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創造了中華民族社會主義“五大”文明,即: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社會主義社會文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這一觀點是全國著名教授張蔚萍老提出的,本文試做探討,以為拋磚引玉。
余以為,在我國經歷了兩個不同發展階段的比較后,在面對世界未有百年之大變局的當下,研究思考毛主席開創的社會主義“五大”文明,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具現實和未來意義。
毛主席是中華文明的偉大繼承者。他的思維范式、行為風格、意志稟性和文化形態,無不浸潤著中華文明的優良元素。但毛主席這一世界頂級偉人,在他波瀾壯闊的一生中,又以他獨特的智慧稟賦開創了中華文明的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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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毛主席創造的社會主義社會文明
社會文明,從本質上說,是一個國家的人民大眾所呈現出的生存與發展狀態,它從根本上反映著這個國家的社會生態水準和間際關系。毛主席創造的社會主義社會文明,其特質表現為新中國所開創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生態和相互關系,以及所呈現出的社會精神面貌。研究表明,新中國的這一社會主義社會文明,無論是對比舊中國,還是對比資本主義社會,它都是處在最為進步社會文明的至高點上。它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社會平等、平安、誠信、和諧,人民大眾無后顧之憂,心情舒暢,昂揚奮進,可謂之人類社會史無前例的社會文明界面。初步歸納,余以為它的基本點表現在以下10個社會維面:平等社會。新中國是一個平等的社會,最為基本的是男女、官民、官兵之間表現為平等關系。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封建社會國家,男女、官民、官兵之間有著嚴格的等級制度,男尊女卑、官大一級壓死人,是舊社會文明的基本表述。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即在全國實行婚姻制度改革,于1950年5月1日頒布了新中國制定的第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毛主席認為,婚姻法是僅次于憲法的國家根本大法之一。這一法律的制定頒布,廢除了舊中國幾千年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權益的封建主義的婚姻制度,開啟了男女平等的新文明。至于官民、官兵的平等,準確地說,是毛主席開創于井岡山根據地時期。因為這之前,共產黨既沒有政權也沒有軍隊,所以也就談不上這一社會文明。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以至進到上世紀70年代,中國的社會平等達到了一個嶄新的程度。那時所謂的“官”,也就是各級的干部,他們實際上是社會行政崗位的管理員,人民群眾的勤務員,與人民群眾只是分工不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干部和群眾打成一片,有事與群眾商量,予群眾排憂解難,是群眾的貼心人、主心骨。即使中央和國家的最高層,也沒有任何的特殊,你看到的陳永貴副總理拿工分,吳桂賢副總理拿工廠工資,等等,那是最真實的存在。在軍隊來說,分工就是指揮員和戰斗員,都是戰友兄弟,實行軍事民主,官兵團結,互幫互助,遇險遇難時,指揮員沖在先。說到這些,筆者也是深有體會的。本人從農村到工廠,從工廠到部隊,都深深留下這樣的印象。生產隊里,倚重的是老把式;工廠里,吃香的是老工人;連隊里,上級愛護下級,下級尊重上級。沒有主仆依附,沒有奴顏婢膝,全社會的人際關系充滿著對平等的尊重。平安社會。社會是否平安,最有說服力的莫過于婦女和兒童的安全。現在講到那時的一些小故事,一些年輕人竟難以置信。比如,那時沒有拐賣孩子的。記得我記事起,牢牢記著的,是爸爸媽媽說的中午有撒迷魂藥的,小孩子不能出去,出去了就被撒迷魂藥的逮走了。長大明白了,那是夏天大人午休,怕小孩子出去洗澡(到大灣游泳)淹死而編的故事。而這樣的故事,正是爸爸媽媽在舊社會得出的認知。但在我小時,無論是七八歲,獨自走兩里路上學,還是十幾歲時,獨自走七八里路趕集,卻從沒聽說過有誰的孩子被拐賣的事發生。一想也便是明白的,如果有拐賣孩子的,大人是不會讓小孩獨自上學趕集的。再如,那時婦女是安全的,既沒有被拐賣的,也極少有針對婦女的犯罪案件。上世紀七十年代時,生產隊和公社都辦有社隊企業,在企業上夜班的人,通常是深夜(有時是凌晨兩三點)下班回家,以便第二天做些家里的事。這些下夜班回家的人,離家三四里路、七八里路不等,青紗帳的夏天也好,北風呼嘯的冬天也罷,無論男的女的,從沒有為安全擔心過。我的妻子,那時就在公社的企業上班。她是車工,經常是三班倒。她們的夜班,下班時間是深夜12點。所以,她下班后,經常是零點一人騎車3里多路回家,因她的爺爺年近八十,需她回家照料。風里雨里,可她從沒有過害怕的想法。這是那個社會給予人的絕對安全感。從部隊槍支管理的側面,也更能折射出那時的社會安全感。我七十年代入伍,不到一年當了連部文書,清楚記得連首長的手槍就掛在連部屋里,有時彈夾里還有子彈,戰士們的槍則是以排或班為單位,放在宿舍上鎖的木柜子里,而連部和戰士宿舍一般不鎖門,戰士和臨時來隊家屬出出進進,還有機關的孩子們時而光顧,而從沒發生過丟槍等安全事件。這三則小例子,毫無疑問就是毛主席那時的平安社會的真實寫照。我想,這在舊中國和資本主義國家,是絕對不可能做到的。清明社會。這個清明社會,是說毛主席時代,新中國根除了舊中國的頑疾和毒瘤——匪患和黃賭毒。史實告訴我們,在舊中國,匪患、煙毒、妓女和賭博充斥社會,社會昏暗,人民大眾飽受其苦,過去的政府也主張治理,但越治越亂,以致于其成為社會之不治之癥。新中國成立后,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剿匪”,從而徹底根除了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的匪患。對于妓院,政府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堅決的手段,立即封閉,對妓院老板、領家、鴇兒進行審查和處理,對妓女進行醫治、訓練和改造,使數以萬計的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這些婦女獲得新生,成為了對社會有用的人。據記載,北京市1949年11月21日作出封閉妓院決定,連夜封閉妓院224家,而上海解救妓女7000多人。那時有句話叫得很響,“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 對于禁煙禁毒,黨和國家更是在建國伊始,就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大規模斗爭,到1952年底,全國共繳獲鴉片3996056兩,逮捕毒販82056人,僅用3年時間就將在中國泛濫已久的煙毒基本肅清,創造了世界禁毒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跡。同樣,賭博這一社會惡習,隨著新中國社會主義社會文明的建設,前三十年間也已得到了有效治理。這就是新中國的清明社會,一個充滿法度的文明社會。誠信社會。新中國前三十年,毛主席塑造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度和體制下人類有史以來的最具信用社會。我想,這一點毋庸贅述,凡是年齡稍長的人,都清楚的記得,那時,沒有假冒偽劣,沒有假文憑、假身份、假論文、假公章,沒有假酒假煙假錢假貨。人與物的關系是清白的,可以信任的,因為組織起來的集體單位、國家公有的廠礦企業,所有的生產領域,沒有私人資本榨取利潤的算計,因此無須弄虛作假,所有的產品實打實,真實可信。人與人的關系更是真誠有信的,那時,無論出差和辦事,只要單位開一封介紹信,或開一封證明信,跨縣跨省,走遍祖國大地,無人懷疑,無人阻礙,有人接洽,有人辦事。可謂,誠以致信,文明之至。和諧社會。“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詩句,是毛主席《送瘟神》詩其二的首句。這首詩創作于1958年6月,是詩人看到余江縣基本消滅了血吸蟲時的欣然命筆。發表時,詩人在小序中說了這樣的話:“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了。”筆者覺得,這句詩文和小序的話,也正寫出了那“和諧社會”的風貌。新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從而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型社會關系,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為國奉獻,居公而作,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家庭、鄰里、社會和諧,一聲“同志”心里暖,春風化物,人心向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這種和諧社會,在鄰里關系上即可見一斑。自家的經歷,在外的親聞,都如法炮制一樣,外出了,把家里的鑰匙交給鄰居,請鄰居待時給家里的豬、羊和雞抓把草料,收拾一下晾曬的衣物,鄰里之間,從無防范的隔閡,有的是信任的和諧。勞動社會。新中國成立,1952年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這一翻天覆地的社會改革。緊接著,1953年毛主席提出“一化三改”的總路線,到1956年,中國大陸基本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從此中國大地上消滅了資本剝削,實現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新型勞動關系。中國社會進入到了這樣的狀態,即每一個社會人,都在社會的不同組織中,不管是過去的地主、富農,還是原來的資本家,連同末代皇帝也不例外,都是工廠、生產隊等單位里的一名勞動者,只有工作崗位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人人勞動,靠勞動吃飯,沒有懶漢,也沒有不勞而獲者,勞動光榮的價值取向受到社會推崇,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勞動社會,不僅充分調動了全社會的勞動積極性,也使得舊中國社會一片散沙的狀態得到了徹底改變。清廉社會。清正廉潔,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人物故事,但真正的清廉社會,可以說只有毛主席那個時代。從新中國成立,到七十年代末,在經過近三十年的治理后,中國社會的基準面,成為了世界公認的清廉社會。這種清廉社會,在一定程度上說,它來自于毛主席“苦行僧修行式”的示范塑造。毛主席作為新中國開國的最高領袖,沒有絲毫的特殊和享受,反而有的是比普通人更加苛刻的清廉自律,一生公私分明,分外艱苦樸素,穿補丁摞補丁的衣服,一雙拖鞋穿的不能再修還舍不得扔,他為國為民造福,卻不給子女留下任何的私有財產。在他的這種“苦行”引領下,從周恩來、朱德等開國元勛,到老一代革命家,再及到后來新任的各級干部,也都保持了廉潔奉公的品質,即使是王洪文要喝一點國家招待會剩下的殘酒,折把折把打包也要自己花錢買。所以,那時的社會,真可謂是脫離了低級趣味、沒有貪污受賄、很少違法亂紀的清廉社會。對比改開后出現的塌方式貪腐、以權謀私、賣官鬻爵、幾億十幾億甚至上百億的斂財、毫無羞恥、極端腐化的官場現象,更加的讓人感覺到那個清廉社會的難能可貴。福利社會。新中國前三十年,是一個為了打牢基石、造福后代,而全民勒緊褲帶、全國過緊日子的年代。從毛主席到其他國家領導人,從一般領導干部到基層干部,及至全國普通民眾,無不如此。這種全民勒褲帶,保證了國家財富的高積累,為快速推進國家“四化”建設,發揮了基礎性支撐作用。同時,國家為保證這種高積累,又全力致力于全民福利化社會建設。這是一個成功的模式,如同“兩輪”驅動。一方面,國家的現代化,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通過高積累,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得以推進;另一方面,國家的全民福利保障,為民眾解除了基本的后顧之憂,調動了人民大眾前所未有的生產建設積極性,創造出了無數的人間奇跡。那么,這個福利社會是怎樣的呢?基本的可以做這樣的描述:一個人從出生到病老死亡,國家按照年齡和從事的工作,以糧票布票的形式給予基本保障,免費上學,畢業就業,沒有失業,不會被解雇,成家分配住房,看病不要錢,退休養老,喪葬有保障。這是獨具中國特色的全民福利社會模式,得到了世界高度贊譽。自律社會。自律是一個很高的思想道德標準。一般認為,改造社會、治理國家,靠的是思想道德和法律這兩條線,思想道德這條線拉起來了,法律這條線才能收得住。而自律的塑造,又是一個不斷自我改造的過程。歷史讓我們看到,自革命戰爭年代開始,毛主席就一直倡導自我改造,要求每一位共產黨員,嚴格要求自己,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遵守群眾紀律,愛護群眾利益,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更是強調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在全黨全軍全國掀起多次學習高潮,搞過很多群眾運動。從1952年發動群眾開展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到在經濟領域里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以及后來的大規模的群眾文化運動,強調的主旨就一個——改造世界觀,目的就是塑造自律的社會主義社會文明。他要求全國“向雷鋒同志學習”,對自己的兒女毛岸青、李敏、李訥講:我們都要向雷鋒同志學習。他給自己的工作人員題詞:學習白求恩,學習雷鋒,為人民服務。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中國社會呈現出了向英雄模范學習,捍衛國家公共利益,講求社會公德,自覺改造世界觀,樹公心、斗私心,自覺自律、熱愛勞動、熱愛生活的社會新風尚,使中國的自殺率、精神病率、社會犯罪率創全球最低,被國際組織評為廉潔指數在6以上,貧富差距基尼系數在3以下,分配公平、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文明社會,把中華文明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信社會。這個自信社會的表現是方方面面的,也是非常鮮明的,從大的方面說,主要包括:一是政治自信。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信賴毛主席,擁護黨的領導,信仰毛澤東思想,堅信中國革命建設的正確道路,堅信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二是社會自信。典型的表現是社會心理健康,人民當家作主,以國家主人翁而自豪,有尊嚴感,有理想,有上勁心,全國各行各業的人,以單位為家,沒有了舊社會私有制條件下的那種極致私欲、唯利是圖,把工作當作事業,兢兢業業、上下同心,堅定地表達著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意志。三是敢于戰勝一切困難。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總方針下,全國各行各業向生產和科研的廣度深度進軍,表現了站起來的中國人民的偉大自信,不信邪、不崇洋,不怕困難、以苦為榮,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挑戰一個個難題,突破一道道難關,創造一項項奇跡,中國“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偉大自信,徹底打破了帝國主義的極端封鎖和限制,向世界證明了中國人民的優秀品質。四是敢于戰勝一切敵人。新中國,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我們沒有怕過誰,無論是美帝國主義的16國聯軍,還是妄圖控制中國的蘇修霸權主義,或是長期覬覦中國領土的印度,又或是那些敢于挑戰中國領土的侵略,統統被我們打敗。在世界人民的解放斗爭中,中國以世界大國的責任擔當,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極其一切走狗”,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和解放,支持世界人民的反剝削反壓迫,中國這面正義大旗屹立于世界東方,成為捍衛世界和平的中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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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解放軍原后勤學院教授、博導,《毛澤東精神》作者,中國紅色管理研究專家;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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