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解讀三中全會
點擊： 作者：記者 來源：鳳凰網 發布時間:2024-07-20 12:55:10
鄭永年。圖/受訪者提供
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這個目標
需要一個行動方案
三中全會就要提供這個行動方案
解決怎么做、誰來做的問題
二十屆三中全會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戰略部署。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就全會的重大意義和目標任務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他認為，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必須通過體制機制改革釋放發展的潛力，同時，需要將單邊開放擴大到更多領域。
里程碑式的會議
《中國新聞周刊》：二十屆三中全會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發展中國式現代化問題。如何看待這個主題？
鄭永年：改革開放可以說是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黨和國家工作重心正式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確立了改革開放的路線。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基本框架。中國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然后到“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花了十多年的時間。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重大原則。二十屆三中全會的重點很明確，就是二十大提出的“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這個目標，需要一個行動方案，三中全會就要提供這個行動方案，解決怎么做、誰來做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三中全會是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會議。
《中國新聞周刊》：你之前多次強調，現代化包括物質現代化、制度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怎么理解這幾個現代化？
鄭永年：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的現代化為中心的現代化。我認為，物質現代化是縱軸，人的現代化是橫軸，物質現代化一定要提升大多數老百姓的幸福感。如何來構建？制度現代化就是變量，我們要看哪一種制度能協調物質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必須要均衡發展。國際上一些被普遍認為已經實現現代化的經濟體，從物質層面來看，經濟非常發達，但是社會不夠公平，因此也不夠穩定。
《中國新聞周刊》：社會公正公平的現代化如何實現？其中的關鍵有哪些？
鄭永年：2021年，浙江探路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有三個方面非常重要。第一是“保底”，建設好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這是政府的責任，相當于第二次分配，通過稅收、財政保障基本的社會公平。第二是“擴中”，擴大中產階層，建設橄欖型社會。現在中國的中產階層只有30％左右，如果有60％—70％的中產階層，那么20％—30％較低收入階層的問題就更容易解決了。浙江有很多民營企業，“擴中”實際上就是做好對中小微企業的鼓勵扶持。第三是“上不封頂”，鼓勵企業家、老百姓多賺錢，因為只有在上不封頂的情況下，企業才能有余力做第三次分配，為社會服務。
保底、擴中、上不封頂，既是浙江的經驗，也是“亞洲四小龍”乃至很多經濟體的經驗。
《中國新聞周刊》：根據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公報還提出，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對此你怎么看？
鄭永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我認為，市場的作用毋庸置疑，但現在很多國家都出現了抵制資本的趨勢，出現了民粹主義。在很多國家，資本過于起主導作用、過于市場化了。
回到中國的當下，政府起更好作用這個目標也還沒有完全到位。比如，在應當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領域，例如醫療、教育、公共住房，沒有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而是過度市場化；而在應當市場化的領域，市場反而沒有起到決定性作用。
應該說，只有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情況下，市場才能起決定性作用。這樣也才可能達到此次公報提出的“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中國新聞周刊》：如何理解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鄭永年：以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制度為例，大約80％的新加坡人口居住在組屋，在保證大部分老百姓住房利益的情況下，有20％的住房是高度市場化。百姓對此是沒有意見的，因為它是在政府起更好作用的前提下，市場起決定性作用。
很多領域都需要體制機制改革
《中國新聞周刊》：一些人認為，未來十多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必須穩定在5％左右。這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你認為應該怎樣穩住經濟增長速度？
鄭永年：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十八大之后，中國的經濟增速從曾經的兩位數主動降到6％—7％，因為如果不主動降下來，環境、資源會出現很多問題。
但需要看到的是，在發展方面，我們還有巨大的空間。國際上那些高收入經濟體，美國人均GDP是6萬多美元，新加坡人均GDP接近7萬美元，中國則是1.3萬美元。另外，高收入的經濟體，中產階層占總人口的50％以上，我們的中產階層占總人口的30％不到。所以中國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當下的任務是把這些潛力釋放出來。怎么釋放？要改革。
《中國新聞周刊》：改革應該主要從哪些方面著手？
鄭永年：按照中國式現代化的標準，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一是發展不足，二是部分地方活力不夠。
如何釋放地方的活力？財稅體制改革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需要通過財稅改革釋放地方的活力。針對地方政府和基層財政困難，這次的決定就提出，要完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拓展地方稅源，提升市縣財力同事權相匹配程度，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不得違規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資金。
很多領域都需要體制機制改革。比如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需要行政審批體制改革，解決地方保護主義的問題；比如這些年經濟部門出臺的政策和非經濟部門出臺的一些政策互相打架，需要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把政策協調起來。
《中國新聞周刊》：過去十幾年的改革是增量改革，現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解決存量問題，你認為存量改革的關鍵是什么？
鄭永年：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先立后破”，我覺得這很重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都是增量改革。增量改革仍然很重要，如果光是去動存量，那就是搞分配。盡管很多人對既得利益很痛恨，但是任何社會都有既得利益，不可能把既得利益毀滅了，重新來一遍。
我們并不是要摧毀既得利益，而是要遏制既得利益者對創新的阻礙，不能贏家通吃，既得利益者不讓新的利益長出來。
單邊開放要擴大到更多領域
《中國新聞周刊》：本次全會提出，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你認為中國未來應該怎樣繼續深化開放？
鄭永年：我想，有兩個方面。第一是二十大提出的“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對接世界先進規則、規制；第二是單邊開放，即使西方對中國“脫鉤斷鏈”，仍要向它們開放。英美以前都是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單邊開放，因此成為世界高端人才、優質資本的聚集地。
現在，我們的單邊開放走出了第一步，效果特別好，我認為單邊開放還要擴大到更多的領域。搞“脫鉤”是按照意識形態邏輯來，如果我們單邊開放，我們就可以按照市場的邏輯來。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單一市場，根據資本的邏輯，哪里有機遇就去哪里，靠意識形態是堵不住的。只要認清了這一點，我們就無須害怕。我們要好好理解單邊開放，這將是中國在國際上最有效的政策之一。
記者：張馨予；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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