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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檁子】：最近看了一篇中學老師的文章，他說自己當了20多年老師，發現原本鮮活有靈性的學生，隨著年級增高，在“題山試海”中逐漸失去了熱情，失去了個性，失去了思考的能力。這件事讓他很痛心，因為他覺得自己無能為力。

對這個問題深有“痛感”還有作家鄒靜之。他是中國著名的劇作家、詩人，代表作品有《琉璃廠傳奇》、《康熙微服私訪記》、《鐵齒銅牙紀曉嵐》、《少年行》等，現任《詩刊》編審。多年前，他寫過一篇文章，叫《女兒的作業》，充分體現了自己作為一個父親，對尊崇權威、在標準答案中逐漸失去靈動的女兒的擔憂。

不知道他的女兒后來怎樣了？看到女兒的這種學習狀況后，他是怎樣應對的？這樣的故事，這么些年以來，是不是從未改變？

今天，和大家分享鄒靜之的《女兒的作業》，非常誠摯的一篇文章，值得我們深思 ~

放假時，女兒的語文作業，有一項是把綜合練習作業本重抄一遍，從題到答案一字不落地抄，大概有一萬來字。此為三項作業中的一項，女兒學會了熬夜，那天寫到凌晨3點。女兒六年級。 

昨日看到一幅畫，題目是《陪讀》。兒子深夜在寫作業，父親在疊高的椅子上，發懸于梁，滿地煙蒂，苦熬等孩子作業寫完，是個好父親。

現在一些老師的能力已經深入到了家庭。聽一朋友說，家中電視從不敢看，曾遭到孩子老師批評，說孩子苦學，家長看電視，不是為父之道。這樣的老師大概能使整個家庭都籠罩在苦讀的氛圍中。

我不是個好父親，我先是沒有頭懸梁，陪女兒深夜寫作業的精神；再有，她的作業，我也大多不會，陪也幫不上忙。

我沒想到語文的教法已經深入細致到字典詞典內部去了。女兒的作業要花很多時間來分析字，如：“翁”是什么部首，它的第七劃是點還是折，它的聲母是什么，它的韻母是什么，它有多少義項……我不知道學得好的同學是否已經是半個文字學家了。

我曾對女兒說這沒用，你學會查字典就夠了，字典是工具，而你不必成為工具，女兒不聽，她尊師敬道。 

有一天，她問我“灰溜溜”怎么解釋。我想了一會兒，問干嗎解釋這個詞。她說是作業。我說這個詞你會用嗎？她說會，很快造了句子。我說這就可以了，關鍵是會用。解釋“灰溜溜”這種詞毫無必要，就像解釋“饅頭”這個詞沒有必要一樣。

女兒不屑，她認為我從沒有學好過語文，連小學的問題都答不出來。我不知道這個世界上的每個詞是否都有再用語言來解釋一遍的必要。如果不是，就該放孩子們出去玩玩。

我想小到“灰溜溜”這類詞，也要用書面語去說它一遍了，那在這個世界上我們要學的東西就太多了，我們確實不必在“灰溜溜”面前灰溜溜。 

每臨考試，回家的作業，大多是做卷子。卷子很長，女兒她們稱其為“哈達卷”，挺準確，像一條長長的哈達，從桌子上拖了下去。她吃完晚飯就俯在上邊寫，一條“哈達”寫完了還有—條。

有時我路過她的房間，她的影子借臺燈的光投在天花板上，那影子沒有什么光彩。我從沒有借這個影子想象出過什么杰出的人物來，沒有愛因斯坦，也沒有惠特曼。我的感覺是—個作坊里的小工在干她最厭煩的活。

我曾看過她的數學作業，對格式和步驟要求十分嚴格，不厭其煩，明明可以綜合列式子的，也要求分部：一個式子之后還要有語言闡述（干嗎非要把簡單的復雜化，他會做就證明他是明白，清楚的）。

我不知道為什么總把聰明的孩子們當成白癡來教。他們其實非常靈動．他們比我們想象的機敏得多，但我覺得那種教學好像就是非要壓制住他們的活躍。很多時候這樣的教學像是想驗證一下誰更按部就班，誰更能掌握僵死的程式。

有次經我檢查過的語文卷子錯了很多，不僅是家人，我也開始對我的語文程度懷疑起來。

有兩條錯誤是這樣的：題目要求，根據句子意思寫成語。有一條是“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女兒填“齊心協力”，老師判錯；還有一條“刻畫描摹得非常逼真”，女兒填“栩栩如生”，老師也判錯。

我仔細看了，不知錯在哪里。

女兒說第一條應是“同心協力”、第二條應是“惟妙惟肖”。

這真讓人吃驚，我不知道“齊”與“同”在這兒有什么區別。按新華字典“齊”宇第三個義項就是同時、同樣、一起的意思，并舉例用了“同心”一詞。該用“同心協力”時，用“齊心協力”誰能說這是錯了。

女兒說：標準答案是“同心協力”，其它當然就錯。

真可怕，語文什么時候變得比數學還要精確了。

中國語言之豐富，詞匯之多，所謂同義詞、近義詞，相應的不止一條，怎么就會有一個答案呢。

那第二條，我覺得題目的意思，栩栩如生甚至比惟妙惟肖更為準確，“妙”和“肖”與“如生”比，哪一個更與“逼真”這個詞接近呢。

關鍵爭執還不在此，把對的說成錯的，就不僅是誤人了實是害人了。還不止害一個人，而是害了一代人。

這樣的作業和考試，沒完沒了 ...

實際也這樣，我反復怎么說這兩條都沒有錯，女兒也不信，她視老師為絕對權威，老師以標準答案為圣旨。女兒把她原來活躍、靈動的心收起來子。從她心里把那兩個詞趕出去了，她將接受別人給她的標準，來謹慎地使用詞匯，她以后可能會像收音機一樣的說話。那天，她按老師的要求把那錯改了十遍。我那一刻心里只有一個詞--殘酷。

這樣的例子非常的多。

我不知道“擠眉弄眼”為什么只能算神態類的詞，而就不能算是動作類的詞，神態和動作清楚的界線在哪兒。

我也想不通“意外的災禍或事故”的意思只能是“三長兩短”。

我最想不通的是考學生這個有什么意義。把一個詞歸于神態，或把一個詞歸于動作，對她應用這個詞有什么作用。除限制別人的想象外沒一點兒好處；古語說“文無定法”，如果真有那么死的標準，誰學會為“推敲”而推敲呢，詩人大概也不會再說“疑是銀河落九天”這話了。

最奇怪的是，語文到這程度，女兒的作文反而越來越差。

她的作文幾乎成了一些兒童八股的翻版。我的曾寫過“圓珠筆在紙上快樂地蹭癢”這樣句子的女兒，開始為作文編造她的故事。

她非常熟悉表揚稿，和思想匯報那類的文體。她的作文幾乎是假話，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學幾乎都寫過，扶老婆婆過街，給老師送傘，借同學橡皮那類的故事。

她們快樂地共同編著一樣的故事，然后套上時間、地點、人物三要素這樣的格式，去到老師那兒領一個好分。

她們老師說“天下文章一大抄，誰不抄準是傻子”。

我在書店看到過《兒童作文經典》這類的書，擺了一架又一架，我不知道“經典”這詞現在已經變得這么隨便。這些書的最終目的并不是為了提高你的寫作能力，它向你提供些應付考試的、可以改頭換面的模本。

女兒說她們班的同學，寫作文常找來相應的一篇，改個名字抄上去，就成了。這類的書在我家附近的一間新華書店占了有幾張柜臺，買者踴躍。那些父母并不知道真寫好作文的人，并不是看這些書看的。

書店里的教輔書，永遠賣得最好

那天，我同時看到一個小女孩在柜臺上認真地讀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問她為什么不買回家去讀。她奇怪地看著我，說這樣的書怎么可以買回家呢。

我曾接觸過一些大學生，他們看過的經典比我在文革當知青時還要少，他們不看巴爾扎克，也不看馮夢龍，他們不看金斯堡，也不看白居易。

談到希望，再也不敢想十幾歲的人能寫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樣的句子來了。好像是文化提高了，好像是上學的兒童很多了，但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模子里走出來的孩子。

 “希望工程”是為了救助那些失學兒童的，而我發現很多上學的兒童他們極想失學，女兒說一想到作業就要發瘋，他們厭惡把他們當做傻子來教。他們不想學那種只對考試一時有用，一輩子卻沒用的東西，他們討厭那個把簡單復雜化的教法。他們討厭作業，討厭考試，他們討厭評分不公正和狹隘。他們厭學。

我也討厭這樣的學習法，我一直把家里深夜了還有一個在寫作業的小學生，當成是這個家庭的災難。我真是對她的那些毫無意義的作業深惡痛絕。我已經多次地慫恿她不寫那些東西，就是不寫，那實在是對人的智力的污辱。

一位三年級的小朋友下午放學后趴在媽媽的辦公桌上寫作業，寫著寫著就睡著了

這是我在年前寫的一篇文章，現在女兒已經上初二了。她的作業量沒有任何改變。我家住在六樓，她每天回家的腳步聲非常沉重，我知道那聲音一大部分來自那個書包，我曾經幻想過把一個快樂輕松的女兒放進家門，而把那個書包關在門外，但那樣的日子從來沒有一天來到過。

很多有兒女還在上學的家長跟我說過，一家中最辛苦的是孩子，早上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

早晨上學路上，一位小學生疲憊地打起了呵欠…

但就是這樣，別的科目我不敢說，就語文而言，我相信這些苦難的孩子們并沒有學到什么。

我的一個考上清華大學的外甥女，就基本沒有寫作能力，她從小學到高中一直在重點學校，她寫作文就是為了應付考試，在她的文章中，我幾乎沒有看到過真正的心里話。

很多人已經把文學看成是一個附屬的令人厭倦的東西了。這與使人生厭的語文教育是分不開的，我堅信如果按教科書中的方法來寫作或欣賞文學作品，那將離文學越來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