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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毛澤東與任繼愈的談話記錄，和半個世紀的演繹

點擊：  作者：任遠 任重    來源：中華讀書報  發布時間:2017-07-17 14:48:22

 

      【本文提要】：

●從這個時候開始，社會上對這次談話也有截然不同的解讀和評論。肯定的說法和《毛澤東文集》說法差不多，最常見的是“鳳毛麟角”，“首創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宗教學，毛澤東主席肯定了他開辟的哲學史、宗教學研究的新途徑”。否定的評論不一而足，都很少涉及學理上的爭論，似乎父親任繼愈的學術成就是靠著毛澤東才做出來的。

●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前，父親挨批，是因為所謂的“右”；文化大革命以后，父親又挨批，是因為所謂的“左”。

●父親也說，有可能他應該寫一部文革史，還著手收集了不少素材。大多數人寫文革是記錄遭受的磨難，非人待遇。他則考慮中國哪里出了問題。

今年是父親誕辰100周年，也是父親去世的第七個年頭。國家圖書館征文，我們遲遲沒有寫。一方面他的經歷及所做的工作大家都了解；還有《任繼愈文集》和不少有關他的傳記、回憶文章，再說什么顯得重復。另一方面父親在家里，習慣上不談自己工作上的事情。他手頭的事情又多，問到他什么，他經常是一邊想著自己的事情，一邊答非所問地應付一下。我們從他那里知道的事情非常有限，談不上有更多的了解。有些很重要的事情還是在他去世后，他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專門約我們談，我們才知道其中的原委。

任繼愈（1916.4-2009.7）

      人漸行漸遠，凡事早該塵埃落定，時間，改變著一切。但是有時候正相反，過去不注意，沒有深入考慮的事情，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回憶過程中，倒是覺得線索明晰了。消失已久的1959年在毛主席家談話記錄最近被發現，讓我們聯想起很多過去的事情，也對這幾十年父親的思想和為人有了深入的了解。

一發現談話記錄

我們整理父母遺存的文稿、書籍，無意間發現一個很舊的硬紙夾子，里面放著幾個牛皮紙信封。打開其中一個，里邊有兩疊發黃的稿紙。一份留有我母親字跡，綠格400字稿紙，共8頁，其中父親做過個別的修改；另一份留有我父親字跡，紅格500字稿紙，共7頁，沒有修改痕跡，應該是整理完最后抄寫版本。兩份內容比較，主體部分完全一致，綠色稿紙內容稍多一些。這是兩份手抄“毛主席接見任繼愈談話經過”記錄，記錄的內容是父親1959年10月13日和毛主席談話要點，是事后根據回憶整理的。

綠格稿紙最后還注明，1967年4月讓任遠抄過一次。那時文革正值高潮，造反派全面奪權已經開始，社會非常不穩定，家里也多次被各種“紅色組織”抄過。也許父親是為可能出現的復雜情況做個準備。但是抄的那份文稿至今未再見到。

綠色稿紙

父親一輩子學哲學，教哲學，研究哲學，對個人榮辱之類的事物看得比較透，比較淡。他看不上有的人借著領袖的威望樹立自己形象。所以這次談話，他完全是按照一項非常重要工作任務來看待的，不但沒有大肆張揚，甚至從未自己主動提及。他的同事、學生也都不太清楚談話的過程，即便是我們問起來，他也是只言片語，從不多說。他去世后這幾年，我們完全遵循他的一貫態度，他自己不說的，我們也不多講。

二舊事重提，只因“舊事不舊”

現在想根據這份記錄多說幾句，簡單說，是因為半個世紀后，這件事還受到各方關注。

談話之后的1964年，按照毛主席批示，成立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父親是第一任所長。一開始這個單位和學部另外幾個同時建立的研究所，都處于保密狀態，叫做北京XXXX信箱。從籌建到1966年5月文革開始，主要是做聚集和培養人才、系統了解和掌握宗教動態幾項工作，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做開創性的理論研究。研究所分成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個研究室，首先進行了各國宗教概況的調查，并且出版了自己的期刊《世界宗教動態》。

文革運動中，學部是眾矢之的，整體下放河南五七干校。文革結束，宗教所得以恢復工作。隨著解放思想，各種思潮空前活躍，各種針對父親的說法也就紛至沓來。

從這個時候開始，社會上對這次談話也有截然不同的解讀和評論。

肯定的說法和《毛澤東文集》說法差不多，最常見的是“鳳毛麟角”，“首創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宗教學，毛澤東主席肯定了他開辟的哲學史、宗教學研究的新途徑”。

否定的評論不一而足，都很少涉及學理上的爭論，似乎父親的學術成就是靠著毛澤東才做出來的。

這些不同的說法，除去個人或團體的因素（立場、利益）外，人們對事實本身和產生談話的情況背景不了解也是個原因。于是就想在這里就抄錄一些記錄中的內容，以便讓更多的人了解當時談話的情況。

三記錄的基本內容

毛澤東接見談話的時間是1959年10月13日凌晨4點半到7點半；地點是中南海毛澤東同志家里；當時在座者除了毛澤東同志和父親外，還有陳伯達、胡繩和毛澤東秘書林克。

談話記錄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1.關于研究中國哲學史

2.關于哲學問題

3.關于邏輯學方面的問題

4.關于百家爭鳴和學術批判問題

等等。

這份記錄中第一和第二部分的內容，包含哲學和宗教問題，和《毛澤東文集》所述，他人公開發表的文章說法一致。毛澤東在更早的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上，談過差不多的意思，一直到1964年還談到過，前后意思是完全一致的。林克同志晚年的回憶錄所述也是完全一致的。看來這是毛澤東深思熟慮后提出的意見。作為黨的領導人多少年來一直關注這些哲學、宗教問題，應該是出于世界、國家的實際情況，為提高理論水平，了解現實狀況，樹立新中國社會共識，指導國家健康發展而提出的。

任重后來問過父親，他和毛澤東談哲學、宗教問題的感覺是什么。他說也沒太想到，作為政治領袖，他在哲學、宗教方面書讀過很多，而且真看透了，記憶也很準確，談話中準確引經據典來加強對觀點的支持。他說毛澤東視野寬，掌握社會情況，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但并不偏頗，交流中談話輕松而且深刻。

毛澤東見面就說：“今天晚上不打算睡了，想找你來談談。你寫的全部文章我都看過了。”“我看梁啟超的《佛學研究十八篇》，有些地方還有可取之處，但他沒有講清楚。你寫的佛教禪宗的文章我也看了。對于禪宗，我沒有什么特別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禪宗是主觀唯心主義，完全抹殺它，是不行的。”“王陽明接近禪宗，陸象山不太純。（意思說不十分像禪宗）”毛澤東對陳伯達說：“禪宗的《壇經》你們看過沒有？我早就說過，要你們找來看看。繼愈同志的文章你們看過沒有？你們可以找來看看，很容易看。”接著他背了幾段《壇經》，并作講解。在這份記錄中未詳細說明毛澤東是如何講解的。林克同志的書中講到毛澤東“對禪宗更為關注，對禪宗六祖慧能尤其欣賞，《六祖壇經》一書，他經常帶在身邊”（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澤東——林克談話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2月。140-141頁）。“慧能自幼辛勞勤奮，在建立南宗禪時與北宗禪對峙，歷盡磨難的經歷，他不屈尊于至高無上的偶像，敢于否定傳統的規范教條，勇于創新精神，以及把外來的宗教中國化，使之符合中國國情，為大眾所接受等特征。在這方面與毛澤東一生追求變革、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性格、思想、行為，頗多相通之處。所以為毛澤東稱道。毛澤東言談幽默詼諧，有些話含蘊頗深，值得回味，不能說與禪宗全然無涉。”（同上）

紅色稿紙

     記錄中毛澤東還說：“中國哲學史，古代先秦部分研究的人比較多，近代現代的已開始注意起來了。只有中間一段似乎注意得還不夠。你們有人注意這一段，很好。”

“研究哲學史，對歷史、經濟、政治、法律、文藝也要注意，它們的聯系很密切。你對歷史注意不注意？對當前的問題關心不關心？”

“宗教史也要研究。佛教史你在搞，很好。道教、福音書有沒有人搞？”

“基督教（福音書）還是要抽個把人搞，你們是一個500人的大系嘛（這里是指北京大學哲學系，當時父親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筆者注）。研究宗教非外行不行，宗教徒搞不清楚，他們對它有了迷信就不行。”

“XX搞阿拉伯哲學史怕不行吧，因他相信那一套。我們對舊中國沒有迷信，我們就研究得透，蔣介石對舊中國有迷信，到死也沒有辦法。”

“老子的問題你們爭論得怎么樣了？”毛主席指著陳伯達對父親說：“你們的意見是一致的吧？”

“古人有很多東西我們都值得學。禪宗的獨創精神，成佛不要去西天。”

“《老子》的‘不敢為天下先’，我們是不放第一槍。現在印度罵我們，我們不動，等到一定時機，我們就狠狠地還擊一下。”（中印邊界自衛反擊作戰從1962年10月20日開始，至11月21日基本結束，整理后的父親親手抄件略去了這一句——筆者注）

“《禮記》的禮尚往來也學了，對敵斗爭，要有理、有利、有節。《左傳》的‘退避三舍’也學了，我們打仗有時一退不止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我們有時一退幾百里。”

1978年12月20日父親發表于《文匯報》的《憶毛主席談古為今用》說：主席屈起一個手指，說我們學《老子》的“不敢為天下先”，在對敵斗爭中堅持不放第一槍；然后又屈起一個手指，說要學《左傳》的“退避三舍”，在井崗山反圍剿時，解放戰爭時打萊蕪城時，都曾經大踏步后退，甚至一退幾百里，不止三舍；接著又屈著第三個手指說，我們學《禮記》的“禮尚往來”，對敵斗爭，不無辜尋釁，敵人挑釁，也不立即報復，等待時機，有理、有利、有節地反擊敵人。這里講的就是1959年10月13日凌晨毛主席的談話。

記錄關于哲學部分有這樣的內容：“歷史唯物主義主要是講社會發展的四個階段的規律。現在把革命的理論、黨的建設、倫理學、法律、文藝都放在里面講，如何包得下？像革命的理論、黨的建設，從前可講得不多，經過這幾十年的革命斗爭實踐，經驗太豐富了，是不是要獨立出來單講呢？”

“一切東西都是發展的，動物是從植物發展來的，最初是先有的藻類。動物植物將來未必有一條不可改變的界限，以后若干年，植物也可能動起來。如果動植物之間沒有相互轉化的可能，人吃植物就不能活下去。”

記錄的最后是父親的附注說明。他說，這份談話過程是根據回憶整理，僅記錄了毛主席的話，內容分類是整理時加上的。回憶會有遺漏。陳伯達和胡繩沒有講更多的話，毛主席鼓勵個人的話覺得沒有必要寫在這里，未記錄在其中。

“這次在毛主席家的談話是大家圍著一個方桌，交談很隨便，中間吃了一頓飯，邊吃邊談。胡繩和我到毛主席家比較早，陳伯達因司機不在，晚到了一個小時。離開時林克同志還留了電話。”

記錄還涉及其他問題，不再一一贅述。

四 宗教學研究與宗教信仰者的不同角度

毛澤東對父親的佛學研究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指出“研究宗教非外行不行，宗教徒搞不清楚”，“因為他們對它有了迷信”。

不“迷信”而研究宗教的，不僅在國外，在國內，在父親之前也已經有了許多成果。父親的導師湯用彤先生，就是一位“不迷信”而研究佛教并且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學者。湯先生幾十年前的研究著作，至今仍然是研究佛教的必讀之物，成了經典著作，與他嚴謹的、科學的、客觀的態度和方法有著直接關系，也正是“圈外之人”的優勢所在。毛澤東說的不迷信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質的表述，信仰者聽來也許不舒服，不過從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對社會的貢獻看，這種無神論的、科學的學術研究不能被替代，也是無法替代的。

父親的佛教研究，是上一代學者傳統的繼承。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佛教研究，也是上一代學者傳統的進一步發展。被毛澤東稱贊的那幾篇文章，結集出版以后，也得到了國際佛教研究界的高度評價。日本研究中國佛教史的權威學者、日中友好佛教協會會長冢本善隆，曾帶著父親的《漢唐佛教思想論集》，登門和父親商討佛教研究問題，以此為契機，建立了中日佛教研究互相交流的長期機制。

1982年，父親在古籍整理規劃會上提出，佛教典籍作為千百年流傳下來的文化遺產，極需要通過整理進行保護。后經批準成立大藏經編輯局。他主編的《中華大藏經》，以《趙城金藏》為基礎，用其他各種現存的大藏經進行比照，編成《中華大藏經·上編》107卷，先后有160多人參與工作，歷時十余年，集中了大量人力物力。這是他的努力，也是全體編輯人員的成就。編纂過程中，不僅得到學術界的大力支持，也得到國際佛教界有識之士的大力支持。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正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學術界整理佛教文獻的重大成果，也是我國學術界在傳統文化領域的一項重大研究成果。這套書先后獲得全國古籍整理成果一等獎、全國圖書獎榮譽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榮譽獎，被列入國家領導人贈送外國的國禮之一。國際佛學界對《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也給予了充分肯定。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上編完成以后，父親即著手籌備續編的編纂工作。非常遺憾的是，續編尚未完成，父親就去世了。

五在宗教研究中堅持無神論，被批判成為了生活的一部分

實事求是地對待宗教問題，包括尊重信仰者的信仰，是父親一貫的學者的立場。這種立場在我們國家，本來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這種立場給父親帶來的，卻是許許多多的煩惱和精神上的痛苦。

文革前的1964年，父親離開北大哲學系到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在學部各個研究所，特別是一些老的、研究傳統學科的研究所，比如哲學、文學、經濟、歷史等研究所，聚集著眾多高級干部和著名學術權威，所以1966年文革開始，重點批判的是那些院、研究所一級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學部的“紅衛兵”也有著高漲的“革命激情”，也在“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抄家、批斗、勞改等各種方式樣樣俱全，我家也被學部和宗教所的“革命小將”抄過好幾次，父親也被掛牌批斗，每天勞動改造。不過和文革策源地的北京大學比，“紅衛兵”不但人數少得多，組成也都是各所的研究人員和機關干部，他們行為的激烈程度比起大、中學“革命小將”要溫和不少。父親和在北大的同事們比較，因為工作單位不同了，是要幸運一些。這個“地利”，對他就是最好的保護了。

文革中期，整個學部去河南息縣五七干校，運動相對穩定，政治壓力依然很大。在干校沒勞動多久就被集中起來，住在河南明港空置的部隊營房里，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為主業。父親是在這里接到任務，要集中幾個人編一本新的《中國哲學史》。能重新開展業務活動，對于科研人員來說，是個好消息。但是書剛剛編成，就是轟轟烈烈的“評法批儒”運動。中國哲學史，被要求按照“儒法斗爭”的觀點進行改寫。即必須貫徹法家是革命的、進步的，儒家是反動的、倒退的、要打倒的觀點。在這樣的政治重壓下，出于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父親沒有照辦。由于父親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簡編》不合當時斗爭的需要，剛剛出版，就受到黨刊《紅旗雜志》的批判。（《中國哲學史簡編》成于1973年10月。當年9月，“評法批儒”運動才剛開始。這個運動當年五月開始醞釀，但都是在政治局內部，9月才公開。楊榮國那本《中國哲學史》，起初也沒有按照儒法斗爭的這條要求來寫，是后來修改的）

批判文章來勢洶洶，很像是為了引導一個大規模的批判運動做輿論準備。父親也做了最壞的打算。幸好這場高規格批判虎頭蛇尾，過了一陣子似乎風頭就過去了。多少年以后，為了解真相，我們問了可能知道些情況的人，結果都不甚了了。這位在黨刊上批父親的撰稿人，他自己從未涉獵中國哲學史而寫出了所謂的批判中國哲學史的文章。事過這么多年，一直不曾聽到這位仍然健在的教授對這次批判的起因、背后策劃、目的作過任何解釋或說明。

文革結束，改革開放，意識形態領域打破了禁錮，思想文化的春天真的到來了，讓壓抑了十年之久的人們歡欣鼓舞，心潮澎湃。

而對于父親而言，文革對他的批判結束了，新的一輪批判又開始了。不同的是原來說他是黑幫、右派、反動權威等，是批他的“右”。改革開放后，思想解放，一時真的無禁區了，某些代表人物又把父親當成了他們集中攻擊的對象，說他“教條主義”“思想僵化”等，不過這次批他是“極左”。文革中批判他，以政治內容為主，并未認真涉及學術研究內容和水平；而這次批判除了政治，批判的主導者個個都如“學術大師”一般，除了批他以無神論的立場和方法研究宗教，“極左”之類，還有“世界上最沒學問就是任繼愈”諸如此類的評價。

父親一輩子愛惜、欣賞人才，識別一個人的才能，他有過人之處。但是，對于突顯的個人能力是因何驅動而來，他辨別力是很不夠的。這次在改革開放的春風里對他的各種批判指責，像突如其來的一陣刺骨寒風，讓他有些猝不及防。試圖改變辦所方針，反對無神論，關鍵的幾個人幾乎都是研究所骨干，其中有他自己的學生，也有他辦所初期費盡周折才調進來的研究人員。按說他們完全清楚這些問題的歷史由來和是非曲直，為什么這個時候如此積極“倒任”呢？

據我們所知，反無神論、批“極左”最有積極性的幾個，其中就有貨真價實“極左”出身的文革造反派領袖。有的人文革中引人矚目，后來被遷離京城。父親一直很看重他的業務能力，一次任重出差，父親讓任重借這個機會去看他，除了帶去信還捎去瓶酒。記得此人當時非常感激地說：“任公對我真好。”在聊天中他還說了一句：“任公的政治敏感性還不如一個高中生。”后來費了極大力氣和周折，把他再調回北京進宗教所。開始還好，可到了批判無神論、批判辦所方針，政治敏感性高，調門一下就變成了高音。另一位業務骨干，在反右運動時受到沖擊，一直在基層工作，父親費了很大的力氣，把他從外地調進所里，在一段時間里也是揣摩出上面的意思，營造自己的地盤，即使這樣，大概還感覺憋屈，去了XX大學。他的這種做派，在那里別人慢慢也看出來了，自然不會姑息。沒有達到自己預期，于是又要求回到宗教所來。父親不計前嫌，繼續支持了他。還記得這個大學的老校長這樣說我父親：“這樣的人你怎么能容忍他十幾年！”

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前，父親挨批，是因為所謂的“右”；文化大革命以后，父親又挨批，是因為所謂的“左”。其實“右”也好，“左”也好，都是標志政治傾向的概念，不是學術是非的標準。參與這種批判的人物，也多是政治風浪中的弄潮兒，在他們看來，父親的政治敏感甚至還“不如一個高中生”。實際上，父親作為一個把“氣節”看得很重的知識分子，根本是不愿意跟著政治風向行事，不愿隨波逐流而已。

六父親與毛澤東

有人說任繼愈的諸多經歷中，最受人們關注的還不是哲學史、宗教學研究，而是他與毛澤東的交往。

他對這個談話三緘其口，原因是他做人的準則。他特別喜歡竹子“未出土時先有節，到凌云處尚虛心”的風格，大概這是長期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結果。以前住平房，后來住樓房一層，他都會在自己窗前種上竹子，長到最茂盛的時候有幾百棵，儼然是個小竹林，晚上群鳥棲息，白天陽光透過竹林照進窗戶，室內一片淡綠。父親去世后，竹子就開花、枯萎，一片竹林現在活著的竹子已寥寥無幾，這是個巧合么？

他在研究哲學史、宗教方面和毛澤東的想法有共鳴。

毛澤東說：“研究宗教非外行不行，宗教徒搞不清楚，他們對它有了迷信就不行。”父親的觀點是，國家要研究宗教，是繼承發揚中華傳統文化、促進民族團結、參與國際交流和構建新的社會共識、促進社會各方面發展的大事；信徒可以研究宗教，但承擔不起此重任。研究宗教講無神論，避免先入為主、人為造成局限，使研究喪失科學性。學者和信徒的研究，如果要比喻一下，那就是：人站在神像前，能看到神像雕塑整體的完美，跪在神像前，只能看到神像腳的一個部分。

在他和毛澤東談話之前和之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也清晰地證明了這一點。他到國外去訪問，很關心外國大學的神學院宗教研究和一般大學宗教學系有什么不同，其實這一字之差就是兩個領域的差別，答案他心里早就清楚。

研究哲學史、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就不能不研究宗教，尤其是儒、佛、道三家。毛澤東認為不錯的文章，主要就是研究佛教問題。1960年代父親主編了那部影響很大的四卷本教科書《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史》（四卷本）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仍然在出版。九十年代初，父親組織修改，未及完成，暫時擱置。1997年，李申教授參加修改，2003年修改版出版），他對其中以階級分析為主線的原則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聽他自己說過，作為大學教科書，只能是采用現階段大家能接受的說法，不能借此只講自己的觀點；同時把能用的材料盡量搞準確，重要的觀點不能遺漏。這部受歡迎的教科書在1980年代雖然出版社有興趣再版，他卻不滿意了。他認為二十年前編書時的許多看法，或者已經過時，或者當時就不是他所同意的思想，現在必須根據新的發現和新的認識，重寫成一家之言的《中國哲學史》。這就是他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多少年父親一直在考慮按照自己的思考，寫一部具有最新材料最新見解的哲學史。他認為，要寫就要充分表達自己研究的成果，當沒有條件時可以不做，省下的時間為后來做些資料的準備工作，相信后來人的學識和眼界會比我們好，能做出更好的成果。到了晚年，父親又計劃要寫完全屬于自己的一部哲學史。但由于主編《中華大典》《中華大藏經·續編》等繁重的組織和資料工作，占據了他太多的精力，沒有來得及寫成，非常遺憾。

文革開始后，父親看到瞬間讓人們變得近乎瘋狂的這場“革命”，丑惡靈魂的拙劣表演，思想、文化、經濟的極大破壞，出于對于國家和民族的擔憂，他心情非常沉重，非常苦悶。當時學校停了課，任重無學可上，就學著做半導體收音機，后來給一個簡易電唱機裝了放大線路和喇叭，能直接播放唱片。父親買了一張《國際歌》的唱片，是紅色塑料膜的那種，在我們記憶中，這臺唱機也就只放過這一張唱片。他就經常一個人反復聽，并說，《東方紅》多了，《國際歌》少了。當時我們并不明白他說的是什么。

文革給人們留下噩夢般的回憶，粉碎“四人幫”，文革結束，不少人寫了回憶文章，父親也說，有可能他應該寫一部文革史，還著手收集了不少素材。大多數人寫文革是記錄遭受的磨難，非人待遇。他則考慮中國哪里出了問題。他認為“中國宗教勢力太大，又和政治結合在一起。從朱熹以后，教皇和皇帝就是一個人，政權可以轉移，但宗教沒法消滅，可隨著皇權的顛覆，儒教也就垮掉了。但它的影響還在，我們的困難也就在這里”（訪談記錄，見《南方周末》，2009年7月16日）。

父親認為儒教不只是哲學學說而更是宗教，也正如此，文革中把封建主義當成社會主義推廣，摧毀民主，實行家長制，大興造神運動，毛澤東負有重要責任。神都是人造出來的，沒有希望造神的人就不會有神，所以把毛澤東當成神，儒教影響之下，出現了全民族和黨政干部中的群體性愚昧。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幾千年的發展起到過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其中很多東西值得我們今天去繼承、去研究甚至發揚，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符合的是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的基礎和封建帝王的要求。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宋明以后的儒教, 提倡忠君孝親、尊孔讀經、復古守舊，都是文化遺產中的糟粕，是民族的精神贅疣”（任繼愈主編《儒教問題爭論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20頁）。還說：“如果我們的廣大群眾和海外僑胞都照儒教的規范行事，那就要脫離生產，輕視勞動，‘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們神龕里供奉著‘天地君親師’的神位，虔誠禮拜，終日靜坐，‘如泥塑人’，天天在‘存天理，去人欲’，將是什么樣的精神面貌，又怎能立足于世界呢？”（同上，21頁）

父親病重期間還對“儒學治國”的類似說法頗感憂慮。在這以前他就指出：“歷史事實已經告訴人們，儒教帶給我們的是災難，是桎梏，是毒瘤，而不是優良傳統。它是封建宗法專制主義的精神支柱，它是使中國人民長期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總根源。”（同上）在他看來，因為現在工作做得好，經濟發展快，有人就歸結到是傳統文化發揮了優勢；但這就像贏了球，你高調如云都沒關系，話可以隨便說，可要輸了球，你說什么也沒人聽。

父親從熟悉的哲學、歷史角度觀察，認為中國五千年第一件大事是建立了多民族大一統的封建國家；第二件大事是擺脫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封建勢力，建立現代化的人民民主國家。正在進行中的第二件大事毛澤東是參與者，也是推動者和領導者，毛澤東的功績是因為他參與和領導的中華民族的事業的偉大。他認為毛澤東的錯誤和他從事的事業要區分開。

從1959年的那次談話到現在，半個世紀過去了，哲學史主線變化、宗教研究的指導思想擺動、研究隊伍組合分化、文革動亂中人們扭曲的行動、改革開放后的大浪淘沙、消滅傳統文化和崇拜傳統文化，等等，發生了如此多的變化。我們的父親的一生經歷過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經歷了諸多政治運動。他這一輩子，不畏疾病，不畏逆境，不懼壓力，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中國文化作出了一份貢獻。各種磨練使他的意志更加堅強，思維更加敏捷、銳利，看問題更加深刻、有遠見；無論做人，做學問，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任遠，任繼愈之女，加拿大里賈納大學教授；任重，任繼愈之子，供職于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