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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警惕將王琪回國炒成另一個“集結號”故事

點擊：作者：郭松民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微信編發發布時間:2017-02-19 11:30:40

滯留印度54年的老兵王琪回國了，我們祝他生活平靜，晚年幸福。

但是，有些人想把他炒作成另一個《集結號》的悲情故事——2007年，馮小剛拍攝的電影《集結號》，成為當時壟斷話語權的自由派公知及南方系媒體丑化解放軍和共產黨的一個由頭——說什么“一個國家，怎樣對待戰俘，怎樣對待士兵遺骸、怎樣對待失蹤者，這都體現著這個國家的文明程度。人在做，天在看”之類不三不四的話，我們就應該警惕了。

這不是多疑，而是這些年來，有些人真的是擅長把一切問題都政治化，都變成推墻的契機。

中國對印度的自衛反擊作戰，是1962年11月22日零時結束的，王琪是1963年元旦走失的，這意味著王琪的失蹤和作戰行動沒有直接的關系——既非戰俘，也非戰場失蹤者。

事實上，中國政府和軍方對戰俘是非常重視的。2003年還有兩位被印度長期扣留的戰俘馬勝龍和楊家侖回國，當時有軍委派代表到首都機場迎接，并馬上由成都軍區派醫療組將兩人接回四川（都是四川人）送入榮軍院。

從目前的報道看，王琪回國卻只有外交部人士陪同，軍方代表沒有出面。如果后續沒有軍方出面對王琪的軍籍和待遇問題有正式說法的話，我認為軍方的調查結論應該就是擅自離隊后走失，而不是他自己說的請假外出后再迷路——他自稱請了假，但是他的班長明確表示他沒有請假，他至少是重大違紀。

當過兵的人都明白，戰士請假外出，至少要兩人以上同行，而且要攜帶連隊值班首長簽發的外出證。據王琪老人自述，他是單獨請假外出，身上沒有任何證件，考慮到他們部隊駐地緊靠中印邊境，戰爭又剛剛結束，附近也沒有可供購物消費的集市，連隊居然會準許他到苦寒的荒山野嶺漫無目的游逛？這令人難以置信。

如果他在當時就被找回來的話，恐怕是要受處分的。只是時間相隔久遠，也沒有叛變投敵的事實，因此也就不再追究了。但是就軍方來說，是不會給他英雄結論和待遇的，否則的話還談什么嚴肅紀律？

軍方目前的沉默，就是對一個失散多年的老兵的最大溫情。

當然要按照程序，我還是認為他應該先向部隊報道，然后由部隊給予處理或不處理的決定，把整個事件了結了再回家。不過要真這樣，有可能要開軍事法庭。

下面是我為《集結號》寫的影評——

郭松民 |《集結號》：對戰爭的解讀也是政治的繼續

解放軍？就這造型？鬼子不像鬼子，國軍不像國軍？

看了好萊塢電影《父輩的旗幟》，我們就知道谷子地的造型是怎么來的了。

有人說，《集結號》是馮小剛最好的電影，馮小剛也以此自傲，盡管對嬉皮笑臉，“一點正經沒有”的馮氏風格來說，《集結號》絕對是個異類。

當然，他有充分的理由自傲，因為對“只在乎市場”的馮導來說，市場給了他超過兩億票房，這是當年中國電影票房最高紀錄，足以讓他在電影圈里傲視群雄。而更妙的是，《集結號》還獲得了官方和民間的一致喝彩，“主旋律”的桂冠和“真實表現了戰爭中的人性”的贊譽一起飛來，《集結號》真的是“集結”萬千寵愛于一身了。

就沒有一點問題么？我看不見得。

從別處“剪貼”來的戰爭

這么說，倒并不僅是因為影片中的戰爭場面是由韓國煙火效果師制作的，以至于看起來更像是發生在漢江平原或奧哈馬海灘；也不僅是因為片中的軍人會一反解放軍靈活機動的戰術作風，居然在街道中間打著美式手語搞所謂搜索前進，愚蠢地把自己暴露在敵人的火力下；更不是因為他們的裝備和鋼盔看起來更像海豹突擊隊或SWAT而不像“中原野戰軍”——這些小毛病都是可以原諒的。說它是“剪貼”的戰爭，是因為當我們把目光轉向1948年的中國黃淮平原時，我們找不到一場谷子地和“九連”所經歷的戰爭。

淮海戰役蔣軍完敗，高級將領或者被俘，或者被擊斃。

導致“九連”全體陣亡的那場戰斗，給人的感覺是主力部隊逃跑得非常倉皇，倉皇到了脫險后還不敢通知掩護部隊撤退的程度。但翻開戰史我們就能夠發現，在1948年的淮海戰場上，并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況——淮海戰役是以“共軍”的完勝和“國軍”的完敗而告結束的。在整個戰役進程中，“國軍”先后被分割包圍在碾莊、雙堆集、徐州、陳官莊等幾個孤立地帶，完全喪失了戰役主動權。“共軍”在整個戰役中所進行的所有阻擊戰斗，包括為圍殲黃伯韜兵團而進行的最為慘烈的徐東阻擊戰，都是以“國軍”的最后潰敗而告結束的。

當然，電影不必和歷史一模一樣，但也不能和歷史截然相反，一部讓人一看就知道是子虛烏有的電影，又如何能夠取得真正撼人心魄的力量呢?

聽到集結號才能撤退，就更讓人感到摸不著頭腦了，這是一個明顯違反軍事常識的錯誤。在缺乏現代通訊手段的情況下，指揮員在交代阻擊任務的時候，通常會同時規定撤退的時間，因為他完全可以判斷出主力需要多長時間能撤到安全地帶。而擔任阻擊任務的指揮員，則只要到了規定的時間，就可以下令撤退。

用集結號來通知擔任掩護任務的部隊撤退，在戰場上怎么操作呢？待主力撤退到安全地區后再派號兵回來吹集結號嗎？號兵沒有飛毛腿，往返需要兩倍的時間，那不是黃瓜菜都涼完了嗎？如果號兵負傷或者犧牲呢？那就眼看著掩護部隊被敵人全殲嗎？還有，戰場上敵我雙方近在咫尺，掩護部隊能聽到集結號，敵軍也可以聽得到，這不是通知敵軍“趁勢掩殺”，咬住我軍不放嗎？

“集結號”只存在于《集結號》中，而不存在于現實的戰爭中，更不存在于“共軍”的作戰條令中，這就是結論。

但最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的，還是團長蓄意要把“九連”推向死路。

在戰爭中，為全局的勝利而犧牲某一個局部，這是經常發生的事情，本來沒什么好大驚小怪的。但對一個負責任的指揮員來說，犧牲局部從來都不應該成為他追求的目標，完成任務才是他追求的目標。因此，在保證完成任務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減少傷亡，才是符合邏輯的，否則的話，就不會再有什么人愿意在這位指揮員手下沖鋒陷陣。

但在《集結號》中，讓“九連”全部戰死似乎正的團長想要的，任務是什么反倒不清楚了。他把九連放到敵人進攻的正面，首當其沖的位置上，下達了聽不到號聲就絕對不許撤退的死命令。但他好象就從一開始就決定不吹這個號，不論戰局發展的情況如何，也不管任務完成的情況如何，這從他在戰前，一反常態地給了谷子地一條大黃龍香煙就能夠看出一點端倪。

什么樣的軍隊會把自己的一部分讓敵人全殲作為作戰目標？古今中外有這樣的軍隊嗎？“九連”不是一個能打硬仗的英雄連隊嗎？團長和谷子地不是“第八區”碩果僅存的老戰友嗎？他為什么要故意置谷子地和九連于死地？他們兩人之間難道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令人費解。

在任何一支能夠正常運轉的軍隊中，部屬總是相信上級不會無緣無故地犧牲自己的，不會把犧牲自己作為直接的作戰目標，犧牲總是為了更大的目標而不得不做出的痛苦決定——沒有了這種信任，任何軍隊都會土崩瓦解。

“看了《集結號》，才知道組織是靠不住的”——這是許多觀眾走出影院后得出的結論。我們很難相信中國人民解放軍會是這樣一支“靠不住”的軍隊，因為這無法解釋它是如何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戰勝了無數國內外強敵而最終席卷全國的。

任何戰爭都是全人類是災難？

且看評論文章“《集結號》重申珍惜和平”里的畫龍點睛之筆：

《集結號》表達了一種新的戰爭觀。一場戰爭，對所有參與者來說，均是兩敗俱傷。戰敗方固然要蒙受羞辱，戰勝方也一定傷痕累累。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戰爭都是全人類的災難，沒有所謂的“戰爭勝利者”。

和平是如何珍貴，值得珍惜。戰爭帶來的創傷，不僅僅是47個爹娘給起了名字的孩子，變成汶河岸邊找不到尸體的無名野鬼，更是險些讓他們的犧牲變成無價值的虛空，并進而在歷史里徹底失蹤。

還有署名張鳴的文章《和平鴿能否落在<集結號>上》，其中也不乏警句：

仗打完了，死的都是中國人……但戰死的炮灰絕大多數只是炮灰而已，他們并不知道為什么要去赴死。

戰爭的雙方都是人，對于國共內戰而言，都是中國人，活生生的中國人。

應該說，凡是得出類似的結論的人，都看懂了《集結號》！在某種程度上，《集結號》確實起到了“啟蒙”的作用，它使得發生在1948年前后的那場戰爭，有了一個新的名稱：“國共內戰”。而在此之前，我們習慣于稱它為“解放戰爭”，“學術”一點的名稱則是“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

中國人是最喜歡也最善于“正名”的，一個“內戰”的名字一冠，戰爭的是非、意義、性質便統統變得模糊不清了。“內戰”既然成了“全人類的災難”，那么犧牲自然也就變成了“無價值的虛空”，而“戰死的炮灰絕大多數只是炮灰而已，他們并不知道為什么要去赴死”。

這個效果其實并不出乎《集結號》編導們的意料，甚至可能正是他們所想要的。編劇劉恒說得很明白：“第一，我們不討論戰爭有沒有意義；第二，我們不討論犧牲有沒有價值。”影片的監制陳國富對記者說：“畢竟講的是國共內戰，我們因此特意避開其正義、邪惡之名的爭論，讓觀眾看具體的故事，而不是看戰爭本身。”

那么，“具體的故事”都講了些什么呢？簡單點兒說，影片講述了一群不知為何而戰的炮灰被無意義地犧牲掉，而且還不被承認的憋屈故事。這樣一來，主人公谷子地與他的戰友們已經不再是為理想而戰。他們不再是為了‘解放全中國’，不再是為窮苦人不再受苦及當家作主，他們出生入死的行為，不再是任何自愿的犧牲和獻身。他們變得沒有行為動機——一場沒有動機的人所進行的戰爭只能“全人類的災難”，除此之外，還能是別的什么？

有人說，《集結號》堪比《拯救大兵瑞恩》，但這兩部電影，其實是天差地別的。在《拯救大兵瑞恩》中，雖然斯皮爾伯格也描寫了超乎尋常嚴酷的戰爭場面，奧哈馬海灘上血肉橫飛的細節，但由于片子的主題是美國政府下達命令時的人道主義考慮，因此所有的犧牲都顯得熠熠生輝，所有的殘酷都只能更加襯托出美國政府的偉大和美軍士兵的英勇。而《集結號》所留給觀眾的全部暗示，卻僅僅是這樣一個結論——這是一個近似瘋子的組織所進行的一場毫無價值和人性的戰爭。

對戰爭的解讀也是政治的繼續

但“國共內戰”肯定不是瘋子組織的戰爭，沒有任何瘋子能夠憑空煽動起一場把億萬國民全部卷入的戰爭。在“國共內戰”中，“共軍”所以能夠最后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除了仰賴毛澤東過人的軍事天才之外，主要還是依靠了農民的鼎力支持，而農民支持“共軍”的原因，又來自于他們對土地的渴望。

在戰爭期間及其后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中，全國有3億多無地或少地農民獲得了7億畝耕地（當時全部耕地為14.68億畝），每年700億斤糧食的地租被免除，幾千年來的封建剝削因此被掃除，農民得到了解放。與此相聯系的是，“國共內戰”的結局還同時消滅了中國的一個高消費集團。這個高消費集團不論是當年以“反動派”命名，還是今天稱之為“精英階層”、“既得利益集團”等，其社會經濟的功能都是一樣的：他們在中國人均資源極其有限的國情條件下，長期占有并消耗掉了過高的資源份額，從而一再阻礙著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使之遲遲無法啟動。可以說，沒有這個集團的被消滅，就不會有中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不會有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高科技成就，也不會有中國人生存狀況的根本性改善。

誠如張鳴所言，這場戰爭空前的殘酷，“規模和烈度都可以跟二戰媲美”，是“大規模的同胞間的廝殺，血肉橫飛，你死我活”。但我不得不指出的是，舊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卻必須要為此負主要的責任!正是他們為了維護自己對有限資源的壟斷地位，一再大開殺戒——中共早期從事的其實主要是和平維權活動，但是，從安源路礦工人罷工（1922）、開灤煤礦工人罷工（1922）到京漢鐵路工人罷工（1923）和青島日商紗廠工人罷工（1925）等，這些和平抗爭或慘敗于血泊當中，或雖初期小勝，但不旋踵即遭血腥屠戮。中國革命實在為是舊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逼迫所致，“國共內戰”的慘烈形式，也正是這個集團預先代為選擇的。至于他們在戰爭中之被最后清除，倒是有點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但也不過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罷了。

馮小剛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記者采訪時說：“傳統的戰爭片是為政治服務的，這個電影，還是從市場切入，希望在市場上能夠贏得大部分觀眾。”馮導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他想回避政治。但對一部以戰爭歷史為主題的電影來說，政治豈是想回避就回避的？正像一個人，如果他（她）被切除了決定他（她）性別特征的器官，他（她）就會表現出與自己本色相反的性別特征，而決不會沒有任何性別特征——透過《集結號》激烈晃動的鏡頭，1948年前后的那場戰爭，從代表歷史進步和正義的“解放戰爭”，變成了意義含混不清甚至負面的“國共內戰”，這難道不也是一種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