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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差不多兩百年前，一位從舊大陸來到“貴族青年破落戶”到美國新大陸游歷，美國人民的公共生活讓他有一種日月新天般的驚喜。幾年以后，這位青年把他在美國走馬觀花的見聞，寫成了一本超級暢銷書：《論美國的民主》。

在書里，這位青年斷言，在美國這樣的民主社會，是永遠不會產生世襲制度。因為與歐洲和亞洲的嫡長子繼承制不一樣，每一個美國家庭的財產，都會平均分配給每一個合法的繼承人。久而久之，財產只會逐步平均，不會逐步集中。

然而，這位被后世尊奉的歷史學家托克維爾，顯然不是什么高明的預言家：兩百年來，大多數美國上流社會，照樣一代一代的積累和擴展著自己的財富和權勢。天真的舊貴族青年顯然太不了解美國上層的狡猾——是的，他們不需要長子繼承制，卻發明了另外一種途徑，保證了家族財富、權勢與社會地位的世代相傳。

這個途徑，就是一流大學的招考制度。

人們常常想當然的認為，偉大“美國夢”實現的基礎之一，是出身底層的孩子通過自身努力，參加機會均等的考試，進入一流大學，進而實現向上流動，一躍龍門或者咸魚翻身。

可惜，事實證明，這恐怕是一個謊言，或者一個幻象。

在《華爾街日報》資深記者丹尼爾.金（Daniel Golden）看來，最近幾十年的數據和事實顯示，低收入家庭學生進入美國一流大學的比例越來越低，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幾乎所有美國一流大學都向權貴家庭的子女大開方便之門，為他們將來成為商界、政界領袖，統領這個超級大國，默默清地做好所有鋪墊。

02

2001年，哈佛大學迎來一名大一新生戈爾（Albert Gore Ⅲ），與他意氣風發的外表不太相稱的是他令校方頭疼的惹是生非：大二那年，他就因為酒后駕車被處罰；到了大三，警察在他身上搜出了大麻，在他同意接受吸毒矯正之后，才被免于起訴。畢業那年，學校甚至沒有讓他的名字出現在畢業典禮的名冊中。

實際上，小伙子的調皮搗蛋的“光榮歷史”遠比他的大學生涯來得長：初二那年，他就因為吸食大麻被學校停學，換了一所學校后，到了高三畢業前夕，他又因為超過規定兩倍的時速駕車，而收到處罰。

要知道，絕大部分美國青年在中學階段有以上任意一項處罰記錄，就幾乎不可能進入一流學校，更何況戈爾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優異的學生。令所有人大跌眼鏡的是，他很輕松的得到了全美頂尖大學哈佛大學的錄取通知。

你會問，憑什么？

很簡單，只要知道戈爾畢業的中學，再看一樣他的全名，一切抑或就迎刃而解了。

從高中開始，父母安排戈爾進入華盛頓西郊的一所安靜的中學西德維爾友誼學校（Sidwell Friends Middle School）念書，在美國，這所中學有一個外號：白宮私塾。

自19世紀末以來，這里就是“第一家庭”和數不清的政要進行子女教育的第一選擇：老羅斯福的兒子、肯尼迪的侄子、尼克松的女兒、克林頓的女兒、奧巴馬的女兒……都是從這所學校進入美國一流大學的。戈爾當然也不例外，當他向哈佛大學遞交申請時，他的另一個身份，是美國副總統（以及總統候選人）小艾伯特.戈爾（Albert Arnold Gore Jr.）唯一的兒子，或者三屆參議員老艾伯特.戈爾（Albert Arnold Gore, Sr.）唯一的孫子，又或者盲人參議員戈爾（Allen Arnold Gore）的重孫。

一位哈佛大學招生辦公室的官員對記者說，作為哈佛大學的校友，小艾伯特.戈爾無論在擔任參議員還是副總統期間，都對學校的基礎科學研究有過大力支持，同時他也曾是哈佛大學監事會的成員。

表面上看，哈佛大學監事會的職責是監督學校的研究水準，但長久以來，這個義務機構的所有成員都享受著一項非正式的福利：哈佛大學會在必要時為他們子女的入學網開一面——盡管校方堅持聲稱，戈爾副總統幼子的入學，與他父親毫無關系，而主要是他自己的“出色表現”。

03

2005年初春的一個傍晚，一群衣著考究的中年人，從一扇沒有任何標志的大門進入哈佛大學安能伯格大廳（Annenberg Hall）。平時樸素的大廳，此時被裝點得豪華而溫馨。精致餐盤里上等的嫩牛肉、蟹和蘆筍與上好的葡萄酒相得益彰。哈佛大學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與來賓們親切的私語，大廳一角，學生樂團們演奏著《萬千哈佛人》（Ten Thousand Men of Harvard）。

現場沒有媒體記者，也沒有任何一位沒有邀請函的不速之客。

這次晚宴揭開了哈佛大學資源委員會（COUR）年度會議的序幕。這個看似普通的委員會，恐怕是全球高校最富裕的咨詢機構，它的成員囊括了哈佛大學最主要的捐贈人，而這些人的捐贈與勸募，構成了這個全球頂尖高校的經濟支柱——僅2005年一年，資源委員會的捐款總額，就超過250億美元，比第二名的耶魯多出100億。

那一年，這個委員會共有424名成員，他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至少向學校捐贈或勸募100萬美元。而入選核心層執行委員會的73名成員，每人的捐贈額則至少為500萬美元。

對這些一擲千金的大款們來說，除了以他們的名字命名校園建筑或者設立獎學金外，哈佛給予的最有價值的回報，可能就是針對委員會成員子弟的入學最惠政策。

在2004年那一屆424名成員中，除了80位沒有子女或者子女尚小的委員外，其余344人中，有336人至少有一名子弟進入哈佛就讀：銀行家荷爾蒙德（Ralph Hellmond）的三個女兒都從哈佛取得學位；佳益公司（Beneficial Corp.）執行總裁卡斯帕森（Finn Caspersen）的四個孩子都進入的哈佛法學院；納貝斯克公司（RJR Nabisco）董事局副主席韋爾奇（J. O. Welch Jr.）則創造了記錄——他的六個兒子都畢業于哈佛。

曾經長期參與哈佛法學院招生工作的霍維茨（David R. Herwitz）教授說，哈佛就像一個大家庭，我們珍視那些從這里畢業，又曾為它做出杰出貢獻的校友。如果我們對他們說，你的孩子非常優秀，卻還不足以讓我們錄取他？這個世界豈不是瘋了？

哈佛大學的歷屆官員當然不會瘋，這是他們和權勢階層長期默契合作的前提。

04

這樣“聰明”的學校，當然不止哈佛大學一所。

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前校長桑福德（Terry Sanford）當政期間，曾要求招生部門專門追尋富家子弟，這不僅是考慮到短期捐款數額，更重要的是，校長擔心，如果太多的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將來的校友群體很難維持龐大的捐贈額。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前校長伯金諾（Robert J. Birgeneau）曾經計算過一所常青藤大學的招生比例，他發現，沒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學生所能爭取的入學名額，只占該校招生總數的40%。

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前校長施密特（Benno Schmidt）也說，像耶魯這樣的名校，實際上與美國超過三分之一的以招收貧困學生為主的高中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脫節。

在最好的那些學校的錄取過程中，權貴家庭的學生享受的是其他階層難忘項背的特權，他們甚至可以與招生部門的負責官員面對面的交談，即使資格不夠，后者也往往可以通過延遲錄取、校際轉學或者“特殊身份”等非主流路徑，把他們悄悄錄取進來。

至于那些錯過申請日期或者酒駕被查——就像開頭小戈爾那樣——的不良記錄，對一般申請學生來說，有可能就是“滅頂之災”，但對于權貴子弟來說，實在不足掛齒。

05

數十年來，“特權優先”的招生導向，已經逐步將來自中產階級和工薪階層家庭或者少數族裔的優秀學生擠出學校大門之外。200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全美頂尖大學里，只有10%左右的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

亞裔青年杰米.李（Jamie Lee）就是深受其害的學生之一。

這個高大帥氣的男孩出生在香港，在倫敦長大，智商高達162。2003年，杰米與父母移居康涅狄格州，很快就在當地高中嶄露頭角，他首次參加PAST和SAT考試，兩門單科成績都是滿分。

不要以為杰米只是一個考試機器，在數學、樂曲創作和機械設計方面，李都表現出了出色的創造力。所有這些，讓自信的杰米，申請了全美錄取率最低的七所大學：普林斯頓、哈佛、耶魯、斯坦福、哥倫比亞、達特茅斯和麻省理工。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所有七所學校，都拒絕了杰米的申請。

表面上，來自母親的中國血統，多少讓杰米受到歧視。最常見的官方理由是：我們并不反對招受亞裔學生，但我們也不希望一所學校里有太多相同特長（指數學和音樂特長）的少數族裔子弟，這會使“多元共生整體”失去平衡。

但沒有公開的原因，顯然是杰米沒有料到的“特權優先”原則的巨大影響。與那些在市郊有獨立別墅的同學相比，杰米并不是校友子弟，更不是“特別項目”申請人——盡管家底不薄，但杰米的父親顯然也沒有富裕到足夠向學校獻金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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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一切，都對教育機會均等理念造成或多或少的傷害，為避免大眾輿論的反感，美國大學一般把校友子女包裝為“傳承人”（Legacy）。頂尖大學一般會說，他們在兩個勢均力敵的候選學生之中，會選擇有“傳承”的那一個，這是為了校友的情分和褒獎這個家族對學校的“忠誠”。而事實上，所謂的“情分”與“忠誠”，往往是以捐款金額為指標的。

社會活動同樣是大學招生的一個關注點。而這恰恰是貧困學生的短處。富裕家庭子女可以自費飛到肯尼亞去從事志愿活動，可以到十幾個不同的國家游歷，而貧困或中產子女卻往往要用課外時間打工賺取零花錢或生活費。

為了平衡輿論，這些學校一方面要照顧權貴子弟，一方面還要服從法律，招收黑人、西班牙裔子弟。其結果就是擠壓其他人群的招收規模。這時受損最為嚴重的，莫過于亞裔。亞裔要進入美國頂尖大學，必須擁有比別人高得多的分數、強得多的特長。而美國大學對此的辯護是：“亞裔都是考試機器”、“亞裔缺乏創新力”，這大概是美國最公開、最“政治正確”的種族歧視了。

2005年1月出版的《經濟學人》（Economist）特刊報道說：

美國社會的收入不平等已經達到自“鍍金時代”以來從未有過的水平，社會流動卻從沒有以相同的速度增加。……美國社會有固化為歐洲式等級社會的危險……放眼今天的美國社會，無論在好萊塢還是華爾街，無論納什維爾的錄音室還是麻省劍橋的木板房，你都可以親眼看到那些精英沒不遺余力地設法是自己的權勢代代相傳。美利堅越來越像當年的大英帝國：家族勢力滋生蔓延，社交圈子重重疊疊，排外心增強，掌握文化塑造權的決策層與普通百姓之間的鴻溝日益加深。

事實上，無論在美國還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一旦享受優質教育資源成為部分階層的優先特權，那么教育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核心功能將大大降低。當教育不能有效促進社會階層流動，那么社會不僅將失去創新發展的動力，階層隔閡對立和由此帶來的不安定因素也會日益增加。如何糾正偏離航道的巨輪，這不僅是美國人該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