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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為什么本人一而再、再而三呼吁要盡早盡快從轉變政府職能舊思維中轉出來？決不是一時沖動，而是二十多年來從社會實踐到理性認識上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否定。他既是思維的轉變，又是理念的革新，思維的轉變體現在改革遵循邏輯，遵循客觀規律，理念的革新更體現在全面依法治國的法治精神。

　　“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這是習近平總書記于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時引用唐朝吳兢《貞觀政要·政體第二》。

　　在這里有必要重新品讀一下原典，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征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凈，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谷豐稔，百姓安樂。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君能清凈，百姓何得不安樂乎？”

　　筆者反復品讀這段文字，從中很受啟發，這是中國古代治國理政的優秀經典，既有敬畏宇宙，敬畏自然，敬畏人民的智慧，又蘊涵著深厚的樸素唯物主義哲學思想。下面就結合中國《憲法》淺談個人對治國猶如栽樹，理政如同優化樹的思考。

　　在人們社會實踐中，栽樹是最普通不過實踐活動。由于生物具多樣性，因此栽樹時也必須注重樹種的多樣性。眾所周知，不同的樹種有著不同的內在屬性，比如栽蘋果樹，開蘋果花，結蘋果，栽梨子樹，開梨花，結梨子…，這是自然界非常普通的規律，人們敬畏大自然，遵循大自然基本規律，因此在長期社會實踐摸索中，人們根據樹的屬性進行了科學歸納分類。

　　既然把治國比如栽樹，那么也要依照樹的多樣性把治國的事務進行科學歸納，再分門別類，這是根，這是本。根本找到了，就把握了治國的脈絡。眾所周知，栽樹有兩方面大的內容，首先是選樹，什么樣地域適應栽什么樣的樹，而樹的成長又反應出當地的根基；其次才是栽樹（包括栽后維護）。誰是選樹，誰是栽樹，這既是理念問題，又是重大原則問題，必須形成共識，來不得半點含糊。

　　從中國《憲法》角度講，選樹當然是人民，因為人民是國家根基，有什么樣的根基就適應栽什么樣的樹，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決定的，違背了這一基本制度，就動搖了根基。當然人民又把選樹的權力交給各級人大，因此各級人大必須履行好選樹的職能，他既是使命，又是不可推卸責任。很顯然栽樹（包括維護樹的成長）就是各級政府部門，各級政府部門就很自然地全面認真履行自己法定的職能，由此推理，政府職能是不是應由各級人大來決定，政府部門只是執行機關，所以轉變政府職能在這里也說不通。

　　時下政府職能確實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本人也認識到政府職能需要改善的空間很多，可是不能因為這個改善而忽視本質與現象內在聯系，我們必須跳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慣性思維，從現象去追溯根本。只要我們靜下去思考，從哲學上講，任何職能都是一個現象（也可以說成表象），他的根在“職”上，這是無法否定的公理。政府職能也一樣，他有兩方面的含義，我前面說過政府職能由人大決定，準確講政府的“職”法定事務由人大決定，這是原則，是根本，決不能模糊。而“能”才是政府，當前全面從嚴治黨，發揮政府工作人員能動性就是這個“能”，為了發揮政府工作人員能動性，轉變管理方式方法，簡政放權都沒錯，一旦將“職”與“能”組成一起只能用履行決不能用轉變，用了轉變就會動“職”這個根本，用了轉變就違背了公理。比如說，球，用打球，踢球都沒問題，但是球前面加個足字就是足球，這時用打足球就不妥，只能用踢足球，道理就在這里。

　　只要長期在基層政府工作過的人員，他們就有切身體會，一些法定職能被轉變政府職能轉來轉去轉扭曲了，有一段時間來，依法履職成了單位老實人，說他們沒有開拓精神，越法甚至違法辦事的人成了單位能人，比如，環保部門不去依法保護環境而去收費、去招商，衛生部門不去依法監管醫療機構，而是去指導醫療機構如何創收，有的還要下達完成的經濟指標……等等，這些亂象是不是轉變政府職能后發生的。再比如，2015年本人調查了農村合作經濟經營管理的職能（簡稱經管職能），農業部屬下是個農村合作經濟經營管理總站，到了地方政府就變成五花八門，從名稱叫法就有差異，有某某市（縣）農村合作經濟經營管理局，有某某市（縣）農村合作經濟經營管理站，因轉變職能，有的屬于地方黨委領導下，有的成為政府獨立部門，有的是農業系統下屬機構，有的是財政系統下屬機構，據經管干部講，經管職能最能體現領導的主觀意識，今天轉到農業系統，明天頭腦一發熱也可以轉到財政系統。雖然科學發展觀不斷在糾正，但因缺乏對轉變政府職能的質疑，所以糾正的力度自然就不夠（這樣例子其他部門還有，因本人經歷有限，無法一一列舉）。

　　2015年“天津港8.12”事件，我就大聲急呼《讓職能歸位，推進政府機構與職能有機統一》。可是我們的學者在做什么？明知道政府公信力不斷在下降，他們不去反思，不去深入政府搞調查研究，整天坐在辦公室空談轉變政府職能如何如何有重大意義，還要加快轉變。在調查走訪中，一個群眾說得既簡單易懂，又富有哲理，本人引用過去，轉變政府職能無論有何重大意義，不履職就等于零，就是空談，離開了職這個根就破壞了職能。還有基層干部說：公平正義是依法履行出來的絕不是轉變出來，干嘛栽好的樹又要我們去搖？人大政協的同志說：選樹栽樹都由政府部門做了，還要我們有何意義？

　　我們若老停留在轉變政府職能這個舊思維里，像不像進入了“栽樹―搖樹―再栽樹―再搖樹”的怪圈，準確地講更像頭痛治頭，腳痛醫腳，只注重現象不求本質的主觀主義思維。談到頭痛治頭，腳痛醫腳這個老問題，在此本人多談幾句，頭痛從屬性上分不外乎兩大類，一類是功能性頭痛，比如，緊張、缺氧、失眠等等導致功能性頭痛，功能性頭痛比較好治，通過簡單服藥調養一旦時間可以恢復；另一類是實質性病變頭痛，比如寄生蟲、神經受壓、受傷或病變、腦血管瘤等等導致實質性病變頭痛，這種頭痛不是簡單服藥調養能解決的，而是要查病根，找病源，否則單純頭痛治頭會誤了治療，導致難以挽回后果。長期功能性頭痛可以轉變成實質性病變，而實質性病變直接導致功能進一步惡化，他們是頭痛的里表以及相互關系，現象與本質的統一。

　　前幾年，主張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的理由最多就是政府錯位、缺位、越位，只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就知道政府職能錯位、缺位、越位是個現象問題，是政府履職后產生的外在表象，人們都可以感識到，然而為什么不去追溯錯位、缺位、越位里面的本質呢？近年來，我反復思考，經過歸納，導致政府職能錯位、缺位、越位不外乎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法律這個根，另一方面是工作人員的能動性。

　　前幾年我寫文章淺談了一下科學理政，沒有深入，看到習近平總書記說：“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這句話時，我聯想到科學理政這個命題。若治國猶如栽樹，那么科學理政如同優化樹的結構。前面講了栽樹有兩方面大的內容，一方面是選樹，另一方面栽樹，優化樹也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方面選樹，選出當地能適應成長的樹；另一方面栽培樹，栽好了的樹，不能搖，而是精心培植，經過一個時期可以修枝剪葉。理政也同理，一方面，全國人大依據《憲法》結合中國國情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地方人大依據《憲法》和法律，結合當地實際設置地方政府機構。另一方面，各級政府全面依法履行職能，在履職過程，大道至簡，需要簡政放權的，就大膽放，需要轉變管理方式方法的，就盡快轉變，遇到法律障礙問題及時反饋到人大。

　　當然，我們也要認識到政府職能中法定的“職”這個根確實有很多需要改善的空間，立法不科學，法與法之間重疊（本人在農業系統工作多年，就覺察到畜牧法與種子法有重疊，他們的共性就是保護生物良種，不同點植物與動物）、沖突（物權法與憲法有沖突），法律不適應時代發展規律等等問題存在，所以各級人大履行自己職能非常緊迫。這里還是以食品為例，因為我與食品監管打交道有三十多年（部隊十一年，地方二十年），比較熟悉這個職能。

　　食品是人們每天必需的物質，他有兩方面大的內容，生產與食用，生產為了食用，食用需要生產，從哲學角度講他們本應該相輔相成，相互制約。在現實里，生產與食用相輔相成相信人人都可以理解并接受，但相互制約可能很多人難以接受，事實就是如此。比如，《農業法》、《農產品質量安全法》他們既有生產內容，又有保護農產品質量安全內容，他們相輔相成一目了然，但能找到他們制約機制嗎？找不到。前幾年為什么“瘦肉精”泛濫，因為在生產過程中添加“瘦肉精”能提高生豬瘦肉率，產生經濟效益，后來添加“瘦肉精”量越來越越大，非常滑稽的是“瘦肉精”成了一個非法產業，所以從上世紀八十年末到2011年3月15日“瘦肉精”事件曝光，都是得到了地方政府管生產部門默許的，若不是出現嚴重傷害人的健康，若養殖戶添加“瘦肉精”量比較少，估計到現在還在使用。從這個案例就能看出問題，生產服務與監督管理同在一個行政部門，難以形成制約機制。再比如，近年來，人們議論最多的轉基因食品，若不是像崔永元等有識之士長期執著去質疑，轉基因食品還不知道泛濫何時。從當前形勢看，雖然轉基因食品生產得到一定的抑制，但轉基因食品監管，尤其是監測方面還存在很多盲區。

　　為什么一曝光就是大事、惡事？為什么政府的職能部門不能“治未病”呢？2015年“天津港8.12”事件，造成165人遇難，8人失蹤，798人受傷住院治療，這起事故造成直接經濟損失人民幣68.66億元。為什么我們不能避免此類事件發生呢？不出事什么都是好的，出事曝光后一查就是監管不力，本人從部隊轉業到地方，經過二十年時間觀察和比較，到目前，地方政府職能的有些“職”還存在模糊、不確定性、彈性空間大等比較突出的問題，尤其是轉變政府職能后，這個“職”給人感覺就沒有根，更沒有踏踏實實落過地。

　　就以食品質量安全監管為例，前幾年五、六個行政部門管一頭豬，七、八大蓋帽（大蓋帽代表行政部門）管一頂草帽（草帽代表賣蔬菜）的現象，還歷歷在我腦海里。盡管在改革過程中，我們認識到不合理，需要整合，但思維方式沒有改變，還是從田間到餐桌，即所謂的抓生產源頭的思維方式，源頭抓不抓，肯定要抓，但不是本根，是枝葉，所有的食品都是枝葉。那么食品安全的本根在那里？當我們反向思考，以人為本，預防優先的理念，這個本根自然落在“病從口入”上，只要我們食品質量安全監管部門把住這個“病從口入”的關口，我們還會發生食品安全事故么？可以肯定回答絕對不會發生，而且人的健康指數、幸福指數節節上升。之所以這么肯定，是因為我們部隊是這個體制，本人又有十多年切身體會。本根找到了，接著就是發芽長枝葉，再從餐桌到田間、到果園、到湖泊、到海洋等等。因此，立法必須從本根開始，抓住食品質量安全這個屬性，無論是農產品，還是工作生產的食品，包括當前人們談論最多的轉基因食品，不管食品在市場、運輸、貯藏、餐桌那個環節，監管這個“職”屬性不變。食品質量安全監管如此，其他行業，其他事務也同理。

　　總而言之，我們必須轉變思維，用治國猶如栽樹，理政如同優化樹的理念，強化各級人大黨的領導，科學立法，多立良法，各級政府不折不扣地全面依法履行各自的職能，用五至八年時間，真正實現良法善治的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

　　（作者工作單位：湖北省鄂州市動物衛生監督所；【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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