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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廖平 朱煒澤 盧景洋：蔡和森反帝思想的多維解讀
2025-05-13
【摘要】蔡和森，作為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先驅者與堅定的革命家，以其敏銳的洞察力與深厚的理論功底，系統剖析了帝國主義的本質及其對中國社會的系統性壓迫。他的帝國主義觀根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石，又緊密結合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國情，提出“反帝必反封建”的斗爭綱領，強調工農聯合與國際協作的雙重路徑。本文從歷史淵源、理論闡發與實踐影響三個維度，深入探討蔡和森帝國主義觀的形成脈絡、核心內涵及其在中國革命史上的獨特價值，并立足當代全球化語境，重新審視其思想的現實啟示。
帝國主義、民族解放與階級革命
——蔡和森反帝思想的多維解讀
張廖平 朱煒澤 盧景洋
一、蔡和森帝國主義觀的歷史淵源與理論背景
20世紀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中國風雨飄搖。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攫取關稅主權、劃分勢力范圍，并依托買辦階層和封建軍閥相互勾結，形成對中國社會多層面、系統化的剝削與壓迫。面對外有帝國主義不斷蠶食內政、肆意掠奪資源，內有軍閥割據與封建殘余勢力相互勾連的亂象，中國知識分子在救亡圖存的思潮中紛紛尋找擺脫苦難的道路。蔡和森正是這樣的青年革命者，他對民族獨立的渴望與對不平等世界格局的思考，形塑了他強烈的反帝國主義意識。在五四運動的浪潮中，蔡和森目睹巴黎和會上列強對中國利益的出賣，看清了帝國主義在世界范圍內掠奪與瓜分弱小民族的真實面目。這種切身的民族恥辱既沖擊著他的愛國情懷，又激發出他對世界資本主義秩序的深層質疑。彼時的新文化運動呼喚民主與科學，啟迪青年知識分子反思傳統封建思想；蔡和森不但接受了這些觀念，更把救國與改造社會的熱血沖動提升為系統思考帝國主義和中國革命前途的內在動力。由于他在湖南第一師范就學時便與毛澤東、何叔衡等人過從甚密，在彼此的切磋與砥礪中，青年蔡和森逐漸認識到中國之所以長期飽受內憂外患，固然與封建勢力頑固不化相關，但更深的桎梏在于外來資本與帝國主義的合謀挾制，中國若想自立于世界，便不能繞開對帝國主義的堅決反抗。他在1919年踏上赴法勤工儉學的旅程，于歐洲目睹了一戰后資本主義各國在經濟恢復與殖民擴張上的種種手段，又親身體驗到西方列強對異族的偏見與打壓。在與周恩來、趙世炎等革命青年討論交流之際，他愈加意識到，帝國主義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而是西方列強在政治、經濟、軍事及文化各層面對外延伸的綜合形態；尤其對于像中國這樣尚未完成近代化改造的弱勢民族，帝國主義的壓迫往往更為慘痛。這種鮮明的表述，足見他對外來侵略蔓延方式的深刻揭示。蔡和森在法國期間廣泛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并逐步接觸到列寧對帝國主義的經典論述。這些理論營養在他內心迅速發酵，與他對中國悲慘現實的感性認知激烈碰撞，最終匯成日后他鮮明的帝國主義觀。只有深刻辨析帝國主義的本質，認清其在中國與本土封建勢力、買辦勢力之間形成的勾結網絡，才能真正謀劃一場兼具民族獨立與社會革命內涵的深刻變革。
蔡和森形成鮮明且較為系統的帝國主義觀，離不開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經典論述之深入研讀與創造性吸收。早在留法時期，他便通過勤工儉學社團和工人俱樂部的討論氛圍，接觸到《共產黨宣言》以及零散的《資本論》摘譯，逐漸領會到資本逐利的本性如何推動歐洲列強不斷向外殖民、爭奪原料地和市場。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論述中，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并非僅僅由發明創造或商業擴張所驅動，還與資本家階級追求最大剩余價值的貪婪相輔相成。由此，帝國主義被揭示為資本在本國境內利潤率趨于下降后，對外尋求更廉價資源與更廣闊銷路的一種必然結果。在這個基礎上，蔡和森閱讀列寧所提出的帝國主義理論。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通過詳實的數據與案例，明確指出帝國主義具有金融壟斷、資本輸出、國際卡特爾與托拉斯盛行、國際瓜分世界等特征。這部著作無疑對認清一戰后世界資本主義的結構性變化具有劃時代意義。
一方面，他被列寧對帝國主義內在機制的剖析所折服，資本在攫取超額利潤的沖動下，不斷通過金融資本、銀行與工業的結合形成龐大的壟斷集團，再以資本輸出的方式擴展剝削鏈條。他深刻指出：“中國之大患不僅在軍閥，尤其在外國帝國主義。軍閥在中國的勢力根基業已動搖，而列強在中國的勢力則根深蒂固，方興未艾”[1]。另一方面，他高度認同列寧所強調的帝國主義與戰爭之間的必然聯系。他在評價袁世凱時指出：“外國帝國主義扶植舊勢力以圖自便的捧袁空氣之壓迫……形成十年以來軍閥專政和軍閥割據的封建殘局”[2]，深感中國之所以陷于軍閥混戰與割據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列強刻意維持分裂，以利于各自勢力在不同地區布局，榨取不對等的經濟特權。然而，蔡和森并沒有止步于簡單的“接受”或“誦讀”。他努力將列寧式的帝國主義論套用在中國的具體情境中進行本土化改造。列寧認為，被壓迫民族要取得獨立和解放，必須聯合廣大工農群眾進行反帝革命；但俄羅斯在十月革命前畢竟仍是歐洲較成熟的工業國之一，而中國的工業化水平遠遠落后，且軍閥割據、農民文化水平低下、社會結構極為復雜。這種差異促使蔡和森在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時，更深刻思考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買辦勢力的勾結乃是中國當下最突出的現實癥結。他寫道：“民族資產階級背叛了辛亥革命，完成辛亥革命者只有工農。”[3] 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借著國民黨做工具，更殘酷地統治現在的中國”。蔡和森特別強調，反帝必須與反封建、反買辦相結合。列強依靠不平等條約和金融資本控制中國市場和關稅，扶植各地軍閥并從中牟利；而地方軍閥則借助外來武器和資金維持其統治，進而在國內橫征暴斂；買辦階層更甘愿淪為帝國主義的代理人，通過對工農的榨取與剝削為外資企業提供更廉價的勞動力和更豐厚的利潤回報。這種內外勾結的鏈條，構成了帝國主義能在中國生根并肆意橫行的直接根基。
因此，他在批判帝國主義時，常常以“打破封建軍閥與列強聯手的壓迫體系”為突破口，強調“反帝必須與反封建、反買辦并舉”。與列寧把推翻沙皇、打破地主階級統治視為與反對帝國主義同等重要的思路頗為相似，但蔡和森更注重揭示中國農民在反帝運動中的潛在爆發力。正因大多數農民直接受地主和封建勢力的剝削，一旦認識到軍閥和列強密切勾連，他們的斗爭熱情就可能在最短時間內被激發出來。這與毛澤東后來所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主張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某種程度上，蔡和森可被視為這個道路思想的早期呼應者。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必須讓農民意識到軍閥與列強勾連的本質，以激發他們的斗爭熱情。在他看來，農民因直接受地主和封建勢力的剝削，一旦覺醒，他們的反帝斗爭潛力將無可估量。這與毛澤東后來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主張有異曲同工之妙。蔡和森的觀點無疑為中國革命的路徑選擇提供了重要啟發。
二、蔡和森帝國主義觀的主要內容與理論闡發
（一）蔡和森對帝國主義性質的界定
蔡和森對于帝國主義本質的理解，最初便根植于他對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著作的研讀與思考，但他并不滿足于抽象的理論推演，而是在中國社會特殊環境下將其加以延伸、辨析。他多次在文章與書信中揭示，帝國主義不只是一種經濟或政治概念，而是凝聚了經濟擴張、軍事干預、文化滲透三位一體的霸權形態。他在《向導》中提到英國時：“功德是有的：最先是用大炮轟破中國的門戶與‘體面’，強迫中國人吃他的鴉片煙，買他的商品；復次是敲詐大宗賠款，割據香港九龍……霸占各大通商口岸，以至劃定揚子江、西藏……為他的勢力范圍；復次是握住關稅鹽務及中國一切經濟生命的最高權”[4]。這樣的話語清晰表明，蔡和森不僅洞見到列強憑借經濟與軍事優勢控制中國，也從更深層面意識到“文化”與“教育”對于依附體系的強化效應。他首先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帝國主義的經濟根源。受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啟發，他認為工業發達國家在國內市場趨于飽和后，便將資本輸出與產品傾銷同時施加于落后國家。蔡和森在《向導》中提到：“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經濟落后國有一種必然律：私人資本主義不能獨立發展，必須仰仗并附屬于外國資本之下才能發展。”[5] 他進一步指出，中國工商業資本家也逐漸步入了這一軌跡，通過“中英合辦”“中美合辦”的大公司結構，與外國資本發生明暗勾結，最終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庸。由此可見，蔡和森不僅敏銳地揭示出資本擴張動力，也警惕帝國主義通過特許權、關稅協定以及銀行貸款等形式攫取經濟收益的深層次危害。經濟擴張若沒有軍事后盾往往難以持久，因而帝國主義勢必帶有“軍事擴張”的屬性。蔡和森在論述中明確提到：“英國帝國主義何以敢于這樣堅決呢？……現在英國主張用下列方法以強逼其承認：(一)海軍示威，即由各國派遣軍艦，馳入中國各港；(二)增加各國駐華之軍隊；(三)延緩華會條約之實行。”[6]這些實際行動充分體現了“炮艦政策”如何成為帝國主義“經濟—政治”霸權的根本保障。與此同時，帝國主義的文化輸入和教育滲透同樣具有深遠影響。他寫道：“‘東方文化’的荒謬，‘歡迎太戈爾’的狂熱，莫不為外國帝國主義從物質侵略到精神界的反映。”[7]蔡和森敏銳地意識到，文化滲透不僅是經濟與政治控制的附庸，更削弱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民族獨立和解放的信心。由此觀之，蔡和森對帝國主義性質的界定實際上形成了一條綿密的分析鏈條：以經濟為起點，連接軍事威懾與政治操縱，最終延伸至文化教育的深度控制。帝國主義的系統性壓迫是中外反動勢力合流后給中國套上的多重鎖鏈，單靠局部的抵制或表面革新并不足以擺脫。在彼時的思想語境下，這種見解已相當有前瞻性。許多同時代人或專注于喊“反帝”口號，卻缺乏深層邏輯思考；蔡和森則在馬克思列寧的啟發之上針對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特殊案例加以本土化地剖析與批判，從而為他之后提出“反帝必然反封建”的主張奠定了理論基調。
（二）蔡和森反帝思想的本土化與創造性
蔡和森在反帝理論的本土化進程中，最具創造性的一點，正是他強調將帝國主義批判與中國的工農運動緊密結合，并在這一過程中充分汲取蘇俄革命的寶貴經驗，同時又兼顧自身的社會現實。這番言語實質上點明了工廠罷工、農村抗租抗稅等具體實踐為什么在當時具有迫切意義。正因為帝國主義滲透到經濟結構的方方面面，基層群眾若要爭取基本生存權，便不得不正面抵抗來自外資資本的桎梏與地主豪紳的合流壓迫。唯有讓工人和農民意識到帝國主義侵略與本地割據勢力的勾結，直接影響其日常生計，才可能將反帝輿論真正擴散到社會最廣大的階層，而不局限于知識分子的小圈子。事實上，蔡和森早在主持湖南青年運動期間就協助組織了一系列與工人權益相關的集會，呼吁通過罷工來抗議外資紗廠的盤剝。“最近日本帝國主義者以武力和外交的壓迫政策來干涉上海日本紗廠純經濟性質的罷工，尤足以代表帝國主義向中國人民從新進攻的特性。”[8]如此露骨的指明背后勢力，不僅僅是要鼓動群眾的情緒，也體現了他對工人運動的政治潛能有清醒判斷：帝國主義的經濟力量之所以能夠長期維系，往往離不開本土官僚買辦階層的協同。這種“把帝國主義批判融入具體工農運動”的策略在當時頗有實效，也為中共后來在農村開展更大規模的群眾斗爭提供了早期范例。不同層面的民眾在情感和利益上更能被激發，繼而對“反帝—反封建”形成共鳴，共同構筑起反抗外來壓迫與內部腐朽勢力的廣泛聯合戰線。與此同時，蔡和森對蘇俄在反帝政策上的探索也保持著高度關注與理性思考，這使得他的反帝思想具備了一種濃厚的國際主義情懷。他曾撰文贊揚蘇維埃政權廢除舊俄帝國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視其為“被壓迫民族的朋友”，同時主張與被壓迫民族建立平等互助的國際聯合。藉此，他高度肯定了蘇俄對帝國主義的強勢抵制。但是他也認識到俄國在十月革命后迅速確立了工人階級政權，而在當時的中國，軍閥割據、農民文化素質參差，尚缺乏統一的革命政府和成熟的工業基礎，難以一步到位地復制蘇俄模式。
三、蔡和森帝國主義觀的實踐影響與歷史評價
蔡和森的反帝思想不僅為中國革命提供了理論武器，更在實踐中深刻塑造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斗爭策略。在國民革命時期，他通過《向導》等刊物發表大量時評，將反帝主張與工農運動的實際需求緊密結合。例如，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后，蔡和森迅速撰文揭露英、日帝國主義對中國工人的殘酷剝削，指出罷工不僅是經濟抗爭，更是“打破列強在華特權鏈”的政治覺醒。他呼吁中共以工人運動為突破口，聯合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形成反帝統一陣線。這一主張直接影響了中共在五卅運動中的組織策略，促使罷工浪潮從上海蔓延至全國，成為近代中國首次大規模反帝群眾運動。此外，蔡和森在湖南農民運動中的實踐亦具開創性。他深入湘南農村，揭露地主階級與外國資本勾結壓榨農民的真相，提出“抗租抗稅”與“反帝廢約”并行的口號，為后來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提供了早期經驗。
蔡和森的反帝思想雖閃耀著異彩，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局限性。他未能系統化地梳理出一個完整的帝國主義研究框架，更多是依托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論述與自己的觀察，用零散文章與書信進行闡明。彼時中國內憂外患交織，實地調研資料有限，再加上黨內工作繁重，他也無法像列寧那樣運用詳實的經濟數據展開深度研究。因此，讀他現存文獻可見，其對帝國主義的歸納與批判雖有銳度，卻還算不上精密。再者，他早在1931年便被國民黨當局殺害，未能見證中共此后在農村和全國范圍內如何將反帝運動推進到更高階段，許多構想與設想只能停留于“潛在火花”的狀態。然而，若將其思想放置在當代全球化語境下重新打量，卻依然能獲得不少啟示。當今世界，帝國主義形態早已不再是簡單的武裝侵略和商品傾銷，更可能以經濟霸權、科技壟斷、文化殖民等隱蔽且高效的方式繼續擴張。許多發展中國家在金融資本、貿易規則、國際輿論方面被西方主導的體系裹挾，喪失關鍵資源和話語權。在這方面，蔡和森對帝國主義“一體多面”的概括，尤其提及經濟、政治、文化三管齊下的壓迫形態，恰恰為我們理解當代強權政治提供了歷史鏡鑒。這幾乎可以直接映照當今一些國家陷于外資控制與文化軟實力沖擊的現象。更值得人們銘記的是，蔡和森始終強調反帝國主義必須立足本民族主體的覺醒與自主發展，而又不排斥國際主義協作。他提倡與其他被壓迫民族聯手，也致力在蘇俄等社會主義力量中尋找外援經驗，但核心仍是“內因為本”，注重工農與國民主體性的提升。他曾講：“外助再多，若失民族自信之根，亦將為人所制。”[9]在當下中國繼續奮力推進自主創新與民族振興、同時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進程中，這番箴言依舊讓人感到彌足珍貴。
回望蔡和森的一生，他將自己的青春和理想投入到中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事業中。盡管他的反帝思想并未形成完善的理論體系，但其深刻的洞察力和革命精神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從他在《社會進化史》講義中勾勒的“反帝敘事框架”，到新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全球傳播，歷史的長河印證了思想火種的永恒生命力。當我們站在粵港澳大灣區眺望維多利亞港，既能看到蔡和森當年筆下的“列強戰艦”早已不見蹤影，也能從他未竟的手稿中，讀到對民族復興之路更為深邃的期許。今天，當我們回顧蔡和森的反帝思想時，不僅僅是在緬懷一個革命先烈，更是在從他的思想中汲取力量，推動中國在全球化時代中堅持自主發展，抵御外來壓力，昂首邁步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征程。
注釋：
[1]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3，第409頁.
[2]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3，第102頁.
[3]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3，第777頁.
[4]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3，第328頁.
[5]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3，第117頁.
[6]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3，第328頁.
[7]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3，第435頁.
[8]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3，第710頁.
[9]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3，第242頁.
【作者簡介】張廖平，哈爾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主要從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朱煒澤，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應用經濟學碩士研究生，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雙峰縣青聯委員。盧景洋，許昌市青聯委員、團建安區委常委、區青聯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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