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國共產黨崇高精神的傳承弘揚,對偉大建黨精神和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構成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建設的重要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偉大建黨精神的核心元素,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際就已經歷史性出場,貫穿在黨的先驅們的建黨過程中,成為中國共產黨精神的不竭之源,在一百多年的發展中不斷豐富發展,衍生形成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鍛鑄了黨不懈奮斗、接續發展的強大精神支柱。2021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黨百年實踐發展和理論創新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偉大建黨精神的科學內涵和重大意義,明確指出黨的先驅們在建黨過程中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泉的中國共產黨精神,內含著對馬克思主義真理和共產主義理想的堅信堅守,深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厚沃土之中,直接淵源于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現實需要和精神追求,在黨團結帶領人民長期不懈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日益豐富發展。我們要從偉大建黨精神的生成邏輯和歷史性出場、中國共產黨精神的發生發展和系統性建構、中國共產黨精神的實踐轉化及其輝煌成就等不同方面,全面系統地深度把握中國共產黨精神的內涵和意義,并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中傳承、弘揚和發展好。
偉大建黨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的先驅者在建黨過程中鍛鑄的精神結晶,是中國共產黨精神的發生之源。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歷史必然性和歷史主體性有機統一、客觀規律性和主體能動性有機結合的結果。偉大建黨精神正是在這種歷史必然性與歷史主體性有機互動的建黨實踐中孕育產生,并鑄就了黨在日后由小到大、由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的紅色基因。討論偉大建黨精神的生成基礎和歷史性出場,就要深刻把握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和主體自覺性,深刻洞察偉大建黨精神形成的深層次歷史邏輯和主體性內涵。
(一)偉大建黨精神生成的客觀歷史依據存在于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之中
中國共產黨的精神是有主體歸屬的,與黨自身的出現和發展不可分離。離開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談黨的精神當然是毫無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絕不是什么主觀臆想的結果,絕不是簡單的外力推動的產物,而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和世界革命運動的必然結果,這種歷史必然性構成了偉大建黨精神形成的深層次歷史依據。
中華民族曾經長期處于世界文明發展前沿,為人類發展進步作出巨大貢獻。但是,鴉片戰爭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和經濟技術的落后,特別是由于西方列強的野蠻侵略,中國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中華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深重災難,陷入生死存亡的嚴重危機。面對幾千年未有之變局、幾千年未遇之強敵,不甘屈服的中國人在屈辱和沉淪中奮起抗爭,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接連發生,不同階級、階層的仁人志士上下求索,不同政治集團和社會力量嘗試各種救亡圖存方案,但都以失敗告終。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揭示的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前近代中國人民“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的歷史邏輯。
中國人在磨難中抗爭及其連續失敗的實踐歷程,昭示了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一種“鐵的必然性”:沒有先進階級及其政黨的正確領導,沒有先進思想的科學指引,中國人就不能把握歷史發展的規律和方向,就不能找到正確的發展道路,就難以上升為自覺自為的歷史主體,就依然長期處于一盤散沙狀態而不能形成強大歷史合力,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以及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歷史任務就難以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只能是美好夢想而難以成為客觀現實。
歷史呼喚新的指導理論和政治組織。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國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領救亡運動,迫切需要新的組織凝聚革命力量。”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客觀需要,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抗爭與失敗的歷史結論,是“諸路皆走不通了”的必然選擇。
思想是時代的產物,精神是實踐的凝結。中國共產黨誕生的這種歷史必然性意味著,作為中國共產黨精神之源的偉大建黨精神,絕不是主觀臆造的精神產物,而是客觀歷史發展所必然催生的精神結晶。離開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基礎,就不可能解釋偉大建黨精神產生的客觀歷史根據。
(二)偉大建黨精神生成的自覺主體基礎發端于中國共產黨誕生的主體自覺性之中
歷史必然性是一種客觀存在,這種必然性要轉化為主體的自覺自信、主動創造,需要歷史主體對歷史必然性的自覺認知和深度把握。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不僅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更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全面覺醒后的自覺選擇和主動創造,這種歷史自覺構成了偉大建黨精神生成的自覺主體基礎。
在近代以來的一系列抗爭和失敗中,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逐步形成內生性的思想覺醒。陳獨秀等人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掀起了近代中國思想啟蒙的狂飆。特殊的國情特點和時代任務,決定了近代中國的思想啟蒙必須承擔起雙重任務:一方面,要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及其意識形態,啟封建主義之蒙;另一方面,要反對西方列強侵略及其美化自身的種種謊言,啟帝國主義之蒙。但是,因為階級和認識的局限,特別是啟蒙運動領導者所引進的指導思想并不是代表人類思想發展的最新成果,五四運動前的新文化運動并沒有完成思想啟蒙的任務,中國人的歷史迷茫和思想困惑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彷徨”成為那個時代中國知識界的集體意識。
就在中國人彷徨迷茫之時,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給中國人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偉大思想工具。在十月革命勝利的啟發和中國外交失敗的刺激下,五四反帝愛國運動猛然爆發。五四運動既是一場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也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偉大思想解放運動,推動中國人民認清了封建專制制度的腐朽、北洋軍閥政府的無能以及西方列強的侵略本質,以徹底革命的精神奮起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隨著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中國人開始從精神被動朝著精神主動快速轉變,逐步實現全民族的思想覺醒。中國工人階級作為新生的政治力量以獨立的戰斗姿態登上歷史舞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獲得了堅定而先進的主體力量。先進的中國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歷史自覺,這種自覺很快轉變成建立先進政黨的實踐自覺。
隨著中國早期共產主義分子的迅速成長,先進社團的大量出現并迅猛發展,早期黨組織在各地陸續成立并積極開展建黨活動,中國共產黨應時應勢孕育誕生。在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內在驅動下,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全面覺醒中,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和深度認同,并被迅速用于指導中國實踐。在馬克思主義同工人運動日益緊密的結合中,同時得益于共產國際的積極幫助,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以高度的歷史主動精神,順應歷史發展大勢,代表并引領中國人民的意志開始著手建黨。1920年2月,李大釗和陳獨秀共同商討建黨問題;1920年春,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同李大釗、陳獨秀商談建黨事宜;隨后,陳獨秀和李大釗分別在南北兩地著手建黨,史稱“南陳北李、相約建黨”;1920年8月,上海早期共產黨組織成立,并指導和推動各地成立早期黨組織。與“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一樣,“毛蔡互勉、同心建黨”也是建黨史上的一段佳話。蔡和森于1920年8月13日在法國致信毛澤東,提出要創建共產黨,建立“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形成中國革命的“神經中樞”;同年9月16日,蔡和森明確提出要“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建議毛澤東在國內及早著手建黨。毛澤東完全贊同蔡和森的意見,決定成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目的的先進政黨,并同何叔衡等一起在長沙組建早期黨組織。在此前后,武漢、廣州、濟南等地的早期黨組織相繼成立。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中國共產黨的精神,絕不是被動刺激感應的結果,而是主動自覺創造的產物。中國早期共產黨人的建黨自覺,體現了強大的文化主體性和歷史主動精神,構成了偉大建黨精神生成的自覺主體基礎。離開中國共產黨誕生的主體自覺性基礎,就不可能理解偉大建黨精神的內在生成邏輯。
(三)偉大建黨精神的核心要素孕育和形成于黨的先驅們的建黨實踐之中
2021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在開天辟地的建黨實踐中,黨的先驅們和各地早期黨組織有計劃地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積極在工人運動中開展宣傳和組織工作,進一步推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日益緊密結合,偉大建黨精神的核心要素得以孕育、逐步形成。
第一,有組織、有計劃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進一步確立并日益堅定科學理論信仰和遠大理想信念。早期黨組織成立后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有計劃地創辦報刊宣傳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根據中國具體實際重點宣傳和譯介科學社會主義、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等思想,強化斗爭精神和理論自覺。1920年9月1日起,上海早期黨組織將《新青年》改為黨的機關刊物,發表陳獨秀的《談政治》等文章,介紹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和蘇俄建設經驗。李漢俊、楊明齋、陳望道、李達等人發表相關譯文,幫助更多人增強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對社會主義的信心。1920年11月,上海早期黨組織創辦《共產黨》月刊,著重刊登馬列經典著作,介紹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黨的基本知識、十月革命經驗等,闡述建黨問題以及中國無產階級的前進方向等。在上海黨組織影響下,各地早期黨組織也創辦了相關宣傳刊物,如武漢的《武漢星期評論》、濟南的《勵新》、廣州的《廣東群報》、上海的《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等。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著作譯介工作相繼展開,上海黨組織以“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出版《社會主義小叢書》,其中有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以及李漢俊編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和李達編譯的《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社會問題總覽》等;還以“新青年叢書”名義出版李季翻譯的《社會主義史》、惲代英翻譯的《階級斗爭》等。在這些理論宣傳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堅守共產主義理想,日益成為中國共產黨精神的深層底色。
第二,成立和發展各類進步團體,鍛造建黨骨干力量,逐步形成對黨忠誠的自覺意識和堅定意志。為把科學理論和遠大理想轉化為實踐,早期共產黨人開始有意識地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等進步團體,組織進步青年學習科學理論,為建黨作人才和干部準備。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領導下,高君宇、鄧中夏等人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以研究馬克思主義為目的,培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才;北京早期黨組織成立后,研究會成為黨直接領導下的社團,成員大都成為早期黨員。1920年5月,陳獨秀發起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骨干包括沈雁冰、李達、陳望道、施存統、邵力子、李漢俊等,這些人基本是上海早期黨組織的成員。其他地區的早期黨組織也通過先進團體開展形式多樣的建黨工作。例如,武漢早期黨組織把“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作為公開團體,陳潭秋、惲代英、林育南、施洋等均為成員。長沙黨組織建立后,毛澤東等領導的新民學會、俄羅斯研究會、文化書社等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蘇俄社會主義的陣地,引導人們走十月革命道路。在發展社團、創建組織、培育骨干的過程中,對黨忠誠的意識日益形成并不斷牢固。
第三,積極推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日益形成踐行初心、擔當使命的堅實基礎和不竭動力。為了改變悲慘命運,人民群眾必須從精神被動轉向精神主動,這就要用馬克思主義武裝教育群眾,實現科學真理同工人運動、同廣大群眾的結合。各地早期黨組織成立后,開始出版適應工人群眾需要的刊物,用樸實通俗的語言講述馬克思主義理論,啟發工人的階級覺悟。上海早期黨組織在1920年8月創辦《勞動界》周刊,為工人立言說話,激發革命意識。北京早期黨組織于1920年11月創辦通俗刊物《勞動音》,用鮮活事例反映工人生活,引領工人開展反抗斗爭。1921年,北京黨組織創辦《工人周刊》,報道各地工人的生活狀況,號召建立工會組織,團結工人開展斗爭。各地黨組織還通過創辦工人夜校、補習學校、識字班等,在普及文化知識的同時,宣傳理論、組織群眾。1920年冬,北京早期黨組織派鄧中夏、張太雷等到長辛店發起勞動補習學校,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理論,參加學習的有100余人,為北方工人運動培養出第一批骨干。武漢黨組織成立后,在漢陽兵工廠、武漢第一紗廠等工廠開辦識字班,武漢中學開辦“平民夜校”,董必武親自講授剩余價值學說,啟發并組織工人起來斗爭。早期黨組織的這些活動,在啟發工人階級覺悟、引導工人運動發展的同時,錘煉了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和踐行初心使命的堅定意志。
第四,初步領導工人罷工斗爭,逐步形成不怕犧牲、英勇斗爭的精神品質。在共產黨人的指導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勞工群體逐漸覺醒,紛紛成立工會組織,團結工人走上斗爭前線。1920年10月3日,在上海黨組織的支持和領導下,上海機器工會籌備會召開,陳獨秀、楊明齋、李漢俊等人出席,李中以臨時主席身份在會上指出,工會的宗旨就是給會員謀利益,幫助工人解除痛苦。11月21日,上海機器工會舉行成立大會,孫中山、陳獨秀、胡漢民、楊明齋等人到場祝賀,工會一經成立就成為組織工人斗爭的核心。1921年5月1日,長辛店1000余名鐵路工人舉行慶祝游行,通過組織工會的決議,不久正式成立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后在北京早期黨組織的推動下成立長辛店工會,領導京漢鐵路工人斗爭。早期黨組織領導的工人運動,提高了工人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激發了工人階級的斗爭意志,凝練了共產黨人不怕犧牲、英勇斗爭的精神品格。
總之,黨的先驅們在建黨過程中,進一步確立并日益堅定理論信仰和理想信念,不斷增強斗爭精神的理論自覺,形成踐行初心、擔當使命的堅實基礎和不竭動力,對黨組織的忠誠意識日益形成并不斷牢固。這些建黨實踐中萌生并不斷發展的精神元素,孕育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人既一以貫之地傳承偉大建黨精神,又與時俱進地加以豐富和完善,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
中國共產黨精神具有自身的質的規定性。它是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把黨的指導思想、理想信念、根本宗旨具體化到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的行動中,所形成的崇高精神境界、優良工作作風、高尚行為典范等。這些內容往往凝結在特定的事件、地點、實踐、時期、人物上,經過提煉升華而形成標識性的精神概括并成為全黨遵循,在全社會形成示范和帶動效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發展實踐中克服重重困難,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成功法寶。“兩個結合”的縱深推進是一個“三位一體”的主體性過程,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正確的理論方向;必須立足中國具體實際,夯實堅實的實踐根基;必須扎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汲取豐富的文化滋養。偉大建黨精神的歷史性出場、歷史性展開和系統性闡述,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的豐富發展,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和推進“兩個結合”的重要體現,集中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堅守思想魂脈、升華實踐經驗、傳承文化根脈的精神創造過程及其成果。
(一)偉大建黨精神在歷史進程中日益發展為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
一百多年來,黨團結帶領人民堅持和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在長期奮斗中錘煉出鮮明的政治品格,構建起源遠流長、內涵豐富的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
第一,堅持先進理論武裝和理想信念引領,在不斷鞏固安身立命根本的過程中傳承和豐富黨的精神譜系。高度重視理論武裝,不斷強化理想引領,筑牢安身立命的根本,永葆先進性和戰斗力,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重大優勢。作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從一開始就肩負重大而艱巨的歷史責任,而中國具體國情又決定了黨長期處于極其復雜的斗爭和發展環境中,黨員成分十分廣泛,思想狀況十分復雜。為此,黨從誕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視先進理論武裝、遠大理想引領和高尚精神塑造,力圖用科學的思想方法、崇高的精神境界、優良的工作作風和高尚的行為典范塑造黨魂軍魂國魂,凝聚黨心軍心民心。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就提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領導開展“厲行洗黨”活動,著力加強思想教育、提高黨員素質、純潔黨的組織。古田會議前后,毛澤東強調一定要加強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意識教育,肅清黨內軍內的流寇思想、極端民主化、唯心主義等錯誤,提升紅軍指戰員的思想境界。全面抗戰時期,黨中央領導開展延安整風運動,強調要“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沒有這種宣傳和學習,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階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達到勝利”,堅決糾正和肅清黨內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等主觀主義思想。正是通過這些努力,黨不斷強化全體黨員的理想信念和理論信仰,安身立命的根本不斷得到鞏固。也正是通過這些努力,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延安精神等得以形成。
第二,堅持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在不斷推進黨的事業發展的過程中傳承和豐富黨的精神譜系。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歷經磨難而不倒、屢獲勝利而不驕,不斷克服內外阻力而走向新的勝利,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斷以刀刃向內的精神進行偉大自我革命,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牢牢占據推動社會進步、實現美好理想的道義制高點,并把自我革命精神上升為全黨的思想自覺,凝練為黨的精神標識。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進行了以八七會議、遵義會議、延安整風運動等為標志的深刻自我革命,開展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偉大社會革命,形成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這些都是中國革命實踐的精神凝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開展了多次整黨整風運動,以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撥亂反正、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全面從嚴治黨等偉大自我革命,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等偉大社會革命,形成抗震救災精神、載人航天精神、艱苦創業精神、改革創新精神等,這些都是探索、開創、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精神提升。
第三,堅持守正與創新的有機統一,在一脈相承和與時俱進的互動中豐富和發展黨的精神譜系。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優良傳統就是善于總結自己在實踐和理論創造方面的成功經驗,在黨的精神建設方面也是如此。一方面,始終堅守偉大建黨精神之源,不忘初心、不懈奮斗;另一方面,始終追隨時代進步,總結經驗教訓,根據新的實踐要求和時代特征進行創新,不斷凝練和提升黨的精神,形成符合不同時代特點和實踐要求的新精神。中國共產黨精神就是在堅持與發展、守正與創新的歷史鏈條中不斷形成、發展和豐富的,既保持一脈相承性和歷史連續性,又保持與時俱進性和不斷開放性。2021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言簡意賅地概括了偉大建黨精神的核心要義。同年9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公布了經黨中央批準的第一批納入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偉大精神。這些精神主要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偉大建黨精神、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長征精神、遵義會議精神、延安精神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抗美援朝精神、“兩彈一星”精神、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改革開放精神、特區精神、抗震救災精神、載人航天精神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脫貧攻堅精神、抗疫精神、科學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時代北斗精神等。這些精神集中體現了黨的先鋒隊性質、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與時俱進的思想風范、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優良作風,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科學指導思想、堅定理想信念、崇高思想境界和浩然革命正氣。它們既貫穿于黨的理論、政策、路線、方針、策略、原則、經驗以及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之中,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豐富經驗的精神凝結,成為增強各級組織和黨員干部力量凝聚、推動中華民族團結進步的重要精神支柱,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后繼、接續奮斗。
(二)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共產主義理想是中國共產黨精神形成發展的思想魂脈和邏輯依據
科學理論和遠大理想蘊含著偉大精神。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根源于黨成立之日起就毫不動搖地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始終不渝地為之奮斗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這是中國共產黨精神的思想魂脈和邏輯依據,離開了這一點,中國共產黨精神就是“無源之水”。
第一,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形成中國共產黨精神一以貫之的思想魂脈。黨成立之際,中國共產黨人就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作為改造中國和世界的行動指南,堅定不移地捍衛自己所選擇的理論信仰,形成黨的靈魂和旗幟。建黨前夕,毛澤東就明確提出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讓大家有所指望,知所趨赴,建立“主義的結合”;1921年1月21日,他旗幟鮮明地提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后,黨的先驅們堅決捍衛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同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想進行不妥協的思想斗爭。1921年1月28日,毛澤東提出,“吾人惟有主義之爭,而無私人之爭,主義之爭,出于不得不爭,所爭者主義,非私人也”,表達了捍衛馬克思主義、同錯誤思想進行斗爭的堅定意志。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人不論在順境還是逆境中,從來沒有動搖過對理論信仰的堅守,從來沒有放松過對馬克思主義的捍衛,從來沒有停止過對錯誤思想的斗爭。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完成近代以來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就在于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并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正是靠著這種堅定信仰,中國共產黨人能夠擺脫以往各種政治組織的局限,始終堅持真理、勇于修正錯誤,不斷取得新勝利、實現新跨越。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始終堅信馬克思主義,而且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把握和引領時代,與時俱進推進“兩個結合”,不斷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在豐富指導思想的同時,為中國共產黨精神的發展提供科學指南、強化思想靈魂。
第二,始終堅持共產主義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不斷增強中國共產黨精神的內在動力和邏輯依據。中國共產黨人從建黨伊始就把共產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貫徹到建黨活動中,作為始終堅守的精神支柱牢固確立下來。1920年11月,上海早期黨組織制定的《中國共產黨宣言》明確提出,“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1922年,黨的二大宣言提出,中國共產黨的目的就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叫共產黨,就是因為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黨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當然,共產黨人既不是忘卻理想只講當下的功利主義者,也不是不顧實際只講理想的空想主義者,而是把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遠大目標與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在遠大理想引領下腳踏實地做好具體工作。對遠大理想的執著追求,實現初心使命的奮斗精神,使中國共產黨精神發生發展的內在動力和邏輯依據不斷增強。
第三,不斷把科學理論信仰和堅定理想信念具體化,形成中國共產黨精神發展的歷史鏈條。中國共產黨人所始終堅守的主義從來不是束之高閣的裝飾品,所為之奮斗的理想也絕不是海市蜃樓般的幻象,而是融匯到每一個黨員思想深處的自覺認知,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發展實踐,中國共產黨精神就是堅定信仰和遠大理想在實踐過程中的具體化。例如,井岡山精神,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定中國革命必勝的信念,并把信仰具體化、把主義實際化、把理論實踐化的精神凝結。他們把堅定信仰具體落實到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實踐中,在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創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鍛造了井岡山精神。這一革命精神包括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堅持黨的絕對領導、密切聯系群眾的思想作風、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艱苦奮斗的作風等內容。其中,對中國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是靈魂和核心,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科學理論和理想信念的精神自覺和思想堅守。
(三)踐行初心使命和根本宗旨的偉大實踐是中國共產黨精神形成發展的實踐基礎和根本動力
秉承根本宗旨、踐行初心使命的偉大實踐催生了偉大精神。從成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牢牢確立并忠實踐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致力于完成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歷史任務,這種追求凝練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踐行初心使命和根本宗旨是中國共產黨精神的實踐根基和內在動力,離開這一點,中國共產黨精神就成為“無本之木”。
第一,始終不渝為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而不懈奮斗,形成中國共產黨精神的實踐目標。自創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承擔起近代以來各種政治力量沒有也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致力于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黨的二大突出強調黨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提出黨不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革命團體”,而是“為無產階級之利益而奮斗的政黨”,“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里面去”而不能離開群眾。基于此,黨中央要求各地黨組織深入開展工人運動,爭取工人群眾利益,各地黨組織按照中央部署先后組織一系列斗爭。例如,中共湘區委員會先后領導發動了安源路礦工人罷工、粵漢鐵路工人罷工、水口山鉛鋅礦工人罷工和長沙泥木工人罷工等,掀起工人運動高潮。革命戰爭時期,黨團結帶領人民經過浴血奮戰,打敗外來帝國主義侵略,推翻國內反動統治,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國家富強的堅實基礎。新中國成立后,黨團結帶領人民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大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為國家發展富強、人民生活富裕創造了基本條件。改革開放以來,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創并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和世界潮流。進入新時代,黨團結帶領人民全面深化改革,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激發社會活力,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第二,把為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執著追求凝練為黨的根本宗旨,形成中國共產黨精神的價值旨歸。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明確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人“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人民立場是黨的根本政治立場,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黨在治國理政中必須堅持以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觀察、認識、處理問題的立足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第三,踐行初心使命、履行根本宗旨的偉大實踐催生了內涵豐富的中國共產黨精神。不同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根本宗旨的具體表現。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形成的革命精神,都是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而斗爭的精神凝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的艱苦創業精神和改革時期形成的改革創新精神,都是探索、開創、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的精神提升。例如,雷鋒精神就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精神境界。理想堅定、赤膽忠心的政治熱忱,團結友愛、助人為樂的高尚情操,言行一致、盡職盡力的實干作風,追求進步、刻苦鉆研的進取態度,見義勇為、奮不顧身的英雄氣概,自強不息、艱苦奮斗的革命意志,是那個時代黨和人民的共同精神追求。雷鋒是這種時代精神的杰出踐行者,雷鋒精神是這種精神境界的精華。雷鋒精神所展現的共產主義信仰、人民群眾立場、愛黨愛社會主義的政治自覺,艱苦樸素、愛崗敬業的工作作風,公而忘私、甘于奉獻的集體主義精神,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和高尚道德等,都具有持久的歷史價值和豐富的道德體驗。
(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共產黨精神形成發展的文化根脈和豐厚土壤
源遠流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孕育了偉大精神。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同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創造性地結合起來,中國共產黨精神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實現中華民族精神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結果,離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沃土壤,中國共產黨精神就是“無根浮萍”。
第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中國共產黨精神的形成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精神文化滋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最獨特的精神標識、最強大的精神支撐,“對中華文明形成并延續發展幾千年而從未中斷,對形成和維護中國團結統一的政治局面,對形成和鞏固中國多民族和合一體的大家庭,對形成和豐富中華民族精神,對激勵中華兒女維護民族獨立、反抗外來侵略,對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步、促進中國社會利益和社會關系平衡,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長期發展中鍛鑄的中華民族精神,具有強大的歷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是中國人民認識和改造世界、維系民族團結統一、推動社會發展的強大力量。春秋時期的晏嬰力倡“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晏子春秋·卷一·內篇·篇七》),漢武帝時期的甘延壽和陳湯上書“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宋代的蘇軾發出“報國之心,死而后已”(《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十五》)的誓言,包含著堅定的愛國意志;“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卷一·乾》)“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等,包含著強烈的創造精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尚書·夏書·五子之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卷十四上·盡心下》)“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公羊義疏》)等,包含著深厚的民本精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大學》)“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包含著執著的理想追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君子必慎其獨也”(《大學》),包含著嚴謹的自我修養精神。這些精神文化為中國共產黨精神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文化資源,它們同黨的理想信念、政治屬性、根本宗旨等相結合,能夠形成獨特的精神創造。
第二,中國共產黨人以高度的理論自覺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結合。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民族精神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發展者,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并推動其創新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中國共產黨人以高度的理論自覺,不僅強調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而且高度重視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強調,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批判地總結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1943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明確寫道:“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就是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劉少奇強調,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深植于中國文化土壤之中,“把我國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從來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創造了中國文化的新形態,毛澤東思想“是中國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現和理論上的最高概括”“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
第三,中國共產黨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重大成果。中國共產黨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邏輯,也是中國共產黨精神的生成和發展邏輯。中國共產黨精神浸潤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既是中華民族精神在特定時期的具體化,又為中華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時代內涵。偉大建黨精神的提出和闡發就突出體現了這一點。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黨的發展歷程和精神追求,深入發掘中華文明的精髓要義和強大生命力,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同黨的指導思想、政治立場、理想信念等創造性地結合起來,概括出偉大建黨精神的科學內涵。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包含的“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憲問》)的追求真理精神,“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離騷》)“既不契於初心,生死永訣”(干寶《搜神記·王道平》)的堅守理想、永葆初心精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天平”(《宋元學案·橫渠學案》引張載語)的使命擔當精神,“精忠報國”(李延壽《北史·文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正始》)的愛國精神,“以百姓之心為心”(《道德經·第四十九章》)“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岳陽樓記》)的民本精神等,都融入偉大建黨精神之中得以傳承弘揚和生命再造,而偉大建黨精神也為中華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內容。再如,延安精神以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為靈魂,以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為精髓,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為核心,以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為標志。在此,傳統文化中的“實事求是”,被賦予了嶄新的理論內涵和時代價值,上升到黨的思想路線的高度;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被加以馬克思主義的改造,人民不再是受動性的被統治對象,而成為歷史發展的主體、黨的服務對象和依靠力量,為人民服務上升到黨的根本宗旨的高度;傳統文化中的自強不息精神,同黨的歷史責任和遠大理想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顯然,中國共產黨精神中包含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浸潤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的滋養,同時又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注入了新的內涵,使其以新的形態釋放出更強勁、更持久的文化生命力。
從實踐中形成科學認識和精神結晶,這是認識過程中由物質到精神、由存在到思想的重大飛躍;認識成果和精神結晶回到實踐并指導和引領實踐發展,轉化為改造世界的強大物質力量,則是更重要的由精神到物質、由思想到存在的飛躍。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精神,來自黨領導人民團結奮斗的偉大實踐,必然要回到偉大實踐中,在實現精神向實踐的飛躍中實現改造世界的目的。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和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堅持科學真理、堅守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使命、踐行根本宗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并在此基礎上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不懈奮斗,書寫了中華民族史上的壯麗篇章,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極為罕見的輝煌成就。
(一)中國共產黨精神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實踐展開與輝煌成就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把偉大建黨精神以及以此為源頭而衍生的中國共產黨精神,轉化為浴血奮戰、百折不撓的革命斗爭實踐。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深刻認識到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科學準確把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國情,確定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中心任務,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經過長期革命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以及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完成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成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在開啟中國發展新紀元的同時,極大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鼓舞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爭取解放的斗爭。這些偉大實踐和成就,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精神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實踐展開。在艱苦卓絕的革命實踐中,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并用以指導中國革命實踐,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精神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理論展開。
(二)中國共產黨精神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實踐展開與輝煌成就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把偉大建黨精神以及以此為源頭而衍生的中國共產黨精神,轉化為自力更生、發奮圖強的偉大奮斗實踐。黨團結帶領人民戰勝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一系列嚴峻挑戰,建立和鞏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在短時間內成功完成國民經濟恢復的重大任務,新生的共和國在錯綜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中站穩了腳跟。此后,領導人民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領導人民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人民當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證。黨的八大基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提出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此后,黨提出把我國逐步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目標,領導人民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過長期努力,我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實現了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這些重大實踐成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精神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實踐展開。在實踐探索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并努力完成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的重大任務,形成了十大關系學說、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學說等理論成果,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精神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理論展開。
(三)中國共產黨精神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實踐展開與輝煌成就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把偉大建黨精神以及以此為源頭而衍生的中國共產黨精神,轉化為解放思想、銳意進取的偉大實踐。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決策,堅持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確立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制定和實施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決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加深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基本框架,開創全面改革開放的新局面,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21世紀。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推進實踐、理論和制度創新,深刻認識和回答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推進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成功在新形勢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過一系列努力,我國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從生產力相對落后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這些偉大實踐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精神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實踐展開。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黨從新的實踐和時代特征出發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精神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理論展開。
(四)中國共產黨精神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實踐展開和輝煌成就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把偉大建黨精神以及以此為源頭而衍生的中國共產黨精神,轉化為自信自強、守正創新的偉大實踐。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出臺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戰勝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成功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繼續前進,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創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這些偉大實踐成就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精神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實踐展開。在領導新時代偉大變革中,習近平總書記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對關系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深邃思考和科學判斷,深刻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么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重大時代課題,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精神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理論展開。
總之,偉大建黨精神產生于偉大建黨實踐中,在一百多年的歷史發展中不斷豐富發展,形成了源遠流長、內涵豐富的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在當今時代和未來發展中將依然閃耀著精神的光芒。面對新時代新征程的形勢任務,習近平總書記突出強調,全黨同志一定要“弘揚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用好紅色資源”。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大力弘揚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讓偉大建黨精神在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進程中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釋放出更為強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中國歷史研究院”,原刊于《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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