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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炎黃春秋》原主編洪振快和黃鐘起訴愛國學者梅新育、郭松民“侵犯名譽權”一案就要由海淀區和豐臺區人民法院擇期開庭審理了，這個消息一經傳出就引起了輿論大嘩，將這個已經暫時平息下去的事件又一次放在了風頭浪尖之上。其實這個事件是原定于去年六月四日審理的，但是在開庭的前一日卻突然宣布延遲審理，這或許是由于當時這件事正被炒得沸沸揚揚，迫于輿論壓力的緣故吧。

　　這個事件的起因是由二○一三年十一月號《炎黃春秋》上發表了《“狼牙山五壯士”的細節分歧》一文引起的。這篇文章以“學術研究”的名義，對狼牙山五壯士的事跡進行了“考證”，然后將這種“考證”的結果羅列成文，表達了作者及刊物編者的訴求和愿望。

　　該文發表后，遭到了愛國學者梅新育、郭松民的激烈抨擊，他們雖然用詞不雅，但其拳拳愛國之心卻日月可鑒。《炎黃春秋》主編洪振快、黃鐘以“侵犯名譽權”將他們告上了公堂，這倒并不使人感到意外，讓人匪夷所思的是海淀區和豐臺區這兩家人民法院居然予以立案，受理了這個訴訟。這就不禁使我們發問，這是為什么呢?

　　狼牙山五壯士的事跡已經家喻戶曉，傳為千古佳話。這一氣吞山河的壯舉，是抗日戰爭期間我國人民抵抗侵略，寧死不屈的真實寫照，是中華兒女愛國主義精神的生動體現。可是當年他們的英勇壯舉，今天卻被某些人打著“學術研究”的名義悄悄地進行著質疑解構，肆意踐踏。當著民間正義人士處于受國激情和民族大義，為了捍衛中國革命歷史的神圣性，為革命先烈維權的時候，有人卻以“言論自由”和“侵犯個人名譽權”的名義來進行反擊，還要借助于司法手段，訴之于公堂來維護自己的所謂“名譽權”，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反思嗎?

　　有人以梅新育、郭松民二位學者用詞不雅來為《炎黃春秋》的主編洪振快、黃鐘去進行開脫，說他們的名譽受到了損害，那么，我們不禁要問，《炎黃春秋》對狼牙山五壯士的事跡進行的“考證”屬于什么性質?這是在進行所謂的“學術研究”，還是在解構歷史呢?

　　有些人還會說審判人員就是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就是要排除干擾，獨立司法，維護公民的合法權利。抽象地講，這沒有什么錯。但是這里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司法機關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是為維護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

　　今天的中國，統治階級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以工農兩大階級為主體的人民大眾，共產黨領導工農兩大階級為主體的人民大眾進行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歷史，形象地說就是共產黨的“祖墳”。當著有人打著“學術研究”的旗號來詆毀共產黨的歷史，抱共產黨“祖墳”的時候，黨和國家機關中的不少人卻主動放棄了他們的職責(毛澤東稱之為“丟刀子”)，對此麻木不仁，無動于衷，而民間的正義人士則跑出來，批評這種“欺師滅祖”的行為，指出他們這樣做是包藏禍心，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另有所圖。即使暴出粗話，有傷大雅，面對此情此景，卻也觸目驚心，在情理之中。可是這種行為非但不能得到共產黨領導下的司法機關的支持，反而卻遭到審判，這就不禁使人深思，到底是共產黨的地方黨組織對司法機關失去了領導力，還是不作為的緣故?

　　如果是前者，這可是司法獨立的前兆;如果是后者，到底是判斷能力的問題，還是有意縱容?如果是判斷能力的問題，那他們就沒有資格待在司法機關內，應該自動辭職或者被罷官;如果是后者，就讓人陡生遐想，意味深遠了。按說，像這種抱“祖墳”的行為，就是鄉間懦夫見了，也會奮不顧身，拔劍而起，勇于搏斗，為什么這些人對這種行為卻是這樣的寬宏大量呢?

　　我們要問受理這宗案件的法官們，你們果真是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秉公執法，還是在暗渡陳倉?當真是為了執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還是在偷梁換柱?

　　如果你們是為了前者的話，為什么袁騰飛辱罵為抗美援朝而犧牲的志愿軍烈士毛岸英為“掛爐烤鴨”，稱從事分裂祖國活動的政治流亡者達賴喇嘛為“達賴老佛爺”，還胡謅出“共產黨侵略西藏”的鬼話的時候，你們不對他進行審判，卻眼睜睜地看著他逍遙法外呢?如果說袁騰飛不在豐臺區法院管轄范圍內的話，他是海淀區教師進修學校的歷史老師，可是在海淀區法院的管轄范圍之內啊，為什么你們卻放棄職守而不管呢，這不是瀆職又是什么呢?

　　如果說這個事件是前幾年發生的，你們還可以用時效期限來進行敷衍的話，那么前不久中央電視臺的畢福劍竟然在上流社會的飯局中公開辱罵開國領袖毛澤東，調侃人民解放軍，否定革命歷史，為地主惡霸叫屈喊冤，如此名目張膽地詆毀黨和人民軍隊的行為，為什么你們不對這位嘩眾取寵的“畢姥爺”繩之以法，進行審判，反而卻熟視無睹，裝聾作啞，默不作聲了呢?

　　難道真的是“民不告，官不究”了嗎?毛澤東已經死去，無法以“侵犯名譽權”來提起法律訴訟了，但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機關組成部分的人民法院，難道沒有維護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締造者毛澤東名譽權的責任和義務嗎?須知，這不僅是在維護毛澤東個人的名譽權，也是為了維護你們法院和審判人員賴以存在的道義和法律基礎!想想看，沒有毛澤東，哪里會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哪里會有人民法院?你們這些審判人員又到哪里去謀生呢?

　　看來，你們對什么案件予以立案，對什么案件不予受理，并非是你們標榜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而是有自己的立場的。因為你們的行為已經為此進行了背書。難道不是嗎?

　　現在的問題是，法院居然受理了《炎黃春秋》的訴訟，即日就要通過司法手段對兩位愛國學者進行審判了。這說明法院在保護“言論自由和個人名譽權”的幌子下，是站在了那一邊，這難道還有什么疑問嗎?

　　如果此例一開，實際上就是出了這樣一個告示，如果再敢于對解構英雄的人“不敬”，小心讓人告了去，遭到法律的嚴懲。如此一來，必然會助長邪風，壓抑正氣，法律就成為這些人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反攻倒算的工具。以后戲說革命史，調侃英雄人物的事件再次出現的時候，又會有誰還再敢于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維護英雄的榮譽和歷史的尊嚴呢?

　　欲亡其國，必先滅其史。《炎黃春秋》質疑狼牙山五壯士的事件不過是近年來解構革命歷史行動的個案。近年來他們打著“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幌子，詆毀黃繼光、嘲笑邱少云，說毛岸英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參加抗美援朝是去“渡金”，甚至還“考證”出雷鋒當年穿過皮夾克，戴過英格納手表這樣的“成果”，如此等等。從這些事件的梳理中我們發現，他們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抹黑中國革命歷史的工作，逐漸蛀蝕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根基，以圖通過對歷史的否定，來最終達到推翻共產黨，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蘇共跨臺、蘇聯解體的悲劇就是沉痛的教訓!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共產黨領導的司法機關，到底是應該站在什么立場上呢?當著黨執政的歷史根基一步步地被蛀蝕，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不僅已經顯現，而且還在激烈進行的時候，共產黨領導的司法機關難道不應該站在黨和廣大人民大眾一邊，為捍衛在黨的領導下由億萬群眾參加的這場革命斗爭的歷史提供法律保障嗎?

　　有人可能會問，為什么像這些類似的事件在今天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的中國會接二連三地發生呢?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偶然還是必然的呢?

　　其實，從每一個具體的事件來看，似乎是偶然的，但是如果對這些類似的事件匯總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就可以發現還是具有必然性的。這是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規律在發生作用的結果。

　　通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公有制經濟已經失去了主體地位，私有制經濟不僅在數量上占據了絕對優勢，而且還在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式向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產業進軍，進一步要求掌控中國經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才出現了意識形態領域的諸多事件，出現了政治法律 道德領域的怪癖現象。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所有制結構的失衡問題，類似的事件就如同前門打了狼，后門又進了虎那樣，還會層出不窮地發生。

　　直到最后當資產階級不僅在量上，而且在質上掌握了國家經濟命脈以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規律就會不僅僅是像現在這樣表現在上層建筑領域的具體事件和斗爭上，而是資產階級以雄厚的資本為后盾，在控制經濟基礎以后，接著就要掌握上層建筑，奪取國家政權。這就是事件演變的邏輯規律。

　　如果將來一旦出現反共的重大事變，又會有多少人能夠挺身而出，捍衛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呢?到那時再來慨嘆“竟無一人是男兒”，又有什么用呢?看一看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前夕，八一九事件期間蘇聯緊急狀態委員會的結局吧，難道不是發人深省的嗎?

　　我們支持梅新育、郭松民兩位愛國學者的正義行動，并不表明我們同意他們的不雅言詞，但是他們的這種言詞只有放在具體的場景中，放在中國社會發展的大局中才能得到準確的定位和認知。如果將他們的不雅言詞與九一八游行隊伍中韓德強掌摑那個反毛老叟的行為聯系在一起進行研究分析，我們就會發現，這是在中國社會階級矛盾激化，左、右兩股大潮澎湃撞擊下的兩朵浪花。左翼人士的激烈言行，恰恰是當今中國左右兩股力量對比中，左翼力量處于低潮，右翼勢力比較強大，而廣大人民群眾又尚未覺醒的反映。

　　我們對郭松民在收到開庭通知后的“心情沉郁”表示深切的理解，對他說的“我不怕炎黃春秋，但的確心情沉郁!從根本上說，狼牙山五壯士是為了這個國家才犧牲的，但國家不保衛他們的榮譽，反而由我這樣一個退伍老兵站在了第一線，并成了被告。真心為英烈們難過”的話表示強烈的共鳴，在當今共產黨執政下的中國，卻出現了為了維護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歷史卻遭到司法審判的事件，痛哉!悲哉!

　　審判的大幕，就要在公堂上拉開了，唇槍舌劍式的爭論即將展現在我們的眼前。這是正義與邪惡的較量。在這種較量的背后則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斗爭。這個偶然性事件的產生是由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一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因而我們說這不過是今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序幕。讓歷史告訴未來!

　　二○一五年五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