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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追求真理  矢志不渝

　　我們這一代，誕生在新中國，迎著燦爛的陽光成長。我們是從父輩那里，聽到共產黨人締造新中國的“崢嶸歲月”。1908年，我的父親出生在湖北丹江口習家店。那時正值清朝末年，列強侵凌，國脈垂危，他14歲只身到北京讀書，投身學生運動，渴望找到救國的真理。1928年，他懷著科學救國的理想，負笈東瀛，考上日本東京工業大學。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軍國主義悍然發動侵華戰爭。爸爸告訴我們，正像《義勇軍進行曲》中所唱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每個人都被迫發出最后的吼聲”。他毅然放下電機專業的書籍，加入共產黨，回國投入氣壯山河的抗日戰爭。在抗擊侵略者的浴血奮戰中，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成為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千千萬萬勞苦大眾的真心擁戴，筑起了新中國的萬里長城。

　　新中國成立后，急需各種建設人才。中組部的一位領導隱約記得，爸爸曾留學日本學習“地質專業”，于是指派他領導地質科研工作。上世紀50-60年代，正是社會主義高歌猛進的年代。在地質戰線工作的干部，每年三分之二以上的時間，要深入地質勘探的第一線。我們平時住在寄宿制學校里，很難與爸爸相聚。在文化大革命中，爸爸被造反派關押，我們更是相見難。文革后期，我們終于在井岡山“五．七”干校與爸爸團聚。爸爸在燦爛的陽光下，挑著擔子，走在田間小路上，春風滿面，毫無怨言，讓我們很驚訝！他說，解放戰爭爆發時，我們中原軍區干部旅，與三五九旅突圍西進，血戰秦嶺，十分酷烈。后來統計，幸存者百分之六、七。何止“九死一生”呀！健在者要承擔起犧牲戰友的責任，建設新中國。比起犧牲的戰友，文革中自己吃一點點苦，不足掛齒。

　　九十年代，海峽兩岸交往日漸密切。爸爸在臺灣的叔伯弟弟到北京探親。這位叔叔原是國民黨軍隊中的少將軍醫，退伍后在臺南開辦一所私人醫院，收入豐厚。他看到作為共產黨干部的哥哥，住在普通一所民居中，家徒四壁，非常詫異。于是，兄弟兩人爭論起來，是三民主義救中國，還是社會主義救中國？爸爸滔滔不絕的論述說，要將一窮二白的國家，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是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宏偉事業，走一點彎路，在所難免。叔叔要請爸爸到五星級飯店品嘗美味。爸爸說，還是嘗一嘗社會主義的家常便飯吧！

　　九十年代前后，我的妹妹、弟弟相繼出國留學，并定居海外。可能是新移民生活的艱難或遠離故土的孤獨，他們都成為基督教徒。每次回國探親，妹妹都帶回《圣經》等書籍，并孜孜不倦地向爸爸傳播福音。爸爸總是十分堅定地說，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社會主義要靠科教興國。他樂觀豁達地面對生老病死，享年96歲。

　　我的青少年時代，正值“文革”，京城充滿著“戰斗”的火藥味，父母被關押批斗，我不滿16歲時，就離家遠行，赴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查干諾爾公社格日勒圖生產隊（這串長長地名成為我刻骨銘心的記憶），成為一名“自力更生”謀生的插隊知青，從一位北京姑娘轉身變為“牧羊女”。“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地見牛羊”。一半激情，一半苦澀。在七年的牧民生活中，我從蒙族姐妹兄弟中得到溫暖的親情。一時間，蒙語竟成為鄉音，字正腔圓，純熟程度超過我本來的母語——漢語。有人說，苦難是宗教的溫床，但我的經歷恰恰與此相反，蒙族額吉的質樸親情，溫暖了我孤獨的心靈，守候著我心靈的凈土。迎著狂風暴雪，趕著羊群去牧場，那些在艱難困苦中的搏斗，磨礪著一位都市姑娘，使我能夠微笑地面對人生的各種坎坷。

　　“文革”后期，我作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回到北京，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那時，蕓蕓眾生可以自主選擇的空間十分有限，我能有機會進入大學讀書，已是萬幸之福了。“文革”結束后，大學開始培養研究生，我鼓起勇氣，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專業，師從龔書鐸老師。當時，歷史系主任是著名史學家白壽彝先生，治學嚴謹。龔老師還是副教授，生平第一次指導研究生，兢兢業業，使我們獲益良多。在浩瀚濃郁的書海墨香中，我漸漸地沉醉于探索歷史的奧秘。1981年，我被分配到北京市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工作，在歷史研究領域里，辛勤耕耘了20年。

　　在翻閱歷史檔案中，一次偶然的機遇，使我對大眾宗教文化產生了興趣。上世紀90年代，我奉命參加《北京通史》的編寫工作，具體承擔第九卷，即1911年-1949年的北京。在收集整理史料中，我發現，這一時期的歷史研究存在著兩個薄弱地帶：一是日本統治北京的時期；一是民國時期北京的宗教文化。這兩方面缺乏可以利用的研究成果，自己就要從原始檔案中，摸索研究的路徑。

　　在北京檔案館查閱檔案時，我找到一份1935年《北平市政府公安局戶口統計圖表》。根據這份統計，北平全市有近70萬佛教信徒，占居民總數的44%。可見，民國時期，佛教信仰是廣大市民階層重要的精神寄托。 

　　為什么佛教信仰在近代北京的市民社會中具有如此深厚的影響呢？雖然，近代中國涌現一批進步的思想家探究佛經義理，倡導佛教革新，然而，在民間社會，吸引普通民眾并非深奧的佛經義理，而是那種救苦救難、普渡眾生的“菩薩行”。這些大眾化的佛教精神與中華民族關懷人文倫理、注重實踐功利的文化基因相結合，深入京城社會底層。為什么理論化的佛學難以普及，而實踐化的佛教較易流傳呢？

　　可能是領袖崇拜、精英文化顯赫史壇太久了，那時，我和許多青年史學工作者一樣，更愿意將研究的重心轉向社會底層。從20世紀90年代中葉起，近代北京市民社會的宗教文化，成為我的學術方向之一。

　　世紀之交，一種新有神論在北京市民社會的傳播，引起我的關注。一次，我登門拜訪一位中學老師，她是我兒子的班主任。本來的話題是如何教育青少年，結果變成如何挽救她的家庭危機。這位老師的丈夫是一位科技工作者，終日修煉“法a輪啊功”，癡迷崇拜，與家庭日益疏遠。為什么這種奇特“法a輪a大法”能吸引青年科技工作者？為什么修煉“法a輪a功”會產生分裂家庭的現象呢？此后不久，“法a輪a功”修煉者聚眾在中南海靜坐，其問鼎政治的企圖，引起當局的警覺，被定性為邪教，明令取締，形成一場社會運動。

　　通俗地講，邪教是宗教的惡變。如果說，中華民族有深厚的人文主義傳統，宗教文化處于亞文化地帶，那么，邪教就是亞文化中的邊緣文化。在當代中國，宗教研究是一門新興學科，而當代邪教問題由于種種復雜的原因，至今還在學術邊緣地帶徘徊。我認為，社會科學工作者應當勇敢地面對重大的社會問題。

　　隨著我對當代“邪教與膜拜團體”問題的關注，我的學術領域逐步從歷史學轉向當代宗教研究領域。2002年5月，我調入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正式跨入宗教研究領域。

　　問題意識始終是我學術成長的最重要推動力。在研究當代宗教的工作中，我感到，在宗教影響日益增強的形勢下，學術界“精心呵護”宗教文化的傾向，成為主導話語，而批評宗教消極因素的聲音，很難得到應有的話語權。

　　隨著“宗教熱”的興起，一些人士極力推崇某種宗教文化，將其詮釋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學的前提”。還有一些權威人士大力倡導“文化神學”，并積極推動這種“文化神學”成為國家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學術方向。這種思潮已經開始影響政策制定和輿論導向。

　　海外宗教勢力的所謂“合法滲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學術研究”。他們通過教育系統和研究機構，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宣傳基督教優秀論，將西方近現代文明歸功于宗教信仰，貶低或詆毀中國的傳統文化，視社會主義價值觀若無物。至今我們沒有學術上的應對，科學無神論幾乎沒有話語權。

　　這種態勢引起一些有識之士的憂慮。2008年春至2009年春，中國無神論學會的理事長任繼愈先生多次與我交談。任先生說，現在科學無神論的研究后繼乏人，你作為中國無神論學會的秘書長，要帶頭投身科學無神論的學科建設。他說：

　　“無神論學會責任重大，它關系到上層建筑問題，關系到國家興亡問題。因為無神論是我們國家的立國之本。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進行革命和建設，把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就是要勞動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創造幸福。如果無神論在我們國家站不住、立不穩，老百姓安身立命要靠求神，那么我們立國就失去了根本，就可能國家衰敗。這是一個根本性問題。”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科學無神論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和積極人生觀，占有重要地位。黨中央一再指出：要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要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科學無神論的性質不容歪曲，作用不容忽視。一個時間以來，有種輿論，力圖把科學無神論從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剔除出去，這是危險的，既不符合人類歷史和當代的世俗化潮流，也與中國的人本主義傳統相悖。

　　承擔起建設科學無神論學科的重任，將成為我的歷史使命。正是任繼愈先生語重心長的囑托，激勵我走上這條艱難而光明之路。我要像父輩一樣，追求真理，矢志不渝。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科學與無神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無神論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來源：《科學與無神論》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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