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下午，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在京舉行。多位政府官員和學者列席此會，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提升發展質量”為主題，提出了他們的供給側改革主張。財政部長樓繼偉發言認為工資應與效率同步增長，勞動合同法讓政府通過立法和司法約束了企業，導致勞動生產率太低，要求修改勞動合同法，以利于企業控制工資。

　　在生產嚴重過剩，失業率不斷上漲的情況下，樓繼偉部長主張政府不要干預勞動力市場，讓資本家們可以自由地降低工資，壓榨勞動者（這樣共產黨員干部良心何在？）。讓勞動者工資下降，由于他們是社會的消費主體，主要受收入限制，收入的下降，必將導致消費下降，從而帶來生產過剩增加，使更多企業倒閉，從而引發真正的經濟危機。這顯然是一個餿主意。

　　自主流經濟學家們主導我國的經濟改革以來，我國勞動者收入占國民產值的比重就一直在下降，從1980年占62%下降到現在只占41%。低于直接所有國家，相反，美國的勞動者收入占國民產值比例一直保持在80%以上，2009年的金融危機，美國更是增加到88%。而且在與中國的競爭中，美國工業消費品生產企業一個個失敗，基本都關門倒閉了。中國則達的生產能力則發展到史無前例的水平，很多產品產量都遠超美國歷史最高水平。我們作為競爭的勝利者難道還比不上失敗者嗎？失敗者在不斷增加收入，我們的勝利者反而不能增加收入，這是為什么？

　　主流經濟學家一直強調與美國和西方接軌。樓繼偉先生作為財政部長，一定很清楚，美國財政收入的支出方向。 美國財政收入大部分用于補貼老百姓，包括直接和間接補貼。2009年補貼老百姓收入的開支占美國政府財政收入70%，占美國凈國民收入的32%，人均直接補貼給美國老百姓的收入，平均到每一個老百姓頭上，都高達7000美元，超過中國當年人均收入的2倍，所謂美國的富裕，實際是美國政府補貼出來的，財政部為什么不接軌？為了對付2008年金融危機帶來的消費下降，2009年美國政府凈增加債務1.5萬億美元，用于補貼老百姓，占當年美國政府給老百姓補貼的三分之一，也超過當年我國全體老百姓的消費。

　　美國的高工資，也是政府補貼加制定很高的最低工資推動的。在如此高的補貼下，工人還愿意拿低工資嗎？更大的差別在于，美國政府從高收入者，包括資本家手上收稅，補貼底層老百姓，而我們則從普通老百姓手上收稅，例如，我國起征點為月收入3500，通過收稅和四金，實際收入不到2000，年收入只有2.4萬元。而我國政府收上來的稅收，很大部分用來補貼資本家。報紙上報道政府補貼企業的例子比比皆是。這種做法，都是在不斷增加生產過剩。

　　樓繼偉等推行的政策，實際是美國精英用胡蘿卜和大棒在全世界推銷的華盛頓共識政策，該政策以“休克療法”聞名，早已聲名狼藉，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摒棄了，但在我國卻得到了很好的執行。財政部樓繼偉部長曾在2006年發表文章說，“客觀地分析，‘華盛頓共識’要求的三點 （指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其實在中國都實現了。中國的宏觀經濟一直比較穩定，財政政策也很謹慎，經濟的繁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決策的自由，即個人決策的自由，價格基本上決定于市 場。國有經濟成分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也不高，只有30%左右。……中國經濟也是非常開放的”。樓部長告訴大家，中國政府按照美國精英要求，實行了“華盛頓共識“政策。我們分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也證明了這一點，例如，現在我國的國有經濟成分只有10%了，遠低于美國50%水平。華盛頓共識政策包括要求政府不要給老百姓補貼，要求政府減少干預經濟，包括勞動力市場，顯然樓繼偉先生的主張是符合華盛頓共識要求的。

　　我們壓低老百姓收入，讓大量產品過剩，只好低價賤賣給西方，否則就積壓成廢物了。 于是，我們雖有史無前例的巨大產能，但消費低，西方不搞工業消費品生產，卻能高消費，過上了不勞而獲的生活。我們的積累也很少，基礎設施建設積累速度遠低于美國，例如，僅1886年美國就建成鐵路2.7萬公里，超過我國新世紀前10年建成鐵路總長度，接近改開30年的鐵路建設積累。美國僅1946年就建成機場1259個，是我國現有機場數量的兩倍半。哈佛大學弗格森教授總結，就是中國人負責生產，美國人負責消費的中美國。

　　我們為什么不與美國的做法接軌，將財政收入用于補貼老百姓，提高老百姓收入和工資，讓老百姓消費我們的產品，而是按照美國精英的忽悠去做，任憑資本家壓低老百姓收入？難道樓繼偉部長不知道，美國將中國看成是最大的戰略對手嗎？2008年美國發生危機的時候，不正是采用補貼，防止消費下降，應對危機，才避免經濟崩潰的！

　　【附錄】樓繼偉：勞動法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新浪財經訊 “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定于2月19日在北京召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出席并演講。

　　樓繼偉認為，勞動合同法對企業的約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最終導致勞動生產率太低。

　　以下為演講實錄：

　　樓繼偉：我的發言題目是關于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和全要素生產率，題目和我不太搭配，我就講講前面的。

　　1981-2012年，中國、美國、日本提出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是40%、43%和35%，我們比日本高。我們看到國際上有一些勞動生產力停滯的國家，我們認為不太行，實際上提高還是挺快的，比如說日本，日本1995-2000年，2001-2005年，從2006-2010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提高是30%、66%，70%，日本全要素生產率正不斷提高。

　　我們在新常態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我們說勞動合同法可能是有問題的，勞動合同法對企業的約束，立法和司法層面上有所體現，最終很大程度降低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最終導致勞動生產率太低。

　　工資剛性增長脫離勞動生產率

　　首先是現行的用工制度脫離勞動生產率，工資剛性上漲。最近十年，特別是最近八年，工資超過勞動生產率兩三個百分點，使得我們競爭力越來越不足，實際上代工制是靈活用工，不可能長期發展。法律造成的扭曲，使這方面的用工制度，使生產力極大的退出。我們老講工資上漲，但是退的太早了。

　　現在企業必須簽訂長期合同，但從企業來講，如果我沒有訂單了我就放假，有訂單了再招回來。再一個新進入的勞動力數量減少造成勞動力市場下滑，對于低技能勞動力損害很大。

　　再一個，降低企業人力資本投資的意愿，企業需要支付大量的培訓成本，使非技術員工成為技術員工?，F在企業最需的是技術員工，而情況是，企業把員工培養好了他就走了。如果企業說，如果員工要走就要支付大量的費用，則技能工人很難招。工資增長降低勞動力市場投資的意愿。學生失學率上升，工人不愿意放棄當前收入培訓，所以出來了勞動派遣工的制度。企業內部應該推行工資集體談判。

　　怎么辦呢？我認為下一步應該保證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再有一方面，不能說就是勞動合同法造成的，人沒有落戶的可能性，企業不愿意培訓。如果有動力的話，應該把職業培訓和企業結合起來，這樣能提高勞動生產率。

　　（來源：作者來稿，昆侖策研究院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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