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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曉：重拍“四渡赤水”應該避開歷史虛無主義陷阱

點擊：作者：王春曉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2-08-16 09:35:08

【油畫《四渡赤水》（申根源梅肖青孫向陽王天任作）】

緣起

2022年4月就傳來了“重拍電影《四渡赤水》及拍攝制作電視劇《土城往事》發布會”的消息。對于這個信息我一直在思考。既高興又擔憂，高興的是終于有人認識到這個紅色題材的重要性，擔憂的是能不能真正拍攝好這部展現毛主席自認為在指揮軍事生涯中比較得意之作。

在全黨、全軍繼續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形勢下，早在建黨一百周年華誕之際，就有人一直在推動重拍關于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的影視劇。有關部門還提出了“看電影、學黨史”的倡議。“四渡赤水”顯然各大財團，影視大佬、著名導演們首先看好的黨史、軍史方面的歷史題材。發布會認為：“1982年原八一電影制片廠根據該戰役拍攝了電影《四渡赤水》，但由于當時拍攝條件、拍攝技術所限，很多歷史事實也尚未解密，致使該電影留下了不少的遺憾，不足以全面、真實地反映紅軍戰士及四渡赤水的精妙絕倫。”

當今時代是讀圖時代，愿讀書的人比較少。讀書終究不如看視頻方便。特別是在當今電子產品大行其道的今天，應該說重拍“四渡赤水”這是件好事。

但是，其前提是，拍出的電影的政治性和藝術性能否承擔這一重任，取決于電影能否正確演繹我黨、我軍以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與蔣介石集團及其智囊人物博弈的歷史真實。如果電影歪曲了歷史，虛無化了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其后果是非常嚴重的。這絕不是杞人憂天。2021年2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現在，一些錯誤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夸大黨史上的失誤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黨的歷史、攻擊黨的領導；有的將黨史事件同現實問題刻意勾連、惡意炒作；有的不信正史信野史，將黨史庸俗化、娛樂化，熱衷傳播八卦軼聞，對非法境外出版物津津樂道，等等。要堅持以我們黨關于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黨中央有關精神為依據，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顯然。習近平總書記之所言，是有所指的，是有針對性的。也正是這些年來廣大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感同身受的嚴重現象。

電影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文學形式，因為它不可能完全真實還原歷史的真實，從觀眾進到電影院的那一時刻，受眾就基本接受了它能在一兩個小時的時間里，描述一個較長時段的事件。其實每個人都知道即使是紀錄片也不可能完全真實還原歷史。電影只能用影視敘事手法完成對人物的刻畫及事件的描述。你看到的只是電影制作者想讓你看到的。顯然帶有一種主觀的傾向，這種傾向的正確性與否，就要看編導站在什么樣的立場去看問題。

2016年11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文學家、藝術家不可能完全還原歷史的真實，但有責任告訴人們真實的歷史，告訴人們歷史中最有價值的東西。戲弄歷史的作品，不僅是對歷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對自己創作的不尊重，最終必將被歷史戲弄。”

重拍電影《四渡赤水》及拍攝制作電視劇《土城往事》。應該說這是好事。因這“四渡赤水”是毛澤東親自指揮下，人類戰爭史上以弱勝強的奇跡；是世界戰爭史上“運動戰”成功的重要軍事戰例典范；同時也是毛澤東一生指揮作戰中的“得意之筆”。如果能夠拍出一個實事求是的，尊重黨史、軍史歷史文獻的，能通過“看電影、學黨史”的電影，能真正學到毛澤東重要的軍事思想那將是功莫大焉之重大文化成就。僅對各大專院校學生、對軍隊開展的黨史學習教育都是一個重大的貢獻。

特別是今年，在全黨、全軍繼續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形勢下，中央軍委辦公廳印發了《關于軍隊推動黨史教育常態化長效化的意見》，提出：軍隊必須圍繞樹立正確黨史觀，堅持以黨的三個歷史決議為依據，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把握黨史軍史的本來面目，用翔實準確的史料支撐歷史結論，用體系化的細節駁倒歷史虛無主義慣用的割裂敘事。只有常學常新，常學常悟，才能常學常得。

因此，用“看電影學黨史”的方式，對全黨全軍進行黨史學習教育的倡議是值得重視的。在我黨我軍的歷史上，毛澤東指揮的中央紅軍“四渡赤水”的軍事行動過程，顯然是值得濃墨重彩表現的一幕。當然，“四渡赤水”這個題材由于可以作為黨史學習教育的內容，它預期受眾量及票房都非常大。同時也是各大財團，甚至各類資本，文化名人，著名編劇導演們爭相看好的題材。從簽約儀式的發布看來，拍攝“四渡赤水”已經開始起步。（全文見“網易新聞”）

從這次簽約會的嘉賓看，這個陣容是相當可觀的。投資方代表是：中財國嘉資本合伙人李寧（據天眼查，中財國嘉投資僅是一個注冊資金 500萬元的不大的一個投資公司，顯然背后的資本大佬目前還沒有現面），影視投資人嚴從華資本情況不詳。最令人矚目的是八一電影廠原廠長柳建偉、八一廠導演楊虎、黨史軍事專家秦保中將軍、軍科院黨史研究專家張秦洞將軍、原解放軍藝術學院政委譚友鵬將軍。當然還有許多知名、不知名的大小財團、導演、編劇應該沒有露面。從理論上說應該可以保障電影“四渡赤水”能完成黨和人民所期待的效果。

對于中國的“長征”、“四渡赤水”，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國內外影視界的熱門題材。不獨中國，就是美國好萊塢的導演們也趨之若鶩。早在幾年前《長征》的編劇王朝柱就透露，美國好萊塢的導演有意拍有關“長征”相關的電影。中央紅軍一年左右的長征，在貴州的時間就達四個半月。因此電影《長征》的重頭戲必然在貴州，“四渡赤水”顯然是長征中的重頭戲。

幾年前就有美國著名導演奧利弗·斯通也找過姜文談合作事宜，但姜文看過劇本后說：“你的劇本里的一些描寫，中國人民是不能接受的。另外，你如果要在中國以外的地方拍（據說擬在緬甸拍），出來的影片感覺上顯然不對。因為毛澤東不可能出現在越南或者其他亞洲國家，他只能出現在中國。好多外國人以為亞洲就是中國，這種觀念是錯誤的。” 從這段文字中，我們發現姜文顯然已經看過了劇本了，他看過劇本后認為這樣的劇本他是不會合作的。劇本寫了些什么？怎么寫的我們不知道。只知道可能不會在中國境內拍攝，可能會選緬甸、越南等東南亞一些國家拍外景。

筆者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不能讓外國人胡編亂寫，如果有關部門事前不掌控，電影拍出來后將造成既成事實，甚至可能造成很不好的影響，這將是難以彌補的。雖然自稱“毛鐵”的姜文不會與其合作，但是外國各種勢力會不會通過資本的形式介入其中，那就不好說了。筆者認為。對于中國共產黨人的黨史、軍史應該從事前、事中、事后建立一整套管理措施，雖然我們有“重大歷史題材審查領導小組”把關，但筆者認為防患于未然沒有壞處。

一、為什么有那么多人看好“四渡赤水”這個題材

在人類文明進程中，20世紀是人類世界發展、變革最重要，也是最輝煌的一個世紀。而在這個偉大的世紀中，長征是20世紀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重要歷史事件。2016年美國《時代周刊》評選出影響人類社會文明發展進程的100件事中，長征就是其中之一。同年美國《時代周刊》也將毛澤東評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100個人物之一。同時多年來，毛澤東也被視為是現代世界歷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2017年毛澤東還入選世界公認十大偉人名單。這一系列絢麗桂冠的多重交集，使得這個題材具有跨世紀的，重大的歷史意義。同時由于這個軍事行動的復雜性、解讀的多樣性，其神秘面紗還處在有待揭示的狀態。因此同時也具有多重的學習、研究、教育的重要價值。當然更有電影的商業價值。

而毛澤東指揮中央紅軍“四渡赤水”與蔣介石集團直接博弈這個題材，不但集中央紅軍在貴州時間最長，長征中重大的政治、軍事歷史事件最多、中國革命生死存亡最關鍵，毛澤東力挽狂瀾最艱難，一生中指揮軍隊作戰最得意，對中國革命作出貢獻最大，事件曲折最多，內容最復雜，故事性最強，同時關于這一過程歷史文獻也最完整、豐富為一體。顯然在21世紀中沒有哪一個紅色題材能與之比肩。

筆者一直沒有想明白，對于這樣的集我黨的政治歷史事件、軍事歷史重大事件這樣重大的黨史、軍史題材，這種集重大歷史、政治、軍事事件的題材，不是由國家意識形態相關部門主導，而竟然是由財團，甚至私募投資基金等資本大佬“撿漏”。當然，在文化市場化的今天，只要其能真正實事求是地搞出個能達到“看了電影就能使全黨、全軍真正受到正確的黨史教育”的電影也未不可。

二、為什么我們需要重視“四渡赤水”的拍攝

因為種種原因，關于中央紅軍在貴州這段歷史，包括遵義會議的爭論幾十年來從未間斷。爭議的文章多達數百篇。也從來沒有哪一段歷史像這一段歷史那樣婆娑迷離。比如，至今雖然黨的重要歷史文獻《六大以來》中，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世的時候，已經有了明確定論“遵義會議”召開時間，但直至今日仍然存在爭議。（見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歷史決議及《六大以來》等歷史文獻）“四渡赤水”指揮過程，過去黨的歷史決議，歷史文獻記載得明明白白，歷史眾多檔案清清楚楚。但有人在拍影視的時候還是故意偏離歷史真實。（比如影視劇中竟然出現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指揮“敘永攻城”的場面）為什么呢？顯然是歷史虛無主義在作祟。

關于“歷史虛無主義”有很多不同角度的定義。基本得到社會科學界認同的是：“歷史虛無主義是一種以否定客觀存在的歷史、罔顧歷史事實為基本特征的社會思潮。歷史虛無主義的一個基本問題即表現形式問題。人們通常認為，歷史虛無主義即‘虛無化’真實歷史，其實并不盡然。歷史虛無主義也存在另一種形式，即將虛假歷史‘真實化’。關于‘虛無化’真實歷史，是個人、群體或集團，在不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上，‘污名化’地否定真實歷史，不予真實歷史以應有的尊重和肯定；虛假歷史‘真實化’，則是個人、群體或集團，以自身的歷史為對象和以自身的需要為取向，依據片面的不實之詞，人為制造偽史。這兩種表現形式，盡管看似絕對相反，但都是為了混淆是非，否定歷史，性質和作用如出一轍。無論面對哪種表現形式的歷史虛無主義，都要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嚴加抵制和反對。”（《北京日報》2020年1月13日作者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王進）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警惕和抵制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堅決抵制、反對黨史問題上存在的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近年來我們黨繼續組織全黨、全軍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并將黨史學習教育常態化的目的，正是為了改變一段時間以來，歷史虛無主義散布的對黨史、軍史“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

三、關于中央紅軍在貴州及遵義會議前后的歷史謠言

關于長征，從20世紀中葉李德的《中國紀事》發表開始，我們翻譯出版了一系列的外國人寫的、評述的紅軍長征這段歷史，其中不乏許多不實的謬論。作為外國人寫這段歷史，應該說情有可原，因為他們對中國人物、歷史、地理情況不熟悉。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些不實謬論對中國廣大受眾的影響不可謂不大。甚至，影響到我們國內影視文學的拍攝。

我們不排除影視作品應該有想象、聯想及一定程度的虛構空間。但筆者認為，在中國工農紅軍在貴州活動的歷史文獻非常全面、文獻易查、資訊發達、知識爆炸的今天，影視作品的重大歷史事件、重要人物、人物、重要會議情況，應該以正式文獻為依據，不應輕信歷史謠言。關于中央紅軍在貴州及遵義會議前后是否存在歷史謠言？

【關于遵義會議前后的歷史謠言：https://www.sohu.com/a/116149724_488440】

影視歷來被稱為“遺憾的藝術”。正是這種所謂遺憾的藝術，恰恰給歷史虛無主義開了一道后門。我們必須在事前堵死歷史虛無主義利用這樣的借口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企圖。寫什么？怎么寫？怎么演？怎么導？那是編劇和導演的事（當然也可能有背后金主的投資意圖），我們不好管也管不了。但我們應該把一段時間以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傳播的關于遵義會議前后這段歷史時期的，與黨的歷史決議、歷史文獻嚴重不符的謠言公之于眾，把這段歷史時期的歷史虛無主義陷阱告訴全黨同志和人民群眾，監督影視制作、編導人員，要求其必須按我們黨的歷史真實的面貌，實事求是地正確演繹黨的歷史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本人認為，對于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其實是應該從事前、事中、事后進行全程管理。否則出現了問題，后果不堪設想。

當前中國資本來源復雜，雖然不排除有感恩我黨、我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良心資本的參與。但也有可能存在一些投資影視的資本具有“可怕的任性”，即使有人指明了這些歷史謠言，不能保證不會繼續任性信謠、傳謠。那些搞歷史虛無主義的橋段雖然不符合黨史、軍史，但是他們常常會找到我們黨內、軍內的代理人來為他們“墊背”。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將會成為韓非子所說的“社鼠”。我們欲打不能，因此最好的辦法是管理前移，落實事后責任追究機制。誠然，我們國家對此類題材有“重大歷史題材審查專家小組”把關，從過去眾多的失實的影視劇情況來看，或許也可能有疏漏。

對于這一段歷史，無論是敵我雙方的歷史資料都是有非常詳細記載和保存。僅貴州博物館保存的紅軍文獻（包括我方及敵方往來電報軍事報告書）達60多萬字。由解放軍軍科院和中央檔案館合作編輯，由楊得志、秦基偉任主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紅軍長征·文獻》囊括了所有的可信的長征歷史文獻（時間跨度從1934年7月5日—1936年11月30日）。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紅軍馳騁川、滇、黔史料匯總》（共七冊）每冊字數在70萬字至90萬字之間（其間包括許多敵我雙方文件、電令、參加戰斗的當事人后來的描述，包括敵方將領新中國成立后對歷史事件的回憶及陳述，當然后來的回憶錄、陳述不能算是歷史文獻只能作參考，如果有違歷史文獻只能算是誤記甚至是歷史謠言，這是我們搞黨史軍史的專家們一定要認清的）。貴州整理保存了：“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長行營及貴州省政府關于圍追堵截中央紅軍長征的文件電報”（即蔣介石1935年3月2日至4月7日飛昆明期間所有“令行令禁”記錄）。因此，“四渡赤水”期間，無論敵、我雙方歷史文字記載都是非常完整的。詳細到每一天敵、我雙方各軍團、各類往來文件、電報的原始記載。

以上這些文獻資料的存在，將是歷史虛無主義者的噩夢。是歷史虛無主義丑惡嘴臉的“照妖鏡”。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傳統就是認真，正如毛澤東所說：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解放戰爭時的三大戰役，我們黨和軍隊不僅保存了毛澤東指揮作戰的大量電文，甚至還保留了毛澤東指揮各戰役的原始手稿。你可以看到這些影印件中添加、刪改時的思考和決策過程。

我們不排除影視文學應該有想象、聯想及一定程度的虛構空間。在采用影視手法表現黨的歷史真實的時候，我們也應理解在影視創作中的“大事不虛、小事一拘”的創作規律。但作為歷史真實的大事件則不能搞歷史虛無主義。筆者認為，在歷史文獻異常豐富，資訊非常發達的今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不可能接受如《三國演義》那種“七分真實、三分虛構”似的戲說。因為時代已經完全不一樣了。特別是在使用真實的人名、地名、事件名的時候，隨意更改歷史事件的內容、情節、過程、時間實際上就是編造歷史謠言，也就是搞歷史虛無主義。應該說，當今的影視受眾實際上是最寬容的，當今的受眾寬容到能相信兩個小時的時間，你可以把事實的真相告訴他。但影視作品也不要小看了我們這些受眾，一旦他發現你試圖用不符合歷史事實和邏輯的、穿幫的橋段愚弄他的時候，他會認為你在侮辱他們的智商。

四、細數中央紅軍在貴州期間的歷史虛無主義謠言和陷阱

歷史虛無主義的特征，除了把存在的東西虛無化。把不存在的事物真實化之外，其實還有一種現象，那就是簡化、矮化、貶低甚至丑化描述的對象。采用明褒暗貶、假贊真踩的春秋筆法。這樣的“蒙太奇”手法很容易被忽悠，被忽略，也很容易使人上當。在當今，中國社科理論界普遍存在對文學藝術，特別是影視文學表現形式的特殊性不熟悉的人很多，認為宣揚某種正確的觀點必得大張旗鼓、連篇累牘。而西方的一些文學理論、影視理論常常強調，要在字里行間做文章，常常透露出這樣的意思：毒藥是以滴計量而不是以瓶、以桶計量，放多了沒有人會上當。認為大聲呼號，終不如含沙射影、潛移默化。因此，我們常常會忽略文學作品、影視作品中的一些有害細節，在關鍵的時候的一兩句看似無關緊要的對話，看似無關的一兩個“雜耍蒙太奇橋段”。在演繹、閃回六七十年代的故事時候，一些凄慘無助的故事的時候，冷不汀插一個領袖的空鏡。當你正對戰役指揮者的策略拍案叫絕的時候突然“抖個猛料”，不是“用兵如神”而是“真相是別人出的主意”，演繹“三大戰役的時候”告訴你，“實際上指揮者另有人‘操刀’”等等。這樣一些橋段正是背后“無良金主”看好的橋段。從美國中情局重金資助的動畫片《動物莊園》、故事片《赤色黎明》等等，我們都知道背后有“推手重金資助”。這些影視對詆毀社會主義陣營成果很大，而我們許多人往往看不出哪里不對。

捋一捋中央紅軍在貴州這四個半月中，這些年來，筆者所見到的，來自影視、著作方面關于“四渡赤水”的一些歷史虛無主義的謠言和陷阱。大約有如下一些方面：

1、忽悠人們：“四渡赤水”不是一個統一的，執行軍委第二套“從金沙江上游”入川的戰役過程。這正是“歷史虛無主義慣用的割裂敘事”手法，有一渡、二渡為一個決策過程說，三渡、四渡一個決策過程說，有各次渡過赤水不同目的說，還有目標隨時漂移說等等。“四渡赤水”毛澤東執行中革軍委北渡長江作戰計劃的第二套方案“從金沙江上游過江”入川的，與蔣介石40萬大軍博弈過程。

2、忽悠人們：“一渡赤水”而是為了赤化四川，企圖到川、滇、黔邊發展。后因不成只得二渡赤水。一渡赤水是執行中革軍委從金沙江上游過江入川第二套方案的起始點。二渡赤水的原因是蔣介石令滇軍到鎮雄、昭通堵截，為避免與滇軍硬懟，毛澤東指揮紅軍二渡擬回師黔北，沿石達開從金沙江上游入川路線奔云南皎平渡。從金沙江入川為什么要回黔北？對西南歷史、地理情況不了解的人一定會問。貴州是一個崇山峻嶺、溝壑縱橫的喀斯特地區。到處都是斷頭路，一條大路需要許多橋連結。石達開走的這條路即奢香所開的“從龍場起始的奢香九驛”，與“滇川鹽道”交集于著名的“古藺鹽道”，因此從奢香九驛之黔西、大定、畢節，經轉古藺——鎮雄——昭通，才可到達金沙江上游。是的，當年只這兩條路可走，這就是當年李德等一些人對西南山區情況不明白的地方。

3、忽悠人們：“二渡赤水”目的是赤化貴州，魯班場戰役打了大敗仗后放棄。魯班場戰役是毛澤東的街亭。魯班場之戰是毛澤東指揮紅軍從敵人兵力最強，危害最大的地方，沖出包圍圈，采用“以攻為守”的復雜的戰略指揮過程。毛澤東失街亭？毛澤東失了哪個“街亭”？哪一個是馬謖？哪里跟哪里？從何說起？

4、忽悠人們：“三渡赤水”是打魯班場失敗后敗走赤水茅臺，不得已才三渡赤水。每一渡的“目標都是漂浮的”。三渡赤水的目的是一個“攻其必救”的天才的軍事謀略。在敵我力量對比差距較大的時候提出“打強不打弱”這是需要何等的精準運籌與算計謀略。這個計謀讓蔣介石顧此失彼，“三渡赤水”一、三軍團一部偽裝主力沖擊鎮雄、古藺，順利調動孫渡讓開石達開入川路線：黔、大、畢一線。不但為紅軍贏得了南渡烏江時機，并使蔣介石在貴陽失去拱衛，急忙收縮周、吳縱隊及滇軍回貴陽“救駕”。

5、忽悠人們：“四渡赤水”是三渡赤水后，見勢不妙，幾天后原路返回鴨溪。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聽取部下的建議“南渡烏江”才擺脫了敵人的追兵。“第四次渡赤水暨南渡烏江”是毛澤東出奇兵的天才運籌，是以九軍團為“殼”的“金蟬脫殼”之計。一般而言做“殼”的大都成了棄子。當大家都在為九軍團被周渾元三個師、吳奇偉兩個師、黔軍、滇軍圍毆而擔憂的時候，毛澤東再來一次“攻其必救”之計，指揮紅軍“將軍”貴陽老蔣，九軍團之圍立解。周、吳六個師，滇軍4個旅，立即放下圍追九軍團，火速返回貴陽“救駕”。九軍團在黔西瓢兒井待敵三天不至，4月10順利沿孫渡已經啟開的黔、大、畢、威之線越過金沙江入川。

6、忽悠人們：毛澤東不是神，“四渡赤水”每一次渡的目標都沒有實現，不過是誤打誤撞擺脫了蔣介石的追兵。持這種觀點的一類即“四渡赤水”勝利偶然論。這就是目前一些人讀此類觀點“著作”，在讀后感中散布所謂“四渡赤水”被扯下神壇的原因。簡直是天大的笑話。不是無知即是淺薄之論。

7、忽悠人們：“土城戰役”是毛澤東急于與敵“決戰”，以鞏固“遵義會議”成果，指揮失誤造成的大敗仗。如果打敗了郭勛祺，就不用一次、二次、三次、四次被追著跑，就不用“四渡赤水”了。土城之戰前，無論是毛澤東，還是軍委渡江作戰計劃文獻中，從未有與誰“決戰”的提法。倒是在一段時間以來一些影視作品中，常常有這樣的橋段。土城之戰確實疏于對敵情的全面掌握，但所謂“大敗仗”之說并不成立。“大敗仗”之說源于劉湘向蔣介石謊報軍情的《四川堵剿大捷電》：“朱、毛自經我土城擊潰，匪眾確損失三萬余人，其漏網分股逃竄者不過萬人左右。” 關于劉湘電報的真實性，滇軍孫渡根據偵察紅軍在威信的情報，當時就有質疑并報龍云。龍云也曾向蔣介石報告：“據孫渡報告，竄滇之匪，確近四萬之譜。各方所報，匪不滿萬，究系偵察不實，抑或別有用心？殊難臆斷。”顯然一些研究者僅僅是憑劉湘向蔣介謊報軍情的電報得出“大敗仗”的結論。由于在重慶參謀團的指導下，川軍加固長江防線，六路出兵，并且四方面軍接應受阻；由于宜賓至瀘州段800米左右的江面，紅軍在準備不足的種種情況下，實際上即便能北過赤水也過不了長江，毛澤東決定終止軍委從瀘州——宜賓間第一過江方案，西出赤水是明智之舉。

8、忽悠人們：魯班場戰役是毛澤東指揮生涯中的四大敗仗之一。“四渡赤水”“兩場大敗仗”，用兵如神從何談起？矮化毛澤東靈活、睿智的指揮只不過是“不二過”而已。“土城之戰”已如前所述。“魯班場戰役”包括兩次軍事行動。即在“三渡赤水”時沖破蔣介石包圍圈首過魯班場，與“四渡赤水”時回師鴨溪南渡烏江再過魯班場封鎖線的戰斗，即沖出包圍圈和沖過封鎖線的戰斗。第一次紅軍沖出國民黨中央軍包圍圈后，周渾元向蔣報告紅軍不知去向。第二次沖出敵人包圍圈時蔣介石不以為然。兩次戰斗以極少代價完成了“四渡赤水”“南渡烏江”“兵逼貴陽”的戰略過程。“不二過”是孔子對弟子顏回的評價。這能與全黨全軍稱贊毛澤東的“用兵如神”相提并論嗎？顯然有些人是在矮化毛澤東的軍事指揮形象。

9、忽悠人們：“四渡赤水”并不是毛澤東親自指揮的，因為軍委的電報大都是以朱德、朱周署名的。中國工農紅軍的作戰原則是“黨指揮槍”。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了政治局常委，同時有三次反“圍剿”以少勝多的指揮成就，有在遵義會議上對中國革命軍事斗爭的精彩發言（周恩來、陳云講話證實，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講話的主要內容就是后來形成文字的《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誰都知道“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局常委”的概念是什么，在“黨指揮槍”的原則下誰在指揮一目了然。

10、忽悠人們：“二渡赤水”后，全軍不是毛澤東指揮的，而是“二渡赤水后全軍由彭、楊指揮”的。這種太明顯的錯誤應該不是作者的認知，更有可能是出版單位的編輯或校對出現的問題。經查《紅軍長征·文獻》，1935年2月25日軍委電令原文是：“我一、三兩軍團及干部團歸彭楊指揮。”（見《紅軍長征·文獻》271頁）顯然不是“全軍統歸彭、楊指揮”。從軍委2月26日的電令“我1、3軍團仍由彭、楊指揮”電報可以印正。從我黨、我軍歷史來看，從一般軍事常識來看，都不可能出現這種下離譜的表述，顯然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謠言。

11、忽悠人們：說“桐遵戰役”是一、三軍團“自己配合”取得的長征以來最大的勝利。軍委在“二渡赤水”的電令中，非常清楚明白地要求：各軍團必須按軍委“逐日電令”執行命令。并且在過程中隨時對各兵團的錯誤決定進行糾正。最突出的是在“桐遵戰役”時，林彪在進入遵義后，向軍委報告擬讓部隊休息。然而，吳奇偉部已經到了離遵義僅七八里的忠莊鋪。若不是軍委及時電令指揮及時穿插，就不可能贏得“桐遵戰役”的勝利。誰指揮的，不言自明。

12、忽悠人們：“敘永之戰”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共同指揮“攻打敘永城”的一次敗仗。軍委1935年1月29日“一渡赤水”電令中沒有過敘永（即永寧。敘永是舊名。兩地名敵我雙方經常混用。）“敘永之戰”是一些電視劇虛無歷史、重點演繹之戰。1月30日，18時、19時、21時30分，林彪三次電告軍委古藺以南一線道路難走，要求從敘永（即永寧）方向前進。軍委同意林彪改道，但電令中要求（31日前）快速通過永寧。而林彪在沒有得到軍委命令的情況下，2月2日，指揮3千人自作主張攻打永寧失利，造成重大危機，向軍委告急。若不是軍委令5軍團及時趕到，后果不堪設想。一軍團2日敘永攻城之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正在前往石廂子——“雞鳴三省”的路上。軍委沒有攻打敘永（即永寧）的電令，軍委領導們當然不可能指揮攻打敘永（即永寧）。為此，林、聶在白沙會議時被軍委約談過。因此“二渡赤水”后軍委要求各軍團按“逐日電令”行事。

13、忽悠人們：“四渡赤水”只是在毛澤東善于采納部下的意見后，靈活機動地擺脫了敵人的結果，并不是什么用兵如神。這是否認毛澤東在指揮“四渡赤水”時的計劃性和預見性。在一些講述“四渡赤水”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毛澤東指揮的特點是“從諫如流”、善于聽取部下的建議而取得的勝利，特別提到了“彭老總的多次建議”，比如所謂“南渡烏江”就是聽取了彭老總的建議才采取的措施。實際上，查《紅軍長征·文獻》及各類文獻，這完全是子虛烏有的事。在“四渡赤水”期間，除軍委“三渡赤水”電令下達的當天，彭老總3月20日有一個建議電外，并沒有其他建議。其電報也并沒有“南渡烏江”的建議。其他所謂“建議”，通通都是無中生有的。有許多所謂“建議”，根本不可能是彭老總提出的。比如《苦難輝煌》中描述彭老總在3月25日有提出建議：“根據調查所得情況，彭、楊提出，只要有充分準備，用4至6個小時即可在三軍團原來渡烏江處架起浮橋。”（見《苦難輝煌》2010年6月第一版470頁）。查《紅軍長征·文獻》1935年3月25日彭德懷沒有給軍委回電的記載。文中的所謂“用4至6個小時即可在三軍團原來渡烏江處架起浮橋。”顯然作者對紅3軍團進貴州時是從哪里渡的烏江不了解。稍微讀過黨史的都知道，紅軍進入貴州后是從猴場、甕安一線渡烏江的。顯然彭老總絕不會有此建議，只能是作者的臆想。因為“三渡赤水”時，三軍團的位置在茅臺附近，離“原來渡烏江”的地方至少在100公里。簡直就是笑話，彭老總怎么可能提出這樣的建議？

14、忽悠人們：土城之戰是毛澤東進入常委后，執意要“鞏固遵義會議的成果”的沖動、冒進，“輕易地提出與敵‘決戰’”造成指揮失誤的大敗仗。《中革軍委關于渡江的作戰計劃》是根據“猴場會議決議”，于1935年1月15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了《中革軍委關于渡江的作戰計劃》。這是得到政治局認可的計劃。同時以“政治局及軍委”擬定并發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軍委為中央紅軍北渡長江轉入川西指示紅四方面軍配合行動電》。這個給四方面軍配合行動電原件沒有署日期，我們所見到日期是1月22日，是編輯出版文獻時的編輯推測加的。《紅軍長征·文獻》有注。（資料見《紅軍長征·文獻》448-449頁）

15、忽悠人們：長期以來遵義會議召開的時間是一直是明確的，也就是1935年1月7日至9日。然而，20世紀80年代李志光、陸友山、周克、彭詠梅四人撰寫了一個調查報告，聲稱找到一個所謂“遵義會議”召開時間的周恩來致“少奇、卓然”的1月14日電報，提出將遵義會議召開時間從幾十年來一直認定的1月8日改為1月15日。從而虛無了中革軍委向中共政治局報告關于北渡長江作戰計劃會議。難道政治局“猴場會議決議”一開始就沒有得到執行？顯然不可能。實際上1935年1月15日是軍委向中共政治局報告北渡長江作戰計劃的會議。軍委在作戰行動前要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作戰計劃，是1935年1月1日《猴場會議決議》決定的。遵義會議后，北渡長江作戰計劃顯然應該有一個會，也是第一個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的會議。這個會議的時間正是1935年1月15日。呂黎平（原名呂繼熙，時任紅軍總參謀部參謀，解放后任空軍司令）將軍曾將所謂“電報”原件送有關部門進行全面鑒定被否定是當時原件的可能（所以我們今天沒有人能看到這個電報的影印件）。并指出，1935年1月15日是中革軍委向中共政治局報告軍事行動的會議。（詳情見上海人民出版社《紅軍總部的崢嶸歲月》1993年12月第一版103頁“遵義會議前后一節”）

實際上遵義會議真正召開的時間是1935年1月7日至9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以我們黨關于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黨中央有關精神為依據。遵義會議召開時間從遵義會議召開時，到20世紀70年代一直都是明確的。即1935年1月7日至1月9日，定8日為紀念日。無論是中央檔案館保存的“遵義會議決議”原件，還是我黨《六大以來》文獻、《紅軍長征文獻》、紅軍在貴州的歷史文獻；毛澤東親自起草的《決議草案》、李德的《中國紀事》。陳云的匯報提綱、陳云給貴州的復信，都證實遵義會議是1月7日至9日召開的。呂黎平將軍還特別證實，遵義會議召開的時間是1935年1月7日晚開始的。因為他就是根據周恩來指示布置會議的人。（見《紅軍總部的崢嶸歲月》有非常全面具體的論述。）

結束語

由于影視這種特殊的藝術表現形式，為了突出其可看性，它在演繹以真人真事歷史為題材的影視作品的時候，虛構一些情節應是情理之中的事，是可以被允許的。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影視創作原則。但是我們把大事也虛無了，那就違背了歷史真實，也違背了影視的創作原則。如果這種虛構和虛無只是為了達到、證實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那是絕不允許的。我們應該警惕在影視文學中演繹黨史的不良傾向。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現在有些人“不信正史信野史，將黨史庸俗化、娛樂化”。我黨、我軍絕不會容忍這樣的情況出現。

伯納德•勞•蒙哥馬利說他認真研究過毛澤東指揮的“三大戰役”，這三大戰役的數據讓他嘆服。（遼沈戰役殲敵人數：俘虜306200人，投誠83000人，斃傷56800人，起義26800人，合計472800人。淮海戰役殲敵人數：俘虜327070人，斃傷171400人，起義28500人，投誠28600人，合計555570人。殲敵人數：俘虜17000余人，斃傷3500余人，合計20500余人。平津戰役殲敵人數：俘虜232510人，斃傷29790人，投誠8700人，改編250000人，合計521000人。）他對毛澤東在解放戰爭中的指揮藝術也是非常佩服的。但毛澤東則認為，“四渡赤水”才是他軍事指揮中的“得意之筆”。

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卻在一些中國社科歷史研究者中甚至近代軍事研究者中掀起了一股肆意貶低、弱化、矮化甚至抹黑歪曲毛澤東“四渡赤水”的價值和意義。對于那些惡意貶低其實是沒有市場的，但對于那些明褒暗貶的言論常常使不明真相，沒有掌握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文獻的觀眾和讀者容易疑惑。

當今一些人不但虛無“四渡赤水”，還用同樣的手法虛無“三大戰役”說什么“淮海戰役”不是毛澤東親自指揮的，而是另有“操刀人”。這些歷史謠言和歷史虛無的橋段至今還在網絡上大行其道。好在毛澤東指揮“三大戰役”的電報、電令都得到了完好的保存，并且還保存了若干原始手稿。

【毛澤東指揮“三大戰役”時的部分電報手稿】

比如淮海戰役，戰斗打響前半個多月，毛澤東就給淮海前線發去電報。在電報中，毛澤東明確提出首要突擊方向：一是指向徐州以東新安鎮地區的黃百韜兵團，割斷劉峙的一條臂膀；一是指向徐州、蚌埠之間的戰略樞紐宿縣，切斷徐州國民黨軍唯一的陸上退路。旨在首先將其分割成幾塊，然后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電報同時指出：“……在此方針下，由你們機斷專行，不要事事請示。”淮海戰役原定11月8日晚發起攻擊，粟裕發現敵軍集中兵力固守徐州及徐海段、徐蚌段，阻我南下攻勢，掩護其加強江防及江南后方部署；李彌兵團由碾莊圩、曹八集西移徐州；住海州的國民黨軍四十四軍西移新安鎮，歸黃百韜指揮；黃百韜兵團有西移的跡象。隱蔽在馮治安部第三綏靖區的地下黨員張克俠、何基灃要率部起義。根據上述情況，粟裕認為戰役發起的時間，宜早不宜遲，他當機立斷，決定將戰役發起的時間提前兩天，即由原定的11月8日晚改為11月6日晚發起攻擊。他一面將作戰部署及提前發起攻擊的時間，上報中央軍委、鄧小平、陳毅、華東局，一面下令部隊按新的作戰部署執行。后來實踐證明這一決策是及時正確的，打了敵人一個措手不及，牢牢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由于時間緊迫，粟裕還未經中央軍委同意，擅自改動淮海戰役的發起時間，這很可能被認為無組織、無紀律。但毛澤東復電“不要事事請示”，體現了遠離戰場的指揮者高超的指揮藝術與寬廣胸懷。淮海戰役中，前線指揮部共接到毛澤東起草的電報命令64封，內容主要是作戰方針，具體部署大多交給一線作戰的指揮官。在《毛澤東軍事年譜》中收錄“三大戰役”期間，毛澤東從西柏坡發出的電報為408封。西柏坡紀念館用56米廊長展出這些電報其中的37份，多為毛澤東親筆所書。怎么可能說“三大戰役”不是毛澤東指揮的？

筆者認為對于刻意虛無黨的重要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人民軍隊歷史的人、著作、影視文學，要建立事前審查制度、事中監督制度及事后責任追究制度。切實杜絕“將黨史庸俗化、娛樂化，熱衷傳播八卦軼聞，對非法境外出版物津津樂道”的現象。

（作者系中共貴州省委宣傳部離退休支部老同志；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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