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靳建疆
每年的12月22日前后總有一些當年上山下鄉的老知青聚在一起紀念上山下鄉多少周年，尤其是“老三屆”、“老四屆”的知青朋友們熱情更高。我認為如果說紀念某一批知青上山下鄉多少周年，或紀念發表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最高指示多少周年是對的，而紀念上山下鄉多少周年，把1968年12月22日作為時間節點就不準確了。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到農村去的政策源自建國后國家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對每一個公民負有無限責任，保證人人有事做、有飯吃，這也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而經濟發展所創造的勞動生產崗位和新增勞動力數量之間不平衡，所以每年都要動員一些暫時不能升學、就業的城鎮居民和青年學生到農村去，安置在國營或集體開辦的農林牧漁企業或組織開荒創業。根據社會發展的需求被安置人員的崗位有時也會在城鄉之間調整，同時國家也會從農村招收青年農民進入國營單位工作，城市知青下鄉，農村勞力進城，城鄉融合發展，農村成為勞動力流動的蓄水池。由于建國后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普遍得到改善，教育事業發展迅速，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提高，從60年代初開始，初高中畢業生成為主要安置對象。
1955年8月30日共青團北京市委歡送“北京市青年志愿墾荒隊”出發。1955年9至12月間，為推動農村合作化運動，毛主席主持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并為書中《在一個鄉里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一文寫了編者按：“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該高興地到那里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毛主席的這一按語具有廣泛持久的號召力，它標志著知識青年下鄉工作在全國范圍內啟動。
1970年建于河南郟縣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的毛主席題詞手跡碑。1957年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首次使用“下鄉上山”用語。規定：“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1958年8月17日中央政治局做出《關于動員青年前往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計劃5年內動員570萬青壯年支援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史稱支邊青年。這項政策后來執行了很多年，為鞏固邊疆、發展邊疆做出來巨大貢獻。
1958年7月天津知青邢燕子立志回鄉做有文化的新型農民。
1961年5月江蘇知青董加耕放棄保送上大學的機會回鄉務農。1962年10月，國務院農林辦第一次召開國營農林牧漁場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匯報會，首次把城鎮知識青年下鄉上山納入國家計劃。為了加強對這項工作的領導，協調全國行動，遵照周總理的指示，組建國務院農林辦安置領導小組，各中央局農辦與各省市自治區也都組成專門領導小組，設立了專門辦事機構，有計劃有組織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下鄉上山由此拉開帷幕。
1963年7月30日《關于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領導小組長會議的報告》將知識青年分散插入人民公社生產隊安家落戶成為安置城鎮知識青年的主要方向，“今后需要安置的，主要是不能升學和就業的初高中畢業生。全國有540多萬個生產隊，在15年內，每隊先后插入2個人，就可以安置1000多萬人，根據嘉興縣的經驗（1962年），這是完全可以辦到的，”《報告》就安置工作一系列問題都做了指示。《報告》還指出：城市人員特別是青年學生下鄉落戶，不僅為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勞動力，而且是城鄉結合，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結合，移風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做出十五年的安置規劃。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指出：“為了進一步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進一步加強農業戰線，建設現代化的農業，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中共中央、國務院認為，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有必要動員和組織大批的城市知識青年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大批城市知識青年下鄉，使城鄉青年結合在一起，既有利于穩定農村青年從事農業生產，也有利于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科學知識的新型農民隊伍。同時，這樣做，也為城市未能升學、就業的知識青年開辟了一條廣闊的就業門路，使他們通過生產勞動和階級斗爭的鍛煉，健康地成長起來，成為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草案》對涉及知青下鄉上山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詳細的規定和配套措施，可操作性強，執行的效果很好。1965年12月15日，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制定1966年安置計劃，計劃安置人數為674600人。1966年4月29日，國務院批轉安置工作座談會紀要，“為了貫徹執行毛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思想，各地應當嚴格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長，對城市的勞動力要統籌安排”。1966年到1967年“文革”初期，各地有大量知青進京“造反”，認為管理知青工作的領導干部執行了一條劉少奇修正主義黑線，“必須徹底砸爛”，要求回城安排工作。1967年7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從此安置知青工作的權威提法由“下鄉上山”改為“上山下鄉”（在此之前北京、上海等地的文件中也有過“上山下鄉”的提法）。1967年2月20日人民日報發文《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打回農村去，就地鬧革命》。1967年8月24日，周恩來總理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接見來京上訪的10萬知青群眾代表，號召上訪知青群眾趕快回去搞好生產。
1967年2月20日人民日報發文“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打回農村去，就地鬧革命”。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一場全國性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風起云涌。雖然聲勢浩大，但安置工作內容、執行政策、方法與以往大同小異，沒有本質區別。所不同是增加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內容。在宣傳上更加強調了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目標任務，以及消滅三大差別，實現農村現代化構想。同時毛主席希望廣大知識青年在三大革命斗爭中鍛煉成長。事實上許多知青后來都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成為建設新農村和國家發展各項事業的主力軍，為國家建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也成為后來改革開放的中堅力量。1972年12月20日，李慶霖給毛主席寫信“告御狀”反映上山下鄉工作中存在的問題。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在李慶霖的信上批示：“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周總理組織召開了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分析形勢，檢查問題，研究統籌解決方案。8月4日，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于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報告》和兩個附件，遏制了走后門等歪風，大大改善了在鄉知青的生存條件，同時也加深了政治色彩，掀起了新一輪上山下鄉高潮，動員上山下鄉的人數達到歷史峰值。從政策層面上看，《報告》除了加大資金投入和在知青學習生活及政治上的關心外，政策措施的大方向同以前是基本一致的。1976年2月1日，吳桂賢副總理寫信給毛主席并轉交陜西兩個回鄉知青寫給毛主席、黨中央反映農民對招工政策意見的信，提出了一個有待回答的問題。毛主席批示：“印發政治局。知青問題似宜專題研究，先做準備，然后開一次會，給予解決。”1978年12月10日，歷時41天的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結束。12日，中共中央批發《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紀要》和《國務院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此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步履維艱，各種矛盾斗爭錯綜復雜，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改革開放時期的到來，延續了20多年的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落下帷幕。綜上所述，自1962年將上山下鄉作為安置大中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方針確定以后，直到改革開放，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從經濟戰略、政策措施、操作程序等方面一脈相承，沒有實質性的變化。因此，將1968年12月22日作為上山下鄉紀念日是不合適的，那樣做不僅容易混淆上山下鄉和“文化大革命”的關系，同時也割斷歷史，否定了前十幾年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貢獻。當然，“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上山下鄉還是有其特殊性的，其中不僅涉及安置工作、疊加文化大革命運動，同時還伴隨著戰爭動員、國家進入戰時體制、準備打仗的內容，給經歷過那個過程的知青留下了難忘的記憶，他們的奉獻犧牲同樣是光榮的，也會被后人永遠銘記。（作者：靳建疆，1960年5月生，1979年考入北京農學院園藝系果樹專業，1983年畢業后參軍入伍，進入總參防化學院學習防化指揮，1984年赴云南老山前線代職參戰，1985年參加由中宣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組織的解放軍英模匯報團，后留校工作。歷任防化學院政治部干事、指揮系教導員、教務部辦公室主任。1997年轉業到人民日報社工作，從事文化出版、知青史、《人民日報》史的研究工作，2020年退休；來源：“老辰光”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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