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夫 | 疫情下的美國：窮人水深火熱 富人大發橫財
點擊： 作者：肖志夫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21-01-29 12:26:45
2021年1月26日，美國中文網發表文章《貧富分化令人咋舌 全美頂級富豪疫情期身價飆升40%》說，一家非政府組織“爭取美國人稅收公正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and 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當天發布報告：自去年3月中旬以來，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總額增加了近40%，總計1.1萬億美元。
換句話說，超級富豪們不但很快從疫情初期的打擊中迅速恢復，而且許多人的狀況比之前大幅提升，而股市大漲起了主導作用。特斯拉的市值飛漲使得創始人兼CEO馬斯克（Elon Musk）身價暴漲約1550億美元。
頂級富豪在疫情期獲得的財富，與工薪階層美國人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其中許多人遭受了失業或減薪的痛苦。有數據顯示，占美國總人口比例僅為0.1%的最富有家庭所擁有的財富，幾乎與占總人口高達90%的普通家庭所擁有的財富相當。
根據芝加哥大學和圣母大學經濟學家發布的數據估計，2020年下半年，有超過800萬美國人陷入貧困，貧困率上升了2.4個百分點，幾乎是1960年代以來最高年度貧困增長率的兩倍。
其中美國非裔的貧困率比2020年6月高出5.4個百分點，有240萬人陷入了貧困；高中或以下學歷的人，貧困率從去年6月份的17%上升到現在的22.5%。
佛羅里達州、密西西比州、亞利桑那州和北卡羅來納州是貧困率上升幅度最大的州。州一級的調查結果表明，在失業保險制度不健全的州，貧困顯著加劇。
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新冠疫情以來申請失業救濟的美國人不斷刷新歷史記錄，最高時突破2200萬，實際失業率高達22.8%，創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高值。
南加州一處臨時設置的食物發放區等待領取免費食物的車輛大排長龍，隊伍接近2公里；住在得克薩斯州的利亞姆·阿佩利失業后一直撥打失業管理處的熱線電話，手機記錄顯示他一共撥打了5257次，全部沒有接通。
目前美國每晚約有65萬無家可歸者露宿街頭，有2800萬人可能發生債務危機而再無家可歸。
基本結論是：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在新冠疫情中大幅拉大，窮人更窮，很多在死亡線上掙扎；富人更富，大發橫財！
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呈現出嚴重四分五裂狀態，不僅有貧富階層的縱向撕裂，還有種族群體的橫向撕裂。
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的創始人達里奧公開說：美國群體財富差距越來越大，已經到了“國家緊急狀況”。
美國的政客們不是口口聲聲宣稱美國社會是“公平”、“平等”的，人民是自由、幸福的嗎？為什么貧富差距帶來的不平等問題成為美國社會的頑疾，并且在新冠疫情災難中進一步加劇呢？老夫認為與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天然缺陷緊密相關。
首先，在經濟制度方面，美國實行的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更多強調自由競爭，過度“放松管制”，特別是過去四年保守的共和黨執政，一味地強調小政府、大社會，使得美國政府調控市場的能力減弱，糾正市場分配的能力失靈，從而人為地導致美國收入差距擴大。
始于卡特政府的“放松管制”改革，使企業享有充分的雇傭與解雇、裁員與縮編自由，在促進產業結構優化的同時，也帶來了工會加速衰落、工人的工資談判能力大大削弱等連鎖反應。
由于沒有強勢的工會繼續為工人爭取利益，普通工人的市場勢力日漸式微，因此20世紀70年代之后，美國的實際工資增長遠遠落后于生產率增長，有時甚至出現停滯或下降，而管理層的年薪卻大幅上漲。
根據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公布的《高管薪酬觀察》報告，美國大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平均薪酬，1965年約為普通工人工資的20倍，1987年為221倍，到了1999年高達1077倍；2015年標普500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平均年薪為1240萬美元，是一名普通美國勞動者的1000倍左右，這個差距還在持續擴大中；首席執行官的酬薪在1978至2013年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資僅僅增加了10.2%。
目前，年薪上千萬甚至上億美元的高管比比皆是，像甲骨文公司首席執行官莎福拉·凱茨年薪高達5690萬美元，成為美國薪酬最高的女高管。
其次，聯邦稅率的累進性質明顯減退是貧富差距擴大的又一重要制度因素。上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之后的美國政府，大都把對高收入群體實行高稅率當作調節收入分配的有力手段。
然而，上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上臺之后，稅率變化的趨勢發生了逆轉，最富有階層享受到來自工資、股票期權、利息和資本所得等方面的更大幅度減稅。而美國低收入人群的主要資產是房產，而且杠桿率較高，富人更多持有的是金融資產。
因此，美國低收入階層和中產階層的聯邦稅率總體呈上升趨勢，而最富有的5%人口的聯邦稅率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明顯下降，其中最有錢的0.01%人口的聯邦稅率1990年比1960年下降了一多半。
2017年特朗普上臺后，采取逆全球化政策、給富人減稅、威脅美聯儲維持寬松貨幣政策以及縮減醫療和教育方面的政府支出，都從根本上助推了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第三，在政治制度方面，眾所周知，美國玩的是金錢政治，所謂的民主選舉其實就是“砸錢”的游戲，這就使得富人有了比窮人更多的政治機會。
富人通過提供或籌集政治捐款影響選舉結果，通過游說活動或者直接為政府官員提供“公司董事”之類的兼職工作等，影響政策制定，以小錢換大錢，從而獲得豐厚的“政策紅利”，形成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的惡性循環。因此，有經濟學家認為，“國家層面的政策因素，是美國收入不平等狀況惡化的主要因素。”
第四，美國經濟霸凌直接導致中低階層家庭利益受損，比如在中美貿易中，中國輸美價廉物美的商品原本平均每年可為每個美國家庭節省約850美元生活成本，特朗普近幾年單方面挑起中美貿易戰，大幅加征輸美產品關稅，其結果是大部分轉嫁到了美國老百姓頭上。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斯福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施蒂格利茨撰文稱，美國的不平等程度已創192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近些年來，美國社會動蕩不斷加劇，各種抗議示威活動顯著增加，尤其是槍擊暴力活動頻發，大多是由于美國民眾發泄對不平等待遇的不滿。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2011年美國發生“占領華爾街”運動，從紐約擴散到全美各大城市，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美國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老夫注意到，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制定了一個詳細的減稅計劃，與特朗普為富人減稅的政策相反，他準備上調針對企業和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稅率，同時對中低收入家庭實施一系列稅收減免，通過這樣做來緩解疫情造成的財政困難，同時希望能夠刺激支出為經濟重新注入活力。
美國獨立稅法調查研究機構Tax Foundation的一項分析顯示，根據拜登的稅收計劃，美國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稅后年收入將下降11.3%，4%收入最高的人群稅后年收入將下降1.3%。到2025年，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稅后年收入將增加10.8%。
不過老夫認為，這些臨時性措施雖然可以一時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貧富差距拉大的速度和進程，但只是杯水車薪，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美國政府是資本的傀儡，它不代表美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為少數有錢人服務的。
早幾天老夫寫過一篇文章《美國人民應當重溫<獨立宣言>“初心”》指出，美國人民應當重溫建國先驅們建立政府的“初心”，就是為了保障人民“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如果現有政府喪失了這種保障功能該怎么辦？《獨立宣言》寫得很清楚，自己看去吧。
（來源：“老夫子雜貨鋪”微信公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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