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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相較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具有明顯的優越性，但是這并不等于社會主義制度一經確立，所有的優越性就能立即或自然而然地充分發揮出來。實際上，社會主義是一個前無古人的事業，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與完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充分發揮也需要一個長期過程，有時還難免有曲折和反復。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選擇。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發展，我們的制度必將越來越成熟，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將進一步顯現，我們的道路必將越走越寬廣。

　　一、中國有了長足發展但發展很不充分

　　新中國建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僅徹底告別了舊中國“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而且在多種經濟指標上，不斷刷新世界記錄，擁有數百個而且還在不斷增加的世界第一。“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單一不同，目前我國擁有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舉的全部工業門類都能在中國找到。”[2]中國產業借此贏得了近乎是獨一無二的巨大范圍經濟效益，成為中國競爭力的重要源泉，國民經濟在世界排序中已是坐二望一。

　　中國曾經是世界貧困人口最多、分布最廣的國家，經過中國政府、社會各界、貧困地區廣大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以及國際社會的積極幫助，中國7億多人口擺脫了貧困。在全世界許多地方貧困人口不斷增加的同時，中國卻成了例外，逐年大幅度減少。2015年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在中國已基本實現，中國是全球最早實現千年發展目標中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相當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國的七分之一，排在世界80位左右。按照我們自己的標準，中國還有7000多萬貧困人口（2015年——作者按）。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則還有兩億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中國城鄉有7000多萬低保人口，還有8500多萬殘疾人。”[3]讓13億多人民都過上富裕的日子，幸福的生活，仍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需要付出長期的艱苦努力。

　　中國有近14億人口，東南與西北地區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企業職業之間，發展差距極大，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情形突出。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因為政策傾向、近水樓臺、先天稟賦等原因，發展得更快更好，獲得更多的發展成果，而很幸運地先富起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成為中國日漸成形的金字塔頂端的群體。另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因為先天劣勢、區位不利態勢、更有政策忽視，導致在發展大潮中，不斷掉隊落伍，成為弱勢群體。更為突出的是，兩極分化仍在不斷加劇，優勢與劣勢、強勢與弱勢、貧窮與富裕仍在不斷積累，導致社會階層強化固化。“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4]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因為不均而生不安、因不安而生動亂、因動亂而生政變的事例比比皆是。兩極分化導致社會穩定的基礎日趨薄弱，從而對政治安全構成威脅，值得高度關注。

　　不當發展不僅惡化了部分社會環境，而且還惡化部分人文環境，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沒有得到同步協調發展。正是因為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顯著成就，黨內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不斷滋長。黨內體制內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四風”大行其道。奢靡之始，危亡之漸。如此必然招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等“四大危險”，不同程度、范圍不等地損毀黨的健康肌體，尤其是官員腐敗成為社會主義肌體上的一大毒瘤。

　　黨內不良風氣是社會風氣的一種折射，同時不良黨風政風也助漲社會不良習氣。一段時期以來，社會上的拜金主義、機會主義、消費主義、末世心態甚囂塵上；企業摻雜使假、隨意排污、惡性競爭、惡意欠薪屢見不鮮；大眾見義不為，相互猜忌，甚至爾虞我詐，諸如拐賣兒童這類喪盡天良層出不窮，花甲碰瓷如此為老不尊比比皆是。人們物質豐富了，但是精神匱乏了。口袋充實了，但是腦袋空虛了。人與人之間日趨冷漠，仇官、仇警、仇富、仇視精英蔚然成風，社會日趨走向原子化、碎片化。

　　近幾十年來，我們始終不渝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因此中國的發展成就主要集中在經濟上。前文提到，中國建立了門類多樣、行業齊全、舉世無雙的工業體系，但是集中在國際分工（“微笑曲線”）的中低端，關鍵輔件、零部件仍然需要大量進口，諸多核心技術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諸多高新技術企業，名為高新，實際依然是組裝。中美貿易摩擦，美國因“國家安全”名義禁止向中資企業出口芯片，可謂一劍封喉，一度高大上的中國高新技術企業（如中興公司）立即休克，暴露出中國在關鍵技術、關鍵設備受制于人的窘迫境況，我的國啊！遠遠沒有我們一些人想像的那么厲害。

　　經過幾十年的持續快速發展，中國經濟規模、品質有了飛躍性成長，由此積累了非同一般的硬實力，但是硬實力是片面的，經濟實力還沒有很好地轉化為科技實力、軍事實力與政治實力，所以美國西方動輒在我們的家門口耀武揚威，展示肌肉，向臺灣出售武器，不斷實質性提升與臺灣關系，踩我們的紅線底線，我們似乎也沒有有效應對辦法。

　　國際競爭、國家間競爭是綜合國力的較量，除了強大的硬實力外，還有非凡的軟實力，還有重要的國際話語權。多年來，中國一直隨世界的改變而改變，從作為世界的函數，正在演變成為世界的變量，有時還是關鍵變量，甚至是重要變量。中國說話，世界傾聽。問題是，聽了以后，是否付諸行動則是另一回事。“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形象地講，長期以來，我們黨帶領人民就是要不斷解決‘挨打’、‘挨餓’、‘挨罵’這三大問題。經過幾代人不懈奮斗，前兩個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但‘挨罵’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爭取國際話語權是我們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重大問題。”[5]我們尚有很多領域需要改善，中國的發展還很不充分。

　　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標就是發展。中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是幾十代人，都要積極致力于發展生產力。中國還需要持續不斷地發展，發展是最大的安全，不發展是最大的風險，發展是解決我們諸多關鍵問題的總鑰匙，這正是在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未來，我們主要精力還是致力于發展，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社會，發展我們的政治，發展我們的文化，中國的發展是全面而深刻的發展，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而不是簡單地就是跟美西方爭權，即爭話語權，爭定價權，爭所謂霸權，中國永遠不稱霸。

　　二、社會主義優越性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十月革命前，俄國是歐洲生產力最落后的國家之一，農業人口占全國82%以上，工業總產量只占世界總產量的2.7%，僅相當于美國的6.9%。但是，從1924年到1941年，蘇聯只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就走完了美國用50年、英國用100年走過的路程，使落后的農業國一舉成為先進的工業國，并且打敗了強大的法西斯德國，在國際社會贏得巨大聲譽與崇高威望，而后又與美西方全面相競爭相抗衡。毛澤東如此評論，“蘇聯人民在一個不長的歷史時期內，把一個貧窮落后的俄國建設成為先進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并且在征服宇宙空間空間方面，把西方國家遠遠地拋在后面。這充分顯示了蘇聯人民的偉大創造性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6]

　　新中國建立后，效仿蘇聯，實行計劃體制，中國經濟取得長足進步。據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數字，1950年中國工農業總產值只有574.8億元，而到1980年達到6619.0億元，30年增長10倍多，年均增長8.5%。其中，工業總產值由191.2億元增至4992.0億元，增長25倍多，年均增長11.5%；農業總產值由383.6億元增至1627.0億元，增長3.2倍，年均增長4.9%。[7]從1950年到1980年，工業總產值平均增長率，美國為4%，聯邦德國為5.8%，法國為5%，英國為2.3%。顯示出計劃體制有競爭優勢、社會主義有優越性。因為沒有市場化，中國在進行國民經濟統計的時候，包括土地、房產、教育、醫療、義務勞動等等在內的諸如價值，沒有被有效評估與計算。

　　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的實踐表明，社會主義具有優越性，主要體現在：一是比資本主義更有效率，更高的生產力。因為生產資料（最重要的是土地）公有，省去了巨大產權交易成本，國民收入可以直接進入再生產領域，直接支持生產，從根本上解決了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根本矛盾，由此而擺脫因資金短缺而對國際金融資本的依賴，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獨立自主地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制度優于資本主義制度。這要表現許多方面，但是首先要表現在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沒有這一條，再吹牛也沒有用。”[8]二是比資本主義更加公平，包括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方式，避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三是比資本主義更加文明，包括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抑制消滅剝削，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群策群力治理國家，實現國家進而人民的全面發展；四是比資本主義更強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不斷完善和發展自己。“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于能夠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9]

　　理論與實踐都表明：社會主義制度具有諸多優越性。但是，在現實中，由于種種原因，社會主義優越性沒有得到充分發揮。蘇聯解體與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遭遇重大挫折，在沸沸揚揚的“歷史終結論”之下，對科學社會主義懷疑論、否定論紛紛祭出，嚴重遮掩了社會主義光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在相當一部分人看來，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成功，而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成就。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錯誤認識，一方面不排除有人有勢力別有用心，混淆視聽；另一方面，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實踐者、市場主體，得魚忘筌，執著于市場經濟，而忘卻了社會主義。把原本只是用來調節資源配置、調節經濟的手段，當作“普世”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準則，模糊了經濟與社會、政治、文化的界限，模糊了商業與事業的界限，在廣泛的社會、政治、文化等諸多領域，生搬硬套市場調節。

　　黨的十二大提出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黨的十三大將中國的經濟體制表述為“以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運行機制；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把經濟體制概括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此不難看到，市場經濟在新中國的確立，有一個明顯的人為推進過程，這與市場本身的極端人為性（或非自然生成）是一致的。實際上，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從來沒有存在過真正自由、自發調節的市場體系。”[10]著名社會思想家卡爾·波蘭尼用大量史料證明，“全國性市場的出現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經濟領域從政府控制中漸進、自發地解放出來的結果。相反，市場是政府出于非經濟的目的、有意識地甚至有時是粗暴地干涉的結果。”[11]市場是人造的，不是神造的，更沒有什么萬能的神話。

　　綜觀社會發展史，市場只是一類手段，根本不是目的。市場只是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由人類創造特別是政府設立的，為經濟社會服務的，不是自發的、天然的、獨立存在的。早期，市場的邏輯是交換的邏輯，市場作為經濟的附屬長期內嵌于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市場的邏輯是資本的邏輯，獨立的市場一面是“財富的魔法師”，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使，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12]資本主義的成就恰恰是充分運用市場的力量；另一面則是“撒旦的磨坊”，將一切人間美好——優質資源、優美環境、道德良知、甚或婦女的貞潔等等——都會被卷入市場這個磨坊里碾個粉碎。“市場經濟所取得的驚人的工業成就是以巨大的社會危害為代價的。”[13]而且，自由調節的市場機制發揮得越充分，社會矛盾就會越尖銳，階級沖突就會越嚴重，由此廢除、毀滅自由市場的可能性就越大。

　　正是因為市場機制具有鮮明的二重性，所以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應當被嚴格限制在經濟領域、商業領域，而且一定要以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及時有效彌補在公共產品生產、壟斷、外部性等諸多方面出現的“市場失靈”。廣泛的不加區分的市場調節，最終結果不是人的全面發展，而是人的異化，人成為自己的對立物，經典理論家們對此早已做了廣泛而深刻的揭示與批判。那些本著經濟自由主義理念，把市場機制當成萬能的調節手段，廣泛運用于經濟之外的社會、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即泛市場化，實際上就是任由“撒旦的磨坊”碾碎一美好，導致系列災難（如資源、環境、道德等危機）在世界、在中國不斷上演。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孜孜以求的偉大事業。偉大事業需要中國人民持續接力奮斗，要充分運用各種手段、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公平公正而不是效率效益是社會的基本原則，也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社會主義是事業，市場經濟是商業，雖然特定的事業會與一定的商業相關聯，但是事業有事業的邏輯，商業有商業的邏輯，二者不可混為一談，更不能相互替代。毛澤東曾經說過，“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14]偉大事業需要相應的經濟建設作為基礎，但是經濟建設絕對不是偉大事業的全部，只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不是主要的或關鍵的組成部分。市場經濟條件下，金錢是最強大的潤滑劑，促進理性經濟人為個人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奮進。然而，金錢又是最差的粘合劑。“孤舉者難起，眾行者易趨，傾廈非一木之支也，決河非捧土之障也。”[15]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任重道遠，需要各族人民團結奮斗。偉大事業需要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的不懈努力，需要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充分弘揚，需要億萬中華兒女的奉獻與犧牲精神。“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16]。“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些保證力量，無論如何是不能簡單地靠金錢來取得、來凝聚的。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清晰表述：“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7]顯然，市場只是一種手段，而且絕不是唯一的手段，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唯一形式。過分強調市場手段，甚至把市場調節當作一種意識形態，即所謂市場化，會把因“市場失靈”而帶來系列消極后果撒播到相關各個領域。“市場失靈”會直接導致經濟周期性、結構性乃至系統危機，導致產能過剩、商品過剩、勞動力過剩，導致系列資源閑置、資源浪費，人不能盡其才、物不能盡其用、制度不能盡其能，白白耗費寶貴時間，即不充分發展。因此，充分運用市場、計劃、協作等多種手段，實現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各領域的協同發展，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充分激發出來，社會主義制度才有吸引力、感召力。

注 釋：

[1]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12年11月17日）。

[2]梅新育《中國產業不是美國政治替罪羊》，《人民日報》海外版2012年3月22日第001版。

[3]習近平在華盛頓州當地政府和美國友好團體聯合歡迎宴會上的演講（2015年9月22日）。

[4]《論語·季氏》第十六篇。

[5]習近平《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5年12月11日）。

[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頁。

[7]半月談編輯部：《我國三十年經濟成就一覽表》，見《時事資料手冊》（1981），新華出版社1982年，第84-86頁。

[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頁。

[9]《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頁。

[10]【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6頁。

[11]【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頁。

[12]【德】馬克思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卷，277頁。

[13]【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頁。

[14]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文選》（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頁。

[15]魏源《默觚·治篇八》，見《魏源全集》（第十二冊），岳麓書社2004年版，第56頁。

[16]毛澤東《七律·到韶山》。

[17]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

　　（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來源：節選自《促進充分發展，維護制度安全——總體國家安全觀研究系列》前兩部分，原載于《國有資產管理》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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