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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編者按]：2016年9月16-17日，包括四位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在內的十三名經濟學家，于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了為期兩天的會議，討論當今經濟政策制定者面臨的挑戰。本次會議由瑞典國際發展署和世界銀行主辦，會議參加者包括Sabina Alkire（牛津），Pranab Bardhan（伯克利），Kaushik Basu（紐約），Haroon Bhorat（開普敦），Francois Bourguignon（巴黎），Ashwini Deshpande（德里），Ravi Kanbur（伊薩卡），林毅夫（北京），Kalle Moene（奧斯陸），Jean-Philippe Platteau（納摩爾），Jaime Saavedra（利馬），Joseph Stiglitz（紐約）和Finn Tarp（赫爾辛基和哥本哈根）。 在會議結束時，與會者決定發布他們達成的共識，即下述的“斯德哥爾摩陳述”。

財新網首發中文版，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沈仲凱翻譯，林毅夫校正。

斯德哥爾摩陳述

關于當代世界政策制定原則的共識

發展的挑戰

當今世界正處于動蕩的時代，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希望與危機并存。前所未有的技術進步促進了生活質量的提高，但也帶來了勞動力被替代和青年失業的危險。貿易與跨國投資的擴張推動了經濟增長，使得一些低收入國家邁入中等收入行列，這些國家中的許多群體并未從中獲益。即使在發達經濟體中也是如此，全球化對不少群體產生了不利影響。此外，對那些陷于沖突和戰爭困境的國家，生活質量在降低。國內不斷加劇的不平等威脅著整個社會的凝聚力和經濟進步，環境惡化和氣候變化危及著我們的地球，并亟待全球性的一致舉措來應對迫在眉睫的危機。至于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它通過集聚效應使生產力得到提高，但也可能加劇城市貧民窟、貧困和沖突的問題。

當然，上述一切問題都不能抹殺世界在收入增長、改善衛生和加強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我們慶賀這些成就，并且展望政策制定者面臨的無可疑義的挑戰。成功應對這些挑戰在于利用好全球化的發展力量，以導向一條充滿希望而非危機四伏的道路。這也就需要在政策設計中對發展目標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并以史為鑒，從過去的成功及錯誤中吸取經驗，從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積累下來的經濟理論、統計分析中學習。

現在一些較為傳統的經濟學建議已經顯然無效。政策制定者不能依賴簡單的政策指南，例如維持財政收支平衡、用貨幣政策來控制通貨膨脹、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然后就依賴市場來解決其它一切挑戰。以為若此就能促進經濟增長并惠及窮人的看法實際上是不成立的。當前世界的一些困擾恰恰是因為過去太過于堅持上述建議的結果。

這份陳述并不是一張政策制定的藍圖，而是一系列的原則，我們希望這些原則有助于國家政策的制定、促進全球對話以及設計多邊政策。在當下這個日新月異的全球化世界，這些原則將愈發重要。

1.GDP增長本身并不是目的

我們認為，固然需要有促進GDP增長的政策，但GDP本身不該作為目的，而應作為一種手段，以創造資源來實現一系列社會目標，包括改善衛生、教育、就業、安全以及消費。個人福利是多維的，這也就意味著政策應旨在改善社會所珍視的方方面面，而不僅僅是提高收入。例如，應當向所有學齡前兒童提供更好的營養，確保每個人都有基本的醫療保障，并認識到這些其實都在可企及的范疇之內。如果正確的政策無法到位，GDP增長可能以福利損失為代價，包括當地環境以及全球氣候惡化。同樣值得注意的是，GDP增長本身并不能消除對弱勢群體不公正的行為規范及歧視性做法，這通常需要采取有意的干預措施。

我們認識到，應當承認并不存在一個普遍適用于所有經濟體的“藥方”。 文化、社會以及歷史背景千差萬別，這也就帶來了不同社會的不同追求，并決定了何種政策是有效、何種政策是無效。過去，存在一種源自于一些高收入國家，而試圖為所有國家制定統一的政策規范的傾向。固然有些政策原則我們都應該遵守，但同時必須為多樣性和因時因地的決策留出一定的空間。

2.發展必須具有包容性

我們認為，政策應確保發展在社會及經濟層面上具有包容性，任何人群都不會因為性別、種族或其他社會標識而遭受忽視。我們應當關注福利受嚴重損害的許多維度，尤其是那些福利正遭受多方面傷害的個人。然而，我們對最受剝奪者的關注仍然不夠。并且，貧富之間以及主要社會群體間的差距同樣值得關注。近幾十年來，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程度加劇；包括衛生、教育在內的基本服務的獲取機會都存在著可見得到的，在道德上不可辯護的嚴重不平等。這不僅破壞了社會凝聚力，更讓精英團體有機會通過政策制定來進一步加劇這種不平等。高度不平等反過來又會剝奪窮人的發言權，進而弱化民主。為婦女及歷史上受歧視的群體賦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這也同時為經濟效率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當出現政治動蕩和社會沖突時，發展不再可能。發展政策若無法做到包容，則可能滋生社會沖突。總之，只有發展具有包容性才是在社會及經濟層面上可持續的發展。

3.環境可持續性是必須，而非一道選項

盡管在目標和執行上因每個國家及區域的條件而不盡相同，但我們認為，發展政策制定必須將環境可持續性作為一項核心目標。在環境質量退化的地方，收入增長將會是福利及進步的虛假指標。此外，對資源的爭奪以及因環境而引起的人口遷移將危及安全并引發沖突，進而抑制發展。從全球層面來看，氣候變化對地球的生存構成長期的威脅，在短期至中期上則危及許多國家的生計、農業及生態環境。首先需要采取緩解措施，并且應當在全球層面上實施；適應性政策則需要在國家及地方層面上采取積極的干預與支持。顯然，自由市場是解決不了這些問題的，國家的監管干預乃至多國的政策協調不可或缺。

4.應當平衡市場、政府與社會團體的作用

對于我們所要達到的目標及世界各地所面臨的全球性挑戰，一項發展政策需要建立在市場、政府及社會團體作用的明智平衡之上。要認識到，市場本身是一種社會制度，需要存在有效的監管體系，市場才能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功能。此外，即便在一些領域市場能帶來效率，但正如我們知道，饑荒可以存在于一個有效的自由市場，市場本身不會有實現包容和公平的自發傾向。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里，向著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的發展趨勢，導致了當前世界面臨的金融危機，使得不平等達到了難于維持以及發展到了不可持續的程度。

然而，認識到了市場作用的局限性，我們同樣要求政府的運行本身必須有效。一個國家在許多方面可以超越市場：不同層面的政府可以發揮許多重要的作用，公民社會的許多組織形式包括合作社、協會、非政府組織等也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如果一項事務由市場或社會團體來運作更好，那么政府就不應該摻和進去。通常，各個制度發揮的作用具有互補性。在某些情況下，最貧困者的福利能通過社區團體獲得極大的提升。盡管我們知道有些地方社會機構被一些不良勢力所控制，但各級公民社會組織對促進和維持社會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此我們重申，在制定規則并建立監管體系方面政府是不可或缺的，也只有基于此，市場和社會組織才能蓬勃發展。一套好的規則體系能帶來更強的社會凝聚力和信任度，從而減輕不平等程度、促進增長并在各個方面提升福利水平。此外，在那些市場無法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尤其是金融、衛生和環境方面，以及基于包容性要求而需要干預的問題，例如婦女賦權、保護弱勢群體及解決過度的收入不平等，政府需要發揮無可旁貸的作用。在制定產業政策及有效的農業、服務業政策上，政府同樣需要發揮作用。最后，政府必須防止因為不平等的加重導致政府被挾持，而進一步加劇社會、政治及經濟層面不平等程度的惡性循環。

5.提供宏觀經濟的穩定

許多傳統政策建議集中于維持宏觀經濟穩定的必要性。一個更穩定的經濟體能實現更高速的增長，并進一步提升福利。達到宏觀經濟穩定需要政策管理，使整個經濟保持在平穩發展的根基上，并關注當前政策的長期影響，尤其是保證財政與外部金融的可持續性。各國應當在高增長時期儲備財政資源，以便應對不時之需。盡管就長期而言對財政紀律是重要的，這一點傳統經濟學強調的并沒有錯，然而結果政策制定者往往把預算平衡當作拜物教來崇拜。

我們必須認識到，只要債務受到審慎管理及貨幣化帶來的通貨膨脹結果得到控制，財政刺激和公共投資經常對擺脫經濟停滯的陷阱至關重要。公共投資對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綠色技術非常重要，這些項目通常只在長期才能獲得收益，因而很難吸引私人投資。此外，宏觀審慎措施可以作為貨幣政策的補充，以遏制泡沫的發展、緩減可能帶來不穩定的資本流動并防止過度的對外負債。

6.關注全球技術和不平等帶來的影響

隨著近來的技術進步，政策制定領域出現一項特殊的挑戰。技術進步連接了全球勞動市場，使得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者無需流動就得以在當地為全球市場和消費者工作。這固然為勞動者提供了新的機遇，但同時也加劇了國內的不平等程度。對于高收入國家，傾向于將此看作是一個勞動力競爭的問題，即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者存在利益沖突。然而，不幸的是這忽視了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即勞動與資本的競爭問題。自動化、機器人技術的興起以及勞動力市場的全球化進程，替代勞動者收入的是公司和機器所有者的更高額利潤。這些后果是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而非將此轉化為全球勞動力間的角力問題。

由此，我們提出三項必要的應對政策。首先，在技術進步的同時，必須加大提升技能和技術互補的人力資本投資，從而使勞動收入得以隨著技術進步而提高。其次，必須創造新的政策工具來進行國內的收入轉移。工資占GDP比重的下降，不應當被看作是技術進步不可避免的結果，政府必須建立稅收及利益分配制度來打破這種趨勢，并制定一系列的法規，例如強制執行的競爭法則和提升工人在社會和公司中話語權的勞動法。最后，這種趨勢使得多國間的政策制定成為特別必須。多邊機構有責任鼓勵各國政策的協調，并且倡導不僅僅是考慮高收入工業化國家而且是新興經濟體利益的政策，后者在國際決策中經常被剝奪話語權。

7.社會規范與思維模式至關重要

在不少傳統經濟學看來，社會規范和思維模式對我們的經濟生活無關緊要。然而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事實并非如此。我們的價值觀和文化不僅本身具有意義，還影響著經濟如何運行。一個人與人互信的社會的經濟表現會比在一個人與人缺乏信任的社會好；例如，對同一組選項，當它們以不同次序或不同的默認選項呈現給人們，其最終選擇的結果會因此而有差異。各國政府需要開始利用這些新的知識和措施從而更有效地推行政策。事實上，私營公司長久以來經常利用對人類心理學和社會偏好的了解，來提升他們自身的利益和利潤。在致力于公共利益時，如果政府希望有效地提供教育和衛生服務，公平地征稅，加深對社會規范的理解也應當納入政策制定之中。社會規范和思維模式在遏制腐敗方面也能發揮重要作用。腐敗問題在各國存在重要的特定情境差異，因為社會規范和思維模式正是一個社會歷史和經驗的產物。

8.全球政策和國際社會的責任

全球化的力量越來越制約著各國政府的發展政策選擇，這些力量給各國帶來限制和機會，并且，它們本身決定于其它國家的行動。

高收入國家的貨幣政策會影響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正如2008年金融危機所充分表明的，富國的金融管制政策雖然首先影響富國自身，最終還對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產生深遠影響。對避稅天堂采取的政策與管制，影響所有國家，尤其是低收入國家，的政府為包容和可持續發展政策籌集資金的能力。一國的貿易政策會影響其他國家的出口預期。高收入國家的移民政策則會影響低收入國家公民改善其自身生活，并通過匯款和知識轉移來幫助其祖國發展的可能性。如上種種，在當下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行為都會對其他國家產生連帶影響。也正因為這樣，所有國家都有責任把這個世界上最困苦的人們考慮在內，提升他們的發展機遇。

跨國協議與制度對解決我們當下迫在眉睫的問題至關重要。然而，這些協議與制度卻也是最難以建立并維持的。盡管巴黎氣候變化協定有了一個好的開頭，全球都在等待著所有國家對排放問題采取措施所做的承諾的落實，以及高收入國家給低收入國家采取適應氣候變暖和減排措施提供幫助的承諾的落實。近年來，我們見證了來自傳統渠道的發展援助的下降，許多新建的雙邊和多邊發展機構的出現，遑論幾十年前向國際社會承諾的、而越來越難于實現的達到國內生產總值0.7%的官方發展援助的目標。國際社會有責任確保這些援助用于發展中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內部受到邊緣化的群體，確保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機構的治理結構中得到更好的代表，而這也會反過來保證國際協定及公約能充分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訴求。

展望

在應對發展帶來的挑戰中，如果各國采取平衡市場、政府和社會的務實政策，并且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減輕全球化帶來的約束并抓住新的機遇，那么當下的技術進步，將切實轉化為包括最底層在內的所有人福利的提升。我們可以實現一個繁榮共享的世界，過去的錯誤和成功給我們提供了一套各國乃至全球層面的政策制應當遵循的原則。現在是系統性地應用這些原則以制定經濟發展政策的時候了！

（英文原文公布于：http：//www.sida.se/stockholmstat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