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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候選人，世人需要認真考慮“特朗普經濟學”對美國、世界和本國經濟的可能影響了。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第一貿易大國，中國本來就比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更需要關注美國經濟政策變動的可能影響，考慮到力推“一帶一路”計劃的需要，我們更需要考慮特朗普一旦上位后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動。

從目前特朗普、希拉里雙方的政見陳述來看，希拉里的政策主張多數只是對民主黨奧巴馬政府奉行政策的修修補補；特朗普則主張對民主黨奧巴馬政府的政策動大手術。

在宏觀經濟方面，多年來，美國國內主張壓縮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孿生雙赤”的呼聲一直就很高，特朗普在此次競選中對此主張尤力。從他的一些政策宣示來看，他傾向于壓縮財政支出和赤字，主張通過收縮美國的海外存在、由盟國分擔軍事保護費等方法減少軍費和國際事務開支，減少國內逆向歧視性的福利開支（如他口誅筆伐美國目前給予非法移民的福利標準高于給予退伍軍人的福利），同時適度增加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裝備方面的投資。由于貿易赤字本質上不過是負數國民儲蓄的體現，而美國的負數國民儲蓄很大程度上又源于其財政赤字，特朗普的上述主張有望從兩條渠道推動美國在長期內減少其貿易赤字，提高其國民儲蓄率：

首先，減少軍費和國際事務開支有望遏制美國政府財政赤字膨脹勢頭，甚至可能減少美國政府財政赤字，換言之，就是壓縮美國政府部門負儲蓄規模。

我整理過二戰后美、日兩國國民儲蓄和投資數據，發現美國私人儲蓄在凈儲蓄中占比一直高于日本民間儲蓄的份額，甚至多年超過了100%，這意味著美國政府在很多年中都是負儲蓄部門。而美國政府部門之所以淪為負儲蓄部門，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對外干預過多，不僅直接帶來了龐大的軍事開支，成為美國財政的沉重負擔和財政風險的最重要來源。

在奧巴馬時期，美國一度籌劃的財政削減，主要落在軍事開支項目上。但是，軍事開支是高舉“平衡預算”旗號的共和黨所極力維護的東西，而民主黨的奧巴馬政府也在“民主”、“重返亞太”等旗號下給美國開辟了更多耗竭國力的角斗場。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地位所引發的道德風險，加上多年來濫用軍力的實踐，在美國內外孳生起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他們力圖把美國繼續固定在濫用軍力的軌道上，卻全然不顧此舉是否會導致美國國力過度耗竭而最終不可持續。

從利比亞戰爭、敘利亞戰爭，到2012年末2013年初美國走到政府關門和“財政懸崖”邊緣時通過開支浩大的《2013年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其中對別國內部事務指手畫腳之處比比皆是。正因為如此，特朗普收縮美國海外存在、由盟國分擔軍事保護費等主張，倘若得到實施，將有助于從根本上減少美國軍費和國際事務開支。

其次，壓縮美國國內逆向歧視性福利開支。這不僅直接有助于壓縮政府財政支出，而且有助于提高居民部門儲蓄。

社會保障本來就有減少私人儲蓄的潛在效果，馬丁·費爾德斯坦在《社會保障、誘致性退休和總資本形成》（Social Security，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Formation，1974）中系統論述了社會保障對個人儲蓄的“擠出效應”。他當時的初步估算是，1929-1971（不包括1941-1946）年間，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大約減少了50%的個人儲蓄。后來，他在修正計算程序錯誤后認定，1972年之前，美國社會保障制度削減了44%左右的個人儲蓄。低收入群體獲得的福利收入基本上都被消費而不會轉入儲蓄，占60%人口的中產則因為稅負加重而減少了儲蓄，結果就是美國現行福利制度從總體上減少了美國的居民部門儲蓄。

從中短期來看，美國經濟復蘇可能帶來進口增速重新超過出口增速、經常項目收支逆差擴大的后果。2014年，美國進口增長3.8%，出口增長3.4%，逆轉了次貸危機以來連續數年美國出口增長快于進口的局面；2015年，美國進口增長4.9%，出口增長1.1%。因此，減少貿易赤字的措施對美國經濟復蘇的可持續性應該是有好處的。

相反，如果希拉里上位，鑒于她主張更多地干預國際事務（畢竟她是主張“重返亞太”的始作俑者和旗手），在國內維持更多福利，我們可以推斷，美國財政赤字、貿易赤字問題會繼續較快惡化。

在貨幣政策方面，特朗普的宣示不如在財政政策、貿易政策方面那么多、那么鮮明，還存在較多的模糊，所以尚待進一步觀察。不過，在美式代議制民主政體下，財政政策受國會掣肘較大，貨幣政策則能夠相對獨立而少受國會掣肘，換言之，貨幣政策更少受政治斗爭擺布，可以給經濟創造更可預期的宏觀環境。

在貿易政策領域，奧巴馬時期奉行的策略是優先推進美國能控制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冷落世貿組織多邊談判，TPP被奧巴馬視為自己的一大政績而努力推進。但從美國自身利益來看，上述思路本身就存在潛在風險。奧巴馬力推TPP，重要目的之一是排擠中國參與制定規則過程、擠占中國在國際市場份額，以此確保美國對貿易規則的影響力。可他追求這一目標的途徑是給予越南等與中國傳統出口制造業競爭的國家更多便利進入美國市場，以此扶植他們壯大；這一策略的必然結果是美國貿易赤字更大，更大程度地犧牲美國的宏觀經濟穩定性、美元穩定性。

在實踐中，目前TPP在美國國內面臨巨大不確定性，競選中所有主要競選人全部公開反對TPP，連曾經力推TPP的希拉里也不例外。特朗普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尚且極力否定，對TPP的反對更為強烈。美國不可能退出WTO，但區域自貿協定是可以舍棄、修訂的。如果特朗普上臺，區域自貿協定進展勢頭可能會減緩，甚至停頓。

從“一帶一路”計劃的視角看，在政治環境方面，特朗普主張收縮美國海外存在是件好事，有利于降低中國遭遇美國“損人不利己”式干預掣肘的風險。特朗普的特質可能有助于未來中美達成交易。

鑒于特朗普格外主張壓縮“孿生雙赤”，許多人擔憂，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經濟可能會變得內向，從而有損中國這個世界第一出口大國的利益。但從總體來看，這一變化即使發生，影響的主要也只是美國外貿的增量，而不是存量，對中國已經取得的對美出口利益未必能有多大影響。不僅如此，我們還要看到，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第一制造業大國、第一出口大國，中國經濟面臨的任務已不是單純的“趕超”，而是需要兼顧“防范被趕超”。某些視中國為競爭對手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正希望復制中國出口導向增長模式的成功路徑。美國有些勢力也企圖通過對這些國家進一步開放美國市場，扶植他們以抑制中國，侵蝕中國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市場份額。有鑒于此，換一個視角，我們就可以看到，美國經濟變得相對內向，也意味著中國的后發競爭對手想復制中國的成功路徑沒那么容易了，這對于中國“防范被趕超”而言是好事。

同時，一個更加強調美國國內經濟建設、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的“特朗普總統”，也意味著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參與美國基礎設施建設的機會將更多。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講，美國開展上述調整，意味著中國國際收支順差增速會減緩，中國基礎貨幣投放機制中外匯占款渠道的比重會加速下滑。為了保證中國貨幣供給適度增長，而不至于遭遇通貨緊縮，中國基礎貨幣創造機制需要進一步創新，這種創新可以與中國國債市場規模擴大和人民幣國際化結合起來。

　　（作者：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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