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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為了兜售“主義”，資中筠和蔡霞的文章存在大量知識性硬傷：資中筠認為談出來的國家比打出來的國家更可愛，說美國憲法是1787年制憲會議談出的，那獨立戰爭又是什么，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共同綱領和1954年憲法算不算談出來的？蔡霞篤信“普世價值”不是“主義”而是常識，又說常識來源于生活，那“自由民主”來自誰家的生活？在亨廷頓看來，自由民主也不過是“達沃斯人”（指說英語的一幫世界精英）的價值。個人權利至上的自由主義民主符合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或者其他文化嗎？

資中筠和蔡霞堪稱知識界的資深“女神”，“女神”的文章自然是“神文”。本文并不想攪和意識形態爭論，只是想從知識論上或者說常識意義上談談“女神”的兩篇“神文”。知識分子一般都是有信仰的，但信仰應該建立在真實的知識基礎之上，或者說信仰不能違背常識，否則就大大傷害了“作為天職的學術”的嚴肅性。

一．《槍桿子出政權是憲政不興的根源》的知識性問題

先說資中筠先生（因其地位和年齡而尊稱為“先生”）的流傳很廣的《槍桿子出政權是中國憲政不興的根源》。資先生有句名言，談出來的國家比打出來的國家更可愛。言外之意，美國是談出來的，因而有憲政；中國是打出來的，因而“憲政”不興。資先生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這一地位意味著必然是美國問題權威了。然而，一個簡單的常識是，美國是談出來的嗎？資先生說的是獨立戰爭之后1787年的制憲會議談出了憲法，請問哪國的憲法不是談出來的，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共同綱領和1954年憲法不是談出來的嗎？問題是，美國談出來的憲法管用嗎？1787年之后的美國無疑是一種各自為政的邦聯式國家，即便如此，這一憲法也不管用，不被遵守，南方諸州以民主投票的形式要求獨立，但是強大的北方不允許，硬是以戰爭的方式保證了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且戰爭十分殘酷，其人口死亡率遠遠高于40年代的中國內戰，北方甚至對南方政治中心亞特南大進行屠城式殺戮，為的是南方人再也不敢反抗。內戰之后，美國才成為一個今天意義上的聯邦制國家，內戰也是美國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的起點。美國建國歷程應證了歐洲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即著名歷史社會學家梯利所說的“戰爭制造國家”。美國史就這么簡單，何來談出來的國家有憲政？美國的憲政是靠戰爭來維護的，或者說是打出來的憲政。

戰爭與憲政的關系，是近年來西方的一個理論熱點。要知道，歐洲從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之后還有上千個城邦式國家，至今只有二十幾個，這么來的？都是“戰爭制造國家，國家發動戰爭”，不知道梯利是不是了解毛澤東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二者的說法很相似。梯利如是說，吉登斯的《民族國家與暴力》講的也是這個歷史和道理。但是，戰爭并沒有影響歐洲諸國的憲政進程。為什么？法治是“西方性”的根本特征，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的遺產之一就是法治，正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說“沒有法治，任何政體都是壞政體”。因此，不管時間進程如何，從古代到近代再到當代，法治都是西方文明中的不絕的經脈，與戰爭到底是什么關系？

我們不知道資先生對既有的研究成果了解多少，思想或者說斷言不能建立在想象之上，或者不能建立在虛假知識之上。對于資先生而言，知識本身似乎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質疑中國革命的合法性，即因為有了革命才“憲政不興”。且不說中國歷史和文化到底是什么，就革命與現代性政治而言，早就有成熟的世界級的研究成果，即半個世紀前巴林頓@摩爾的《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當西方人因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解放運動而普遍地敵視和恐懼革命時，摩爾告訴西方人，所有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都離不開革命。所以，大可不必如此質疑中國革命。

中國固然要“依憲執政”，這個過程中法治缺位也不必諱言，但實在沒有必要毫無知識根據地、靠想象去質疑中國革命。這樣的做法與資先生的地位不符。

二．《主義違背常識，就會墮落為謊言》的知識性問題

新近發布在鳳凰網的這篇“神文”，韃伐的是“主義”（即其沒有名言的馬克思主義），主張的是“常識”（即其直言的“普世價值”）。蔡霞教授在批“主義”，問題是到底誰在主張“主義”甚至堅持的是原教旨主義？蔡霞教授篤信的“普世價值”即“自由主義民主”不是“主義”？問題是，作為“主義”的“普世價值”是常識嗎？“自由民主”來自誰家的生活？

讓我們也談談常識吧。常識是，目前世界上有三大文明體系，即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其中的公約數性質的價值就是人類共同價值，因此誰也不能否定人類共同價值。這一價值是什么呢？簡單地說，平等和公正（“天下為公”）是儒家文明的內生性價值，其中社會平等自唐朝開始出現，宋朝已經成為思想和口號。平等和公正也是伊斯蘭文明的與生俱來的追求。相對而言，歐洲的公正思想很久遠，平等的運動，歐洲出現的最晚，這是因為歐洲社會歷史悠久的等級制和貴族制，但只是19世紀工人運動的推動才使平等成為歐洲的一種普遍價值。這種世界政治史不應該被混淆，更不能被無視。

“自由主義民主”是冷戰時期才成氣候的一種“主義”優先的價值體系，其中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洛克式個人占有的財產權。大家都要民主，關鍵是什么“主義”的民主？個人權利本位的自由主義來自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的要素包括古希臘的古典資源、歐洲獨有的天主教與新教、多元語言而導致的文化多元性、社會的多元性、國家與社會的對立性關系、程序主義的法治、個人權利至上（見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可見，基督教文明中充滿著多元對抗和個人主義，這是理解自由主義民主的前提性常識性知識。在兩極對抗的冷戰時期，基督教文明自然就被建構成“自由主義民主”，即以個人權利至上、多元主義為核心的多黨競爭的民主。

個人權利至上的自由主義民主符合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或者其他文化嗎？如果自由主義文化是其他文明或者文化的需要，為什么自由主義民主在很多國家紛紛失敗而出現“民主的回潮”，或者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無效治理？其實，答案早就有了，自由民主理論家薩托利在其《政黨與政治制度》中倒是很負責地說，除非存在文化上的政治共識，否則多黨制是很危險的。《政治人》作者李普塞特也忠告說，在異質文化中，自由民主的前景黯淡。幾十年前的這些忠告如今一一應驗。

至此，我們該明白了，自由民主還能說是所謂的“普世價值”嗎？真正的普世價值即共同價值就是平等和公正。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說，所謂的“普世價值”只是強勢民族的價值而已；在亨廷頓看來，亨廷頓，自由民主也不過是“達沃斯人”（指說英語的一幫世界精英）的價值，其占世界人口之比少的可憐。美國人宣揚自由民主，他們為什么不愿意在國際社會上倡導平等和公正？為什么是弱勢國家在倡導平等和公正？

三．一點期待：少些“救世”熱情，多點知識追求

思想界自然會有左中右，這一點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主義”是建立在虛假知識之上而不能自圓其說，并自欺欺人——中國社會的科學水平與文化水平現狀容易使得各種沒有知識基礎的 “斷言”“命題”滿天飛，不然李洪志的“法lun大法”就沒有如此“功力”了。這意味著什么呢？只能說明中國的社會科學水平太差，太落后太讓人失望，而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經世致用的情懷又如此之強烈。問題就出在這里，如果“救世”和“治國”情懷基于虛假知識，這個國家不是越來越離譜嗎？所以，情懷強烈的知識分子應該控制或者收斂一下自己的治國熱情，把更多的時間和熱情投放在對知識的探索上。二十世紀的教訓實在太多太深刻，自以為是的知識界搞出來一個又一個的“主義”，結果人類變成了一些“主義”的災難性試驗場。比如，放任自由主義失敗而導致的法西斯主義、兩次世界大戰、一場又一場的經濟危機（新近的就是2008年金融海嘯），以及“主義”指導下的“大中東和平計劃”所導致的大中東秩序的崩潰，都是血淋淋的教訓。因此，中國目前最需要的還是那些基于比較歷史而來的真實的知識，而不是有違常識的“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