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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軍20多年，一直就在通信兵一線執勤部隊，一年365天，一天一個班，沒年沒節的，少說也值過5000多個班了。

這期間在全軍最大的載波終端機務站值過班，一個機務站就有好幾百人，一個班好幾十人，每次交班都好長時間，那時一上班就業務繁忙、鈴聲不斷：“正班”是“喊破喉嚨跑斷腿”處理業務、“維班”是“爬上爬下汗濕背”的維修機器，真是班上弦是繃得緊緊的、下了班是提心吊膽的，就是下班休息了，心里也不踏實。

當時我們值機員中私下有一句話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機房來電話”，機房一來電話準沒好事，輕則是班上業務沒有交代清楚、重則準是你包的機器出了故障，當時的規定：一般是故障在一分鐘之內處理好的算“險情”、1-3分鐘之內的算“差錯”，三個“差錯”算一個“事故”、超過3分鐘的就是事故了。當然我說的只是“一般”，一般之外的就是正趕上有“首長”“空情”“海情”“作戰”“邊防”“核試驗”等電話，那就另說了。不說故障對全局的影響，單說你要有“事故”在身，今年的“五好戰士”“技術能手”你就別想了，你說能休息的踏實得了嗎。

可我也在全軍最小的增音站值過班，全站才40多人，其中外線4個哨所就占13個人，再去掉電源、后勤，其實機務站只有7、8個人，有時一個班就我一個人，還得兼話務員。上班就是守著一部增音機，唯一能看到的動靜就是半天都不動一下“監視導頻的兩塊小表”，還得自己做夜餐。

不管大站小站，出了事都要影響整條方向電路的暢通，“機房是戰場、設備是刀槍”，這句話，早已銘刻在腦海里了。

常言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其實是糧草還未動，通信早就先行了。從50年代末開始，雖然在北京的機房的值班過程中，也間接的體驗了共和國所經歷的的大大小小戰爭，要說對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干掉美制蔣機p2v的那一夜！

1963年我已經是有2年軍齡的“老通信兵”了，可在當年特種兵5年兵役制的年代，我最多也就算個不太新的“新兵蛋子”，一般在機房值班還要“師傅”（老兵）帶著。

可是我們這批兵有點特殊，由于當時的“老蔣”在臺灣叫囂要反攻大陸，1961年把按規定可以免役的、我們“北京無線電工業學校”在校學習的中專學生也征兵入伍了，我們是四年制學習無線電專業的，有的已經進入實習階段，都快要畢業了；也有一部分開學就是三年級了，在當時中專生也算“半個知識分子”，尤其我們這樣四機部（現在的電子工業部）開辦的國家重點學校，中專畢業后是國家全國統一分配工作的，到單位都給個“技術員”的職稱，大大小小也算個技術干部；要是分配到部隊上，最少也要給個少尉的官銜。

可我們是應征入伍的義務兵，一到部隊授銜，那是“當兵的帽子——一律（綠）”都是列兵（一年后我們的同班同學畢業后，也都分配到當時是軍隊編制的幾個工業部，都授予學員軍銜），就是軍隊里面等級最低的大頭兵。到部隊要學的專業和我們在學校學的基本對口，尤其專業基礎課如電工學、無線電基礎等，都一樣。

我記得新兵共同科目訓練三個月后，又由西安電信工程學院畢業的老技師龔國瑞給我們十幾個新兵專業訓練了6個多月，我們這批兵，下到機房不到半年，就能單獨工作了。當時機房工作分工為：正班—負責全網電路調度的通信業務；維班—負責維修機器和所包機器全線的測試指揮。我們這批兵都分在維班。維班獨立工作的唯一標志就是“包機”。

我剛當兵時，電源分隊里還有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兵，部隊里還有蘇聯專家沒有撤走，機務站最年輕的能獨立包機的也是1959年入伍的老兵。當時還沒有國產機器，都是蘇聯、匈牙利等國進口的機器，正好，我們在學校也是學的俄語。我清楚地記得我當兵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師傅叫于增祥，山東人，1959年入伍，矮矮的身材，胖胖的，特樸實，一天老是笑瞇瞇的，外號叫“祥子”，那時我才17，我這師傅馬上就要娶媳婦了，他只帶了我幾個月就退伍回家了，我就包了他那部機器，真是“教會了徒弟，趕走了師傅”，直到現在我都有點過意不去，沒有辦法“鐵打的營盤，流水的的兵”嘛。

當時只有三路和十二路兩種載波機，還沒有半導體的，都是電子管的，那機架就有３米高，維修機器上下都得用梯子。十二路的都是軍官和技師包的，那時的軍官都是從優秀士兵中提拔的，只有個別的來自軍隊院校，我們這只有一個來自院校通信專業的大學生、一個中專生，其他的幾個分隊長都是從1956入伍的士兵中提拔的。那時主要的兵源都是農村來，初中文化水平就算高的了，我們雖然是特種兵，初中文化水平以上的都分配到我們機務站了。

我包的這部機器是北京到南昌終端的匈牙利進口的“BBO三路載波機”。在機務站的歷史上，由不到入伍兩年的新兵包機還是沒有先例的，可我們這幫同學就改寫機務站的歷史，基本上都包機了，而且，沒過多久就當上了師傅。１９６３年，一批解放軍武漢通信技校（兩年制）畢業的學員，都當了我們的徒弟，新兵蛋子給解放軍院校的學員當師傅，不但他們覺得委屈，我們也沒有思想準備，你想啊，掛著上等兵軍銜的大頭兵，給帶著學員軍銜的軍官當師傅，現在想起來都可笑。不過后來他們不服氣的不多了，我們這批同學后來好多都成了解放軍通信兵的骨干。

用“機房是戰場、機器是刀槍”，來形容那時在機房工作的氣氛，一點都不是夸張。建國不久，百廢待興，又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戰爭剛結束，又是遭遇三年自然災害，臺灣的“老蔣”又趁火打劫，除了派小股特務多次竄擾沿海外，當時蔣介石還指派其子蔣經國和美國CIA簽約，雙方以“西方公司”為掩護，由美方提供飛機及必要器材，成立34中隊（黑蝙蝠中隊）和35中隊(黑貓中隊)，直接受命于國安會秘書長蔣經國，專門替美國搜集情報，“順便”空投些所謂心戰傳單、生活物資，偶爾也空降情報員。34中隊起飛都在下午4時左右，黃昏以后進入大陸空域，每趟偵察任務時間有長有短，超過8小時者，則有3組替換人手。他們憑借先進的電子設備和高超技藝，利用夜幕掩護，按照“最低安全高度”準則，沿著100米至200米低空飛行，有時為了躲避雷達，甚至在30米左右超低空飛行于茫茫夜空中。

34中隊晝伏夜出的習性正與蝙蝠相同，于是該隊就以“蝙蝠中隊”命名，而執行此項任務的RB-17G、P2V型偵察機為安全設計，都漆成黑色，故亦稱黑蝙蝠，該隊的標志即為一只展翅的蝙蝠，在北斗七星之間飛翔；蝙蝠翅膀穿透外圍的紅圈，則象征這個部隊潛入紅色鐵幕。

由于我們的武器裝備的落后，美制蔣機不斷的到大陸偵查襲擾，對他們簡直是沒有辦法，有時他們長驅直入到大陸1000多公里，還能安全返航，有一次甚至一架RB-17G連續飛越大陸九省，簡直就把大陸當成他們的后花園了。當時我們的空防大為緊張，直到從蘇聯進口了一批米格—17全天候戰機和雷達設備，才真正開展了夜間攔截的戰術。

每次美制蔣機入侵，我們都很緊張，從雷達發現目標開始，我們就要進入“空情方向戰備”狀態，正班就要按上級指令提前不停地調度電路；維班就要停止一切維修作業，并要到有關的機器旁，用儀表監視機器運轉狀態，隨時做好搶通帶通的準備工作。我們雖然不是空軍的指揮員，可時間一長，從線路、電路的調度的地點、時間分析，也能大概的了解到，美制蔣機的飛行路線和我們的高炮、機場位置及任務區分，可常常是從美制蔣機入境開始我們就提前調度好幾個方向的電路，再根據敵機不斷變換的航向跟進，直到我們空軍尾追到美制蔣機出境，我們才宣布結束戰備狀態，到這時我們也就知道了，這一夜又白忙乎了，整個一個敵、我戰機大游行。

1963年6月19日，我所在的2分隊，是“Ｄ”班（１９點到凌晨2點），剛接班不久，就接到上級指示，進入方向空情戰備狀態，先是浙江、接著是江西、江蘇、后來連華北都動起來了，我們知道Ｐ２Ｖ來了，直到21點多了，好像電路都集中調到江西方向了，正好我包的機器是北京到南昌的，生怕這部機器關鍵時候“掉鏈子”，我不自覺的站到機架旁，緊盯著那稍有顫動的“導頻指示器＂（顯示線路情況的儀表），雖然這樣的方向空情戰備經常發生，可這次有些異樣，通信處幾次來電話指示，安站長也來到了機房，正班三個人都站著盯著測量臺上那些閃爍的指示燈，椅子都不坐了，整個機房都凝固在戰斗的氣氛中。

23點多，是值夜班最難熬的時候，那天大家還是特別精神，開夜班飯了，都沒有心思吃，我也是簡單的呼喇幾口，又回到了機器旁，零點剛過沒有多久，上級突然指示空情戰備解除，大家都愣了，以前都是把敵機“送”出大陸，這回咋敵機還在江西就不“送”了，忙問通信處的楊參謀，他也按捺不住的興奮，只說了一句：“明天看報吧”！機房里一片喜悅，因為工作紀律的限制，不能大聲喧嘩，互相只是反復的一句話：“打下來了"!”“打下來了”！

凌晨2點下班，興奮的一點都睡不著，應該是上午11半起床，天一亮我們分隊就被叫起來了，迷迷糊糊的穿好衣服排隊到了通信兵部的大禮堂（就是大飯堂）好多人哪，我們二分隊（分隊長姓吳，名字忘了，南方人，就記得鼻子挺大）沒有從大門進到禮堂，而是把我們帶到禮堂的后臺待命。

快九點了才開會，先是通信兵部的領導講話，傳達了中央軍委對空軍24師擊落美制蔣機P2V-7的有功人員的嘉獎令和總部首長對我們通信兵在這次擊落敵機的戰斗中，有力的通信保障非常滿意。通信兵江文主任宣布授予“通信樞紐部”直接參戰的我們載波機務站的二分隊“集體三等功”的榮譽。這是我從軍２０多年，唯一的一次立功，還是集體的。當時沒有啥特殊的感覺，因為一年３６５天，每天一個班，只不過那天擊落敵機讓我們趕上了。

半個世紀過去了，前些日子，從網絡上看到臺灣解密的報告中，才知道當天擊落P2V-7美制蔣機的全過程，古稀之年，讀后感慨萬千。現截錄如下： 

1963年6月19曰晚，“黑蝙蝠中隊”出動一架P2V-7(機長周以栗中校，飛行官陳元諱、黃繼鑫、領航官李文駿、王守信、傅永練、汪洽、電子官黃克成、馮成義、薛登舉、通信官汴大存、機工長彭家駒、空投士程克勤、楊思隆等空勤14員)，從臺灣新竹基地起飛。數小時后出現在浙江外海。

20時42分，該機從浙江路橋三門灣進入大陸，隨后經仙居，九江，新淦等地飛向南昌地區，飛行速度300-330km/h，高度2,000米。

從21時11分起，解放軍空軍先后起飛2架殲-5甲戰斗機，一架圖-4轟炸機進行攔截，均被P2V-7施放干擾而未取得任何戰果。

隨后該機掉頭向南，進入空24師的防區，王文禮接到上級命令后駕駛一架米格-17起飛攔截，地面方面，由領航員張健負責指揮。

王文禮

如今在航博的王文禮座機2074號

23時29分，根據領航員的暗語，王文禮在相關空域用機載雷達發現了這架P2V-7，立即上去咬住。P2V-7發現身后的戰斗機后，施放干擾的過程中做蛇形規避，突然一個減速，王文禮反應稍慢，米格-17戰斗機沖到了P2V-7的前面，第一次攻擊宣告失敗。

10分鐘后，領航員張健再向他報告P2V-7的方位，高度1,000米(海拔，距地面高度540米)，指揮所引導王從P2V-7側后下方進入。在距離1,800-2,000米左右發現目標，在接近過程中，P2V-7頻頻釋放干擾，目標不清晰，王當即采取“急速轉彎，改平搜索”的方法觀察，在左前方11點鐘方向，距離1,500米再次發現目標。但是，由于航向交叉角大，很快進入機載雷達盲區。此時，王文禮根據目標丟失前的位置關系，向左前方進行目視搜索，在距離300米處。發現了P2V-7的排氣管(疑為P2V-7輔助噴射發動機)的火光，既而又看到機體輪廓，但因為航向交叉角和速度差都比較大，又丟失了目標。

被擊落的p2v—7殘骸

周恩來總理接見王文禮

凌晨許，師指揮所第三次引導王文禮接近P2V-7。鑒于前兩次采用大角度進入的方法未奏效，張健即改用為尾后進入的引導方法，令王取航向70度，高度1,000米，左轉彎從后下方進入，距離4公里時，王放下20度襟翼，開通機載雷達，并通報當地標高460米。此時，機上雷達又發現了目標，距離800米時開炮射擊，第三次失手。第三次攻擊失敗后，王文禮改變了搜索策略，關掉雷達，在地面引導的幫助下，沿著P2V-7轉彎的角度用大角度切入，依靠目視，在左前方200-300米又發現P2V-7排氣管火光，首次開炮仍未命中。0時6分，王文禮在接近至100米時，再次開炮射擊，P2V-7當即起火，墜落于江西臨川東南20公里處大窩坑，機組人員14人無一生還。

 2015.05.17

（部分照片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