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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學術界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來研究我國社會經濟問題。這一指示，不能只是停留在口頭上說說，必須把它落實到一切科學研究工作中去。討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們也一定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

　　什么叫小康社會，我們要的是什么樣的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途徑是什么？議論紛紛。有一種看法，建設小康社會，就是要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這無疑是對的，但顯然還不夠。我們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框架下建設小康社會的，不要離開社會主義來談論小康社會。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小康社會。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精神，說一千道一萬，歸結為一點，就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1] 我們是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建設小康社會的。不講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抽象地談論小康，就忘記了事情的本質。

　　這類事情，以前也出現過。例如，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有人只講現代化，而不提社會主義，“言不及義”。針對這種糊涂觀念，鄧小平曾明確指出：“對于中國現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還沒有搞清楚。我們干四個現代化，人們都說好，但有些人腦子里的四化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不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他們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背離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樣，關系就大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2]

　　同樣，光講發展經濟、改善生活，那并不能正確說明我們要的小康社會。要知道，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工人的生活也會改善的，因為，工人是在市場上按照勞動力價值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而決定勞動力價值的既有生理因素，又有歷史的、社會的因素，隨著生產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即使勞動力價值不變，甚至下降，勞動力價值所體現的物質內容也會增加的，因而工人的物質生活也會有所改善，但那是在剝削加深、兩級分化加劇的條件下的改善。這種情況下的“小康”，不是我們所追求的目標，

　　有人喜歡吹捧瑞典，把瑞典的福利制度看作是我們建設小康社會的樣板。其實，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不過是壟斷資產階級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所采取的一項措施，是壟斷資產階級從剝削第三世界勞動人民和本國工人階級獲得的壟斷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來實行的，盡管對工人眼前利益是有好處的，但并沒有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雇傭勞動制度。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這種福利制度，不過意味著“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3] 而已，工人階級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被雇傭、被剝削的地位。與工人改善生活的同時。壟斷資產階級獲得的利潤增長更快。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用大量統計數據證明了，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本家獲得的財富的增長速度大大快于GDP的增長速度，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是不存在的，這說明了兩極分化在不斷加劇。瑞典不應該成為我們的榜樣。我們要的是社會主義的小康，也就是共同富裕的小康，沒有兩極分化的小康。不能背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來研究、討論建設小康社會的問題，這個問題，正像鄧小平所說的，“我們不能讓步。”

　　2、現在大家都在議論共同富裕，誰也不反對共同富裕。黨的十八大指出，我們“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4]

　　但是什么叫共同富裕？怎么實現共同富裕？看法很不一樣。有人認為只要大家生活都得到改善，就是共同富裕了。所以，他們盡在再分配問題上打圈子，認為只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這就實現了共同富裕。不能同意這種看法。

　　按照鄧小平的說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它是同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連在一起的。共同富裕與剝削、兩極分化是不相容的。共同富裕是指一種社會關系，一種分配方式。它說的是，社會所有成員都按照統一的標準進行分配，例如，都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獲得收入，所以隨著生產的發展，大家一起改善生活、共同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有人憑借資本獲得收入，有人則靠出賣勞動力獲得收入，那樣必然導致剝削、兩極分化，盡管生活可能也會有所改善，但那決不能叫做共同富裕。

　　既然共同富裕是分配關系，我們就應該按照馬克思主義關于分配問題的基本原理來分析共同富裕問題。

　　馬克思對分配問題有一整套理論。這里只引用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兩段話。一段話是馬克思在談到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系時說的，他指出：“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5] 另一段話是馬克思批判拉薩爾主義時說，他說：“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6] “生產條件的分配”實質上主要就是指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兩段話表明，社會產品的分配方式，不是人們主觀地選擇的，而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因而具有客觀必然性。人們可以改變分配的具體做法，但分配的性質和方式卻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除非改變生產方式、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和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們是不能改變分配方式的。因此，不能撇開生產關系，尤其是不能撇開作為生產關系基礎的所有制形式，孤立地就分配談分配。我們應該牢牢記住：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分配從來都是從屬于生產的。從本質上看，離開生產方式（尤其是離開所有制），分配問題是說不清楚的。

　　馬克思嚴厲批評了拉薩爾主義脫離生產方式抽象地談論分配問題的錯誤。拉薩爾主義者在談論未來的新社會時，只強調工人要獲得“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馬克思指出，如果撇開生產方式、尤其是撇開生產資料所有制，而一味“在所謂分配問題上大做文章并把重點放在它上面”，“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那就是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庸俗社會主義”。[7] 非常遺憾的是，當前我國學術界，在研究分配問題時，往往陷入了拉薩爾主義的錯誤，不講生產方式，不講所有制，就分配談論分配，成了馬克思批評的“庸俗社會主義”！圍繞共同富裕問題展開的討論，主要錯誤傾向就在于此。許多人在討論共同富裕問題時，往往只在再分配問題上出主意、兜圈子，而根本不提生產資料公有制，忘記了共同富裕是由公有制決定的，沒有公有制就不會有共同富裕。

　　毛澤東堅持并發展了馬克思關于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這一基本原理。他在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對研究分配問題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必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問題，即聯系生產條件的分配來研究消費品的分配。他批評教科書中撇開生產資料的分配來談論消費品的分配、并把消費品分配當作決定性動力的有關論述，指出：“這是一種分配決定論的錯誤觀點。就以分配問題來說，按照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分配首先是生產條件的分配，生產資料在誰手里，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生產資料的分配決定消費品的分配。教科書在這里不講生產資料的分配，只講消費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費品的分配當作決定性的動力，這是對馬克思上述正確觀點的一種修正，是理論上的一種極大的錯誤。”他還指出，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如果不講公有制，只講漲工資，那是錯誤的。他說：“教科書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根本優越的地方就在工資不斷提高，很不對。工資屬于消費品的分配，有什么樣的生產資料的分配，就會有什么樣的產品的分配，有什么樣的消費品的分配。前者是決定后者的。”[8] 毛澤東這些論斷對研究當前分配問題是有指導意義的。

　　3、我們要建設是共同富裕的小康社會。這種小康社會，必須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由于生產資料歸勞動人民共同占有，每一個人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任何人不可能憑借生產資料來參與分配，這就為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奠定了基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得分配領域只能實行按勞分配原則，這就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了基本條件。所以，談論共同富裕，離不開公有制。沒有公有制的建立和發展，就談不上是共同富裕。

　　現在有一種理論：要把社會主義從“公有制的框框里解放出來”，應該“用價值目標（共同富裕）界定社會主義取代用經濟制度（公有制）界定社會主義”。說什么社會主義不一定要搞公有制，只要能夠實現共同富裕就可以了。既要“擺脫”公有制的“框框”，卻又侈談共同富裕，豈不是南轅北轍了嘛！他們提出，在私有制基礎上，通過發展生產力，也可以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然而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從原始社會瓦解以來，私有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已經有幾千年歷史了，什么時候實現了共同富裕？從來沒有！在私有制基礎上，必然產生剝削，一定條件下必然導致兩極分化，根本不可能有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要知道，改善生活與共同富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取決于個人占有的生活資料的多少，后者則是人與人之間的一定的經濟關系。生活改善不等于共同富裕。

　　為了實現共同富裕，我們必須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我們建設小康社會，不能離開強大的公有制經濟。依靠私有制來發展經濟是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的。必須旗幟鮮明地指出，存在剝削和兩極分化的所謂“小康”社會，并不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我們是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我國正處在、而且在一個相當長時期里仍然將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生產力不夠發達，我們還不能實行單一的公有制，還必須有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非公有制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是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它們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不可避免會產生剝削、兩極分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強調鞏固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越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共同發展，越要注意增強公有制為主體、加強國有經濟為主導，這不僅是我國社會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保證，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證。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只要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我們就可以在全社會范圍內防止兩極分化。

　　所以，在目前條件下，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堅持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只有在不斷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為的主導作用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建成共同富裕的小康社會。

　　在討論建設小康社會時，大家都強調要通過改革來實現小康。這是正確的。但必須指出，改革是有不同方向的，不是任何改革都是對的。有人一談到改革，就把基本經濟制度置諸腦后，完全不提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提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而主張私有化，大力發展私營經濟，把發展經濟的希望寄托在私有制身上。這樣的改革是與我們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背道而馳的。

　　注釋：

　　[1]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

　　[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7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399、505、506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年印。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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