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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中國勞動力市場勢與策
點擊:  作者:梅新育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發布時間:2016-01-09 09:47:59

 

   【提要】

  人力資源的培育、開發、使用決定了一個企業、一項事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發展的前景希望。就總體而言,中國旨在爭奪勞動者特別是爭奪人才的人力資源競爭正趨向激化,各企業單位都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從各方面增強自己對勞動者的吸引力,從而招攬、建成一支合意的人才隊伍并不斷鞏固。越是高層次、大規模的企業和機構,越是高成長新興產業,越需要重視增強自己對勞動者的吸引力,直至制定實施全面的雇主品牌戰略,而雇主品牌戰略也將日益成為中國企業/產業軟實力競爭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

  從長遠來看,要可持續地保護勞動者權利、公平分配經濟發展果實,就需要通過保持勞動力市場的彈性來實現。基本勞工權利標準需要有法規保障,但過高的法定最低工資標準和勞工標準結果只能適得其反。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在宏觀層次,人力資源的培育、開發、使用決定了一個企業、一項事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發展的前景希望;在微觀層次,企業/產業的人力資源競爭策略則取決于其發展戰略目標定位和勞動力市場供求總體情況。綜合經濟社會基本面和政策走向等各方面情況,可以判斷,就總體而言,中國旨在爭奪勞動者特別是爭奪人才的人力資源競爭正趨向激化,各企業單位都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從各方面增強自己對勞動者的吸引力,從而招攬、建成一支合意的人才隊伍并不斷鞏固。越是高層次、大規模的企業和機構,越是高成長新興產業,越需要重視增強自己對勞動者的吸引力,直至制定實施全面的雇主品牌戰略,而雇主品牌戰略也將日益成為中國企業/產業軟實力競爭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

  以下基本面因素決定了中國旨在爭奪勞動者特別是爭奪人才的人力資源競爭正在趨向激化:

  ——就總體而言,在可預見的未來,在世界大國之中,中國經濟增長率將繼續保持在最高一檔,很有可能在不太久遠的未來躍居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勞動年齡人口則將持續減少一段時間,決定了中國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在未來一段時間總體偏緊:

  ——城鎮化和受教育程度上升提高了勞動者對待遇和工作環境等方面的期望;

  ——持續多年的近乎充分就業和提高的預期不僅制造了創業熱潮,也正在制造日益增多的自愿失業,從而加劇勞動力市場上的供不應求。同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還將進一步激勵自愿失業。

  面對勞動力市場的上述變化趨勢,微觀層次的企業人力資源、雇主品牌戰略和宏觀層次的勞動力法規都需要開展相應調整,前者需要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和非薪酬待遇、塑造良好雇主品牌形象以求在勞動力競爭中勝出,后者則需要注意保持勞動力市場的彈性。

  經濟繼續較快增長和勞動年齡人口減少

  決定勞動力市場總體偏緊

  就總體而言,在可預見的未來,在世界大國之中,中國經濟增長率將繼續是最高者之一。但與此同時,中國已經迎來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結束的劉易斯拐點,勞動年齡人口(15—64)絕對數及其占總人口比例已經開始減少,預計還將持續一段時間。盡管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已經決定全面開放二胎,但并不可能立竿見影地增加中國勞動年齡人口供給。

  至少從1982年以來,中國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及其占總人口比例連續上升近30年之久,這一趨勢已經逆轉。198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6.2517億人,占總人口61.5%201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74.5%的高峰,翌年下降到74.4%2014年下降到73.4%2013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達到10.0582億人的高峰,2014年減少至10.0469億人,預計2015年和未來數年將加速減少。在實踐中,新世紀頭十年中期東南沿海已經開始出現民工荒招工難等現象;今后,就總體而言,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將總體偏緊。

  城鎮化和受教育程度上升提高了勞動者

  對物質待遇和工作環境等方面的期望

  其他條件相同,城鎮化和受教育程度上升將提高勞動者對物質待遇和工作環境等方面的期望。因為在農村集體所有制下,中國社會通常所說的農民工實際上是兼業農戶人口,兼業農戶的口糧等基本生存需求已經滿足,剩余勞動力呆在農村的邊際產出接近于零,外出務工即使工資不甚高也能顯著提高其貨幣收入;城鎮居民則沒有滿足其基本生存需求的口糧田,也有較多的機會選擇,相應對就業的物質待遇和工作環境等具有較高的期望。受教育程度上升,勞動者將期望為其教育投資獲得相應的回報。

  改革開放開始的1978年,中國年末總人口9.6259億,其中城鎮人口1.7245億,占比17.92%2000年,中國年末總人口12.6743億,其中城鎮人口4.5906億,占比36.22%;2005年,中國年末總人口13.0756億,其中城鎮人口5.6212億,占比42.99%;2011年,中國年末總人口13.4735億,其中城鎮人口6.9079億,占比51.27%,首次突破50%大關;2014年,中國年末總人口13.6782億,其中城鎮人口7.4916億,占比54.77%。步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城鎮人口占比提升有加速之勢,1989—2000年的11年間,中國城鎮人口比例從26.21%提升至36.22%,上升10個百分點;而在2000—2011年的11年間,中國城鎮人口比例從36.22%提升至51.27%,上升15個百分點。

  在勞動力市場的實踐中,源于西方管理學界的雇主品牌概念于新世紀初開始傳入中國。2005年由北京大學、中央電視臺、智聯招聘等機構聯合推動而在中國勞動力市場落地,開始每年發布年度最佳雇主報告,社會上各類企業社會責任活動也與日俱增,其背景就是人口城鎮化提速、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枯竭,導致各類企業單位雇主吸引勞動力的競爭加劇,單靠加快提高員工薪酬待遇已經不足以確保自己在人力資源爭奪戰中勝出,需要打出雇主品牌之類綜合性概念來吸引勞動者了。正是從2005年這一年起,我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加薪步伐開始明顯加快,直至2014年,連續10年工資指數(上年=100)高于110,其中有兩年在120—130之間,一年超過130。本屆政府上任以來,高度重視推進城鎮化;面對房地產庫存風險,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將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加快農民工市民化允許農業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就業地落戶等作為化解房地產庫存的重頭措施,預計中國人口城鎮化率將進一步快速提高,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者期望相應會加快改變。

  1990年代以來,中國教育投入增長明顯提速,快于同期GDP和財政收入增速。1992年全國教育經費合計867.0491億元,2000年為3849.0806億元,2014年已達30364.7182億元。與此相應,中國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幾乎達到接近100%的極限,各級普通學校畢業生升學率、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一路上升。2000—2014年,中國小學學齡兒童凈入學率從99.1%提高到99.8%,小學升學率從94.9%提升至98.0%,初中升學率從51.2%提升至95.1%,高中升學率從73.2%提升至90.2%,普通本專科學校畢業生人數從95.0萬人增長至659.4萬人。與此相應,2000—2011年,我國6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7.62年延長至8.85年,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長更為明顯。不難想象,即使其他條件相同,勞動者也必然會為自己增多的教育投入要求相應的更高回報。

  自愿失業趨向增多

  由于經濟快速增長和勞動力市場的上述變化,中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多年里增長較快。1978年全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615元,19902140元,2001年首次突破萬元大關而達到10870元,200829229元。從1999年起至2008年,全國職工實際工資指數(上年=100)年年都達到兩位數,換言之,在這段時間里,全國職工平均實際工資每年增幅都達到了兩位數。從城鎮單位就業人員來看,2005—2014年,工資指數(上年=100)年年都高于11020072011兩年高于1202013年更高達131.2。同一時期,其他經濟體工資增幅很難與之相比。

  與此同時,中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和登記失業率多年一直不高。2010—2014年間,歷年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分別為908萬人、922萬人、917萬人、926萬人、952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分別為4.1%4.1%4.1%4.05%4.09%。與此對應,除日本外,其他主要大國失業率基本上都明顯高于中國。

  可以說,中國已經連續多年接近充分就業。近乎充分就業持續多年,平均貨幣工資連年快速上漲,勞動者預期上升,……所有這一切不僅催生了創業熱潮,也正在制造日益增多的自愿失業,不少勞動者寧可暫時失業也不愿屈就低于自己期望的工作崗位,或是暫時停止工作而去尋求休閑、旅游一段時間,從而加劇勞動力市場上的供不應求。2000年,中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僅有3.1%,現在連續數年比那時高出1個百分點上下,其中一部分應當歸因于自愿失業增多。2015年,世界這么大,我想去看看一語迅速風靡網絡,成為社會流行語,實際上就是折射了這一趨勢。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總體思路中包括社會政策要托底一條,完全有可能進一步激勵自愿失業現象蔓延。

  勞動力市場大勢下的微觀與宏觀策略

  勞動力市場上述現狀和變化趨勢潛藏著兩種發展方向:一種方向是在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可持續地改善勞動者待遇,在此進程中,爭奪勞動者特別是爭奪人才的人力資源競爭總體趨向激化,微觀層次的企業人力資源、雇主品牌戰略相應調整;另一種方向是在良好動機和部分群體的急功近利壓力之下制定過高的法定最低工資標準、勞工標準,導致勞動力市場僵硬喪失彈性,損害經濟增長潛力,最終導致就業機會急劇外流,中國經濟喪失可持續發展動力,中國勞動者群體本身喪失發展空間,而且在勞動者群體內部制造新的不平等。

  為了推動中國勞動力市場向第一種更理想的情況發展,而不是滑入第二種情況的泥潭,在微觀和宏觀兩個層次,我們都需要作出一系列努力。在微觀層次,我們需要激勵各企業機構可持續地改善勞動者待遇,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和非薪酬待遇,塑造良好雇主品牌形象,以求在勞動力競爭中勝出。

  由于勞動者的需求是多方面的,雇主品牌評價體系也通常不僅僅局限于薪酬待遇一項指標,而是涵蓋多項指標。如北京大學社會調查研究中心、智聯招聘等機構撰寫的《2015中國年度最佳雇主報告》中,除薪酬福利之外,雇主品牌還包括雇主形象組織管理培訓發展工作環境等方面要素。從當前的宏觀經濟和勞動力市場走勢來看,需要注意的一點是,為了可持續地改善勞動者待遇,由于以下原因,雇主單位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策略重心需要適度向非薪酬因素/非當期薪酬因素轉移:

  中國和世界經濟減速,客觀上壓縮了繼續快速大幅度進一步提高勞動者薪酬待遇的空間;

  通貨膨脹率持續維持低位,甚至可能進一步滑入通貨緊縮,為保持和提高勞動者實際生活水平所要求的名義貨幣工資不需要保持以前那樣高的增幅;

  中國勞動力成本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已經較高,而且,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相對于美元和人民幣大幅度貶值,又在快速提高中國勞動工資水平在國際上的排行,已經有不少中國企業為降低勞動力和其他要素成本而轉移至海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生產,甚至棉紡這種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也有赴美國投資生產的;

  貨幣工資此前已經連續多年快速上漲(如上文所述),同等幅度加薪對吸引勞動者的邊際收益下降,非薪酬因素對吸引勞動者的權重上升。

  有鑒于此,各企業機構在制定雇主品牌戰略以吸引人才時,需要更多地注意非薪酬因素;在薪酬因素當中,也需要更多地注意非當期薪酬因素(換言之即收入前景)。在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今天,特別重要的一點是,一個有活力的社會經濟體系應當是大中小企業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相互補充;勞動者也各有其偏好,有的看重當前待遇和穩定工作機會,有的看重發展前景而甘愿承受更多風險,社會上應當存在不同類別企業,才能滿足不同類別勞動者的需求,給予其充分的機會在當前待遇與發展前景之間取舍,并充分發揮其潛力。正是適應這一現實,美國勞動力市場發展起了股票期權等一系列將收入前景與企業發展掛鉤、鼓勵員工在當前貨幣薪酬與發展前景之間更多選擇后者的機制,并為世界其他許多國家所引進。北大社會調查研究中心、智聯招聘《2015中國年度最佳雇主》報告提供的員工在線調查數據顯示,接受調查的中小企業員工多數將最佳雇主應具備的首要特征歸納為個人能力提升尊重員工享受規范的勞動合同及社會保險良好的收入前景實現對員工的承諾”;亦即在滿足合理薪酬待遇的基礎上,中小企業員工對于好雇主的首要期望是通過在中小企業的工作機會,鍛煉自己的工作能力。而且,其調查結果顯示,中小企業雖然社會責任整體表現明顯落后于大企業,但員工權益方面表現反而優于大型企業,這一結果就體現了上述機制的作用。

  在宏觀層次,毋庸置疑,在中國經濟當前的發展階段里,分配問題的重要性比此前二十多年要有所提高;換言之,勞動力在經濟發展果實分配中所得份額、消費在GDP構成中占比都要適當提高。同時,我們也需要認識到,從長遠來看,要可持續地保護勞動者權利、公平分配經濟發展果實,就需要通過保持勞動力市場的彈性來實現。基本勞工權利標準需要有法規保障,但過高的法定最低工資標準和勞工標準結果只能適得其反。

  名曰愛之,實則害之。這樣的辯證法在勞工權利問題上同樣表現得非常明顯。對雇傭員工特別是雇傭初次步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員工提供超出現實承受能力的過高保障要求,其結果往往是導致企業減少雇傭正式員工,改用臨時工或多用機器設備,甚至減少當地投資,轉向其他國家和地區投資運營,反而減少了當地就業,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概莫能外。在中國經歷了高等教育擴招狂飆突進后的今天,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日益浮現,我們尤其需要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打著保護勞工權利旗號的過度僵硬的勞動制度導致整個歐洲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通過改革失業保險和救濟制度提高了勞動制度彈性的德國、英國就業指標和經濟表現則好得多。歐洲的教訓,值得我們汲取。中國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在未來一段時間總體偏緊,并不等于每年都會越來越緊,也不等于不會逆轉。

  我們需要的是適度的法定最低工資標準、勞工標準,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功能和市場中介組織的作用,給勞動者提供準確、充分的勞動力市場信息,幫助其形成符合現實的預期,獲取合適的就業崗位,特別是引導有能力的勞動者流向能最大限度發揮自己才干、獲得相應報酬和成長空間的地方,引導企業、機構等各類雇主制定合理的勞動工資制度,根據自己的能力和長處改善待遇和發展前景,吸引人才。在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實踐中,我們也需要在東道國建立這樣的機制。

  (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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