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工作的《公平競賽辦法》思路

點擊：  作者：張敢明 胡澤國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發布時間:2015-03-03 15:38:37

基本觀念的比喻

人類已有的各種制度，能做到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是競技體育。五環旗下，不分種族、國度和窮富，把一切參與者置于公平的競爭規則之下，使有潛力者可望得到最大的培養機會，有才能者可望得到最大的發揮機會。不僅如此，如今的競技體育活動還最大限度地體現了以人為中心的價值和尊嚴。

那么，競技體育的組織管理方式可否推廣到更寬的領域呢？不難看出，各種示范性的勞動競賽、選拔性的考試（包括高考）、各種項目的招標、政府采購等，都與競技體育在方式方法上類似。新中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經常舉行的勞動競賽，不但創造出了有關項目超常的勞動記錄，而且所產生的模范人物多少年來一直鼓舞著全國人民的勞動熱情。

    不妨設想有一個“體育國”。這個國度的人民既不知道市場經濟，也沒聽說過什么計劃經濟。他們酷愛體育，對生產勞動的組織，對人的評價和相應的待遇，都要按照競技體育的規則行事。或者說，假想定期舉行相當規模的特別運動會，無論是建筑砌墻還是農田收割，都把它搞成一種體育競賽項目，排列出其中的金牌、銀牌、銅牌序列……姑且稱之為社會組織管理工作的“競技體育框架”。

根據長期的實踐可知，競技體育框架有著三大積極意義：第一它能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第二它的平等觀念已經為世界所公認，這兩條合起來自然解決效率與公平難題；第三，它在本質上不存在公與私的對立。競技場上，為國爭光、為民族爭氣的思想固然高尚，但“奪金搶銀”的個人利益動機也無可厚非。為公與為私在這里完全“重合”。原來公與私的矛盾是一定體制下的弊病和問題。過去的社會主義實踐，總是從思想教育入手，試圖以提高人的覺悟來改善工作，之所以有時成效不大，就是沒有看透“覺悟”背后的體制問題。

    更值得稱道的是，競技體育的組織管理形式，絲絲入扣地符合社會主義制度的三大基本原則！

    先看“公有制”。競技體育中的運動場地、器械等無疑可以看作體育領域中的“生產資料”。比賽時，參賽的任何一方，只能憑自身水平取得名次，而不能憑借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享受優待計分。這就是體育比賽中的“生產資料公有制”。

    再看“按勞分配”。運動員的成績和名次（自然也意味著待遇的高低）是以運動水平按運動水平來確定成績和名次的規則，正是按勞分配原則的體現。在此，“按勞分配”與“公有制”表現為一種原則的兩個側面：既然是按運動水平計算成績，當然也就是不能憑借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享受優待計分。人類在體育領域中的長期實踐，使這樣一個重大結論顯而易見：實行“公有制”和“按勞分配”要比實行其它規則，無論是按運動員的種族、種性、國別或是按運動員的貧富來論名次的規則顯然要合理得多，對體育運動的發展也有利得多。難怪五環旗下參雜其它因素的比賽，無論是服用了興奮劑的，還是幕后權錢交易的，全世界都嗤之以鼻。即便場地在法律上確屬參賽的某一方，在實際比賽中也實行“虛擬公有制”，不因場地歸誰所有而在成績名次上照顧“地主”。

    最后看“計劃發展”，無論對于體育項目的扶持，明星的遴選、規則的改進，都不是雜亂無章地自發進行的，而是充分體現出有計劃、有組織、有目標的管理。各國有政府支持的體育管理機構，國際上則有奧委會等“核心”機構進行管理，發揮著不可或缺的組織計劃作用。當然不是說競技體育中的已有機構或已有工作沒有缺點和不足，而是這樣一種組織管理的框架，本質上是最為先進合理的。

進一步的問題是，是否所有（或絕大多數）的生產勞動或經濟工作都能納入到“競技體育框架”中來？在我們看來，這里并沒有根本性的障礙。人類社會本來就是勞動創造了體育，它們本來就有著很親近的“血緣”關系，要把更多的經濟活動改造成為競技體育形式，無非是一種組織工作或設計工作上的“技巧”而已。從已有的管理方式看，在美國、日本已經流行多年的目標管理體制，其實就是競技體育框架的一種小型設計。因為目標管理體制就是把一個總的經濟目標層層分解，組織小指標競賽的一種組織管理方式。由于實行目標管理，個人能力得到有效發揮，并將企業每個人的個別力量集中于企業總的目的，使得整個組織充滿活力。由于有了明確的奮斗目標，本位主義、官僚主義才被減少到最低程度。由此可知，原來類似競技體育框架的管理方法，已經在美國和日本發揮著積極的作用，難怪他們的經濟發展的比我們快，難怪去過美國、日本的人都說那里人與人的關系比較“簡單”！也正因為這種管理體制符合社會主義的三大基本原則，我們把具有這種特征的管理稱為“社會主義”的管理。

《二一三五辦法》概要

    按照以上基本觀念設計出一套運行規則和工作程序，就是所謂《二一三五辦法》。

    “二一三五”當然是一種通俗化的簡稱，其內容為：兩個基礎概念、一項審核程序、三大職能分設結構、五條基本原則。

    1.兩個基礎概念：效益標準和效益指標。

    人們在從事有意識的社會活動時總要有一個目標。有的目標表述明確，譬如短跑，追求的目標就是“速度極大化”或某個特定的“終點”，毫無歧義；有的目標表述的不太明確，譬如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要求企業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但對“效益”的理解卻見智見仁；有的目標看起來明確，而實際執行起來又不明確；譬如在市場經濟的理論中讓企業追求“利潤的極大化”，但法規和道義反對不當得利，而分清什么是“不當得利”又是另一個相當復雜的主題。

    目標不論正確與否，只要明確，就會產生效率極高的活動。譬如高考，追求的是分數的極大化。不論單純追求分數是否合理，但其計分辦法使考生能明確自己的奮斗目標，其效率也就令人擊掌。

    因此，為提高效率，首先要找一種方法，把所要追求的目標表述的盡可能明確。

在日常經濟活動中，人們直觀地可以感到一個企業的效益要比另一個企業的要好些。但往往又說不出究竟好多少，或在什么意義上更好。譬如一個企業產值較高而安全狀況差，另一個企業產值較低而安全狀況好（這里的“安全”作廣義解，包括人身健康、防火防爆、排放污物等）。哪一個企業的效益更好些呢？再譬如，人們都感到“手術刀勞動”比“剃頭刀勞動”價值高，但又很難說準前者比后者究竟高多少，或在什么意義上高。

    對此，我們深深感到，它與熱學理論最初的情況是相似的。熱學理論同樣也曾基于一個物體比一個物體更熱的直覺概念，但是卻沒有直接的方法來明確表示: 這個物體比另一個物體熱多少，或者在什么意義上，這個物體比另一個物體更熱。后來發現，熱的數量描述不能用一個數值，而要用兩個數值，即熱量和溫度。說得確切一些, 要采用更加細致的方法。

    根據這個啟迪，我們創造出“效益標準”和“效益指標”這兩個基礎概念。

    任何目標都包括質和量兩個方面，或者說目標包含有內容和數量兩個方面。因此，可以把原是一個概念的“目標”分解為“效益標準”和“效益指標”這樣兩個概念，分別予以把握。效益標準是一個廣泛而又具體的概念，其一般形式為

其中

        i=1,2,......n

        J ----效益標準

        a ----比重, 取值范圍為實數；

        k ----比例因子，使各項具有同名數，以便相加；

        X ----各種有形無形的具體要求，如某種產品、產值、利潤、工期、某項質量標準、上繳利稅、減虧數額、固定資產增值……等任一種能夠“說得清楚”的事項。譬如，高校招生的現行考核內容，就可看作“效益標準”的一種具體例子:

        總分=數學分(數學題目×比例因子×比重)+

         物理分(數學題目×比例因子×比重)+

             +…+

             外語分(數學題目×比例因子×比重)

也可以認為，效益標準實質上就是把現行工作中的考核辦法及其內容加以規范化，使之趨于嚴謹。在進行政府采購時，它就是所要采購的種種物品。類似地，在進行工程招標時，它就是招標的內容，等等。

效益標準可以是針對個人提出的，也可以針對某一個團體，例如一個企事業單位。不同的層次，由于分工不同，所處地位不同，各自的效益標準在內容上也不同。但它們都是確定一組適當的a、k、X 值，在形式上是完全相同的。這就對目標的量化和形化指出了一種規范化的形式。它對實行包括目標管理在內的現代化管理方法將帶來很大的方便，也對宏觀調控很有用。在此我們還規定，效益標準是根據所處層次不同而分級的，上一級的效益標準對下一級的起評價和引導作用。

    效益指標。在已然確定的效益標準上定出數量界限，謂之效益指標。以政府采購為例，提出要“1輛確定型號的汽車 + 5部變頻空調”，這是效益標準，而關于汽車、空調的綜合報價“ 50萬元”，則是效益指標。

    效益指標的數學表達式同效益標準完全一樣，只是增加取極值的要求，即

J → Max（Min）。

    從數學公式看，確定 a  的大小是確定效益標準，繼而定出 X  的大小是確定效益指標。 k 是比例因子。當a 或X 中任一為零時，akX 為零。其經濟意義是，一種產品如果一錢不值，那么其數量再多也等于沒有產值；反之，一種產品如果價值連城，但沒有這種產品，還是沒有產值。效益標準定性，效益指標定量；效益標準與效益指標合在一起定性定量。

    a、k或 X都是根據需要和方便選定的。如果所選的比例因子能使各子項以貨幣單位相加，那麼 akX 就是該項產品的價值，而  J 則為這一組產品的總產值，ak就是該產品的單位價格。合理的價格相當于有一組合理的 ak值。當然，也可視方便把各子項表示為某種技術經濟指標。a 的取值越大，表示該項內容越重要或對該項內容的重視程度越高，a = 0 表示不考慮該項內容，而a ≤ 0 則表示要防止發生的內容，如排污等。倘若除了產值以外，其余 a都等于零時，效益標準就成了產值標準，而“以效益為目標”在此也就成了“以產值為目標”。因此，追求產值成了追求效益的特定情形，這將有利于合理把握和評價追求產值的行為是否正確。顯然，此處的“效益”概念是“產值”概念合乎邏輯的一個推廣。關于如何確定合理的a、k、X 值，本辦法將從機制上尋求解決途徑。

    也可以說，效益標準實質上就是把現行工作中那些有效的考核辦法及其內容加以形式化的處理，使之趨于嚴謹。

    也可稱上述  J=∑ 為一個完備的效益標準，不僅因為它在概念上可以包含一切社會需要和工作要求，包括對合理的價格體系的表示，而且它可以通過數學變換改寫為:

J=∑=∑（1）＋∑（2）

其中第一項表示以利潤為內容的一組標準，第二項表示以實物和技術為內容的一組標準。在完全市場經濟的情況下，第二項的系數是零；反之在完全產品經濟的情況下，第一項的系數是零；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或混合經濟的條件下，兩項系數均不為零；也就是說，我們所定義的效益標準具有非常廣闊的覆蓋面。不同的經濟體制，在此僅僅表現為所取系數不同。它因此可以作為計劃管理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一種很簡明的操作辦法。

    順便說明一下，現實當中可能有大量的目標并非“線性”。這沒有太大關系，從數學方法上，非線性可以根據泰勒級數展開為線性多項式；而在實際當中，高階性質的誤差都可忽略不計。從單純的形式上說，我們這里定義的效益標準與線性規劃中的目標函數相同，也可以看作后者的一個自然而然的推廣。

    2.一項審核程序：信任推定法。

    前面論述了效益標準的意義及其在表述形式上的規范性和完備性。但僅有形式上的這種明確是不夠的。明確不等于正確。如何將效益指標表述的盡可能正確呢？

    顯然，J 的正確與否，取決于等式右邊的每一子項 akX  在數量上的正確與否。當 ak 已確定時，效益指標akX 的大小，就唯一取決于 X的大小。好比每項產品的價格已定時，產值的大小就取決于產品產量的大小。我們規定，確定產品產量必須采用競標的方法。在既有的條件下，此時投標人所提出的產量，若有偏差一般也只會比可能的產量偏高，因為競爭中投標低的將會被自然淘汰。也就是說，投來的產量指標含有“水分”。如何“擠干”競標中的“水分”，做到既不承認一個“牛皮”指標，也不埋沒一個有創造性的指標？又如何盡量減少審核者因個人因素造成的主觀性呢？“信任推定法”就是用來對效益指標加以客觀評定的一項工作程序。

    “信任推定法”的基本觀念來自司法實踐的啟迪。對犯罪的認定有兩類不同的原則。一種是有罪推定，即，若不能證明無罪，則推定為有罪。一種是無罪推定，即，若不能證明有罪，則推定為無罪。前者的優點是不易放過壞人，但缺點是容易冤枉好人。后者的優點是不易冤枉好人，但缺點是容易放過壞人。可是，如果不放過壞人要以冤枉好人為代價，那是根本不合理的。“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的反動政策，只能證明那是歷史中的一段黑暗時期。人類經過長期的司法實踐，逐步認識到無罪推定的合理和可取。

    與之類似，在人類的推舉實踐中，對成果的認定也有兩類不同的原則。一種是不信任推定，即，若不能證明你有成果，則推定為無成果。一種是信任推定，即，若不能證明你無成果，則推定為有成果。前者的優點是不容易讓“吹牛”者得逞，但缺點是容易埋沒人才。后者的優點是容易發掘人才，但缺點是容易使“吹牛”者得逞。可是，如果不讓“吹牛”者得逞要以埋沒人才為代價，那同樣是根本不合理的。“武大郎開店”的自大政策，只能證明那是歷史中的一段蒙昧時期。人類經過長期的推舉實踐，逐步認識到信任推定的合理和可取。

    例如，專利審查中的“新穎性”審查，所采用的辦法就是：如果在既有成果中找不到相似內容，則推定為其具有“新穎性”。這個審查的過程就是信任推定原則的體現。這種對“新穎性”審查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已得到全世界的公認。

    確定了推定的原則還不夠，還要提高推定的準確程度。無論采用什么樣的推定原則，推定的工作總是要由某個具體人來做，推定的結果總會受到推定者主觀因素的影響。那么，能否找到一種辦法，使得推定出的總體結論水平，要高于推定者的個體水平呢？美、英等國在司法審判中使用的“陪審團”制度，就降低了個人主觀因素的隨機作用，使得團體判斷的可靠性明顯大于個人判斷的可靠性，因而是可取的。

    根據以上認識，本辦法中“信任推定法”的核心內容是：凡不能認定所提效益指標中的內容有背科學原理、國家政策和社會公德時，當予以信任。

    “信任推定法”的合理性是很直觀的。它的“證明”來自一句反問：既然你不能認定所提效益指標中的內容有背科學原理、國家政策和社會公德，又憑什么不予信任呢？

    我們規定，信任推定法的取舍規則為：對所投指標，每個審核者在認可與不認可兩種判斷中二者擇一。可以用數學方法證明，這樣的審核過程會使團體正確判斷的概率顯著高于個體正確判斷的概率。因此，它是一項非常有效的審核程序。

    還有，一種可能源自于任命制的常見觀點認為，選人者要比被選者有更高的水平。上級領導任命下級干部，總是有意無意地認為上級比下級高明。其實，下級要比上級更能干，才是大量的和正常的。教練員選拔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就是因為運動員的預期競技水平要高過教練員，否則教練員何不自己上場參賽？投票選舉總統，能說投票人的治國水平要高于被選出的總統嗎？說得更確切些，對選人者與被選者，其實所要求的水平，在指向上是不同的（也就是所面對的效益標準是不同的）。伯樂識馬的例子，可以更淺顯地說明這個道理。行千里路的是馬，而伯樂的水平不在于跑路而在于識別馬的好壞。所以，由一些人來“挑選”另一些人去做某種工作的做法，只要組織得當，是有利于提高水平，促進發展的基本辦法之一。

    3.三大職能分設結構。

    信任推定法論述的是如何正確得到X 的取值。因k是比例因子，可自然確定，所以得到正確的效益指標，還要研究如何得到 a的正確值，如何就此問題找到一個普遍性的方法。

    首先，這是一個典型的隨機目標跟蹤問題。為直觀起見，先假定效益標準公式的右邊只有兩個子項。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為了使得這個抽象的問題能用平面圖來表示。把這兩個子項分別定義在平面的橫軸和從軸上，平面圖上的每一個點就對應著效益指標J 的一個可能取值，整個平面圖則代表效益指標的“可能性空間”。

一般說來，此時此地有一個最佳的效益指標，在平面圖上體現為“最優點”。由于信息不完全或某種干擾（包括水平有限），決策者實際采取的“決策點”可能與“最優點”有所不同。于是問題就歸結為：使兩個點之間的距離越近越好。

    我國各類企業條件不同，規模不等，產品品種形形色色，工作基礎及思想面貌也有許多差異。種種因素相互作用，都對效益指標“最優點”的所在位置產生影響；而且，這個位置對不同的時刻來說也不一樣。即不但這一企業的最標佳目標不一定適合另一企業，且同一個企業今年的最優目標與去年也不一樣。這個“最優點”好比在地面上隨時“亂跑”的一只兔子。所謂“亂跑”，當然不是說兔子的前進毫無規律可言，只是影響因素太多，不如干脆把它看成“亂跑”還更實際些。

如何抓住這只兔子？戰士舉槍射擊，瞄得越準也就打得越準。但這只是對固定目標而言。假如目標的位置隨機而變，也就不存在一次性的瞄準了。這個情形，在控制論的概念體系中，完全等同于一只獵狗在追兔子。大自然用千百萬年的時間教會了獵狗如何追兔子。獵狗只是朝兔子所在的“大致”方位奔去，隨著兔子的“亂跑”而不斷改變追蹤的方向，不斷靠近，直到完全抓住為止。這里的關鍵在于，與其把功夫下在一次性的“瞄準”上，不如把功夫下在“調節能力”的增強上。獵狗作為一個追蹤裝置，其結構特點是，眼睛瞄準（監督），大腦盤算（調節），腿爪移動（執行）。三者配合得體，無論兔子怎么跑，都能迅即捕捉到目標。導彈打飛機，也是同樣道理。飛機的聲鈉、計算機和發動機，分別起到了監督、調節和執行的作用。控制論還指出，追蹤裝置中監督、調節、執行三者缺一不可；任意兩者合二而一就會產生“振蕩”。例如一個人的眼睛失明或中樞神經有毛病，走起路來就歪歪扭扭、跌跌撞撞，這就是振蕩的表現。控制論所揭示的這個道理可以使我們對一些社會現象的理解得以加深。公、檢、法的分立和制約，是不錯捕錯放的結構保證。破壞了這種分立結構，就會出現大批冤假錯案。

    當然，實際當中效益指標的子項一般不是兩個而是若干個，這無非是把兩維的平面空間表示成“多維空間”。想象大于三維的空間需要極高的抽象思維能力。那是數學家游弋的領域。我們只要知道，隨機跟蹤的道理在多維空間同二維空間完全一樣就行了。

市場經濟在長期運轉中演化而成的企業管理體制，有董事會、理事會、監事會三大機構。我國企業制度的演變中，也曾有過“黨委集體領導、廠長行政指揮、職工民主監督”的提法。近年來黨和國家的有關文件中更是明確指出“要加強科學管理，探索企業領導體制和組織管理制度，建立決策、執行和監督體系，形成有效的組織和制約機制”的要求，顯然與控制論中隨機目標跟蹤裝置的基本結構應分為調節、執行、監督三個基本單元的科學原理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在經濟管理的實際工作中，盡管許多企業也早已設置了三大職能部門，卻往往因職責權限劃分不科學，效果也就不盡人意。而《二一三五辦法》則從原理上指出了責權利如何劃分的問題。

    譬如，企業設立管理委員會，履行“調節”職能，它根據上級效益標準和本企業具體狀況提出企業效益標準，并以此招標選賢。凡有志投標競取廠長者在通過政治和道德審查后，以所提效益指標進行投標競取。管委會按照信任推定法程序取總分最高者為中標人，后者則以得中的效益指標為主體內容立下“任期目標責任狀”，然后受命為廠長，組織一班人馬履行“執行”職能。職代會（常設機構）履行“監督”職能，對管委會和廠長班子的工作（包括對它們所提效益標準和效益指標）加以記錄，對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果的主要數據加以統計、核準并存檔，年終計獎算罰。若在效益標準和效益指標的解釋上有爭議，由職代會進行裁決。

    在企業改革的實踐中，已經有過任期目標責任制和終期審計制等方案。但實行起來，目標如何制定的合理，責任如何規定得明確，還缺乏一種科學和規范的辦法。而在《二一三五辦法》中，經過信任推定法審核認定的效益指標，就是科學定位的任期目標。

    廠長任命后，企業實行廠長負責制、任期目標責任制和終期審計制。責任狀所列效益指標也就是當然的任期目標。廠長任職不受年齡和所在單位的限制，也可投標連任。管委會和職代會（常設機構成員）按干部“四化標準”配備，退任廠長是管委會的候補人選。管委會成員可長期任職，不與廠長換屆相聯系。這就象運動員不斷換屆而教練員相對穩定，學生不斷換屆而教師相對穩定的道理一樣。由穩定的管委會系統提出的效益標準，將從根本上制約和改變廠長的短期行為。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和黨的代表，也將是管委會的重要成員。特別是，三者一定不能互相兼職，一兼職三大部門就等于少了一個，就會產生振蕩。各自的成績和不足按一定計算公式分別獎罰，使之既能目標一致地協調工作，又能互相分立制約。

    4. 五條基本原則。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論述中，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原則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消費資料的按勞分配和國民經濟的計劃發展三條。為了形成一套有效的管理體系，我們認為還要加上勞動任職的能者優先原則和組織規模的分級調控原則。

    ①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原則。

在一個由許多人共同參與和組織起來的社會中，生產資料不界定到任何個人，而歸屬于一定的共同體，這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其基本涵義是任何人不能利用生產資料來無償占有他人勞動，也就是不能存在剝削。反之，只要有人能夠利用生產資料無償占有他人的勞動，那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有制。

有人認為，公有制產權不明晰。這是一個誤解。公有就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所有，意義完全清楚。觀察一個最普通的家庭就可以發現，在家庭內部，物品是共有的，而并未界定到任何家庭成員個人，又有誰說這些物品的產權不明晰了？又有誰說這些物品的購買、保管與使用不合適了？反之，如果將家里的桌子、板凳都界定到家庭里的自然人，那才會帶來一系列的別扭。

    準確地理解什么是公有制，一個簡便的辦法就是聯想一下競技體育中的比賽場地。如果某個球隊能夠憑借對場地的所有權獲取優惠得分，那就是場地私有。反之，不能憑借對場地的占有而獲取優惠得分，那就是場地公有。在后一種情況下，你愿意把比賽場地說成是地球人所有還是火星人所有，都無實質差別。

    現實生活有一些物品還只能公有。例如，大海中的燈塔對于航船來說，便是公共物品；燈塔發出的光芒對每一個航船都同樣有用。國家安全、社會秩序、自然環境、電視信號和各種公共設施等，作為公共物品給全社會帶來莫大的利益。如果使之“私有”，將帶來相當多的麻煩和低效。

    隨著歷史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公共物品越來越具有重要意義。譬如人人都需要安全，但很難設想各人自建一套安全體系。只有依靠整個國家的安全體系，才能有效地提供給每一個人安全。隨著社會的發展，公共物品的范圍和數量在總體上看是增加的，并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重新重視。奧爾森教授注意到：在任何情況下，發達國家中政府用于處理與公共物品有關的費用，占國民經濟總費用的比重已大為上升。諾斯教授也注意到，“當今象整個歷史一樣，許多資源更接近公有財產，而不是專有財產”。公有制必將在社會發展中趨于興旺，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為它更合理，效率更高。

    有人可能會提問說，大量實例表明實行生產資料公有或國有的地方效率就低，對此應當怎樣去認識呢？我們認為，產生這個問題的原因在于不懂得必要與充分的區別。生產資料公有制對于提高效率，是一個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正如說吃飯對于人的健康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一樣。使得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提高效率的充分條件體現在以下幾個基本原則中。

    ②消費資料的按勞分配原則。

消費資料不同于生產資料，是直接用來供人們消費的。社會主義社會一般來說消費資料還不能達到極大豐富。對于有限的消費資料，應以什么標準來進行分配？按勞分配原則規定，作為社會產品的消費資料，在進行分配時，所依據的惟一標準是領取者向社會提供的有效勞動，鼓勵勞動者多提供勞動，多為社會作貢獻，因而也就比按等級分配、按資本分配等其它原則更能促進社會的富強。

    有人把按勞分配原則通俗地概括為“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這一概括并不十分準確，“多勞多得，少勞少得”是對的，但“不勞動者不得食”則不對，因為不勞動者的具體情況是不同的。一種是不具備勞動能力的老幼傷殘，另一種是自己不愿意勞動。而不愿意勞動只要不是惡意占有他人勞動，不給社會造成副作用，譬如進行學習、休閑等，也都是每個人的權力。社會不應使其“不得食”。而從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角度看，既然這些人也擁有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也就意味著據此而來的收益權。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由生產資料所產生的收益，也應有“不勞動者”的一份。事實上，社會主義國家不許餓死一個人，并為失去勞動能力的人和失業者提供一定的社會福利，對失去工作的人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包括對上學的孩子提供學費，就是這兩條原則合乎邏輯的體現。河南省的南街村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到位，稱之為分配制度中的“共產主義因素”。

    需要說明的是，我國改革開放前，雖然理論上倡導的是講按勞分配，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具體操作手段，實際上執行的卻往往是平均主義大鍋飯，多勞不能多得，背離了按勞分配原則，使勞動者的積極性受到挫傷。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出現了嚴重的分配不公，那些暴富起來的人，不多勞也多得了，同樣背離了按勞分配原則，也使勞動者的積極性受到挫傷。這都是按勞分配原則沒有貫徹好的表現。所謂有效的操作手段，體現在以下幾個基本原則中。

    ③國民經濟的計劃管理原則。

    社會發展的總方向、國民經濟的重大比例、重要產品的生產、分配或使用，都不能依賴自由市場，而是要設立一個高智力的機構，進行有意識、有遠見和盡可能考慮全面的計劃。就象是有了國際奧委會這樣的高層次管理機構，更有利于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一樣。即便被看作市場經濟樣板的美國，也并非完全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而是一個混合經濟的國家。事實上，美國在許多長遠和重大問題上把計劃工作看得相當重要。美國所實行的阿波羅計劃，更被看作是精密計劃和人為協調的范例。就連美國的憲法，這個被視為具有典范思想的文件，也是由那些開國元勛們，在充滿理想和遠見的頭腦中有意識地設計出來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去掉了妨礙計劃工作的所有制障礙，能更方便地在全社會范圍內調配全社會資源，只要計劃得當，經濟發展完全有可能比資本主義更快更穩定。

    過去的計劃經濟之所以屢屢失誤，原因主要在于數據失真。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就是數據失真。完全可用“不說不知道，一說嚇一跳”來形容。而數據失真的主要環節又首先在于原始數據就失真，匯總后的數據又怎能沒有較大誤差。層層假數真算，怎么會有好的計劃？而在企業實行“三大職能分設”，會從根本上促使企事業單位提供成本、產量和狀況的真實數據，各級各層的管理者據實填寫數據報表。這樣，作出的計劃才談得上科學性。我國有豐富的從事經濟計劃的工作經驗，相信在有了可靠數據的情況下，計劃工作也會走上一個新臺階，比以前大放光彩。

    ④ 勞動任職的能者優先原則。

公有制條件下每個勞動者都有勞動的權利。由于生產資料和物質條件在客觀上存在差異，勞動的崗位有“肥瘦”之別，領導職務也有高低之分，誰有勞動任職的優先權？一般說，當勞動和職務的崗位相對短缺時，應按求職者的能力大小排序，能者優先。這個原則的合理性正如體育競技場上，絕不是所有員動員一窩蜂上場，而是按能力排序，能者優先。其實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本來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旗幟上寫的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這里的“各盡所能”就已經邏輯地包含著“能者優先”的推論。假定有兩個人都可以在某一個崗位上工作，如果不讓更有能力的人優先，不就離“各盡所能”更遠嗎？那些自己不干，也不讓別人干，以公有制的名義蹲在崗位上“死而后已”的事例，說明這個崗位已經不是公有而異化為私有了。想一想，一個不會打球的人占著球場是個什么情形？任何任人唯親、山頭門戶、論資排輩的做法都是背離能者優先原則的。而專利制度、考試入學、政府采購、招標投標和競爭上崗等，則符合能者優先原則。貫徹好能者優先原則的關鍵，在于客觀準確地評價和排出誰能誰更能的序列，從而把有能者排在勞動任職的優先地位上。

    馬克思說過：“需要有一個可以比較不同勞動日價值的尺度表；確定這種尺度表的就是競爭。…你每小時的工作和我每小時的工作是不是等值? 這是要由競爭來解決的問題。”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卷第96頁) 。有了競爭所確定的價值，不但給按勞分配的原則的貫徹落實提供了基礎, 而且, 競爭的結果當然也確定了誰更有使用生產資料的優先權, 使公有制的長處得到了發揮。現實中的招標競崗，就符合馬克思的這一思想。

    ⑤ 組織工作的分級調控原則。

    國家要有一個總的發展目標。總目標的實現又要分解為各級分目標，往往才更好組織，更為有效。這就象是組織一個大型運動會，因為工作量太大，一定要分解為許多小賽場。總目標與各級分目標的協調手段既可以是高度指令性的，也可以通過效益標準來層層誘導。如何協調好總目標與分目標的關系，借助于控制論的方法概念，我們可以得知最好的組織形式是分級調控。

    分級調控是要將全國這樣一個大的、復雜的調控問題逐級化為一個個小的、簡單的調控問題。歷史上有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曾想當然地認為按集中控制來設計國家體制最好。其實不然。首先，集中控制很難實現。其次，集中控制減少了系統工作的可靠性，控制中心出現的錯誤難以得到及時糾正，使系統處于不利地位。但分散結構又是另一個極端。分散控制難以對各個子系統進行有效的協調，波動太大，穩定性差，易使整體利益受到損害。控制論認為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相當于集中控制結構，而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相當于分散控制結構。它們都不是最好的體制，其缺陷應當通過“第三種體制”——多級遞階結構來克服，即從宏觀到微觀，逐級地把系統分為子系統，直到再分下去就太小不適當了為止。各層次系統之間建立控制與從屬關系。最基層的子系統又稱之為基本子系統。

    企業就可看作是基本子系統。前面講到企業實行三大職能分設結構，講到企業效益標準的制定要受到上級效益標準的制約。把這種方法概念加以推廣，一個行業，一個市，一個省，一個國家也可以改造成這種體制。各行業、各地區的管理體制也是同樣的三大職能分設結構。各級各層之間形成多級遞階結構。這就形成分級調控，它使得基層只決定局部控制的問題，因而比較簡單。基層留給上一級的問題也是簡單的，因為上一級僅需要協調基本對象的工作，只要掌握比較粗略的信息就可以了。一級級均如此，使得各層的工作都簡單而必要。就象是軍隊里排長管三個班，而連長又管三個排....一樣。控制指令通過效益標準的制定和層層分解，由上到下越來越詳細和具體，而信息則以越來越概括的的形式逐級由下往上傳遞，越來越寬廣和抽象。在此，無論哪個級別、哪個層次，無論調控的具體內容有多大差異，調控的形式都是相同的。由此形成多樣性的調控內容和統一化的調控形式，為規范化的管理和嚴肅的立法提供良好的基礎。雖然現有的領導機構看起來也有這么三個機構。如一個市有市委、市政府和市人大。但若缺乏對其責權利的科學定位，運轉起來就會有“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差異。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樹青同志多年前就提出過一種精辟的觀點：

    顯然，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踐同時確認了這樣兩方面的正確性：作為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它必須體現公有制、按勞分配和計劃經濟這些最基本的規定；作為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它必須同時具有建立在這種最基本的規定基礎上更為豐富的規定，后者來自現階段社會生產關系體系中任何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的作用。否則，現階段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就不可能是理想的經濟模式。

    我們認為，能者優先原則和分級調控原則，就是這種“更為豐富的規定”之一二。它同前三個最基本的規定一起，成為現階段社會主義管理工作中的五條基本原則。

    《二一三五辦法》是一個整體，其中每一項內容不僅有明確涵義，且力求做到多一條不必要，少一條不完備，相互之間無邏輯矛盾。

從某種意義上看，《二一三五辦法》的可操作性超過以往的任何一種管理方案，其有效性具有“三不依賴”特長：第一不依賴于參與者的大公無私，如以往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倡導的許多辦法。第二不依賴合理的價格體系，如既有的市場經濟所論證的辦法；第三不依，如計劃經濟年代及計量經濟學所推崇的哪些辦法，它本身就是一個“數據發生器”。同時，《二一三五辦法》運轉起來還具有“自組織”和“自學習”的功能，起步時，使用者只要掌握簡單的方法要點就行，適合從基層單位和農村地區開始試點。然而，它一旦運轉開來，不僅會以超常的速度提升參與者的水平，而且就當前許多國有企事業單位的潛力來看，它能凸顯出“成本減一半，效益翻一番”的驚人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