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繼東 |《中國1927》穿透歷史：誰挽救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
點擊： 作者：朱繼東 來源：思想火炬 發布時間:2018-03-13 12:50:45
在中國革命史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1927年是一個意義非同尋常的重要年份，在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史上有著極其特殊的歷史地位。這一年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不僅改寫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改寫了中國革命的歷史，也改寫了整個中國歷史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
說到1927年，很多人會想到“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等國民黨反動派對共產黨人的血腥屠殺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起義，在中國革命將向何處去和中國共產黨的命運將會怎樣等一個個大大的問號下，不少人觀望甚至對中國革命的前途、中國共產黨的命運悲觀失望。
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是誰挽救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
近日，曾先后拍攝制作了《偉大的抗美援朝》、《偉大的貢獻》、《紅軍不怕遠征難》、《你從井岡山走來》等紀錄片精品力作的北京衛視金牌欄目《檔案》團隊，再次用六集大型紀錄片《中國1927》穿越歷史迷霧，通過北京、廣州、武漢、上海、南京、南昌六座城市坐標，用血與火的歷史真實擊碎歷史虛無主義的謊言，讓新時代的中國人深刻認識到：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優秀共產黨人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引領中國革命穿越悲痛、恐怖、絕望等重重黑暗，率領中國共產黨人在逐步成熟中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
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國民黨反動派叛變讓中國革命面臨嚴峻考驗
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起的革命統一戰線形成的強大合力，在中華大地上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但是，由于國共兩黨的宗旨與所代表階級利益的不同，再加上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注定了國共合作不會是一帆風順。尤其是隨著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孫中山去世，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終于暴露出其真面目，對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一直心存警戒的他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舉起屠刀大肆屠殺中國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讓本來形勢很好的中國民主革命面臨嚴峻考驗。而汪精衛隨后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更是讓中國革命在血雨腥風中面臨艱難選擇。
中國革命將向何處去？中國共產黨人、國民黨人乃至更多中國人都在關注和思考這個重大問題。
既有革命性，也有妥協性，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決定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共產黨，如果孫中山沒有那么早去世，共產黨也許可以通過一個長時期的合作改造國民黨，但孫中山的去世讓第一次國共合作失去了最重要的中心人物，國民黨內部各派系力量的爭斗尤其是國民黨右派的反動本性更是裹挾著第一次國共合作快速走向失敗。
《中國1927》充分展現了歷史深處發生的一系列斗爭，從第二集《暗涌》中的“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到第三集《突變》中的江西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被蔣介石派人殘酷殺害，再到蔣介石悍然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反共行徑，殘酷的現實給中國共產黨人上了血淋淋的一課。僅僅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三天中，上海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者就達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蹤者更是多達5000多人，其中大部分人也慘遭殺害。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只是中國共產黨人大規模遭受殘酷迫害的開始。
在蔣介石的帶動下，4月15日，國民黨在廣州開始大屠殺，僅七天就逮捕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
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對抗，并發出“南京國民政府”第一號通緝令，將陳獨秀、譚平山、林伯渠、吳玉章、惲代英、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193人列為通緝對象。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等省也以“清黨”名義，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大肆屠殺。并且，隨著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動，受到蔣介石策動的武漢政府的反動軍官也紛紛公開發動武裝叛亂。
1927年4月下旬，國民革命軍第35軍軍長何鍵在漢口秘密召集會議，密商反共“清黨”計劃；5月9日，駐四川東部的國民革命軍第20軍軍長兼川鄂邊防司令楊森率部占領宜昌，強令解散總工會、農民協會，屠殺工農群眾，同時發出反共，討伐武漢通電；5月13日，國民革命軍第14獨立師師長夏斗寅聯合楊森通電聯蔣反共，攻擊武漢政府，并于5月17日率部緊逼武昌附近，在短短一個月里，農民群眾死難者達四五千人；5月21日，國民革命軍第35軍第33團團長許克祥在長沙突然襲擊湖南省總工會和省農協，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100多人，長沙陷入一片白色恐怖，史稱“馬日事變”……
7月15日，汪精衛等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召開“分共”會議，決定同共產黨分裂，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實行大逮捕，又一次大屠殺開始了，這就是“七一五”反革命政變。
在第五集《余波》中，我們更看到，1927年9月20日，新產生的國民政府委員和軍事委員會委員在南京舉行就職典禮，國民政府發表成立宣言竟公然宣稱：“本政府今后誓當竭智盡能，肅清共黨，以拯同胞永脫布爾什維克恐怖之禍，而保持國民革命勢力之統一。”
孫中山尸骨未寒，他的三大政策就被號稱他門徒的人拋棄，肅清共產黨居然成為這個新生政權的第一目標。
通過《中國1927》，更多人看到了國民黨反對派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血腥屠殺和迫害，看到了中國革命在1927年陷入了怎樣難以想象的低谷。
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反動派叛變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遭受了多么巨大的損失？
第五集《余波》中的數據顯示，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據1927年11月的統計，共產黨員由大革命高潮時期的近六萬人，急劇減少到一萬多人。
這些今天依然讓人觸目驚心的數據警示我們，真正的共產黨人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要加強對資產階級的教育、引導和管理，警惕其背叛。所有的中國人都應該銘記歷史，看清楚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先鋒隊，從而更加珍惜新時代的今天所擁有的幸福和美好。
右傾投降主義的危害性：陳獨秀等一味妥協、投降把黨推向滅亡境地
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雖然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打擊很大，但如果時任黨的領導能有高度的政治清醒并積極采取果斷、有力的應對舉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絕不會在1927年遭受那么巨大的損失。
《中國1927》通過翔實的史料讓我們看到了右傾投降主義的巨大危害性，正是由于陳獨秀等面對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反動派的步步緊逼一味妥協、投降，才一步步把黨推向滅亡境地。如果不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堅決反對右傾投降主義，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前途命運不堪設想。
由于種種原因，陳獨秀頑固堅持、推行右傾投降主義，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他不僅提出所謂“二次革命論”，認為民主革命的勝利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勝利，應先由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發展資本主義，然后再進行無產階級革命。而且嚴厲批評和制止各地共產黨員參加政府的正確做法，一味地向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反動派妥協、退讓。
第三集《突變》中，在1926年12月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上，陳獨秀竟然指責毛澤東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過火”、“動搖北伐軍心”、“破壞統一戰線”等。
第四集《風暴》中，1927年4月初，在蔣介石已經開始暴露反革命面目、汪精衛也正與蔣介石商討“清共”事宜的情況下，陳獨秀卻主動找到汪精衛，并親筆起草了《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告兩黨同志書)》來進行所謂澄清謠傳、表明態度，宣言不僅只字不提蔣介石的反革命言行，反而宣稱“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等等，都是‘謠言’”，希望國共兩黨黨員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等，不僅大大降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警惕性，而且掩蓋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本質和罪行。
即使是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他在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的黨的五大上不僅撤銷了毛澤東擔任的中共中央農委書記一職，而且在代表黨的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的長達六小時的《政治與組織的報告》中繼續提出一些錯誤主張。
到了7月3日，陳獨秀在中共中央舉行的擴大會議上依然稱：唯一的出路是實行退卻，以便留在國民黨內。并且，這次會議通過的《國共兩黨關系決議案》仍承認國民黨“當然處于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工農等民眾團體均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武裝均須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等，仍幻想以投降式的讓步來拉住汪精衛，標志著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一步發展。
在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思想主導下，黨中央喪失了不少挽救黨和革命的寶貴機會，這是我們應該永遠牢記的反面教材。
其實，早在1925年12月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毛澤東同志在文章開頭就強調指出：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
這篇文章被作為《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開篇之作，可見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重視。讓人遺憾和痛心的是，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思想主導下的黨中央不僅沒有采納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甚至打壓毛澤東同志。
《中國1927》在對比中，讓我們再次看到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思想、遠見卓識，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分清敵友對于我們黨和國家的重要性。
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合流：真正的共產黨人要看清這些力量的反共本質
面對中國共產黨的快速發展壯大和共產主義在中國影響的迅速擴大，無論是國民黨反動派，還是大資本家、北洋軍閥，以及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都不約而同地行動起來，階級本質決定了他們的態度、立場都是堅決反對、仇視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多個地方，國內外反動勢力采取多種手段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者，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遭受空前浩劫。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同流合污，就是要徹底絞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只要是存在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就必然如此，真正的共產黨人一定要看清反動力量的反共本質。
通過《中國1927》的歷史回顧，我們再次看到了國內外反動勢力是如何勾結在一起的，看到了這些反動力量的反共本質。
第一集《日暮》中，我們看到，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在奉系軍閥與帝國主義陰謀策劃下，1927年4月6日6時，張作霖派憲兵、便衣偵探、警察共300多人突然包圍北京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進入俄國遠東銀行，中東辦事處等處進行搜查，抓捕60多人。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被處以絞刑，并且被誣陷加以叛國的罪名。與李大釗一起就義的還有19名革命者，他們大多是共產黨員。這難道是巧合？絕對不是，是仇視革命、反對共產主義的一致立場讓反動力量同流合污。
很多觀眾還從第三集《突變》中第一次得知：獲悉蔣介石已經開始敵視蘇聯、反共后，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態度突然轉變。1月18日，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宣布：日本政府尊重保全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對于中國內政嚴守絕對不干涉主義。1月27日，美國國務卿弗蘭克發表聲明：美國希望中國團結、獨立和繁榮，將盡早放棄中國的關稅和治外法權。1月29日，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發表演說：英國愿意變更條約中的領事裁判權和外國租界的準獨立地位。這是為什么？因為帝國主義者也懂得，正在急劇高漲的中國革命潮流不是用直接出兵就可以輕易平息的，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越來越重視采用分化革命統一戰線的新策略。他們注意到，控制國民黨軍政大權的蔣介石是一個可以拉攏的對象。在帝國主義各國駐北京使館召開的秘密會議中，他們決定改變對華政策，拉攏蔣介石，以促使革命陣營早日分裂。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后，帝國主義勢力借口保護僑民公然提出“各國海軍合作”，英、美、法、意、日等國有90余艘兵艦在黃浦江上向上海人民示威，租界內有兩萬多名外國陸軍在每一條馬路上布防……并召開軍事會議，畫好龍華、南市、閘北等華界的軍事地圖，運來了大批新式炸彈，做好了一切武裝干涉的準備。獲悉這些情況，急需得到英美列強支持的蔣介石一面私下派出親信黃郛通過日本向英美釋放善意，一面親自在上海召開記者會進行解釋。看到蔣介石的立場和態度，英美列強決定扶植這位當時的中國政治新秀作為新代理人，中外反動勢力快速合流。
以買辦資本家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很快與蔣介石一拍即合。
第四集《風暴》中，1927年3月，當國共分裂的陰云在上海的天空中越聚越密集時，尤其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后，面對工人階級在上海的崛起，最先坐不住的正是這里的資本家們，由當時上海乃至全國最有經濟實力和名望的買辦商人組成的上海商業聯合會組織了一場盛大集會，經過商量后公推了聯合會三位主席之一的虞洽卿作為代表前去拜訪蔣介石。1927年3月29日，蔣介石召見了以虞洽卿為首的29位上海商業界代表，明確表示自己完全支持商人利益。得到蔣介石的保證后，商人們開始積極為其籌款籌餉，很快為蔣介石籌得資金1500萬元。上海買辦資本家們為何如此支持蔣介石？就是因為他們很“恐共”，正如閘北商會會長王曉籟所說：“吾人最怕之事，即共產。”這句話道出了其心聲。
并且，在此期間，蔣介石同帝國主義分子、江浙財閥和流氓勢力舉行了一系列秘密會談。帝國主義列強公然鼓動蔣介石“迅速而果斷地行動起來，使長江以南的區域免于淪入共產黨之手”；江浙財閥則保證財政上給蔣介石以全力支持；上海的青幫頭子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等也保證把大批流氓暴徒組織和武裝起來充當反共打手。在共同的反共目標下，國內外越來越多的反動力量糾集在一起。
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成為了1927年4月初出版的美國《時代》雜志的封面人物，被稱為“孫中山之后新升起的太陽”。關于蔣介石的身份，雜志上只用了一個詞——征服者。雜志這樣描述了蔣介石：盡管他衣著簡便，不事張揚，但蔣仍表現出一個征服者統領一切的氣勢，而不是和布爾什維克過于親密的同志。特別是“不是和布爾什維克過于親密的同志”這句話，透露出美英勢力對蔣介石的期許，事實上也確實是如此。
不少反動政客、文人也紛紛聚集到蔣介石身邊。1927年4月18日10時，“慶祝國民政府遷都南京與恢復國民黨黨權大會”在曾經的江蘇咨議局大樓舉行，蔣介石、胡漢民、張靜江、吳稚暉、蔡元培等出席典禮，名單耐人尋味。
當這么多國內外反動勢力糾集在一起，再加上陳獨秀堅持右傾投降主義，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面臨的嚴峻局面就可想而知了。
共產黨只能自己救自己：毛澤東站出來引領中國革命走向真正的勝利
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反動派紛紛背叛孫中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離中國越來越遠了。而與此同時，從鮮血和失敗中開始覺醒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勇敢地抗爭，特別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一批優秀共產黨人先后舉行了以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為代表的多次武裝起義，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一步步擁有自己的革命武裝。特別是在毛澤東同志的率領下，中國共產黨開始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引領中國革命穿越悲痛、恐怖、絕望等重重黑暗，率領中國共產黨人浴血奮斗建立新中國，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
中國共產黨必須有自己領導的革命武裝，必須堅持對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這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優秀共產黨人經過血與火洗禮后的深刻認識。
1926年12月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就在會上提醒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沒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他32天步行700多公里，實地考察了湖南的湘潭、湘鄉、衡山、醴陵和長沙等縣的農民運動情況，寫成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明確提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并進一步強調要“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馬日事變后，他第一次在黨內公開提出上山下湖：“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槍桿子保衛革命”。
1927年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舉行的擴大會議上，他又指出：“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還主張“上山”，并預料“上山可以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在著名的八七會議上，他更是著重提出黨要非常注意軍事問題，“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提出的，后來被進一步總結為“槍桿子里出政權”。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當大革命遭受嚴重失敗之時，當中國共產黨面臨被趕盡殺絕之際，當中國革命處于命懸一線的緊要關頭，要不要堅持革命、如何堅持革命？這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兩個帶根本性的問題。血雨腥風中覺醒的中國共產黨以武裝起義的實際行動，對此做出了初步而又明確的回答，在第六集《驚雷》中展示了這些回答。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打響了中國共產黨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經過4個多小時激戰，起義軍占領了南昌城，全殲守軍3000多人，繳獲各種槍械5000多支，子彈70多萬發，還有幾門大炮。雖然南昌起義部隊打著的仍是國民革命軍的旗號，但畢竟讓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擁有了自己領導的革命武裝。后來，這一天被確定為人民軍隊誕生的日子。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八七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同志作為中共中央特派員回到長沙，傳達會議精神，幫助改組湖南省委，組織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各路起義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意見，秋收起義不再沿用國民革命軍的旗號，而是第一次打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旗號，并制作出了人民軍隊的第一面軍旗。
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起義部隊一度攻占醴陵、瀏陽等縣城。但由于強敵反撲，起義部隊各路相繼失利。毛澤東同志當機立斷，命令部隊到瀏陽縣文家市集合，決定改變攻打長沙的計劃，把起義部隊轉移到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而這時由于起義部隊中彌漫著悲觀絕望的氣息，一些本來就不服管束的官兵開始騷動，竟然有一個排長唆使一整排的人利用放哨的機會帶著武器逃跑了，部隊很快就只剩下不足1000人。
1927年9月29日，起義部隊來到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毛澤東同志在這里對部隊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從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成為把工農革命軍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三灣改編后，毛澤東同志率領部隊抵達寧岡縣并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總結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做經驗教訓，著重討論了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問題。
10月27日，毛澤東同志率部到達井岡山的中心地區茨坪，從此走上了一條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正確道路，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成為實現中國革命的中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偉大轉折的開端。
在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三大武裝起義的影響下，中國共產黨人從1927年8月到1928年底，在全國各地發動了100多次武裝起義。這一幕幕的抗爭，這一聲聲的驚雷，風云為之變色，天地為之動容。尤其是隨著朱德同志率領的南昌起義留存下來的部隊1928年4月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同志領導的工農紅軍勝利會師，這標志著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優秀共產黨人終于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由此開始了一次新的偉大起航。
《中國1927》六集的名字寓意深刻，《日暮》、《暗涌》、《突變》、《風暴》、《余波》、《驚雷》既揭示了當時的風云激蕩，又預示了中國革命的浴火重生，22年后新中國的成立就是和1927年的涅槃密不可分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未來在經歷過1927年的重大轉折后其實就已經注定。
正是在1927年的血雨腥風中，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優秀共產黨人深深明白了，無論遇到再大的困難，甚至走到生死存亡的邊緣，從來沒有什么救世主，能拯救中國共產黨的只能是共產黨自己，并開啟了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毛澤東思想開始一步步形成并成為黨的指導思想。
歷史和現實讓越來越多的人深刻認識到，毛澤東思想是我們應該永遠堅持的黨魂、軍魂、國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牢記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優秀共產黨人是如何引領中國革命一步步走向真正的勝利，并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思想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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