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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過幾天也就是1月16日，臺灣將進行第六次地區領導人直選，并極有可能實現第三輪政黨輪替。從1996年至今，寶島上長達20年的民主實踐，有經驗、有教訓，有躁動、有喧囂。這樣的民主實踐，除了讓臺灣地區的執政黨兩度更替，也給臺灣社會和人民帶來諸多深刻影響，其中的教訓值得認真總結汲取。

　　經濟由騰飛到低迷，臺灣為大陸經濟、社會轉型提供前車之鑒

　　歷史遺留下來的兩岸分治現實，無形中令體量更小的臺灣成為“大中華圈”發展的先行者，及某種程度上的試驗田。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半個多世紀來，無論是經濟騰飛還是社會轉型，兩岸大約有著二三十年的“時差”，臺灣先行累積的經驗與教訓，因此成為大陸發展的一面鏡子。

　　威權時代臺灣的經濟騰飛，發軔于農村改革。通過“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及“耕者有其田”等，臺灣對土地資源進行了重組，既提高了農民的耕作積極性，也大大縮小了城鄉差別，1964年臺灣農家戶均可支配所得就相當于非農家的96.59%。臺灣起飛初期，大量依靠出口為導向的勞力密集型產業,技術含量低，適合吸納低素質勞動力、尤其農村剩余勞動力。這使得就業較為充分，收入較為平均，令廣大“屌絲”階層得以分享改革紅利，也令臺灣的改革得以在初期避免大資本形成壟斷，促成了分配的均化。1979年臺灣失業率降至1.2%，實現了充分就業，工資性收入在居民收入結構中占到了60.8%，令社會“均富”成為臺灣奇跡的重要特征。

　　臺灣奇跡二十多年后幾乎完整地在大陸得以再現，并且，至少在幾乎整個1980年代，在達成“帕累托最優”的過程中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均富”。毫無疑問，在這個過程中，包括臺灣在內的“四小龍”的經驗、人才和資本，發揮了相當的作用。

　　就在大陸開始經濟騰飛的同時，臺灣比大陸提前了二三十年進入經濟轉型期，“均富”奇跡終結，貧富差距開始拉大。據“五分位法”(Disposable Income Quintile，將人口按照收入所得排列，分成5等分，比較最高20%人口與最低20%人口的收入差距)數據顯示，1980年僅為4.17倍，到1990年上升到5.18倍，到2001年上升到6倍以上。貧富差距日益成為島內最嚴峻的社會問題之一。

　　究其原因，首推經濟結構轉型中，增速放慢，景氣指數低迷，推動了“結構性失業”人數增加，尤其是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的低收入群體就業困難大大增加。數據顯示，每戶就業人數按照“五分位法”計算其差距，收入最低的20%家庭，其就業人數從1981年的1.45下降到2013年的0.51;而收入最高的20%家庭，其就業人數的下降明顯少于前者，從1981年的2.61人，下降到了2013年的2.29人;兩組人群之間的家庭就業人數差距則持續擴大，從1981年的1.80倍，到2013年的4.49倍。

　　當前，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已成為內地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此前臺灣在應對經濟、社會雙重轉型方面的經驗、尤其教訓，因此更值得深入挖掘、研究與總結。

　　臺灣“民主模式”復制到大陸，后果極可能是災難性的

　　與臺灣經濟、社會轉型伴生的，是政治的巨大變革。1996年臺灣首次直選地區領導人，開始了島內的西式民主實踐。20年來，這一實踐似乎證明了西式民主與中華文化可以兼容，但同時也展現了這一實踐過程中的一些“水土不服”問題。例如，臺灣的民主存在如何應對宗族勢力、地方黑惡勢力對民選的干擾等大量問題與風險，在體量更大、情況更復雜、經濟發展更不均衡、民粹主義基礎更為深厚的大陸，會產生如何的變異？(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陸普遍推行的村級直選中，出現的不少問題，與臺灣早期民主實踐十分相似)。臺灣20年來所積累的應對經驗，移植到大陸的有效性究竟有多大？我曾當面討教臺灣主要政黨的一些大佬，他們普遍認為臺灣當下的“民主模式”若簡單復制到大陸，出現災難性后果的可能性極大。這再次印證，選擇適合自己的民主發展模式是至關重要的。

　　在臺灣的民主實踐中，如何避免被民粹主義綁架是難點之一。比如，民進黨在2008年敗選后，推行了黨務改革，其工作重點從“統獨”議題轉向民生議題、從省籍斗爭轉向階級斗爭。從2010年反ECFA到2014年反服貿，民進黨不斷強調貧富差距、弱勢產業崩盤、失業危機、階級矛盾、陸資陸勞危及“國家安全”等。蔡英文在2014年就曾指出，要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關鍵不在市場，關鍵在政治”，她的這一理念，在本次大選中更是屢見不鮮。不少島內外學者認為，臺灣存在走向“階級政治”的現實與趨勢。當這樣的強調階級斗爭的“民主”生態展現在大陸民眾面前時，除了會觸動別樣的歷史記憶之外，難免也會激發對臺灣“民主”更多的思考。

　　在今后一個歷史時期之內，兩岸發展的“時差”會繼續存在、不斷縮小，這種“時差”既是臺灣的特點所在，也是臺灣在整個“大中華圈”發展進程中的價值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于臺灣即將到來的第6次地區領導人直選，出現何種結果都具有“樣本價值”。因為，島內2000萬人的“試驗”，讓“大中華圈”億萬同胞可以清醒地認識到選擇一條符合國情的民主發展道路何其重要!(作者是澳大利亞華裔學者、澳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