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后，中國的文人或者說知識分子產生了一種分化。一種知識分子是崇拜西方文化的，胡適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還有一種是堅守中國傳統文化的，其代表人物應該首推辜鴻銘。
這兩位當時都在北大，都很出名。在新文化運動中，胡適是一名干將，而辜氏似乎對這個新文化運動有點不以為然。說起來，辜氏此人很有意思，他出生于南洋的一個英國莊園里，從小到青年時代，一直在接受西方教育，也去過歐洲不少國家。后來他才接觸到中國傳統文化。但是他一旦開始學習和研究中華傳統文化，便極力大加推崇。日本的伊藤博文到中國，辜氏送他一本英文版的論語。伊藤博文有意挑釁中國文化，說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于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會三三得八。伊藤當時無言以對。
在堅守中華傳統文化方面，辜氏是一個另類，他雖然堅守，但他對于西方文化也很熟悉，這是其他中國老式文人所不具備的才智。從某種程度上說，辜氏了解西方文化，雖然也不否認西方文化有進步的方面，但是他本身并不對中國傳統文化妄自菲薄。這與胡適很不相同。胡適推崇美式文化，但卻有意貶低中國文化。辜氏堅守中華文化，主要是對西方文化保持一種批判的態度，但是對于中華文化中在當時存在的一些弊端，或者一些瑕疵，并沒有做太多的批評。所以很多傳統文人就以辜氏作為他們力求保守的一面旗幟。
在今天看來，辜氏維護中華文明在當時也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只是他的維護是把傳統文化中某些糟粕的東西也一并加以維護，這就削弱了他觀點中所存在的那一點積極意義。比如他主張男性要納妾，還說，男人就是茶壺，妻妾就是茶杯。一把茶壺可以配上幾只茶杯，這很正常。如果一只茶杯要配上幾把茶壺，就不太像話了。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把當時極力推崇西方文化的人們稱為知識分子，而把堅守中華傳統文化的人們稱為文人。這樣在后面的論述時會比較方便。當然，在這兩者之外，還有一種學者，如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并不排斥西方文化，也不會從根本上否定中華文明。他們更是從俄國十月革命那里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接觸唯物史觀。他們主要的目標是要為中國尋求一條革命之路，來解決中國受到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剝削與壓迫的問題，力求尋找中國獨立解放之路。
胡適一類的知識分子是不贊成革命道路的。他們認為，中國要想改變，基本就要走全盤西化的道路。在錢鐘書的小說《圍城》中，方鴻漸的已故未婚妻的父親就是這一類人。他滿口英語，但都是一個個單詞往外蹦。這樣的做派讓人感覺他是個洋派，但又只是一個半吊子。在當時的中國，能接受全盤西化觀點的人并不多。不僅年輕人當中沒有太多的人會接受，而中老年人中同樣也沒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而那些所謂堅守中華傳統文化的文人們，他們的主張似乎也沒有太多的人會接受。年輕人肯定不會，而中老年人對此也充滿著疑慮。畢竟被推翻的清廷就是依仗著傳統文化的典型，但是這樣的中國不僅沒有看到出路，而且還面臨著被列強瓜分的風險。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文人，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主張在一定程度上都不贊同。俄國十月革命在當時西方媒體的渲染下，給人的印象是非常恐怖。中國共產黨人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那些知識分子和文人當中都會有相當一些人不可能接受。然而在這一類知識分子和文人當中，流行最普遍的情緒就是絕望。他們基本的態度就是中國沒有希望，而且誰也拿不出辦法來。在那些崇拜西方的知識分子中，有人做了買辦，也有人自己經商，還有人做了教師。他們向學生宣傳所謂新思想，主要是男女自由戀愛之類。這倒不是沒有一點積極意義，但對于當時中國所需要迫切解決的救亡問題，似乎不太管用。
那些所謂文人們，也在極力傳播自己的觀點，他們忍受不了西方文化的長驅直入。只是因為他們所堅持的傳統文化，在當時也拿不出新意來，也就無法真正吸引年輕的學生。他們為此悲嘆，但又無可奈何。
不過，那些推崇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在他們幼年的時候，都還是接受過中華傳統文化教育和熏陶的。他們當中有不少人也有相當的國學底子。他們對于自己的學生，對于自己的后輩，不論有意還是無意，還是會留下一些傳統文化的影響。這多少算是一種幸運。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候，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文人們，其中相當多的一些人已經轉向擁護中國共產黨，支持中國革命勝利的。畢竟國民黨反動派的倒行逆施讓當時中國人民受到極大的苦難。同時，國民黨反動派對于美國帝國主義的奴顏婢膝，以及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驕橫和霸道，也讓這些知識分子和文人心里非常不爽。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是熱愛自己祖國的。
這一類知識分子或者文人雖然在那個時候擁護共產黨，但在他們當中，真正了解共產黨的人并不多。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在所開展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這些知識分子還有那些文人才有可能開始真正了解共產黨，開始愿意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其中有一些人已經開始積極主動地參加到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中來。
然而，那些知識分子和文人要想真正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并不是一件容易和簡單的事。在多少年之后，我還聽到一些在新中國成立時還是一些年輕人的知識分子，對于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不理解。他們中有的人對于當時的知識分子政策還抱有怨言。我們不否認，在黨的知識分子執行過程中，有些地方，有些部門，有的單位領導，在有些具體做法是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問題和失誤的，主要是在這個過程中，有些動作比較粗糙，極個別的時候還有點粗暴，這對于當時那些年輕的知識分子會有一定的負面影響。然而，如果從總的情況來看，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主流是對的，效果也是比較好的。
在八十年代之后，有更多的中青年知識分子出國學習。他們當中有的人就如同當年推崇西方文化的舊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也在極力推崇西方文化，而堅決貶低中華文化。電視片《河殤》就是反映出這一類人觀點的一個典型。這些八十年代出國學習的人們，與舊時代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這些年輕的一代，缺乏真正國學的開蒙。他們基本不太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反而會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落后的，甚至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愚昧的。這樣的無知讓他們的一些言行看起來很可笑，也很膚淺。
今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已經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人們對傳統文化不再橫加排斥，但是真正對傳統文化進行更為深入研究與思考的還是有那么一點欠缺。在這個方面我們需要進一步努力工作，真正把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更為深入地分析出來，真正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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