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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國際貿易的安某因資金周轉不便向商人夏某高利借貸三千塊，為期三個月，以其尚未回港的商船為抵押。夏某因與安某有舊隙，一直伺機報復，便在借款契約中設下圈套。安某家大業(yè)大，自認為三個月后定能還款，遂未仔細閱讀契約便簽字。不料天有不測風云，安某因國際貿易受阻未能按期還款。于是夏某開始“討債”，要求按契約規(guī)定，“由債權人向債務人割一磅肉作為處罰”。此事最終鬧到法院，法官和民眾都很同情安某，但“情感歸情感，法律歸法律”，眾人也無可奈何。眼見夏某向安某舉起屠刀準備割肉，然而卻又不得不放下。原來事情有了轉機，兩位“并非專業(yè)出身”的律師采用了“按契約規(guī)定，只能割肉不能流血”的辯護策略，最終贏得了官司。法院宣布夏某討債做法危及民眾安全，給予罰沒一半財產以示懲處。

　　小時初看莎翁的《威尼斯商人》，對放高利貸者總是憎恨有加。有意思的是，歷史上莎士比亞本人在英國戲劇界致富之后也放過高利貸。英國斯塔拉福德市政檔案館里有信件表明，1598年10月25日，當地商人理查德普在倫敦一家酒店向莎士比亞寫信借錢，給出的利息條件是每30英鎊付息30先令，十天后他接到朋友的信稱，“同鄉(xiāng)莎士比亞先生同意借錢了”。

　　英國歷史上相當長時期內是禁止高利貸的。因為基督教認為利息收入是不勞而獲，違背教義。高利貸是猶太人的罪惡行為。1275年，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頒布《猶太人法令》，認定猶太人收取高利貸非法，并根據該法令絞死300 名猶太人，將其他猶太人驅逐出境，沒收財產。到了都鐸王朝時期，亨利八世當政時進行宗教革命，改變原有宗教文化。亨利八世1545年頒布了《反高利貸法案》，允許放貸人收取一定比例利息，不得超過10%。此后，隨著信奉天主教的瑪麗女王上臺，放貸又被全面禁止。伊麗莎白一世女王上臺后于1570年又將放貸合法化，將合法利息最高額度降至6%。也正是在都鐸時期，英國資本主義迎來早期大發(fā)展，快速的城鎮(zhèn)化刺激了房地產和日常消費，拉動經濟的同時，也出現大量的民間借貸，引發(fā)了諸多因借貸問題產生的糾紛，不僅對經濟造成影響，也沖擊了社會和諧穩(wěn)定。據統(tǒng)計，莎士比亞時期的民間債務糾紛案件已大大增多，在16世紀80年代，平均每個英國家庭都有至少一起訴訟案。而在1640年，高等法院和普通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債務案件高達88%。法院忙不過來，只得動員各地有地位、有影響力的貴族鄉(xiāng)紳對債務糾紛進行仲裁，幫助協(xié)調解決問題。

　　相較之下，天主教國家對高利貸限制更嚴，19 世紀上半葉才開始解禁，逐漸允許放貸收取利息。歐洲至今仍有天主教國家嚴格遵守宗教規(guī)定，不但嚴禁高利貸，甚至不許收取利息。隨著市場經濟不斷發(fā)展，歐洲對高利貸有了更全面認識。雖然目前歐盟層面尚未制定規(guī)范高利貸的法規(guī)，但歐盟消費者合同不公平條款指令以及不公平商業(yè)行為指令均明確表示，如果有關合同條款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導致雙方權利義務明顯失衡，那么可以認定合同條款對雙方沒有拘束力。至于借貸利率是否不公平，歐盟留由各成員國自行決定。

　　關于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的調整模式，歐洲國家大致有三種模式，一是統(tǒng)一劃線的客觀模式，即通過立法設定民間借貸的統(tǒng)一上限，如法國、意大利。在法國，上限一般設定為33%,但也可根據合同的不同種類而作出相應調整。二是個案判定的主觀模式，即通過民法上的反暴利、乘人之危或公平原則進行個案評價，以英國、奧地利、德國、瑞士和西班牙為代表。三是折衷主義模式，介于上述兩模式之間，也就是，雖然存在著固定利率的上限，但上限是動態(tài)與軟化的。

　　不少歐洲國家制訂了健全的法律約束，將高利貸放進法律的“籠子”里。以意大利為例，1942 年頒布的《民法典》中已出現一系列針對借貸和高利貸行為的私法規(guī)范。隨后, 1947年頒布的《憲法》第41條，對“經濟活動自由”和“社會協(xié)作義務”作了具體規(guī)范，被視為對高利貸進行調整和規(guī)范的憲法依據。1996年又出臺專為規(guī)范高利貸的《高利貸規(guī)制法令》，對高利貸采取了更加客觀的認定標準, 同時將對高利貸的規(guī)范客體擴大到了金錢利息之外的實物還貸，明確規(guī)定高利消費借貸條款無效，還專門設立了反高利貸預防基金,用以扶持陷入高利貸困境的中小企業(yè)。此后，意大利又陸續(xù)出臺了一系列針對高利貸的法律規(guī)范, 包括《反高利貸特別基金的資金要求》、《商業(yè)信貸的逾期利息試行規(guī)范》等等，針對高利貸的法律規(guī)范體系日益成熟。

　　近年的歐洲債務危機又加劇了意大利的高利貸問題，中小企業(yè)日子不好過，在銀行緊縮貸款情況下，為了防止資金鏈斷裂，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貸。意大利黑手黨等黑社會組織乘機大發(fā)橫財，據稱黑手黨高利貸利潤一度高達每年100 億歐元, 約為意大利國內生產總值的7%。為了進一步打擊黑社會+高利貸現象，意大利2012 年頒布《規(guī)制高利貸和敲詐勒索以及解決債務危機產生問題的法令》，一面對高利貸，尤其是黑社會組織的敲詐勒索施以刑罰重典，一面加大對處于經濟困境的小微企業(yè)扶持力度，防止其財產由于資不抵債而被強制執(zhí)行。

　　英國1787年有一次關于是否保留反高利貸相關法律的辯論，亞當·斯密是正方，他認為應限定利息，明確高利貸的界定，“清醒的人”只會被低信貸利率吸引，有利于創(chuàng)造積極收益。而反方杰里米·邊沁建議任何人在任何時間都能索要任意的利率，風險與收益總是會被理性評估的。這種關于高利貸利率界限的爭論至今仍在。

　　英國最終于1854年廢除了《反高利貸法案》。撒切爾夫人當政期間推行金融改革，營造更加寬松的市場環(huán)境，促進了小額借貸市場的大發(fā)展，出現了專門從事“高利貸”的機構，比如“發(fā)薪日貸款”公司。這類公司貸款十分方便，全天候營業(yè)，隨時提供現金救急，據稱在接到申請后，一分鐘內便可決定是否借貸，一旦同意，現金15分鐘內便可到賬。還款日期與借款人的領薪日捆綁在一起，發(fā)薪日一到，債權人直接將錢從借貸者賬上提走。利息也高得嚇人，月利息高達30%至40%。但發(fā)薪日貸款大多為了消費，重在解決暫時生活困難，這種“高利貸”比因銀行透支而遭罰款甚至降低信譽還是要劃算些。

　　發(fā)薪日貸款公司生意火爆，再度引發(fā)英國社會對高利貸的激烈爭辯。反對者認為，這是對窮人的再度剝削，因為富人大多可使用信用卡透支，而窮人則因生活所迫，不得不使用小額高利貸，而且借款人大多教育程度低，缺乏金融知識，只想著拿錢，沒想著還款的麻煩。這無疑會滋生粗暴的催債方式，加大刑事犯罪的可能性。一些英國團體呼吁恢復已廢除的《反高利貸法案》。而支持者則認為，小額短期借貸的管理成本很高，由于對借款人鮮做調查，沒有太多證明要求，高風險自然應有高回報，而且其便捷和良好的服務，是對金融市場的補充和完善，也受到市場歡迎。不過贊成也好，批評也罷，大家都認為必須加強法律監(jiān)管。

　　早在1974年，英國就頒布《消費信貸法》，整合了小額貸款、典當貸款、租賃信貸等相關立法和規(guī)定，形成統(tǒng)一的信貸消費立法。此后，消費信貸的監(jiān)管部門又制定多個單項立法，不斷完備和充實《消費信貸法》的法律體系。

　　根據《消費信貸法》，英國的公平交易局是信貸市場的審批和監(jiān)管機構，負責對發(fā)薪日貸款公司等“高利貸機構”的資質審核，在市場準入審批上相對寬松，但要求貸款機構在商業(yè)廣告發(fā)布、締約前談判、合同的成立和履行等不同階段承擔嚴格的信息披露義務。在備受矚目的追債制度和負債管理方面，公平貿易局頒布了《不公平商業(yè)行為的最終指導》、《追債合規(guī)性審查指南》、《負債管理指導》等法規(guī)，確定了不公平商業(yè)行為，對相應合規(guī)審查做了詳細規(guī)定，對英國負債管理服務加以規(guī)范。

　　公平交易局對發(fā)薪日貸款公司運營重點“呵護”，劃清了紅線，逾線必遭嚴懲，本金和利息均列為非法收入，貸款行為全部不受法律保護。盡管如此，公平交易局仍多次被英國議會委員會批評對“高利貸機構”監(jiān)管不夠嚴格，對其違反貸款規(guī)則的處罰力度太小。這些“高利貸機構”生命力強，大多在違反規(guī)則被公平貿易局關閉之后，改頭換面又開出來。可見即使在金融極其發(fā)達的英國，高利貸作為“非典型性金融”，仍然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總的看，用更精細的法律來治理高利貸問題已成為歐洲共識。

　　一是發(fā)揮法律的規(guī)范作用。明晰高利貸的法律界定標準，設立專門機構分類、動態(tài)和市場化地調整民間借貸的管制利率, 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歐洲各國對高利貸利率高低要求不同，但大體底線在35%至45%，還綜合考慮貸款可獲得性及風險。從“發(fā)薪日貸款”公司在英國的生存可看出，歐洲禁止的重點是不考慮風險與利潤匹配度的“暴利貸”。

　　二是發(fā)揮法律的疏導作用。“禁”與“疏”并用，一方面，對于擾亂現有金融秩序的職業(yè)放高利貸行為，尤其是那些使用涉黑方式進行討債逼債引發(fā)社會問題的高利貸機構，依照罪刑法定原則嚴厲打擊。認定刑法上的高利貸罪同時宣告高利貸合同無效, 對高利放貸者經濟上的懲治力度亦遠高于國際平均水平。另一方面，防止刑事打擊泛化，注重民刑法規(guī)則的體系協(xié)調, 注意用民商法的手段疏導高利貸產生的系列問題。對部分融資保持觀察，加強法律監(jiān)管，通過市場和社會來進行長期檢驗。

　　三是發(fā)揮法律的預防作用。歐洲立法者早已開始前瞻性地思考高利貸的預防問題，更多從高利貸行為產生的社會和經濟根源來尋找藥方,針對中小企業(yè)融資難和社會閑余資金急于尋找穩(wěn)健融資渠道的問題，通過各種基金、協(xié)會和制度創(chuàng)新的方式對中小企業(yè)進行資金和政策扶持。意大利就曾按照《高利貸規(guī)制法令》建立“預防高利貸基金”，將基金70%投給“中小企業(yè)信用擔保集體協(xié)公”，剩余則用于預防高利貸的基金項目和注冊協(xié)會。

　　回過頭來看威尼斯的高利貸糾紛案，當時的法律不完善，不合理之處甚多，險些導致人間慘劇，但無論安某還是夏某始終相信法律，使法治精神得以延續(xù)。只要法治精神得以綿延生長，法治文明終將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法律規(guī)則的制定必將考慮其所承載的價值訴求、倫理人情，《威尼斯商人》幾百年后還能讓讀者或笑、或嘆、或思，正是因為其中蘊含著人類基本的情感訴求。法律的完善過程，不僅是法律專業(yè)人士職責所在，更是民眾參與思考接受法治精神洗禮的大好機會。法律從民意中汲取正能量而成長，從而進一步保障民眾的公平正義獲得感，促進民意的理性、包容與開放，這何嘗不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或許，這才是莎士比亞講這個高利貸故事想告訴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