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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代價？為何下崗的不是“公仆”而是“主人”？

點擊：  作者：文貝    來源：文貝博客  發布時間:2015-05-13 19:21:06

  

 

　　下崗是經濟體制改革中枉顧多數人利益的表現。是國家管理過程中對弱勢群體的輕視，是對共和國功臣的無情蔑視、掠奪和傷害，是對社會主義信仰的無情嘲弄。

 

　　原題：“下崗潮”是一段沉重的歷史

 

　　下崗、自謀職業、停薪留職、待分配、廠內待業、放長假、“兩不找”、減員增效、砸三鐵、分流等詞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就當時而言，沒有多少人懂得這些詞的真正含義，更不可能知道后來因此對許多人命運的影響有多大。

　　下崗的基本解釋指離開執行任務的崗位，與在崗和上崗相區分。崗指高處，上崗是向高處攀登，在崗是處于高處。下崗則是向低處走，指失去職位或工作。

 

　　下崗與失業的區別

 

　　下崗指職工因企業破產或裁減人員等原因失去工作崗位，失業則是失去工作機會。下崗與失業的主要區別是：失業人員已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檔案已轉入戶口所在地街道、鎮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而下崗職工雖然無業，但未與原企業解除勞動關系，檔案關系仍在原企業。因為社會主義是工人當家作主，單位是他們的家。而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是雇傭勞動者，下崗則意味著失去“家”。從這個意義上講，下崗姓社，而失業姓資。

 

　　下崗大潮的歷史成因

 

　　中國下崗潮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1998年達到高峰。它的出現既有外部因素，又有內在要求。

 

　　外部因素主要是自1997年發生的亞洲經濟危機。

 

　　1997年1月份，以喬治·索羅斯為首的國際投機商開始對覬覦已久的東南亞金融市場發動攻擊，首當其沖的是泰銖直線下跌。它利用了東南亞一些國家房地產、外匯儲備、金融市場管理的混亂與失控，先從最不堪一擊的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入手 ，進而攪亂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最后攻占香港。

 

　　1997年10月20日，香港股市從下跌到狂跌。28日香港恒生指數狂瀉1400多點 ，跌幅達13.7%，全日最低達8775.88點，以9059.89點收市，創下跌點數歷史之最。此后，在中國的強力支持下，中資及外地資金開始入市， 藍籌、紅籌上市公司從市場回購股份，推動大市上揚。這場驚心動魄的港幣保衛戰告一段落。

 

　　就當時而言，中國金融仍處于封閉狀態。在金融危機面前，中國表現出極大的英雄主義。一面堅守人民幣不貶值，一面采取貨幣緊縮政策，同時控制外資的流向，態度堅決的做香港金融的后盾。這種舉措就抵御國外資本沖擊是非常有效的，也為中國帶來了后續麻煩。直接后果是中國出口減少，出口企業受到沖擊，工廠開工率不足，工人沒有活干。還有一點是中國股市開始了十幾年的大熊市，因改革開放強勁的經濟發展勢頭出現停滯狀態。

 

　　內部因素是經濟體制改革。

 

　　就主流媒體而言，對下崗問題的解釋是中國工業落后，中國勞動力長期供大于求的一種客觀反映。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統包統配的就業制度落后，經濟重復建設、盲目建設，企業經營機制深層次矛盾突出是科學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這種說法并不全面。

 

　　社會主義新中國政治上是人民當家作主，實行的是公有制經濟。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營經濟)占據了90%以上的工業總產值。而且實行的是計劃經濟，一切產品生產由政府下達計劃訂單。無論是國營企業還是極少部分的私營企業，工人一律不得被辭退。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發表《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志著城市改革的開始。此時的改革只是圍繞在企業內部增效上，無論是計件工資制還是崗位責任制，也包括企業自主定價，自我銷售，都是一種管理的完善。首次對工人開刀始于“砸三鐵”。1992年初，以徐州國營襪廠率先提出“破三鐵”(“鐵飯碗”、“鐵工資”和“鐵交椅”)為中心的企業勞動、工資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熱潮。它指的是新中國多年來勞動用工制度的計劃化和固定化，形成了“鐵飯碗”;工資分配制度的統一化和剛性化，形成了“鐵工資”;企業人事制度的資歷化和終身化，形成了“鐵交椅”。開始是破，后來發展到砸。提出要以鐵手腕、鐵面孔、鐵心腸去砸，把許多富余和老弱病殘職工裁下崗，只拿基本生活費。幾個月后，由于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反對，這場運動戛然終止。砸三鐵觸及了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在當時受到批評和抵制是肯定的。此后，以三項制度(企業內部人事、勞動、分配)改革展開。目標是企業內部競爭機制、有效激勵和約束機制的建立，實現用工管理科學化、人性化和利益平衡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創造性，以使企業和職工雙贏。這種改革沒有觸及經濟體制，只是在內部管理式和經營模式上向前進了一步。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大出臺《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確立在中國全面建立市場經濟的制度。開始抓大放小，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和發展股份制企業，理順企業產權關系，探索政企分開。1996年6月24日，國務院同意了國家經貿委等9部委《關于在若干城市進行企業“優化資本結構”試點的請示》，下崗再就業開始出現。這是一次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顛覆性的改革，公有制讓位于私有制，計劃經濟被市場經濟代替。隨之而來的是提出國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采取包括兼并重組、主輔分離及債轉股等等。全國性的下崗潮。

 

　　從經濟角度講，勞動市場的供求主要取決于工業生產和產業結構規模。工業發展了，企業用工必然隨之增加。而改革開放近二十年，工業生產仍然進步不大，許多商品直到1992年還憑票供應。

 

　　就當時而言，國家企業的產業規模和產業鏈條是完善的。新中國實行幾十年的計劃經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政治環境決定了企業職工思想的進步和較高的工作熱情，國企的職工講究愛廠如家。而市場經濟要一切向錢看，它的發展依賴的是市場需求以及自身的綜合實力。在剛剛度過經濟危機的中國，外需減少，內需不足，大部分企業都面臨開工不足的尷尬境地。

 

　　國家不是想辦法如何啟動外需和內需，而是把這種困難轉嫁到職工身上。在減員增效的旗號下，開始是停薪留職，讓一部分人走上社會創業。這種辦法對于一些有技術或有條件的人有利，而那些年齡大沒有技術的職工沒有意義。后來實行廠內待業、放長假或者自謀職業。這種下崗表面是待分配或者等待再上崗，其實是被企業拋棄。后來則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公開。在放長假、兩不找、買斷工齡、分流的冠冕堂皇下，工人被一步步趕出了“家”，成為真正的失業人口。

 

　　1998年，中國出現下崗高潮。出現虧損的國有中小型企業、集體企業實行“破產”、“解體”，沒有虧損的企業實行“轉制”。開始還發給下崗費，后來企業干脆不管。

 

　　據官方數字，1998年至2000年，全國國有企業共發生下崗職工2137萬人，其中：1998年，年初為691.8萬人，當年新增562.2萬人;1999年，上年結轉610萬人，當年新增618.6萬人；2000年，上年結轉652萬人，當年新增444.6萬人。

 

　　下崗的多數是40-50歲的工人,他們是新中國工業的開拓者，也是有功之臣。

 

　　按國家統計局和勞動保障部的統一規定：下崗職工是指在原企業已沒有工作崗位，沒有與原企業解除勞動關系，有就業要求，尚未就業的人員。然而后來大部分下崗職工已經在幾年前通過“買斷”等方式與原用人單位脫離了關系，成了真正的失業工人。

 

　　他們年齡已高，失去了原單位穩定的收入和相對優厚的福利待遇以及各種保障。他們除了原單位以外很難再就業，因為用人單位一般不要這個年齡段的，與年輕人在競爭上處于弱勢。

 

　　他們普遍文化水平偏低，有工作經驗卻沒有文憑和專業技術職稱，難以適應用人單位專業技術要求。

 

　　他們以前是靠死工資生活，沒有資本積累，無法重新創業。他們只能從事如賣饅頭、蹬三輪車、從事家政服務丶擺地攤等社會邊緣職業，這種洗收入極低。

 

　　這些失去固定收入的下崗職工當時家庭收入普遍低于1000元，兒女尚未成家立業，負擔很重。有些是夫妻雙雙下崗，簡陋的住房，沒有錢看病。為了養老，他們必須靠身體掙取按月上繳的養老費用。

 

　　他們沒有農民有地可以維持生活，也享受不到 “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而國家針對下崗職工失業問題發放的待崗救濟金，許多地方根本沒有落實。

 

　　下崗的歷史垢病

 

　　下崗問題是社會管理中最無賴、最不講情理、最不公平的統治意志反映。

 

　　這種全國范圍內的企業無責任解聘行動，是在政府的支持下進行的，某種意義上是強制性的。因為企業被強制性的改制，新的管理層為了甩包袱，根本無視他們曾經的貢獻和社會公德。就國營企業員工而言，他們即使沒有當家作主的光環，與企業之間也有契約在身。除非法律約定，任何人都沒有剝奪個人工作崗位的權力。

 

　　他們的下崗不是因為工作表現，許多時候也不是企業無法經營，而是社會經濟體制的轉變，是國有資產大規模私有化的產物。

 

　　理論上，作為企業主人，即使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私有化、民經或者現代化改制，他們仍然對企業擁有所有權。他們的犧牲不是為國家，而是為資本讓路。

 

　　就市場經濟轉型而言，他們通過自己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工作機會的失去，換來了新經濟體制的安全穩定著陸。為更多的年輕人以及非城鎮人口大規模進入城市帶來了機會，也為所謂的企業提高效益做出了貢獻。

 

　　同樣是企業人員，原來國企的領導者們在改制中搖身一變成為資本家。工人被辭退，企業成了私人的。而賣企業的錢，工人根本沒有參與分配的機會。

 

　　他們除了一本下崗證以外，所謂的優惠政策簡直不值一提。稅收減免、工商登記優惠、行政性收費優惠、信貸優惠政策、再就業政策等都是表面文章，與他們失去工作和收入相比，可謂九牛一毛。

 

　　一面是工人下崗，一面是政府官員和國家公務人員越來越多。

 

　　誰該為企業效益不佳負責，產業結構不合理、資產結構不合理、政企不分、人浮于事的責任首先是政府，其次是企業管理人員。然而這些問題的板子卻打在職工身上，讓他們當替罪羊和犧牲品。

 

　　職工素質真的差嗎？他們都是在企業工作了幾十年的老工人，愛廠愛家，本分工作。養懶的是那些管理者。造成企業不景氣的不是職工，論追責的話，首當其沖是決策者。

 

　　對下崗職工開出的藥方是再就業，是自謀職業，是所謂的創業。然而能夠提出來的無非是賣饅頭、擦皮鞋，培訓的是理發、縫衣服等。而那些留下來的國企領導人，拿著比過去高幾十倍的工資，住著豪華辦公室，坐豪車吃豪宴，玩旅游包小姐，花的是公家的錢。這些后來成為商界巨子或企業新貴，不僅經濟上豐收，而且個個以代表的身份擠身于廟堂。

 

　　《憲法》第三十三條：“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誰剝奪了工人的勞動權力、從事有關工作和獲得報酬的權利、生活保障權力？

 

　　資本主義國家失業人員有失業金，有基本的社會福利保障。中國的下崗職工那點可憐幾萬元的工齡買斷在貨幣貶值下不夠幾年的生活費，而且還要不斷掙取養老保險。

 

　　為什么為改革付出代價的是“主人”而不是別人，為什么不是“公仆”？

 

　　為了治理三亂，對收費公路進行整頓。交通部門的理由是如果停止收費，這些事業性質的職工無法安置。在精減機構時，許多合并的公務員并沒有減少。可以配幾個甚至十幾個副局長，一個科很多辦事員。這些國家公務人員不能下崗，只有工人可以下崗。

 

　　對下崗職工進行補償呼喚了多年，沒有人理睬。采取的是一種拖的戰術，再過幾年，這些人都老了，可以拿著微薄的退休金活命。

 

　　下崗這個詞此后就消失了，沒有人再會計較是創新還是失誤。

 

　　這是什么？是經濟體制改革中枉顧多數人利益的表現。是國家管理過程中對弱勢群體的輕視，是對共和國功臣的無情掠奪和傷害。

 

　　社會是向前發展的，真理也有其自己的客觀條件和環境適應性。社會主義制度作為新型社會形態并不成熟，需要在發展中不斷改進和完善。問題是社會改革不是革命，是既有繼承又有揚棄。不能利用了前人的成果而拋棄那些創造這些成果的人，這是一個良心問題，也是一個道德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價值取向問題。

 

　　當改革開放初期，無論是實行計價工資、崗位責任制，還是對企業進行現代化改造，職工們都是擁護的。當人們抱著極大的熱情支持改革時，改革突然向他們開刀，以他們的犧牲為改革開路。

 

　　就當時而言，是否還有更好更合理的方式來改革，是否能對他們曾經的貢獻做出補償，是否讓改革的成果利好于大多數人，是否能讓國有資產盡可能或者更少的流失，都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下崗潮”是段沉重的歷史，是新時期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溫柔一刀”，是有人疼有人舒服。

 

　　（來源：文貝博客，昆侖策研究院編發時有文字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