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際的層次可分為三層。
第一層是政府、政黨層,是指不同政治實體間就彼此利益關系進行的對話,包括會談、談判、訪問、雙邊及多邊會議等,對話主要圍繞政治、經濟、軍事、往來等內容展開,對文化實體間的關系起到引導性和決定性的作用。
第二層是學界層,包括智庫、高校、院所、社團、個人及宗教組織之間的交際往來。學界層主要由公共知識分子構成。公共知識分子有四個特點:一是在本專業領域有很高的學術造詣;二是能夠利用專業知識服務于社會;三是具有專業之外的世界知識和世界視角;四是關心專業領域之外的國計民生問題。學界層不代表任何利益團體和政府,只表達“社會良知”。這種“社會良知”是基于普通民眾的生存權益,反映社會的狀況、社會的危機、社會的希望以及社會未來的方向,因而更能反映人類交際規律,乃至人類社會的走向。學界層的跨文化交際改變的是人類思維方式,體現人類思想發展變化的階段性狀況。學界交際之廣泛、深遠與深刻遠遠超出政府和政黨,是對政府、政黨層的提醒,是對民間對話的輔導,因而可說是跨文化交際的主流。學界層面的跨文化交際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包括宗教學、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志、考古學、史學、哲學以及某些自然科學學科。學界層的交流要注意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結合,才能使討論更為深入具體;還要注意理論與現實的結合,不能僅限于坐而論道,而要關注人類,關注社會民生。
當今,跨文化交際已經成為世界格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要想參與進來,我們的教育體制、教育理念、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都需要改革,否則很難成為世界跨文化交際的主力。我們已經意識到跨文化交際的浪潮已經洶涌地奔來,整個中國學界還沒有做好迎接的準備。
第三層是民間的跨文化交際,包括旅行、商貿、移民、通婚、戰爭(俘虜)、媒體等。民間交際的特點是分散,通常沒有預定的交際主題,基本限于文化表層,很少涉及文化底層,但卻是當代跨文化交際的社會基礎。民間跨文化交際要走向“自覺”,掌握規律,需要依靠整個民族教育水平的提高,要靠學界積累跨文化交際的經驗,上影響政府,下向老百姓普及。
跨文化交際應特別重視宗教的作用。哈貝馬斯針對宗教與理性的關系問題曾經發表了這樣的觀點:今日社會應該在公共領域之中構建理性與宗教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大家發現在運用理性和邏輯推理去論證問題時,如果沒有信仰作為后盾,往往流于意義的失尋;另一方面人們懼怕宗教運動若沒有通過理性的方式致力于相互對話,將導致在基要主義與暴力中自我封閉,誤入極端主義的歧途。其次,世俗社會的論點和知識,無法解釋世俗社會生活本身,宗教與世俗世界總是共處于一種互動關系中,兩者互補不足,互相促進。第三,即使在現代社會里也應適應宗教的存續,并應尋求與之進行具有建設性的對話。
宗教在跨文化交際中的決定性地位體現在:第一,宗教與文化同時發生,同一源頭;第二,宗教影響了各個民族文化類型和走向;第三,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民族都有大量的各種的宗教信徒存在。宗教已經滲透到各國人民的生活當中,即便教會衰落,其“根”還在。直到今天所有民族并沒有擺脫最初宗教對文化的影響,我們在進行跨文化交際的時候,對這一點必須做到心里有底,要知己知彼,才能有效溝通,才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現在世界70多億人口中有48億是有宗教信仰的,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世界,如果不去了解宗教,則無法真正深入地開展跨文化交際與對話。因而,跨文化交際不應該躲避宗教話題,反而應該主動迎接和不同宗教的對話。
我們不僅應該關注中國自己的儒釋道等宗教,還應關注世界主要幾個偉大的宗教。要理解不同宗教之間的異同。儒家的“天下大同”、“人皆可為舜堯”、“滿街是圣人”,其實是一種預設,是對美好而遙遠的社會和個體的期望和追求。因為所追求的是世人未曾經歷的,因而帶有一定的神秘性,故與宗教有相近之處。眾多中外學者認為儒學為“具有宗教性的學說”,大概就是這個緣故。道家所追求的“道”、“一”,則更為明顯。從人類史/思想史角度看,可以認為人類自始就在追求超越自身、超越現實的更為美好的未來。各種宗教,各種理論學說均在探索人類的“終極”目標和價值,均是對未來的一種預設。區別在于:1.寄望于神,還是寄望于己;2.其核心理論是否從現實出發,逐步顯示其“科學性”;3.所追求的“超越”是否是不斷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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