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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科研成為一種職業，就如同其他許多職業一樣，出現什么樣的個別人、個別事，都不奇怪——奇怪的是為什么這樣的行為屢禁不止？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王揚宗說：“科研誠信的重要性、學術不端的危害性，我們已經說了十幾年，大家也都比較清楚了，現在要關注的是如何解決。”

在日前舉行的中國科學院學部2018年科技倫理研討會上，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朱邦芬院士用兩個“史無前例”來形容中國科研誠信的現狀：科研誠信涉及面之廣、程度之嚴重，史無前例；因為互聯網的普及、媒體的關注等，公眾對科研誠信的關注程度，史無前例。

 “史無前例”的論斷并沒有讓80多位來自基礎科學、科學哲學領域的與會者驚訝：這與大家的觀感或研究結論基本一致。

科學家與科技管理部門的無奈

朱邦芬說起了一件往事。2017年施普林格出版集團大規模撤稿事件發生后，調查發現部分撤稿論文與上海一家公司有關。朱邦芬和王乃彥院士等找到當時的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申請查詢了這家公司的資料，并希望能夠處理這家公司。“但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回復：這事要找掃黃打非辦。”投訴無門，只能不了了之。記者進行網絡查詢，發現這家公司目前仍在運營。朱邦芬有些困惑，也很無奈：“類似炮制假論文、改寫論文、代發論文的公司太多了，廣告就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互聯網上，怎么就沒法處理？問題出在哪兒？”

另一件讓他困惑的事，是某些明明已經被證明造假并在學術界身敗名裂的人，依然能在中國東山再起，比如刑滿釋放的韓國科學家黃禹錫。朱邦芬說：“這固然是企業行為，但讓國際學術界怎么看中國？”

無奈的不僅僅是科學家，國家相關科技管理部門在處理科研不端行為時，同樣也有解決不了的難題。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道德委員會副主任何鳴鴻介紹了這樣一個案例：基金委曾發現北京某所張某2014年度青年基金項目申請書與上海某大學吳某2011年度申請書高度相似。在兩次面談中，張某提供的申請書來源均被核實為假。此后，他拒絕說明申請書的真實來源。何鳴鴻說：“這種情況我們只能處理張某個人，根本無法知道申請書是怎么被泄露的，沒有辦法進一步處理。遇到這種情況，我們該怎么辦？”

而原本以為可信賴的單位意見和同行意見，也并不總是那樣可信。何鳴鴻講了另一個案例：基金委發現一件申請書全文照抄已資助項目。調查過程中，基金委收到了兩位著名學者的來信，證明兩份計算機查重顯示整體相似度達到98.98%、人工對比發現包括錯字都照搬的申請書，并不重復。何鳴鴻說：“這說明，即便有當事人或學校找熟人的證明也同樣值得懷疑。”

亟須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調查處理程序和規則

作為社會活動的一環，科研不端行為的發生必然受到環境的影響，那么凈化學術環境也需要各方的配合。就在11月9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等41個部門聯合簽署了《關于對科研領域相關失信責任主體實施聯合懲戒的合作備忘錄》，對列入科研誠信嚴重失信行為記錄名單的相關責任主體，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機構，進行聯合懲戒。例如，依法限制招錄（聘）為公務員或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依法限制參與依法必須招標的工程建設項目招投標活動等。

備忘錄中寫道：科技部通過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定期向簽署本備忘錄的相關部門提供科研領域聯合懲戒對象的相關信息。同時，在“信用中國”網站、科技部政府網站、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等向社會公布。

嚴肅懲戒科研不端行為的高壓態勢正在形成，但如何認定、怎樣調查處理還需要科技界內部達成共識。中國科學院學部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主任裴鋼院士說：“下一步我們要考慮如何建立一套公平、透明，具有可操作性的調查處理程序和規則，從而逐漸形成長效機制。”

朱邦芬認為，處理學術不端行為首先要區分“學術不端”和“學術不當”。他介紹，學術不端主要是在計劃、完成或評審科研項目，或者在報告科研成果時，有偽造、篡改、抄襲與剽竊行為，以及欺詐評審等若干新的變種。而學術不當行為是介于負責任的科研行為與學術不端行為之間的“灰色地帶”，比如無意的一稿多發、濫用同行評審特權、實施有悖倫理道德實驗等。

不做區分的處理，看似更為嚴格，但往往會因為“打擊面太大”反而讓嚴重的學術問題得不到認真處理，“無法嚴厲打擊真正需要懲處的嚴重學術不端者”。朱邦芬說，對于嚴重的學術不端行為，要真正做到“零容忍”，尤其是對有“頭銜”的人和影響大的典型案例；而對于學術不當行為，應以教育為主。

另一個需要明確的問題是：學術不端行為的調查應該由誰來做，是否需要建立專門的調查機構，聘用獨立的調查人員？何鳴鴻提出，科研人員所在單位應該切實履行主體職責，在國家層面應該建立詳細的調查學術不端行為的判則和程序要求。同時，主管部門或國家層面應建立一個專門機構作為第三方，對于突發事件、重點事件以及科研人員所在單位的調查明顯存疑的情況，獨立開展調查或督促所在單位重新核查。

裴鋼說：“在懲治學術造假上，打一只老虎比打100只蒼蠅的效果要更明顯。”而科技界，正在期待重拳出擊。

本文選自光明日報、科學家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