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中國光學之父”王大珩和杰出的核物理學家,“中國的居里夫人”何澤慧等7位中科院院士,自費前往黑龍江漠河,觀看20世紀最后一次日全食。
這一批當時80歲左右的老科學家,都想身體力行,為青少年參與科普活動作出表率,以激發青少年對科技強國的熱情,帶動更多的青少年從小積極參與科技活動。
令他們欣慰的是,在那個寒冷的邊地,每天都有上百人,手持專門為此次日食發行的紀念封或者筆記本,要求院士們在上面簽字。當看到這里面有許多青少年和一些由父母帶領來的年幼的孩子,院士們都很高興,感到青少年心中裝的都是滿滿的“科學的春天”,國家大有希望,未來大有希望。
3月7日,王大珩看到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擠在人群里,手里高舉著一個漂亮的日食紀念封。她臉上泛著紅光,神情急迫。王大珩后來回憶道:
【“我很感動地接過小姑娘手中的紀念封,格外認真地在上面簽上自己的名字。就在這時,坐在我身邊的何澤慧院士(“兩彈一星元勛”錢三強的夫人---引者注)笑著問小姑娘說:‘小朋友,你為什么要讓我們簽字呀?’看著我們幾個人都笑瞇瞇地望著她,小姑娘毫不猶豫地朗聲答道:‘媽媽說,有了你們的簽字,這個紀念封以后就值錢了!’”
“笑容一下僵在了臉上,我手中的筆不由自主地顫抖了一下,停了下來。我望著面前這個臉蛋象花朵般美麗的小姑娘,望著小姑娘手中那張我剛剛簽過字的紀念封,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怎么也不會想到,自己一生的追求,竟被這個孩子用一個‘錢’字輕而易舉地簡化掉了!”】
這件事深深地影響了王大珩。他決定把他一生的經歷寫出來,希望青少年能從他們那一代人的經歷中受到一點啟發。
1999年5月,王大珩出版了他的回憶錄:《七彩的分光》。書中有這樣的內容:
他在回答那些質疑當年搞原子彈是否有必要時,他寫道:
【“我們黨為什么在那個內外交困最艱難的時刻開始原子彈的研制?有一個答案是肯定的,100多年來外虜侵略的歷史,在中國人的心中結下了太深的國防情結,過去那個有國無防的中國給中國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憶。執政后的中國共產黨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樣的歷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自家的圍欄,而必須掌握具有威懾力的戰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為沒有人會等你填飽肚子后再來打你。”
“我沉思了很久才對他說,不錯,你的話也許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但是,當你現在說出這些話時,世界局勢畢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戰爭之劍不再高懸在我們的頭頂上了,我們被侵略的威脅也已經遠沒有當年那么緊迫了。可是,我想問問你,若是沒有我們自己造出的原子彈,若沒有原子彈在力量對比中做砝碼,會有后來的一切嗎?恐怕不會。我想,對這一點體會最深刻的莫過于毛澤東了,所以毛澤東才深有感觸地說出這樣的話:實踐證明原子彈還是要有一點的,有一點就比一點沒有好!”】
有段時間,人們以為天下太平,沒有必要在國防上投入過多。只要發展了經濟,有錢不愁買不到東西。有不少軍事科研單位因此都受到嚴重影響。王大珩則堅決反對。他說:
【“第一,沒有國防就無從去談發展!八國聯軍打進來的時候,我們上哪去談發展?!日本人侵略我們的時候,我們還有什么可能去談發展?!第二個理由更簡單,民品是可以買得到的,只要拿錢出來人家就肯賣給你。但軍品可是花多少錢也買不來的呀,人家不會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先進東西把你給武裝起來!”】
現在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王大珩那一代人的眼光是遠大的。
如果王大珩現在還活著,看到黨的十八大以來發展,他肯定會綻開新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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