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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成:李鴻章為何包庇日本間諜?——兼談為何今天有人替李鴻章翻案
點擊:  作者:鐘成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7-11-13 09:29:08

 

            【摘要】:今天的某些集團,和當年李鴻章的招商局輪船一樣,又展露出了買辦化的趨勢,某些金融業巨頭和保險公司,又被匯豐銀行控股。和當年的李鴻章一樣,今天不少官員收受外資的賄賂或者秘密股份,幫助外資一起圍剿自己的國企和民族工業……本來從毛澤東再到鄧小平,對李鴻章早已蓋棺定論,然而今天卻成了糾纏不清的問題。替李鴻章翻案的主力部隊,基本上都是親西方的反共反華的漢奸學者,其勢力之龐大,其影響之廣泛,使不少普通國民也被欺騙。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很多,軍事原因,經濟原因,政治和文化原因等等。這里主要分析一個方面。甲午戰爭的失敗,從根本上看是洋務運動的失敗。政治和文化上腐朽的統治階級,必然無法在經濟層面實現成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

甲午戰爭的背后,其實是中國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這兩種不同的工業化模式的較量。洋務運動的失敗,實際上印證了毛澤東這一論斷:“在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本主義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庸于帝國主義的。”

一、晚清洋務運動——市場主導的依附性工業化路線

清末經濟及洋務運動有四個特點仍然值得我們反思:

第一,洋務運動在李鴻章手里其實是一場大生意,表面上是為了國家的富強,其實是為了個人的利益,這樣的商人型官員和腐敗型官員,必然在強敵面前成為漢奸買辦。

第二、洋務派奉行鼠目寸光的市場經濟戰略,除了必須的軍工和軍備外,洋務派的投資策略是以短期盈利為目的,這樣一些當時的戰略行業,如鋼鐵行業,從一開始就是被放棄的。就連軍工行業,李鴻章也奉行“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短期效益最大化的市場邏輯,其戰略眼光遠遠低于曾國藩和左宗棠。李鴻章的江南制造總局在1876年左右開始暫停造船,一停就是近30年。

第三,由于清政府及洋務派有很強的買辦性和對西方的依附性,洋務工業基本上是依附性工業。

第四,清政府和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奉行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邏輯,在國門大開情況下,不注意利用政府手段保護和培植本土的民族工業,更不重視金融主權,大批的原有的民族工業在外國商品和外國資本的攻擊下消亡,金融完全被外資把控,整個國民經濟日益成為西方附庸。

從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到以上的問題。

1、李鴻章——腐敗親兄弟,賣國父子兵

清末官員腐敗是普遍現象,但李鴻章集團,卻是晚清最腐敗、最賣國的官僚集團。正是這批人,在長時期內把控了晚清內政外交大權,主導了洋務運動的走向。

例如,李鴻章的親信李鳳苞用國家巨款購買軍艦時,以兩成的回扣中飽私囊,使所購軍艦大幅減少。李鴻章的外甥張士珩擔任天津軍械局總辦“偷盜抵換”,使黃海之戰艦隊炮彈缺少,炮彈去哪了?賣給了日軍,李鴻章的外甥得銀數十萬兩。當時清政府命兵部左侍郎王文錦確查具奏,王文錦奏稱,張士珩所賣軍械,多被日本人買去。此案最后由張之洞所辦,因張之洞與盛宣懷等人之間的暗箱交易,張士珩僅以玩視防務罪被革職,后來又在李鴻章幫助下東山再起。

甲午戰爭中,張士珩手下任軍械局書辦的劉樹棻,被日本著名間諜石川伍一收買,出賣了大量清軍情報。李鴻章卻以各種理由,極力袒護日本間諜及其收買的相關官員,使日本間諜案沒有得到徹查。比如,石川伍一曾在供詞中承認,他和劉樹棻僅僅是小角色,李鴻章外甥張士珩勾結日本間諜頭目神尾光臣(當時住在日本駐天津領事館),泄露了中國大量機密:“張士珩四大人與神大人(即神尾光臣)最好,因此將中國各營槍炮子藥并各局每日制造多少底細告知神大人。”

據石川伍一的供詞,李鴻章身邊之人,不僅僅只是張士珩一人通敵,“神大人半夜在裕太飯館中請中堂親隨之人,并王小波、于子勤、戴京春、戴姓、劉姓、汪大人、劉樹棻等商議密事,遇有緊要軍情,即行飛電。”李鴻章身邊的大量親信和高級官員替日本當間諜,泄露了諸如高升號的相關情報信息,致使高升號被日軍伏擊圍攻,近千名官兵遇難。石川伍一在供詞中明確承認:“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中堂衙里送出來的”。總而言之,戰爭過程中,李鴻章的一舉一動都在神尾光臣的掌握之中。

然而,權力通天的李鴻章將此驚天大案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在國內強大輿論壓力和光緒皇帝高度關注的情況下,最后僅僅處死了劉樹棻及石川伍一兩人,關鍵的高級日本間諜神尾光臣及其收買的李鴻章的大批親信如張士珩等都被李鴻章包庇下來。在李鴻章向總理衙門提供的偽供詞中,將高升號泄密事件及其大批親信充當日本間諜等相關信息全部隱去。后來禮部侍郎志銳參奏李鴻章欺騙朝廷提供偽供詞,并將石川伍一原供詞附上,但是奏折卻被軍機處的親王大臣們壓了下來,光緒皇帝完全被蒙在鼓里,由此可見當時李鴻章權勢之大,令人恐怖。也怪不得就連張之洞也不敢嚴懲貪官和漢奸張士珩。而郎志銳的奏折,在軍機處的舊檔案堆里一沉睡就是上百年。

由于權力通天的李鴻章對日本間諜及中國漢奸們的包庇,甲午戰爭中清朝軍政頂級機密大量被泄露給日本一事就成了懸案,直到今天也沒完全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日本國將相關檔案銷毀不少,伊藤博文等人則后來在其回憶錄里對間諜案大放煙霧彈,以掩護李鴻章家族。

1895年翰林院向清廷參奏李鴻章,稱李鴻章“有銀數百萬,寄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島開設洋行之所”。原來,18909月李鴻章長子李經方曾被清廷任命為出使日本國欽差大臣。出使期間,他與日本關系甚密,李鴻章父子已經和日本結成利益同盟。據當時許多人揭露,李鴻章在日本有商號、洋行、茶山,李經方在日本也曾開有八百萬資本的洋行一座,且與日本天皇“情意親密”,“與其宮眷相往還”,“僑王之女拜伊為義父”,“復議聘為兒媳”。甲午戰爭前日本向中國購買大量大米和煤炭,開戰后部下建議停止供貨,但李鴻章卻命令繼續供貨“以示信用”,李經方直接操辦此事。

 

 

甲午戰爭中,李經方經常參與李鴻章的“密室聚談”,大量事務由李經方主持。甲午戰爭后,在李鴻章的極力主張下,李經方以參議身份隨李鴻章于18953月赴日談判。李鴻章抵達日本后,在日本的強令要求下,李鴻章被清廷任命為全權大臣。李鴻章受傷后,李經方又成為全權大臣。李鴻章父子在電報中處處謊報情報,例如,當時日本國內政治動蕩、國庫空虛、“征兵調及幼丁”,因此其勢難以持久,這些情況很多人都看得明白,長期在日本經營此時又身在日本的李鴻章父子也獲得了大量相關信息。但李鴻章在電報中卻對這些情況一字不提,反而和伊藤博文等人一唱一和,大肆渲染日本軍隊的強大,以恐嚇清廷。例如,李鴻章父子于431 日連續向總理衙門發出兩封電報,聲稱日軍很快即可攻入大連,以恐嚇清廷:“察看近日日人舉動,已遣運兵船二十余艘,由馬關出口赴大連灣”,“廣島已派運兵船三十余艘出口,赴大連灣,小松親王等明日價隊繼進”。李鴻章父子就是這樣誘使清廷認為日本不可戰勝,恐嚇清廷接受了李鴻章賣國主張,批準他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李從辦洋務中大發橫財,清末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說法,容閎說李“絕命時有私產四千萬兩以遺子孫”。李鴻章的哥哥李瀚章曾任兩廣總督,是一個和當時李鴻章齊名的大貪官,以搜刮民脂民膏、買官賣官、收受賄賂、經營私人票號、官商一體等等著稱。孫中山曾撰文揭露李瀚章將兩廣地區所有的官職都設定了價格以供買賣。

清末李家真可謂“腐敗親兄弟,賣國父子兵”。當時“就地產來說,半個安徽是李家的”,“上海的半條華山路是李家的”。僅李鴻章長子李經方一人的遺產,除了數不盡的房產、股票、存款之外,還有在匯豐等外國銀行有500萬英鎊的秘密存款。李鴻章后人現在有不少億萬富翁,子孫遍及海內外。后來的著名漢奸女作家張愛玲即李鴻章的重外孫女。

還不僅僅是這些。之前中法戰爭中中國軍隊取得“鎮南關大捷”后,李鴻章在談判時就曾反常地軟弱出賣國家利益,在簽訂《中俄密約》中李鴻章受賄賣國也是鐵證如山。人們很難相信,甲午戰后談判中,早已與日本利益融為一體的李鴻章父子沒有收受日本的變相賄賂。

實際上,李鴻章本人就是被外國財團控制的高級傀儡和買辦。1899年,李鴻章通過匯豐銀行向與其關系密切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匯款4萬兩白銀,購買了羅氏旗下“北京辛迪加”的股票,此后羅氏便一直向李鴻章通報此公司的財務情況。在李鴻章的幫助下,此公司卻實際上獲得了山西、河南等地煤礦開采權,還獲得了不少“超國民待遇”。短短幾年時間里,羅氏企業就獲利上百萬英鎊,而本土的民族產業遭受打壓。

李鴻章的漢奸嘴臉,在甲午戰爭之前已經是千夫所指,廣為人知。揚州蘇昆名丑楊鳴玉(排行第三)因在戲劇表演中諷刺李鴻章(排行老二)軟弱賣國而獲得滿堂喝彩,演出盛況空前,結果楊鳴玉被李鴻章于1889年迫害致死,當時民眾替楊鳴玉寫了一副著名晚聯:“楊三已死無蘇丑,李二先生是漢奸。”這是在甲午之戰的五年前,“李二先生是漢奸”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了。

2、李鴻章們的洋務工業是買辦階級主導的依附性工業

洋務運動中有一些比較盈利的民用企業,但這些往往是李鴻章這樣的地方大員與西方資本合作的產物。洋務運動中辦的很多企業,都是官、商、洋人合辦的混合所有制企業,而且其中官大多是貪官和漢奸,商又是買辦,因此總體上是依附性工業。例如,李鴻章主持設立的開平礦務局(1877)、招商局輪船公司(1873),主要的初始投資都有匯豐銀行、渣打銀行等借款,這些是中外合資的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好的投資機會盈利機會,一定會有外資魅影。

洋務派投入巨資興建的軍事工業也帶有很大的依附性,其特點是資金周轉依靠外國銀行,技術上依靠洋人,中國方面一直沒有掌握多少核心技術,購買外國的鋼鐵材料和零部件,而管理者很多是買辦,如李鴻章辦洋務的主要助手盛宣懷就是與外國財團關系很深的大買辦。

總之洋務運動所辦企業,無論是民用的還是軍工的,大多是外國資本的附庸,離開外國資本,無法獨立自主地生存壯大。從1865年至1895年甲午戰爭戰敗的30年中,洋務運動共創辦大小軍用企業24個,民用工業企業20多個,所有的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都是由買辦親手或協助創立的,例如江南制造總局總管丁日昌就是“以諸生充洋商雇用”(容閎語)的買辦,盛宣懷、唐廷樞這些洋務運動的骨干都是著名的大買辦。買辦階級是洋務工業直接的經營者和管理者。

李鴻章開辦的江南制造總局,是洋務運動中規模最大的軍事企業,從創辦至1894年的28年時間里,耗費國庫銀1600多萬兩,但生產能力卻很低下,28年間,共生產輪船15(都是無法打仗的小船)。其各種產品的質量都很低劣。李鴻章奉行“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市場化、買辦化戰略,熱衷于對西方輸送利益,不注重掌握核心技術,必然出現這種結局。當然,另一關鍵原因是官銀被洋務腐敗官員們中飽私囊。洋務運動沒有實現富國強兵,僅僅是養肥了李鴻章家族及其大大小小的漢奸買辦官員。

3、清末金融主權和經濟主權完全淪陷

甲午海戰前,丁汝昌主張主要艦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銀60萬兩,李鴻章聲稱無款,其實大批海軍巨款已經被他分別存儲到外資銀行中。甲午海戰后李鴻章不得不承認,二百六十萬兩白銀存在匯豐等銀行、洋行那里。這些錢可以再買一艘鎮遠艦了。

這里顯示的信息有兩個,第一,清政府沒有自己的銀行業,金融主權完全喪失。第二,北洋水師成軍后裝備更新停滯,彈藥缺乏等等,主要原因并非沒有錢,而是將錢存入了外國銀行,用來修頤和園給慈禧過六十大壽。

當時,清政府搞市場經濟、搞民營化、搞外資化搞到什么程度?僅僅匯豐銀行一家銀行就基本壟斷了清政府金融業的半壁江山,當時中國的國際匯兌、國際貿易、國內存款貸款都主要依賴匯豐銀行。至甲午戰爭前,匯豐銀行已經向清政府貸款近三千萬兩庫銀。通過洋人赫德,匯豐銀行實際上掌管中國海關收入的實權。匯豐銀行還擁有發行貨幣的特權。

當然,不僅僅是金融業。由于洋紗如潮水般涌入,中國的土紗紡織業在幾乎全部停歇。清政府及洋務派官員實行自由貿易和投資的市場體制,任由西方的資本和產品在中國泛濫。在缺乏政府的保護和扶植情況下,包括煉鐵行業在內中國的本土手工業,在西方工業品的沖擊下日益萎縮。

甲午戰爭爆發前夕,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農產品的產量比日本多很多。但工業品則不同,比如中國煤炭產量就遠遠低于日本。中國某些工業品的產量和日本大體接近在同一數量級,然而中日一大區別是,中國生產的工業品,一大半是由外資生產,而日本則主要是民族工業。

晚清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完全由洋行把持,中國的航運業也由其壟斷。洋行雇傭的雇員即買辦,甲午戰爭前人數接近一萬人。從1840年至1895年,中國買辦階層的總收入接近4億兩,是當時中國工業資產(包含外資)總額的四倍,洋務工業的實際管理者也是由一些大買辦直接把控。雖然后來從買辦階級中分化出了一小撮民族資產階級,但其力量十分軟弱,改變不了整個買辦階級依附于西方資本的事實。

由于工商業的利潤大部分都被外資瓜分,甲午戰爭后清政府給日本的巨額賠款,便主要從農民身上榨取,這進一步加重了中國農業及本土工業的凋敝。

4、為何今天有人替李鴻章翻案?

看看這些歷史,對比今天的現實,一定程度上給人以時空錯亂之感。比如今天的某些集團,和當年李鴻章的招商局輪船一樣,又展露出了買辦化的趨勢,某些金融業巨頭和保險公司,又被匯豐銀行控股。和當年的李鴻章一樣,今天不少官員收受外資的賄賂或者秘密股份,幫助外資一起圍剿自己的國企和民族工業……

今日的中國,存在非常龐大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影響廣泛。本來從毛澤東再到鄧小平,對李鴻章早已蓋棺定論,然而今天卻成了糾纏不清的問題。替李鴻章翻案的主力部隊,基本上都是親西方的反共反華的漢奸學者,其勢力之龐大,其影響之廣泛,使不少普通國民也被欺騙。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今日中國類似李鴻章這樣的買辦漢奸勢力已經發展壯大,他們必然要為李鴻章翻案。

二、日本明治維新——由政府主導的自主型工業化路線

1、日本明治政府“殖產興業”的國產化戰略

日本明治維新則完全不同。中國洋務運動的結果,主要是引進了西方的資本和商品,沒學到西方的技術。而日本明治維新則是通過政府的力量,集中全國資源,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著重引進西方的技術和設備,抵制西方的資本和產品,以實現獨立自主的工業化。

維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是名符其實的東方俾斯麥。他提出“殖產興業”戰略,強調實現日本民族產業的現代化來對抗外來壓力,其中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獎勵國產、扶持國貨出口。

明治政府還專門建立工部省等中央計劃部門,確立了鐵路、礦山、造船、鋼鐵等幾個重要的優先發展產業,專門推進國家的自主工業化。甲午戰爭時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1873年任日本工部卿時,就狂熱地追求鋼鐵、造船等行業的國產化計劃,他在計劃書中說:“鐵道、船、一切鐵制品都有必要自立制造”。

明治維新一個基本底線是,本國經濟不能受到外國資本的控制,不能引進外資。維新之初,法國要介入日本電信事業,美國提出修建日本鐵路,都被日本抵制。

2、日本明治政府排斥外資、扶植民族產業,建立了獨立完整工業體系

日本明治維新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建立獨立完整工業體系的方案。與中國的金融完全由外資把控不同,至1882年,日本全國共創辦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國立銀行”150多所,完全由政府主導,禁止外資滲透,形成了完整的金融體系。至1892年,日本各類商社發展到四千家,銀行金融機構一千多家,已初步確立起以產業金融資本為核心的近代資本主義工業體系。

1883年,日本成立大板紡織會社,使用紡織機械和蒸汽機進行大規模的生產,至1890年,當中國的紡織業被西方商品擊垮的同時,日本國內的近代棉紗生產已超過進口量。日本政府通過扶植三菱汽船會社,在1870年代打敗了美國和英國海運公司,將外國勢力全部趕走。而同時期李鴻章的航運公司招商局依附于英國太古、怡和洋行與之簽訂 “齊價合同”,扼殺了中國其它民族航運的發展。

大久保利通重視航運、礦山、鐵路,煤炭及鋼鐵業。至甲午戰爭前,中國鐵路不到400公里,日本國土人口比中國小很多,卻有鐵路三千公里,僅1894年修建的鐵路就達400多公里。甲午戰爭中國失敗的一個關鍵原因,就是鐵路不發達,運輸物資和兵力效率低下。而日本則可以迅速調動全國資源投入戰爭。

掌握自主核心技術,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持之以恒的基本戰略。三井物產等綜合商社培養專門的情報技術人員派駐歐美,追蹤新技術。1884年英國人發明了蒸汽渦輪機,1905年,日本海軍得到英國海軍將采用蒸汽渦輪機的情報后,立即從美國進口蒸汽渦輪機,三菱造船廠則從英國取得了渦輪機的專利權,隨后靠自己的研究力量成功國產化。

3、日本是如何“大煉鋼鐵”的

鋼鐵工業,是近代軍事工業的基礎。中國洋務運動的失敗,一個關鍵原因是沒有自己獨立的近代鋼鐵工業。由于鋼鐵工業投資大、盈利周期長,李鴻章從未認真考慮過鋼鐵工業。當時中國所有軍事工業用鐵都依靠進口,1885年進口9萬噸。面對這種情況,張之洞于1890年才匆忙興建漢陽鐵廠,前后投入五百萬兩巨資,然而煉出的鋼鐵卻不合格,在甲午之戰中沒發揮任何作用。

而日本早在幕府末期就開始持之以恒地學習西方建立自己的近代鋼鐵工業,1857年釜石礦山大橋地區就成功建立了洋式高爐,所煉生鐵可以鑄炮。日本明治政府于1873年前后開始建立了規模龐大設備先進的國營釜石礦山,采用25噸的大高爐,然而由于燃料問題被迫停產。隨后日本軍隊御用糧商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田中制鐵所,采用小高爐,至1891年,可生產五千多噸生鐵,其質量達到國際優質水平,用于生產子彈炮彈。1893年,成功恢復了大高爐。當年自主生產生鐵1.5萬噸,自給率已經接近40%。至1894年時,日本已經有了大高爐煉鐵工業,日本軍隊子彈炮彈所需生鐵,已經可自產。而中國則仍需全部高價進口,這是北洋艦隊訓練不力,作戰時炮彈不夠,從而被日本打敗的一個關鍵原因。此時日本所需的鋼仍然需要大批進口。甲午戰爭后,日本依靠來自中國的巨額賠款,在之前煉鐵工業基礎上,用了5年多時間就建成了現代化的鋼鐵工業。也就是說,中國本身有的資源財富,足夠支撐起一個龐大的現代化的鋼鐵工業。如果洋務運動初期李鴻章就像日本明治維新或者新中國那樣大煉鋼鐵,建立自己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甲午戰爭絕對不會輸。

三、反思甲午——我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

以上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的根本性戰略差異,決定了甲午戰爭的勝負及中日兩國命運的巨大差異。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人由于日本的成功和中國的失敗,得出了日本文化優于中國文化,乃至日本人種優于中國人種的結論。這都是完全錯誤的。日本的成功,中國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英美主導的國際地緣政治的結構性結果。日本戰勝中國的背后,是英日同盟和美日同盟。比如20世紀初日本就從英國購買到了最先進的渦輪機技術,這對于中國、俄羅斯這樣的大國來說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說,日本的成功(和以色列一樣)有很大的地緣政治因素。英美可以扶植日本來對抗俄羅斯和中國,但是絕對不會幫助中國、俄羅斯這樣的大國發達起來。這就是李鴻章、蔣介石、汪精衛等人必然要面對的失敗宿命。中國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買辦性依附性決定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假如日本的維新三杰生在中國,也無法使中國通過資本主義方式復興。

近代中國的失敗,主要是以慈禧、李鴻章、蔣介石、汪精衛等為代表的地主買辦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失敗,主要是腐朽的統治階級的失敗。在西方妄圖肢解中國滅亡中國的時刻,正是中國人民的英勇反抗,如義和團的反帝愛國運動,讓西方列強畏而卻步,從而使中國沒有淪為徹底的殖民地。后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中國人民被先進的思想組織和武裝起來,我們在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可以說一血前恥。

戰爭是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綜合較量的結果。小國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通過獨立自主的工業化道路,獲得了比起中國毫不遜色的物質力量。甲午戰爭中,中國一方的物質力量并非處于絕對劣勢,但由于精神的萎靡、文化的腐朽、政治的腐敗、漢奸的賣國,結果一敗涂地。

中國的復興,首先是文化的復興。在抗日戰爭中,雖然中共人民軍隊的武器與日軍的差距,遠遠大于之前滿清和日本的差距,與國民黨軍隊也有很大差距,但我們在日本占領大半個中國的情況下,依靠人民戰爭,依靠信仰和精神的力量,收復了絕大部分農村失地,并將大部分侵華日軍拖死在敵后戰場,使之滅亡中國、以戰養戰進而征服世界的戰略基本破產。雖然中共人民軍隊武器裝備極差,沒有全國性資源,也沒有國外援助,還必須應對國民黨與日本相勾結發動的反共高潮(如皖南事變),但殲滅的日偽軍數量遠大于國民黨軍隊。后來在朝鮮戰場上,仍然在武器裝備十分落后情況下,又將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軍隊從鴨綠江打退到三八線,贏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隨后又在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自主強大完整的工業體系,我們在1979年不僅僅有強大的鋼鐵石油機械電子工業,還擁有了兩彈一星、核潛艇、運十大飛機、燈塔導航衛星等等。新中國用短短30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兩百年、日本一百多年才完成的工業化任務,這些都是世界上最壯麗的人間奇跡。

回顧甲午,我們更能清楚地看到新中國從哪里來,應到哪里去。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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