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著名紅色作家權延赤創作的《走近周恩來》一書。其中寫道,一位日本人看過他寫的《走下神壇的毛澤東》后,對他說:“中國在半個多世紀里是屬于‘神圣’的,這個‘神’是毛澤東,這個‘圣’是周恩來。”
毛澤東能夠領導全黨全國人民成就開天辟地之大業,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這也是統帥所應具有的優點和職責。他的本領太大了,運籌帷幄,指揮千軍萬馬,打仗幾乎從來就沒有輸過。也正是從這個角度,日本人稱他“神”。處于新中國權力頂層的領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簡化成:毛劉周朱鄧陳。
在我們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禪讓”是受到最高贊譽的大公無私的圣人之舉,沒有幾個人能夠做到,所以也沒有幾個人敢稱圣人。于是,便有許多人聯想到周恩來,或明確或含蓄地講:周恩來不當一把手(統帥),不當二把手(接班人),甘當三把手,這是偉大的謙虛,所以日本人稱他為“圣”。
上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來在黨內的名望和職務都高于毛澤東。可是,他以自己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威望,在長征途中,特別是在遵義會議上,大力支持毛澤東,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絕對領導地位,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這種謙讓精神貫穿了他的一生。
周恩來無疑是謙虛的,這表現在他的不恥下問,善于向別人學習;表現在他的民主作風,勤于聽取群眾意見;表現在他總是樂于自我批評,等等。但主要并不是表現在他不當一把手,也不當二把手這個方面。
周恩來不當一把手(統帥),不當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盡瘁27年;并可由此上溯到紅軍戰爭時期,從那時起他就一直處于主要的輔佐位置,被許多老人喻為“軍師”、事實上的“總參謀長”—這一切都不能叫做偉大的謙讓,而是偉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來曾經明智地說:“我不是帥才。”明智絕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只是匹夫之勇。匹夫之勇不是勇,是魯、是莽、是愚。最大的勇敢莫過于看清事實而敢于實事求是。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又多次坦率地講:“我不是帥才。”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會議上,毛澤東望著周恩來:“恩來同志,你來怎么樣?”周恩來擺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帥才。我理理家可以,做不了帥……”董必武點點頭,慢條斯理地說:“總理是我們這個國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代表大會、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他在與赫魯曉夫談話時,評價到自己身邊的幾個戰友和同事,認為周恩來“這個同志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面比我強,善于處理各種復雜矛盾。但是周恩來在政治上有弱點……但他是個好人”。
毫無疑問,當我們贊頌周恩來“事無巨細,事必躬親”,“周密細致,扎實穩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時,每一個中國人都會聯想到諸葛亮,卻不會有人聯想到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對于一個人來說,不可能兼具“舉重若輕”和“舉輕若重”兩種優秀品格。但對于一個事業來說,必須兼有這兩種優秀人才。
周恩來的偉大和高尚,決不在于他是否是帥才,而在于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是怎樣做的,做出了什么樣的貢獻和業績?毫無疑問,他是很優秀、很稱職的,他是共和國的“大總管”,他是毛澤東的好助手、副手、幫手,他是中國乃至世界從古至今最好的“配角”之一。
周恩來如此說、如此做,一方面自然是他的清醒和理智,知道自己應該在什么位置,并擺正自己的位置,然后盡力而為,做好自己的那份工作;但另一方面,這也體現了他是一個謙虛寬厚、承讓不爭的品德高尚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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