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4日,末代皇帝溥儀得到了新中國的特赦。
對于溥儀出獄后的生活,周總理表現出了極大的關心。
溥儀即是封建王朝最后一個皇帝,同時也是一個被封建制度戕害的人,因此,周總理希望溥儀能夠珍惜機會,重獲新生。
重入社會
1960年除夕的前一天,周總理提出,自己要和溥儀吃一頓飯,這讓溥儀受寵若驚。
見面之后,溥儀有些緊張,因為他深知自己過去犯過很多錯誤,但是,周總理并未責怪他,反而熱情的和他坐下,聊起了家常。
周總理關心起了溥儀的個人問題,此時溥儀已經一把年紀,但卻孤身一人。
溥儀少年時代結過婚,迎娶的是末代皇后婉容,一同進宮的還有被封妃的文繡。
但是,婉容和溥儀成了怨偶,最后更是以婉容精神失常告終。
而文繡早早認清現實,離開紫禁城不久,文繡便毅然決然提出離婚,一時之間震驚全國。
客觀而言,當時的溥儀不能被稱之為一個好丈夫,婚姻的一團亂麻,他得負主要責任。
但是,此一時彼一時,經過多年的風霜,溥儀已經不再是那個自我為中心的末代皇帝了。
此刻的溥儀,比任何人都希望盡早融入新中國的環境,脫胎換骨。
所以,周總理希望溥儀能遇到一個合適的人,組建家庭,另外還要有一份養家糊口的工作,真正的找尋到自己的價值。
問題是,對溥儀而言,找到適合他的工作還真不容易,因為這位末代皇帝所掌握的技能十分有限。
他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就是當皇帝,然而偏偏是個傀儡皇帝,他還沒反應過來,清王朝就滅亡了。
接下來的大半輩子,他成了封建王朝留下來的一個不合時宜的棋子,被各方勢力利用來利用去,自己走了不少彎路。
如今回頭一看,他根本沒做過什么正經的工作,能照顧好自己就不容易了。
關于溥儀的狀態,戰犯管理所的同志也多次對上級反映過,他的自理能力極差,剛到管理所的時候,甚至連倒水都不利索,一副被伺候慣的模樣。
后來時間久了,他總算學會了自己收拾床鋪、洗臉梳頭,但仍未見得多熟練。
出獄之后,溥儀甚至不敢一個人出門,因為他摸不準回去的路,也不會坐公交車。
這是他長期和真實世界脫節的緣故,然而越是這樣,就越要有改變的決心。
因此周總理便問溥儀想做什么工作,如果不會,只當是從頭開始學習。
但溥儀還是十分茫然,周總理只好問他:“今天和你談談,你愿意在工業部門嗎?究竟哪一種更適宜?”
溥儀根本不知道工業部門要干什么,自然答不出來,周總理只能又問:“你喜歡化學還是物理?”
溥儀非常誠實地回答:“我什么也沒學過。”
這倒并不是溥儀謙虛,關于現代科學,這位紫禁城里走出來的皇帝一竅不通。而文科方面,他的水平也一般,小時候,他只淺淺讀過四書五經罷了。
溥儀對周總理總結說:
“這恰恰能說明封建時代的特點。我小的時候貪玩不念書,老師也不敢管,后來長大了,簡直就成了老師聽學生的話。學《四書》、《五經》時,只念不講,即使講了,也不往心里去。雖然我從6歲一直念到17歲,但念得不行。英文學了3年也忘了,簡單的話還能說。至于物理、化學,都沒學。”
這倒是讓周總理為難了,溥儀的動手能力不強,文化水準有待考量,還有一身的病,因此要給他安排一個他能力范圍內可以做,又不能影響他生活的工作。
新的開始
這時候有人給周總理出主意,讓溥儀到故宮去。故宮已經被改造成了博物館,如果末代皇帝回去當個管理員,豈不是兩全其美嗎?
溥儀一聽,覺得很不錯,這份工作清閑,而且故宮是他從小住到大的“家”。
但周總理思考了一會兒,否認了這個提議,他說:“這樣安排不妥,如果讓溥儀在故宮勞動,游人一定會包圍他,那讓他怎樣工作呢?這是顯而易見的嘛!”
周總理的擔憂不無道理,故宮本來人流量就極大,如果末代皇帝出現,只怕會成為人們最感興趣的“展覽品”,哪里還有工作的心情?
再說,溥儀好不容易獲得特赦,就該邁入新的階段,再進入故宮,哪怕是用工作的名義去,聽起來也很不像話。
得知自己不能去故宮,溥儀又提出一個想法,他想當個醫生。
他說:“希望當個醫生。原來在宮里,我就把醫科作為“業余愛好”了,讀過一些中醫書籍,聽過朱益藩師傅“進講”中醫、中藥理論,考察過無數種類的中藥或西藥,在撫順戰犯管理所也曾學過醫,并參與醫務室聽診、打針、量血壓、針灸等實踐,我感覺當醫生是有把握的。”
行醫的確是溥儀一直以來的愛好。但是,過去留給溥儀發揮的空間的確不多,誰會讓一個皇帝給自己治病?
但是,機會少并沒有磨滅溥儀對行醫治病的熱情,在戰犯管理所的那幾年,研究醫術成了他最大的消遣。
可周總理依舊不同意,雖說溥儀本人興致很高,可是,行醫和別的工作還不一樣,這是事關生死的大事,可不能讓溥儀鬧著玩。
如果溥儀真的被安排進醫院,他那業余醫術萬一鬧出人命官司,該怎么收場呢?
周總理說:“你讀了不少醫書,但是你不要給人家治病,治好了沒事,治壞了就會有閑言閑語,這樣不好。”
后來有不少人調侃,溥儀很懂“行業風向”,因為他當初選擇的兩個工作,故宮博物館管理員和醫生,如今都成了大熱門,不少人擠破腦袋只求一個崗位。
不過,由于溥儀特殊的身份經歷,這兩份熱門工作到底和他無緣。
但是,既然這兩個選項已經被排除,那溥儀還能去做些什么呢?
最后,還是周總理想到了辦法,他安排溥儀到北京植物園,當了一名花匠。
這份工作不累,能夠照顧溥儀的身體,另外,侍弄花草也符合溥儀本人的愛好,溥儀也有時間慢慢學習和融入。
就這樣,1960年2月18日,溥儀正式來到了北京植物園報到。
煥然一新
末代皇帝的到來,成了植物園里的大新聞。
畢竟,溥儀這個名字,植物園的同志們早就聽了幾百遍,但如今新聞里的人物成了自己身邊的同事,這感受真夠新鮮的。
不過,周總理一早交代了植物園,對待溥儀,要適當照顧。
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把溥儀當做末代皇帝看待,也不要把他看做一個罪大惡極的人,要用平常心來對待溥儀,只有這樣,溥儀才能真正的獲得新生。
溥儀到來的第一個月,因為他對花卉養殖的專業知識一竅不通,所以植物園只能安排他澆水和打掃衛生。
溥儀干起這些活計,有些笨手笨腳,過去他可沒有干過這種搞衛生的“粗活”!
但溥儀適應的很好,而且,隨著時間流逝,他的精神狀態也比過去積極多了。
當個普普通通的花匠,當然比不上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皇帝,但溥儀心里踏實,他總算能夠靠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了。
周總理得知溥儀的變化,心里很為溥儀高興,同時又叮囑植物園的同志,一次讓溥儀工作半天即可,要顧及他的身體狀況。
但是,溥儀的工作熱情非常高,每天都是一大早過來上班,而且對花卉種植技術展現出了濃厚的興趣。
他一邊干雜活,一邊跟著植物園里的老師傅學習各項專業技術。
雖然前半生溥儀并不精通什么花卉種植的技術,但是,他進步的很快,不出一個月,他就已經把花卉種植的各項訣竅背的滾瓜爛熟。
連老師傅也不得不稱贊,說這位末代皇帝是個聰明人,只要一用心,沒有什么能難得住他。
又過了一段時間,因為溥儀的進步速度飛快,所以,植物園決定讓他干更專業的工作。
就這樣,溥儀被安排到了繁殖溫室。
這下,溥儀的心中更有成就感,干起活來更賣力了,整個人的精神面貌更是煥然一新。
在北京植物園工作期間,溥儀就住在植物園的員工宿舍里。
最初有很多人覺得這不合適,溥儀過去的身份怎么說也是皇帝,他出獄之后,也是一直住在招待所里的。
但周總理認為,如果讓溥儀住在員工宿舍里,更有利于他融入新中國的環境,和同事們多交流,能讓他從過去的陰影里走出來。
于是,溥儀就這樣開始了自己的集體生活,北京植物園特意給溥儀安排了室友,負責教溥儀各項生活技能。
面對眼前的新生活,溥儀表現得熱情高漲,他什么都愿意學,什么工作都搶著做。
幾個月之后,溥儀培育出來的第一批花種也長大開花了,出獄這么長時間以來,溥儀頭一回如此開心。
他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來自新生活的溫暖,也終于徹底的與過去的皇帝身份告別了。
這個園丁的工作對溥儀來說意義非凡,因為,過去無論他到哪里,與什么人打交道,都始終沒有辦法割舍掉自己的皇帝身份。
遺老遺少們追捧著他,日本人利用著他,而他自己,也沉浸在舊日的光輝之中,不愿意醒來。
皇帝身份成為了溥儀身上最沉重的枷鎖,建國之后,對于身份的認知是溥儀面對的最嚴重的問題。
如果他還抱著皇帝的帽子不放,那么,他就永遠無法成為一個新中國的公民。
而溥儀當時的思想態度之所以如此扭曲,本質上還是因為他沒有找到人生的價值。而園丁這份工作,讓他終于發自內心感受到了,成為一個新社會的人,有多么的幸福。
這也是周總理煞費苦心,安排溥儀到北京植物園的目的。
重獲新生
在溥儀當園丁期間,周總理也為他想好了一份新工作,那就是前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擔任研究員,對于過去的歷史進行編寫。
溥儀是具備一定文字功底的,《我的前半生》這本書雖然是溥儀口述,但也能顯示出,溥儀并非自己當初總結的那樣一無是處,他用真心寫下的文字是很有感染力的。
所以,周總理不希望他的這份特長被埋沒。
另外,文史資料委員會里,絕大部分的工作人員都是從戰犯管理所出來的。
除了溥儀這個末代皇帝之外,還有杜聿明、沈醉這樣的國民黨元老。
杜聿明
這些人的經歷是相似的,他們都曾執迷不悟過,但最終也都被新中國所感化,而由他們去記錄過去的那段歷史,也算是人盡其才。
在文史資料研究會,溥儀交了不少朋友,和同事們相處的很愉快。
只是,人們在提到溥儀的時候,總還是會用“末代皇帝”四個字來介紹他,而溥儀并不喜歡這個頭銜。
于是,后來每次出席重要場合,溥儀都會搶先站起來,介紹說,自己是新中國的公民溥儀。
有一回,幾個同事與溥儀一起出門,正準備上公交車的時候,車里忽然下來一群人,見著溥儀,張口就稱呼萬歲,把大家都弄得一頭霧水。
后來一問才得知,這些人是旗人,作為滿清舊貴族,他們心里當然對溥儀這個皇上還有留戀。
可是,溥儀一聽到皇上這個稱呼,頓時怒氣沖沖,對著眼前對他跪拜的一眾人說:“解放都這么多年了,還來這一套!”
說罷,余怒未消的溥儀拂袖而去。
這種事情放在幾十年前的溥儀身上,絕對是不可想象的。
想當年,即便是已經淪為日本人的傀儡,溥儀還是會顧及皇帝的面子,必須要守著封建禮數,對于別人行的跪拜禮,他也是欣然笑納。而現在,情況卻完全不同了。
在此期間,溥儀還成功的與李淑賢喜結連理,成就了一段佳話。
李淑賢是醫院的一名護士,這個身份也恰恰彌補了溥儀當初沒能成為一個醫生的遺憾。
溥儀和李淑賢是經人介紹相親認識,溥儀對李淑賢幾乎是一見鐘情。
李淑賢之前的經歷坎坷,兩段婚姻都不順利,而溥儀成了李淑賢最終的歸宿。
結婚之后,溥儀和妻子搬進了小胡同,擁有了屬于自己的小院子,這個小院子雖然比不上氣勢恢宏的紫禁城,可對于溥儀來說,這里更有一個家的感覺。
在這個平凡的小院子里,末代皇帝溥儀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幾年。
臨終之際,他有妻子的陪伴,有無數朋友送別。
他以一個新中國公民的身份下葬,對溥儀而言,這是個足夠圓滿的結局。
當然,因為這個特殊的身份,即便他死去,關于他的種種傳說,依然能引起人們強烈的興趣。
作為清王朝的最后一個皇帝,溥儀無疑是幸運的,他沒有像其他的亡國皇帝一樣,落得身首異處的下場,反而得到了重生的機會。
而溥儀能夠把握這個機會,也是值得贊許的。
并不是每個人都能輕易地從皇帝的光環之中走出來,而溥儀完成了一個奇跡。
他從皇帝成為公民,成為了新中國的一份子,人民接納了他,他也融入了人民,在溥儀一生之中,也許這正是最值得驕傲的事情。
作者:煮茶談歷史 ;來源:大浪淘盡歷史風云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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