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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電報大樓是中國第一座最新式電報大樓，1956年4月21日北京電報大樓動工興建，1958年10月1日，北京電報大樓正式投入使用。電報大樓是當時中國電報通信的總樞紐。電報大樓毗鄰中南海紅墻，它的悠揚鐘聲曾是新中國、新北京的重要標志，每到整點時，電報大樓上的四面塔鐘便會響起“東方紅”的樂曲。其營業廳曾為亞洲最大的電信業務綜合營業廳。

隨著通信技術的高速發展，網絡通信的普及使用，電報業務量大幅減少，北京電報大樓終于迎來電報業務停止辦理的時刻。

通信人紛紛感慨：“承載著電信人情感的營業廳將與我們說再見了。”

從2017年6月16日開始，電報大樓正式關門，成為中宣部的對外發布廳。

北京電報大樓的電報業務雖然停辦了，但電報大樓的鐘聲會照響。電報雖然已逐漸演變成一種情懷存在于人們的記憶中，但已列入第一批《北京優秀近代現代建筑保護名錄》的“北京電報大樓”的名稱不會變。

北京電報大樓作為中國電報通信的總樞紐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但大樓里卻裝滿了故事，這里的人和事，見證了中國電信事業的發展歷程，承載著通信人不斷超越的追求與夢想。

1959年3月15日周恩來總理到電報大樓視察工作

大樓投產初期，一樓營業廳東廳辦理郵政業務，西廳辦理電報、電話業務。

1969年東廳的郵政業務終止，改長途電話業務。

今年已九十歲的馬芬阿姨，早年從一名進步學生投身革命隊伍，開啟了為之奮斗一生的通信生涯，由我軍一名普通的報務員，經過戰爭年代的洗禮，成長為一名通信干部、共產黨員。

自1960年至1984年二十四年間，她在電報大樓工作，雖然從事著平凡的工作，沒有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但她在電信崗位上默默堅守和奉獻，用行動詮釋了老一代通信工作者對黨和通信事業的忠誠，值得我們后來人永遠尊敬和學習。

1984年離休前與同志們在電報大樓前合影（前排中間為馬芬）

下面是馬芬阿姨的講述：

1960年我從上海調到北京，被組織分配到電報大樓檔案室工作。檔案室的工作由兩名黨員同志負責，孫同仁和我，后來孫同仁調走由李永信接替。

我的基本工作內容是負責市區、國內、國際電報的報底，傳真和像片的歸檔、查詢、管理工作。另外，還兼負軍隊和國家公安機關的機要保密工作。

我想組織上之所以把我放到這么平凡而重要的崗位上，也許是因為我是一名轉業軍人、共產黨員，政治上可靠。

記得那時電報大樓主體格局分布是：

一樓：營業廳，電報送報室，配電室；

夾層：檔案室、機關檔案室；

二樓：傳真室，電話會議室，載波室，大樓禮堂；

三樓：國際、市內報房，國際和市內報底室；

四樓：國內報房，國內檔案室，機線室；

五樓：控制室；

六樓：機關。

我工作的地方是在一樓和二樓之間的夾層。這是一間朝北的百十平米的大房間，一年四季見不到陽光。屋內整齊的擺放著一排排高大的報格架，分門別類的存放著一樓營業廳的記帳單；二樓傳真室的傳真、像片；三樓的國際、市內報底；四樓的國內報底；五樓控制室的技術資料以及軍電等。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每天去傳真室取回資料和像片進行整理歸檔，每月按上中下旬三次定期將各個部門需要歸檔的“案底”捆扎好運到檔案室，在分別進行整理、歸檔存放。

每逢佳節，國家領導人出訪、外國政要來訪、重要事件發生或特殊時期時，各種報底傳真像片和資料明顯增多，報格架放不下，只好整齊的摞放在報格架前。從中也可折射出當時的電報，在人們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位置有多重要。

在檔案室大房間的后面，有一間唯我專屬的，沒有窗戶且只有三平米左右的“密室”，墻角處有一個電報氣壓輸送通道，營業廳通過它可將電報直接打到四樓報房。除此之外，屋內就僅僅只能擺放一張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擺放一臺電傳機，這臺機器由機線的一名共產黨員專職定期進行維護。

這間“密室”到底作什么用的、電傳機到底與哪里進行聯系？多年來我一直守口如瓶。就連單位里的主任、職工、甚至與我在同一個檔案室共事多年的另一名黨員同志都不知曉。那時我們都自覺嚴格遵守國家的通信保密紀律，做到不該說的不說，不該知道的不問。

電傳機

就在這間小屋里，我把每天從三樓國際報房查找到的，如路透社等各駐京媒體、各大使館中，具有特殊代碼的報文，通過自己雙手指尖在鍵盤上迅速敲打，使重要信息經過電波傳送給總參三部。報文往往很長，工作量大，常常要在那里工作很長時間，小屋沒有窗戶，沒有空調，也沒有風扇，特別是在炎熱的夏天非常悶熱，我都自覺地以黨員的高度責任心，毫無怨言地保質保量完成任務。

在二十多年的工作生涯里，與總參三部的聯系都是這樣通過我的雙手來實現的。這一特殊的工作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因通信技術的發展，部隊配備了自己相應的通信設備方才結束。

四樓國內報房檔案室也是我每天必須去的地方，這間屋子同樣朝北，不見陽光，只在很高的地方開了兩個小窗戶，為了便于公電員（類似于現今的質量檢察員，負責處理用戶投訴）調用報底查詢方便，在下面開個小窗戶，通過它借閱報底。我還有一項重要工作就與這里有著密切的關系。

我每天都要與公安機關的同志一同來到這里，根據他們提出的時間方向等線索，負責仔細查找符合條件、具有重要信息內容的報底，如：各國駐京媒體記者所發電報中具有價值的信息，我再用屋內的打字機打印出來，交給公安同志帶走。每當這時，我們往往會彼此心照不宣地用一個微笑迅速化解工作的緊張，也為完成任務興奮著。

正是由于這份工作的特殊性，也要求我每天隨時都要自覺地與國家公安部門保持聯系。有時下班了，前腳剛剛踏入家門，飯還沒有來得及做，公安部門接我的小車就已到家門口了；有時夜深正在睡夢中，就會被有節奏的敲門聲喚醒；連節假日休息也不例外。

一年四季，無論是刮風下雨還是雪花飄飄，無論是夕陽西下還是夜色沉沉，八小時以外的時間，我都象一名整裝待發的戰士，時刻準備著趕赴工作現場。這時的任務往往與平常不同，要查找的信息資料時間間隔長，時段長，方向多，在大量的案底中查找就如同大海撈針一樣。

我要在高大的架子中上上下下反復查找，連摞放在地上的資料也要逐一仔細翻查，找出來后再用打字機逐一打印出來，完成任務后經常是已到了凌晨。送走公安的同志，帶著滿身的疲憊，我就再屋里和衣而眠休息一會兒，到上班時間再繼續工作。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部隊和公安部門陸續配置了自己的通信技術裝備，不再需要從電報中獲取信息后，我的工作量也沒有減輕。因為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傳送電報的電路在不斷增加，電報的量也在逐漸增多，整理歸檔、查詢管理，每天都是在忙忙碌碌中度過。

回想起自1960年到北京以后這幾十年中，經歷了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幫、改革開放等，這些時期的電報業務十分繁忙，單位會議也多，加班加點是經常的事。那時單位里開會學習都安排在下班以后，有時休息日還組織收麥子、拔草等“共產主義勞動”。

我是六個孩子的母親，愛人是軍人，因為工作經常出差，在家的時間很少，我理所當然地承擔起更多的家庭責任。每天晚睡早起，給孩子們洗洗涮涮，忙個不停。即使這樣，我還堅持鍛煉身體，每天早起跑步、練太極拳等。

那時家住公主墳空軍大院，從院里到公交車站步行要十多分鐘，每逢雨雪天氣，我就提前出門坐頭班車到單位，從未遲到過，幾十年里幾乎沒請過假。

即使在家里最困難的時候，我的兩個遠離北京在部隊服役的孩子，一個因意外事故生命垂危，一個患重病住院治療，那時他們還都是十幾歲的孩子，非常需要母親在身邊守候?？墒怯捎谧约汗ぷ鞯奶厥庑?，不能離開工作崗位，我毅然決然地把對孩子們的掛念深藏在心里，做了妥善安排，以工作為重，堅守在自己工作崗位上?，F在回想起來，那時我真是太難了，都記不清當時是怎么熬過來的。

回首過去，雖然我沒有顯赫的職位和耀眼的榮譽，但我始終牢記著自己是一名在戰爭年代經歷過血與火考驗的共產黨員，為了黨的通信事業扎扎實實地默默奉獻，不計較職務高低，不計較個人得失是我應該具備的高尚品德。

講述者簡介：馬芬，1928年5月出生，上海人。

1946年7月參加革命工作，194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山西晉城通校學員、解放軍二野四縱隊電臺報務、昆明軍區、成都空十三師電臺報務員、報務主任、成都電信局報務員、上海龍華區委干事、上海電報局報務、北京電報局報底管理、北京電報局報務室干部。

1984年3月離休。

編輯整理： 十九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