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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熱烈祝賀十九大開幕！

　　非常贊成在維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定性的前提下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必須的，因為中國的發展有目共睹，不提升當前社會定性與奮斗目標，一來難以激勵全黨和全體國民奮斗，二來是給自己設置了玻璃天花板。但我們又不能好高騖遠而把自己當前社會發展階段定性過高，要汲取蘇聯過早宣布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教訓。

　　基于上述對中國社會當前發展階段的定性，本次大會報告在各方面工作提出的目標和措施都是既積極，又尋求穩妥，而且其調整都是考慮到了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國內外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本文以“《海外資產管理不可片面追求收益》”為題刊發于十九大開幕之日的《環球時報》，我認為這篇文章主旨也很符合大會報告中關于金融的提法思路。

　　大會報告中關于金融的提法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與近年黨代會、兩會報告中關于金融的提法相比，本次大會報告關于金融的提法謹慎了不少，“金融體系現代化”、“金融創新”、“普惠金融”等提法都消失了，強調的是服務實體、宏觀審慎、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之所以如此謹慎，我認為，背景是主要國家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普遍趨向收緊，其結果很可能是全球性流動性趨向緊縮，以及國際資本流動較大規模逆轉。在全球流動性擴張的環境下，突出金融創新，有助于擴大市場份額做大；但在現在的環境下，容易翻車造成系統性金融風險，提法謹慎一些，比較合理、穩妥。我此前文章也專門講過跨境金融風險積累與傳導問題（《梅新育：新興大國跨境金融風險的積累與傳導》），對此，我們必須保持冷靜清醒認識。

　　海外資產管理不可片面追求收益性

　　“2016年我國境外資產總額5萬億美元，1.3億日本人需要辛苦干整整一年才能掙到，厲害了我的國！”——近日來，很多人的手機、電腦都被這樣一條信息刷屏，隨之而來的是眾多讀者將注意力集中到了這個資產規模是否足夠大？收益率高不高？就總體而言，中國國際資產規模確實足夠大，但我們評價海外資產管理時不能片面追求收益性。

　　根據《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2016年末中國國際投資資產總額為48102億美元，在世界各國中，這樣的海外資產規模非常可觀了。橫向比較，一些中國讀者的口吻是中國海外資產“僅”相當于日本一年的GDP，但我們要明白日本是世界第三經濟大國，其經濟體量相對于除了中美兩國之外的世界其它所有國家都堪稱遙遙領先。就是中國GDP總量，也是直到2010年方才超越日本。

　　縱向比較，外匯局編制發布第一份《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時我是評審專家，從這第一份《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顯示的2004年末中國海外資產9291億美元到2016年末的48102億美元，中國海外資產規模在12年里翻了兩番多，增幅堪稱驚人。當然，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繼續增強、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地位繼續提升，相信中國海外資產規模還會繼續膨脹。

　　再看中國海外資產管理的原則。一國管理其國際資產時無非是追求三性：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而其國際資產構成類別多種多樣，不是每種資產都應當以收益性為首要目標。其中，官方儲備資產屬于保證一國宏觀經濟穩定的資產，又是非國際貨幣發行國基礎貨幣投放的準備，因此必然以安全性和流動性為先，不能過度追求收益性。而且，在世界經濟運行的周期性變動中，在持續的景氣階段，官方儲備資產管理者可以適度提高收益性目標；在持續的低增長時期，在整個世界經濟體系可能面臨流動性緊縮壓力的環境下，官方儲備資產管理者就需要適度降低收益性目標而更多追求安全性、流動性了。

　　不要忘了，最近這兩年中國遭遇了大規模的資本外逃沖擊，外匯儲備規模從高峰萎縮了很多，被市場視為中國即將陷入全面金融危機的前兆。只是今年采取了強有力措施方才扭轉外匯儲備萎縮趨勢，實現了外匯儲備“八連漲”，對穩定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和市場預期發揮了關鍵作用。無論是政府的監督者，還是社會公眾，在評價官方儲備資產管理時，都需要明白上述道理。在2016年末的48102億美元中國海外資產中，這部分官方儲備資產有23044億美元，占了差不多一半。

　　即使在加大追求收益性權重的非儲備資產中，我們也不能單純片面追求收益性，貿易信貸就是這樣的一類海外資產。在2016年末的48102億美元中國海外資產中，貿易信貸占4571億美元；這部分資產最主要功用是促進我們出口貿易，進而保證我們國內生產，不能單純追求其利息之類收益。而且，貿易信貸中相當一部分是賒銷形式的應收賬款，或是進口預付貨款，也是沒有利息收益的。

　　有些人可能會把賒銷、進口預付貨款視為單純的市場地位虛弱表現，實際上這是國際通行的、重要的市場開拓手段。在貿易實踐中，我們常常能夠看到，一家資本雄厚的企業能夠利用預付貨款不僅取得緊俏貨物，甚至有可能將生產者控制在自己手里。嘉吉公司等西方主要糧商正是依靠這一手段，控制了巴西等其他國家的大豆生產和銷售。就國家而言，這樣的案例也為數不少。

　　1960年代初至1970年代末，我國利用出口信貸和延期付款方式從日本和西歐國家引進冶金、石化、機械、電子、輕工等技術設備，共簽訂合同300多項，成交金額100多億美元。[1]盡管中國社會所謂“精英”階層崇美思想根深蒂固，且改革開放之后有增無減，但現實卻是改革開放初期10余年間日本、西歐商品在中國市場更加成功，以至于許多日本品牌成為某一類商品的代名詞。出現這種現象，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國對華出口管制較為苛刻令其日、歐競爭對手有機可乘，日本企業占據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地利，……等等，但在相當程度上也是日本、西歐廠商的貿易信貸工具所致。既然當年日本、西歐廠商利用貿易信貸工具成功地占據了中國進口市場大部分份額，今天我們借助這一工具開拓全球市場又有什么稀奇呢？

      注釋：

        [1]劉日新：《新中國經濟建設簡史》，第38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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