，這樣，它就把激烈革命情況下自己要求的性質變為發生作用的現實”。【盧卡奇.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社會存在本體論引論[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 98】

這是一種典型的“結構－發生”模式。于是必須注意到，“對歷史的一個方面的描述同對歷史作為一個統一過程的描述之間的對立，不是像斷代史同通史（材料本身）之間的區別那樣只是范圍大小問題，而是方法的對立、觀點的對立。”【盧卡奇.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社會存在本體論引論[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 62】

按勞分配是連通原始共同體和重建個人所有制行動的“普照之光”，必須藉由這一工作模式，使這個原則生根發芽、茁壯成長，從中錨定中國特色的階級學術語，探求其中的分配意蘊。“然則對于重建的科學抽象法規定來說，亟待于‘批判的邏輯學’方面取得明顯進展，以更好拒絕非批判的實證主義，并實現對‘解釋學’的徹底工作走出。”【許光偉.反思科學抽象法：解構與重建——《導言》和《資本論》商品章結構形成機理及機制轉換研究[J].海派經濟學，2020，（1）：151-171.】

（十）

社會主義歷史之帆伴隨著“分配行動”而前行，生產關系、分配關系作用中介的現實尋求與創造性解決依靠的仍然是實踐的力量；分配本位論僅作為理論建構的依憑，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使“分配”重回經濟分析中心，但沒有返歸“歷史”這一經濟學議題中心。【托馬斯·皮凱蒂. 21世紀資本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資產階級主流的分配理論肆意放任技術工具濫觴。探究以人（身份）為范疇的階級經濟學規定，則方興未艾！它從主體批判一側彌補并深刻克服了以解釋學為指導的“資產階級物的經濟學”的缺陷和不足。“辯證的總體觀之所以極其重要，就表現在這里。”使我們認識到，“無論是研究一個時代或是研究一個專門學科，都無法避免對歷史過程的統一理解問題……（反面的情況）西斯蒙第對危機問題的態度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他了解生產和分配過程中的固有傾向。但是他最后失敗了，因為他雖然尖銳地批判資本主義，但是仍然囿于資本主義的客觀形式，也就必然把生產和分配看作兩個相互獨立的過程，‘看不到分配關系只不過是生產關系的另一種表現’。這樣，他就遭到了蒲魯東的假辯證法所遭到的同樣命運；‘他把社會的各個環節變成了同等數量的獨立社會’。”【盧卡奇.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社會存在本體論引論[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 62~63】

中國學人向來不缺乏自信，缺乏的是站立時代潮頭“歷史回看”之理論建構勇氣。是以回歸理論科學的歷史研究之路，首要在于堅持范疇生產概念的馬克思主義認識原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分配理論必須能夠發揮本土路徑的“理論自信”：通過通史路徑和意義的資料耙梳與深入細致的內在規律探究，按勞分配實際是社會主義通史意義的總體規定和“工作總范疇”，——例如，它將按資分配看成它的異化形態，把中國系統的分配看成它的一個“身份版”（人的有機構成畢竟是最初形態的“勞動有機構成”，或者說是其“文化版”）；這一路徑實質性地支持了勞動平等導向的勞動合約生成關系，實現對分配的歷史關系上各個環節的動態辯證聯系的統一性考察，充分注意到并安排“各種分配歷史范疇”的現實對應關系。不過，這也僅僅提供的是思路，答案是沒有的，更不會有“公式化的東西”可供搜尋。這一歷史知識的尋求進程固然是無遮攔的“永遠在路上”，然而對各種分配概念的類集進行了有效“歸類”，甄別“體”和“用”，實現了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的“有機對接”。我們真誠希望這一科學解說原則有助于解決基于“問題導向”對中國道路通往何方的疑惑，并能夠將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體范疇真正落實到黨的工作本位中來，使黨成為分配經濟學的一個內在不可回避的成分，引領此理論研究工作逐步邁上規范化的體系建構之路，走向新境界。

【注】本文選自許光偉《國家、所有制與勞動合約形成——中國共產黨分配理論、實踐工作本位考》，原刊于《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第5-26頁

【原文提要】分配關系具有若干歷史工作本位，包括人本位、物本位、身份本位、財產本位以及國家本位、資本本位等性狀各不相同的唯物史觀及所有制范疇。統轄這些本位規定的絕不是任何的文本和理論流派，乃是“勞動過程→生產方式”歷史過程。中國共產黨“百年黨史”深化了對這一議題的規律性探索。由此引出“國家合約”的發生及其向社會主義合約轉化的歷史探究。這是一理論命題，也是一實踐命題，然則“姓資”“姓社”的理論邏輯錨定于茲。黨的分配辯證法實際是對“列寧－恩格斯道路”和“恩格斯－列寧道路”成長規定的高度性統一。它分成內在聯系和歷史演進的三個時期：（1）百年黨史的“頭30年”，土地本位歷史讓位于“黨工作本位”，這是黨分配本位的初構；（2）百年黨史的“中間30年”，黨本位藉以實現自己經濟主張的工作形式是“計劃”，由此產生和奠立“中國道路的按勞分配（本位）”，這同時也是黨（分配）本位的鞏固成型；（3）百年黨史的“后40年”，藉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式之偉大載體，黨本位落實為“國家（治理）本位”，在分配形式上的思考邏輯即是基于國家工作本位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市場治理”。基于此，國家、所有制及其勞動合約的形成機理關系，可以認定是一種實踐化的具有中國特色工作背景元素的“結構－發生”模式。這一模式的可貴之處在于堅持“范疇生產概念”的馬克思主義認識原則，在于體系建構意義的“問題導向”，在于對唯物辯證法原理和范疇的歷史定位、實踐定位以及工作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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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qks.hbue.edu.cn/_upload/article/files/ad/ee/32cb04a14f0b989357079a79ede0/885301f0-5382-4f6c-964c-410277193210.pdf

（作者系江西財經大學教授、博導，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院研究員，研究領域為《資本論》與中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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