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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大戰中，馮玉祥與閻錫山聯手，主要是閻錫山出錢，馮軍打仗。馮軍能征慣戰，進展很快，蔣軍節節敗退。馮軍打到開封至徐州一線時，一方面因為后勤不繼，一方面則因為連月陰雨，雙方形成對峙。這時，蔣委員長請張學良率奉軍入關，拊馮閻聯軍之背，同時，委員長收買閻錫山，使閻背盟，又收買馮軍手下的韓復榘、石友三等重要將領，使其背馮。馮軍瓦解，馮玉祥只好通電下野，隱居黃山“讀書”。

　　中原大戰結束時，委員長還只是軍方領袖，而不是黨的領袖。在之前的黨內斗爭中，委員長能勝利地擠走汪精衛，就是因為拉到了老資格的胡漢民和他合作。胡主黨務，蔣主軍事，這是當時南京方面的政治格局。中原大戰勝利，委員長野心膨脹，想成為政治領袖，因此舊事重提，呼應輿論界召開國民大會以定國是的訴求。

　　蔣委員長此舉，本意當然不是他真的想搞民主，而是因為他知道，如果在國民黨內進行正常的黨內斗爭，他并無勝算。而胡漢民則認為，此時雖然戰爭取得階段性勝利，但軍閥勢力，仍在，全國并未底定，國民革命仍在軍政階段，不宜直接跳進憲政階段。蔣胡由此起了爭執。

　　國民大會自民國以來，尤其是袁世凱死后，就一直很成問題，多次引發糾紛。段祺瑞主持中央時，搞了安福國會，引起全國反對，南方因此組織了護法軍政府，段派軍隊鎮壓，結果吳佩孚打到衡陽后通電停戰，與段祺瑞猛打電報戰，支持社會上要求召開國民大會的呼聲，最后直接以此為名發動了直皖戰爭。但吳佩孚得勝后，也未召開國民大會，只是召集了舊國會而已。1922年，直奉戰爭爆發，直軍獲勝，曹錕賄選當上總統。1924年，奉軍卷土重來，爆發第二次直奉戰爭，因為馮玉祥中途倒戈，直軍一潰千里，奉軍大勝。馮奉兩方請出息影津門已經四年的段祺瑞主持中央，段認為馮奉倒直是革命，不僅廢除了賄選上來的大總統曹錕，而且連國會也一并廢除，主張政治上分兩步走，第一步召開善后會議，即瓜分倒直勝利果實，第二步再召開國民會議。此時，國共已經形成第一次合作，咸謂善后會議于法無據，不符民主精神，應當直接召開國民會議。但孫中山仍應邀北上進京，參加善后會議。行前孫在黃埔軍校演講，明確表示，善后會議非法，此去北京只為斗爭。但段不為所動，仍召集善后會議，國民會議則不了了之。所以，召開國民會議以實施憲政，歷來是野心家發動政爭的借口，蔣委員長不過是故技重蹈而已。

　　胡蔣爭執不下，愈演愈烈，委員長一怒之下，就將胡漢民扣起來，軟禁在南京湯山。廣東國民黨向來只認粵籍的胡漢民與汪精衛，自然不依，于是爆發粵變。此時委員長的主力分兩撥，一撥在淮海一線監視韓復榘、石友三等馮系舊部，大部在江西剿共，根本抽不出來兵力去打粵軍。好在委員長政治手腕還是比其他軍閥高明很多，又故技重施，一方面封官許愿，分化拉攏，一方面重金收買，這才擺平了廣東。所以，委員長此時重用原粵系人馬，以陳廷樞為行政院長，將從原粵系演化出來的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鍇部部署在蔣委員長向來視為禁臠的滬寧沿線，這也是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時，為什么是粵軍出身的十九路軍在淞滬和日軍硬拼的原因。

　　南方形勢不穩，北方的馮系舊部自然也不安生。馮系舊部中，以時為山東省主席的韓復榘實力最強，而石友三因為沒分到地盤，餉項無著，也不能擴充實力，所以對蔣委員長十分不滿。因此，石友三認為可以趁機起兵，驅逐駐在平津一帶的張學良奉軍出關，恢復西北軍在華北的優勢地位。石友三當時的駐地在晉魯豫交界之處，所以一面聯絡韓復榘，以免聯絡閻錫山，積極發動倒張。韓閻各自盤算過后，都認為機會難得，就同意了石友三的建議，并約定由石友三率先發動，韓閻再起兵響應。于是石友三率先發動，整軍北上，準備與張學良開戰。委員長又故技重施，成功拉攏了閻錫山，唆使閻出其不意突然從背后攻擊石友三，石軍猝不及防，所以大敗。

　　可見當時國內的政治、軍事形勢極為復雜，各派系之間的分化重組時時刻刻都在進行，誰都怕被別人消滅，都希望能在混戰中擴大地盤，增強實力。其中，蔣委員長和張學良的聯盟是各方的矛頭所向，南方倒蔣，北方倒張，相互呼應。蔣委員長需要張學良在華北保持強大的軍事壓力，彈壓韓復榘、閻錫山，迫使其不敢亂動，才能騰出來手來逐一掃除南方各派系軍閥。

　　再來說東北的日軍。當時駐在東北的日軍實際上并不多，參加九一八事變的總共1.5萬人。日軍雖然人數不多，但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參與策劃和指揮九一八事變的日軍核心人物是本莊繁中將，他曾長期擔任張作霖的顧問，并在第一和第二兩次直奉戰爭中都參與了參謀工作，并且充當張作霖與日本之間的聯絡人。在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后，張作霖在準備第二次直奉戰爭時，就曾派本莊繁征求日本方面的意見，希望得到日本的支持。所以，日軍將領對東北奉軍的底細十分清楚，包括駐防分布、戰斗力、裝備等情況，都一清二楚。

　　在這種形勢下，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立刻致電蔣委員長，想征得蔣同意后再回師東北驅逐日軍，收復失地。但委員長認為，日軍全面占領東北，打破了一戰后列強在中國的均勢，所以可以在國際聯盟申訴，請英美干預。蔣這樣想，當然不是毫無道理。日俄戰爭后，日本就已全面占領東北，但俄國立刻提出抗議，要求日軍不得全面占領，并要求自己的盟國法國向英國施壓，再由英國向自己的盟國日本施壓，還要求英國從剛占領的拉薩退兵。英國當時最主要的敵人是德國，而要打敗德國，勢必要得到俄法支持。不得已，英國才從西藏退兵，并要求日本從東北退兵。

　　所以，九一八之后，委員長認為，此時不宜與日軍全面開打，還是應當先消滅軍閥，謀求國內統一，整軍經武，再與日本較量。而這當然需要張學良配合，如果張學良退回關外，北方動蕩，南方再發動，全國又將陷入混亂。委員長把他的想法電告張學良，并讓張學良忍耐。所以，才出現了二十余萬東北軍在關內坐視二十余萬東北軍被一萬多日軍消滅而不回師救援的一幕，張學良也因此而背上了不抵抗蔣軍的罵名。

　　即使如此，蔣委員長與張學良也并未能按蔣的計劃執行下去。在國內外一片罵聲中，各地軍閥紛紛以抗日為名，紛紛通電指責蔣張。無奈之下，蔣介石只好再次通電下野，張學良也一同下野。之后不久，委員長又重新復職視事，張學良則遠游歐洲，直到1933年才回到國內，再次出山，率關內東北軍圍剿鄂豫皖蘇區，之后又一路追殺到陜北。一直到在陜北和紅軍交手中連吃敗仗，才醒悟過來，堅決要求抗日，先是洛陽苦諫，苦諫不成又在西安發動兵諫。

　　九一八事變也給了各地軍閥以聲討蔣委員長更充分的理由。先是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戰后轉入修正，接著轉到江西剿共，到福建后發動福建事變，準備聯共抗日。也是在1933年，在黃山“讀書”的馮玉祥北上察綏，組織舊部，發動抗日，后來蔣委員長與日軍的兩面夾擊之下失敗。1935年，兩廣公然獨立，以抗日為名，要求親南京的何鍵讓路，以便他們北上抗日。中央軍追擊紅軍長征入川，委員長想削減川軍編制，川軍將領反對時的借口便是留著部隊可以抗日。

　　江西中央蘇區的紅軍也先是派遣十軍團尋淮洲、粟裕等人以抗日為名，率軍北上浙贛一帶，進擊南京政府的腹心之地浙江，長征中更是公開以北上抗日為名。紅四方面軍離開鄂豫皖后，一路西進，轉戰到川西北，也曾計劃成立西北抗日民主政府。

　　反過來站在蔣介石的立場來看，當時雖然名義上全國統一，實際上各地軍閥林立。陜西的西北軍、山西的閻錫山、山東的韓復榘、廣西的桂系、廣東的粵系、湖南的何鍵、貴州的王家烈、四川的各派，名義上服從中央，實際上都是劃境自守，根本不聽中央招呼。江西、福建和鄂豫皖的紅軍更不用說。國民政府真正能夠控制的，不過長江中下游一帶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而已。所謂的南京國民政府，實際上不過是各軍閥中較大的一支，所以蔣委員長在內心并不將各軍閥的地盤視為自己必須保衛的國土。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堅持認為，攘外必先安內，失去東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消滅各地軍閥。不過有意思的是，真正使軍閥勢力大為削弱的，也恰恰是抗日戰爭，抗戰中抵抗日軍最堅決、犧牲最大的也是各地軍閥部隊，而中央軍反而由于大量接受美援，才在抗戰結束后的初期能夠將勢力擴大到以前不能控制的華中、華北、東北一帶。

　　而人民解放軍通過解放戰爭，不僅消滅了中央軍，也消滅了各地軍閥，使全國實現了自辛亥革命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國統一，驅逐了一切外國軍隊，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進而通過抗美援朝戰爭，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阻止在中國的領土之外，使中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強大的現代國家。

　　有種說法未必可信，但是可以聊備一說。國民黨早期根據地一直在廣東，所以廣東國民黨一直以國民黨正統自居，且與日本往來密切。據說正當粵變和石友三發動之時，國民黨內胡漢民認為，要一舉倒蔣成功，關鍵在于迫使張學良退回關外，而要達到此目的，最好的辦法當然是奉軍的東北老巢有警。因此，胡系找到時為日本外相的老朋友犬養毅，勸日軍在東北發動事變，迫使張學良回師東北，韓復榘、閻錫山在北方壓力減小，即可順勢發動大規模倒蔣，再和粵桂聯絡，南北呼應，同時并進，可以一舉成功，推翻蔣委員長。犬養毅向來主張對華親和，同意了這個辦法，便唆使駐東北的日軍發動突然襲擊。哪知道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國內政治形勢有變，犬養毅被刺身亡，對華主戰派占據上峰，便不再退出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