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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經濟養懶漢”，把這個說法加之于計劃經濟時代——共和國建國以來的前30年——工作和生活的中國人，純屬誣陷誹謗。

毛主席贊揚中國人民：“六億神州盡舜堯”。最近30年多年時髦一種奇談怪論，是宣布自己的父親一代、祖父一代甚至曾祖父一代是懶漢。謬言流布，暢行無阻，見于報紙、刊物、電視、廣播、論壇、課堂、官員專家的演說、因特網以及大量所謂創新性著作。這成為建國以來，一個涉及億萬之眾、遷延時間最長的冤假錯論。

系統地辯誣、甄別、還歷史本來面目，是歷史學家、法學家和相關職能部門的事情。我和同時代人一樣，在那個時代平平常常地讀書、就業、成家。老了，30年懶漢的“歷史問題”，終究要給兒孫一個交待。

1958年，河南省安陽縣鋼鐵基地，運礦大軍

“計劃經濟養懶漢”，被侮辱的對象不是哪個個人，不是少數人，而是一代人甚至不止一代人。這是涉及幾億人道德品質、歷史功過、民族素質的大是大非問題，是維護中華民族作為勤勞勇敢的民族的統一性還是制造民族分裂、誣陷我們民族在某個時代變得懶惰的大是大非問題。 

我們這一代人，大體包括上世紀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出生的人，年長者有機會參加解放戰爭，大部分生活和工作在計劃經濟的時代，屬于新中國的建設者。

這是中國勝利地進行抗美援朝戰爭和后來的對印自衛反擊戰，從不能制造一個螺絲釘到制造自己的汽車、火車、飛機和“兩彈一星”，在國際社會挺起腰桿的時代，是在西北大沙漠建起原子彈試驗基地、在北大荒荒原建起大慶、在金沙江崇山峻嶺建起攀枝花等一系列現代工業城市的時代，是產生黃繼光、王崇倫、王進喜、雷鋒、趙夢桃和吳桂賢的時代。

這是英雄的中國人民，無數的工人、農民及其知識分子，在國家長期分裂、戰亂、貧困落后的廢墟上，以偉大的犧牲精神，投身艱苦勞動和開創新中國的最初輝煌篇章的時代。今天的一切，基礎都是在那個時代奠定下來的。

檢驗一個人懶漢與否的一個簡單標準，不妨看參加重體力勞動的表現。相比于在一線勞動的工人、農民，我這樣的普通知識分子算不了什么；他們真正是共和國的脊梁，是最艱苦勞動的承擔者和最大財富的創造者。

但是在我個人的經歷中，從中學、大學到走上工作崗位，每年冬春、夏收和秋收參加農村的勞動，也已經成為常例。大學以后作為工作隊員的農村整風整社、四清，同時也參加勞動。

引水上山

1956年初中畢業，暑假參加一家重工業工廠的基建，挖土方。這是記憶中第一次重體力勞動。每天8小時，完全沒有機械，只用鐵鍬，赤日炎炎，揮汗如雨，在歡歌笑語中拼命干活，比賽出力。兩個月，每人發45元，名稱為“伙食補貼”。

第一次自己勞動掙錢，伙食免費，沒有定量，其實無須補貼，全數交給家里。當時在學校吃飯，每月伙食費6元。以午飯為例，兩勺菜、一個3個的饅頭，不夠的時候隨意加小米飯。相比于這個6元，45元，感覺已經很多很多了。

今天一些文章，把1958年的大躍進看作玩鬧和笑話。作為一個親歷的過來人，我倒認為那是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道懷著美好愿望，又一道在認識中掌握自然規律、經濟規律的學校。

大煉鋼鐵。我參加的工作是運礦石。百斤上下，肩扛背馱，翻兩座山，運到冶煉處，再把練出的鐵塊，也是百斤上下，扛到山下的汽車站。肩膀紅腫，墊一件舊衣服，沒有一個人叫苦。練出的鐵，不過一塊黑疙瘩，雖然質量不敢恭維。那是“放開肚皮吃飯，使出力氣干活”的日子。同學中的冠軍，一頓飯可以吃6個4個的饅頭。

1959年冬季，大學一年級，天津郊區一處叫赤龍河的地方，挖渠。中年教師和白發蒼蒼的老教授，一道參加勞動。一眼望不到盡頭的寬大水渠，紅旗招展，鑼鼓喧天，數不清多少人，揮動鐵鍬，兩邊堤壩或上或下，抬筐、挑擔川流不息。水渠完工，一位中文系教師題詩，有“眾英雄劃地為川”的名句。50年以后，一位畢業留校、也已經退休的同學見面，說我們挖的水渠還在繼續發揮作用，只是兩岸樹木早已遮天蔽日。

1960年秋冬，正是國家經濟最困難、糧食最緊張，新潮家宣傳餓死3000萬的時代。我們20歲左右，經常吃不飽，主食之外，要增加野菜充饑。拉犁兩腿發軟、冒虛汗，餓得直不起腰就趴著拉、跪著拉。我的老師、同學沒有一個叫苦，沒有一個餓死，也沒有聽說附近村子里的農民餓死。

畢業以后分配在一家理論研究機關工作。那里集中一批共產黨的高級知識分子。8小時工作制，每天晚飯以后直到夜里10時左右，辦公室都亮著燈光。沒有特別的組織安排，大家都自覺地在業余時間讀書寫作和討論理論問題。

今天的機關，無論大小，都雇有專門的服務人員負責衛生，或者把這項工作包給社會的家政公司。那時所有的工作人員——從部級領導干部到科員、干事，都自己打掃自己的辦公室，輪流參加或分片負責機關公共衛生工作。

引水上塬

1969年下放五七干校。一批知識分子，在滹沱河的荒灘上清除雜木野草，開辟良田，第一年水稻畝產即900斤。自己種糧、種菜、養豬、蓋房，鍛煉得扛起200斤一袋的大米毫不吃力，創造扛起250斤一袋綠豆的紀錄。此前1965年在廣西農村四清，一位當地的青年女社員向我挑戰，結果她挑起200斤的擔子健步如飛，我被100斤的擔子壓得氣喘吁吁。這也可見五七干校的成果。

老一代理論家和我們一起挑大糞、起豬圈。經歷延安整風的老大姐負責養雞養鴨。在機關時候的失眠、神經衰弱、腰腿痛、慢性胃病一掃而光，也沒有聽說有人患高血脂、糖尿病、痛風和癌癥。1975年起陸續恢復工作。那是扎扎實實當農民的七個年頭。

我的妻子在文化部的湖北咸寧五七干校，在半人深的泥塘積肥，一次搬6塊各15斤的土坯蓋房。那里集中許多卓有成就的文化名人，一樣參加勞動。

就我個人而言，從來不認為參加體力勞動有什么不好，更不認為讀了幾本書，再參加勞動有多大委屈。我的幸運在于，沒有和幾千萬同時代人一起，后來被卷進下崗失業的泥潭，而是終于可以工作到法定年齡，正常退休。

失業是對人的基本生存條件的毀滅和對人的起碼尊嚴的最大侮辱，是一種可怕的社會病癥和人間的苦難之源。

談到所謂“計劃經濟養懶漢”，我就和身邊的年輕朋友探討：回去問問你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你懶還是他們懶？年輕朋友并不認為長輩比自己懶。

兒孫們記著，可以批評你們的父親一代、祖父一代、曾祖父一代有別的錯誤，但是你們沒有資格享用長輩們創造的財富，同時指責老人們是懶漢，你們沒有權利侮辱養育了你們、為你們的生存和發展付出犧牲、創造了基礎的長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