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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從不說官話，更不打官腔。

比如，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二次會議的講話：

“別人的例子很多，我想我這個人也可以作為一個例子。有些話我過去也沒有講過，想在今天跟你們談一談。我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只有發言權，沒有選舉權。我這個人也是犯錯誤不少，但是當時他們又不講我的錯誤在哪個地方，只讓當個候補代表。第一次代表大會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沒有到。第三次代表大會是在廣州開的，又到了，被選為中央委員。第四次代表大會又沒有到，丟了中央委員。大概我這個人逢雙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會到了，當候補代表，也很好，被選為候補委員。這對于我有壞處沒有呢? 我說是有好處，沒有什么壞處。至于其他，主要是三次‘左’傾路線時期，給我的各種處分、打擊，包括‘開除黨籍’、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趕出紅軍等，有多少次呢? 記得起來的有二十次。

比如，不選作中央委員，只給發言權不給表決權；撤銷一些職務，如中央農民委員會書記、黨代表(井岡山時候)、前委書記等。‘開除黨籍’了又不能不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那么能干，沒有學過軍事，因為你是個黨外民主人士了，沒有辦法，我就當了一陣師長。你說開除黨籍對于一個人是高興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興。井岡山時期一個誤傳消息來了，說中央開除了我的黨籍，這就不能過黨的生活了，只能當師長，開支部會我也不能去。后頭又說這是謠傳，是開除出政治局，不是開除黨籍。啊呀，我這才松了一口氣！那個時候給我安了一個名字叫‘槍桿子主義’，因為我說了一句‘槍桿子里頭出政權’。他們說政權哪里是槍桿子里頭出來的呢? 馬克思沒有講過，書上沒有那么一句現成的話，因此就說我犯了錯誤，就封我一個“槍桿子主義”。的確，馬克思沒有這么講過，但是馬克思講過“武裝奪取政權”，我那個意思也就是武裝奪取政權，并不是講步槍、機關槍那里頭就跑出一個政權來。

后頭又被封為‘一貫機會主義’。對我最有益處的，就是封我為‘狹隘經驗論’。我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那本書中就學魯迅的辦法，‘報復’了一筆，批評那些罵‘狹隘經驗論’的人是錯誤的。所謂‘狹隘經驗論’就不是馬克思主義。那個時候他們認為山里頭沒有馬克思主義，因為我們在山里頭，城市里頭就有馬克思主義。他們就忘記了，他們也來到山上了，而我們從前也是在城里的。我們早到山上兩三年，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他們剛剛來，因為是在城市里待的時間長，就有那么多馬克思主義。填表的時候不是要填過去受過什么處罰嗎? 這些事情，現在填表我都不填，因為這樣多，要填一大堆，而且這些沒有一條是我承認的。

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高興圩打了敗仗，那是我指揮的；南雄打了敗仗，是我指揮的；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茅臺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在井岡山時我提的那個土地法很蹩腳，不是一個徹底的土地綱領。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如此等等。這些真錯誤他們不處罰，而那大約二十次左右的處罰和打擊，都是沒有確實根據的。特別是那個‘狹隘經驗論’刺激了我。似乎馬克思主義只有一家，別無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點馬克思主義呢? 我又不懂外國文，外國也沒有去過，只是看了些翻譯的書。我總是跟一些同志講，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可以學到的，即便學不到那么多，多少總可以學到一點。

我想同志們中間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過冤枉受過委屈的。對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對于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煉。你曉得，這個世界就是這么個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也不可能。我是這么看，也許我比較悲觀。有那么一些人非常樂觀，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一點矛盾也沒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觀主義，就要犯錯誤。那些人并不是跟我們前世有冤，今世有仇，從前都不認識，他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為思想不同，對問題的看法不一樣。后來證明，政策問題上思想統一了，就完全團結了。所謂不團結，都是思想上有距離，政治問題、政策問題上有爭論。除開極個別的別有用心鉆到黨內來破壞的敵對分子以外，所有犯錯誤的人，不管他犯的錯誤怎么嚴重，哪怕是路線錯誤，也只是思想不對頭。既是思想問題，那末改正錯誤就是改正思想的問題，就是整風學習的問題，討論研究的問題。而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那怎么辦呢？我們就是力爭求得一個比較的公平。應該說，我們黨的七大的選舉，七大以后到現在黨內是比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較的，不是絕對的，絕對的公平或者絕對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說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點不公平都沒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錯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當，是難免的。”

毛澤東:《關于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1956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07頁。

信息來源 | 新青年8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