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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人康：開國上將陳士榘的四子，1952年出生于南京。先后就讀南開大學、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曾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工作。

文/鐘瑜婷

重新講述歷史，陳人康必須向往昔尋找支撐，卻不可避免地逐漸觸碰到歷史的迷霧。今年6月，陳人康計劃去臺灣深度游，“看看國民黨的史料，聽聽對方怎么說”。

出于根深蒂固的“軍隊”情結，陳人康時常會穿軍裝。采訪那天，身穿綠色軍服讓他在人群中很顯眼。

這些年來，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上將陳士榘的四子陳人康早已遠離權力中心。跟許多泯然于平民的紅二代一樣，他不愿只活在回憶里。2009年起，他在 “紅軍后代授課團”里任教，這個平臺已然成了他延續父輩理想的主要載體。對于父輩打下來的江山，陳人康有一個擔憂是：“黨脫離了群眾”。

“怕就怕有些黨員背離自己的信仰，背離人民。人民不跟你走了，這是大問題。”對外界的罵聲，他提高音調，“共產黨怕罵嗎？共產黨就是在被罵被屠殺當中站起來的，共產黨是罵不倒的。秀才造反不足以畏懼。”

 “我爹都不信孔子我來講孔子？”

在陳人康的印象里，父親不是一個慈父，更像威嚴的上級。從軍后，他每次見到父親都被要求敬軍禮，然后才叫爸爸。陳士榘對子女說：“我首先是你們的首長，然后才是你們的父親。”長年在軍隊里指揮作戰的風格被帶入家中，陳人康記得父親很少拉家常，說話多數是命令口吻，沒得商量。

這樣的父親，在飯桌上進行憶苦思甜和革命傳統教育是常事。“九歲時，我跟著你爺爺一起從武漢坐日本人的船前往湖北荊門老家，誰料行李丟了，你爺爺去詢問船上的日本人，結果被狠狠訓斥了，我上去幫腔，結果被日本人扇了一大耳光。”父親給陳人康講這個故事，希望兒子明白，喪權辱國是他投身革命推翻舊制度的根本動力。

對毛澤東，陳人康相信父親有著發自內心的崇拜。從井岡山革命開始，陳士榘習慣了相信，在關鍵時刻，毛澤東做的決定都是對的。這種崇拜體現在每一件日常小事中。14歲時，陳人康曾用4個毛主席像章，換了一件軍服，陳士榘知曉后勃然大怒：“你怎么能拿毛主席當商品交換！”父親給妹妹洗衣服時，也不忘叮囑：“洗衣服最重要的是領子和袖子（取‘領袖’之意）。”在父親最后的彌留之際，家人曾忍不住問父親：“你一輩子最愛的是誰？”她聽到一個微弱的聲音：“毛澤東。”

陳人康和父親爭論過“文革”。幾番爭執后，父親最終承認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要承擔部分責任。

父親對毛主席的忠誠一直銘刻在陳人康腦海里，深受影響的他也始終對毛主席抱有崇敬。聽說葉向真在推崇孔子，陳人康的反應是：“你知道國外的領導人都是怎么評價毛澤東的？又有幾個人會說孔子？我爹都不信孔子我來講孔子？”

左圖：幼兒時期的陳人康與父親陳士榘的合影。右圖：平時，退伍后的陳人康還經常穿軍裝，喜歡軍事物品。他說：“全家人都在部隊呆過，我對部隊有感情。”

講兒女情長？太尷尬了！  

少年時的陳人康認識到，在講階級斗爭的火熱年代，自己不是某個個人的后代，而是國家之子。在這樣的紅色家庭中，親情倫理幾乎被剔除在外。在典型的革命家庭，兒女情長是“四舊”的內容，要被革命去除。陳人康曾跟父親說，家里也應該講講兒女情長。“父親說，我們跟隨主席出生入死鬧革命，哪還有什么兒女情長啊！”說完父親哈哈大笑，笑得陳人康尷尬不已。就此，他更加理解了，“解放全人類，要流血犧牲的，沒什么放不下的”。

“文革”來了，僅僅因為講了一些江青的壞話，陳人康的母親被抓進監獄，父親沒說一句話，更別提去秦城監獄探視。陳士榘對子女說：“要聽毛主席的話，你們不能選擇母親，但可以選擇走革命的道路。”在那個非左即右的年代，陳人康理解父親的作為。即使到了今天，趁人康也說,“母親自己說話不謹慎，自己犯的錯誤要自己承擔。這是政治問題、原則問題。黨委書記怎么去看一個反革命分子？”

1966年，眼見母親成為反革命分子的陳人康，對“文革”產生了懷疑，貼出“炮轟中央文革”等標語。因為大字報，陳人康被民警抓住送到工程兵保衛處，保衛處正想把他放了，陳士榘說：“秉公處理，移交公安部。”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表揚了陳士榘，寫下“大義滅親，立場很好”的批示。關了40多天的陳人康被釋放回家，父親欣喜地說：“小人康，你不得了啊！毛主席都知道你了，還為你的事做了批示。”

對這段往事，陳人康對父親毫無怨言。“你想毛澤東都認可了，我當時也覺得是對的。”

“文革”中終究不倒的陳士榘在“文革”后遭受審查，最終證明他與四人幫沒有組織聯系，但黨內地位卻受到了影響。這事讓陳人康思考：“如果父親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被打倒，也許算是因禍得福。”

當年，不到17歲的陳人康“靠著父親的一點面子”，沒有被下放到農村，當上了自己夢寐以求的解放軍。1972年他上了南開大學，1975年畢業，回到解放軍第二炮兵做宣傳干事。1984年從部隊轉業，到對外經貿大學工作，過起了再尋常不過的老百姓日子。

不要去訴革命的苦。

2009年，陳人康加入了江西干部學院組建的“紅軍后代授課團”。因為看不慣“官話套話連篇”的宣傳，他喜歡講故事，“不說父輩光輝偉大的那些套話，用細節還原當年，讓他們了解前輩是怎么吃苦耐勞的。”與陳人康一同加入授課團的70余名授課者，幾乎都是老紅軍的子女，平均年齡64歲，90%以上是退休人員。

說起貪污腐敗分子，陳人康慷慨激昂。“真是深惡痛絕，比你們還要深惡痛絕。我們父親打天下絕不是為了讓這一小撮利益集團得利。這就是理想信念問題，我們要的是共產，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資源。”有一次，陳人康去某省參加會議，有關部門用警車開道他去參觀名勝景區，一路警笛轟鳴，享受特殊待遇的陳人康心里不是滋味，“這太脫離群眾了。”

而紅色教育在陳人康身上刻下的另一個印記是“艱苦樸素，別指望老的”。他清晰記得父親“曾痛斥擺宴席的作風，他自己就一碗清水過了最后一個生日”。所以，陳人康說他不能理解那些腐化的“后代”。

當然，對年輕人，陳人康還是充滿希望。他給80后大學生村官講課，那些年輕人找他照相簽名，他很欣慰，“他們都是追星的年紀，還來找我簽名，起碼還是認同我們的信仰。”讓他意外欣喜的是，一些曾對歷史感到陌生、排斥的紅三代，“竟然也有了紅色情結”，甚至抱成一團。有一對在課堂上相愛的年輕人，穿著紅軍軍服辦了場婚禮，陳人康的女兒穿著紅軍軍服做了伴娘。陳人康曾鼓動自己的女兒和其男朋友一起來到井岡山課堂了解先輩的故事，他很欣慰他們聽進去了。在“教育黨員干部”的課堂上，很多年輕學員聽了父輩的事跡掉眼淚。

課余間，一些在肅反中被錯殺的干部的后代總想為父輩鳴冤，這讓陳人康很頭疼，他覺得“不要去訴革命的苦”。最終，授課團設定了“三個不講，六項注意”：不講歷史糾葛，不講沒有定論的敏感問題，不講個人觀點。重新講述歷史，陳人康必須向往昔尋找支撐，卻不可避免地逐漸觸碰到歷史的迷霧。但他發現，當下許多史料仍然受禁無法查閱。今年1月，陳人康去臺灣深度游，“主要看看國民黨的史料，聽聽對方怎么說”。

本文刊發于2014年2月15日《新周刊》第413期《模糊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