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黨的十九屆四中全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進行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層級分類，具有深刻的理論價值。根本制度是貫穿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始終的深層的決定性制度體系，基本制度是根本制度在具體時代或發展階段上的變通形式，具有鮮明的階段性、時代性特征，重要制度是根本制度或基本制度的具體實現或服務于前者之不斷鞏固、發展的體制形態，具有靈活的策略性、工具性。三者具有共時性的層級結構和自上而下統攝及自下而上服務的關系，在歷時性上后兩者在推動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過程中，逐步趨向于根本制度的完善形態；最終將在整個人類社會進步完善的過程中，趨向于共產主義的制度形態。
2019年10月3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就我國的制度建設和治理體系問題進行了系統闡述和戰略部署。如何理解這些制度安排？如何理解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這三層制度體系及其內部關系？由于《決定》原文表述方式的特殊性，各界對這三層制度的理解歧見紛呈，以至給闡釋解讀和具體落實留下了不同的想象和發揮空間，很多顯然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如何理清這些關系呢？筆者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自己的學習體會和領悟，產生了從共時性和歷時性兩個維度理解這個制度體系的初步想法，供大家討論參考；有些表述可能不夠準確或存在邏輯漏洞，歡迎同仁們批評指正。
一、正確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概念
為了更好地理解制度體系，筆者首先梳理下《決定》和習近平總書記的說明（以下簡稱《說明》）中提到這些概念的方式，在此基礎上大致界定下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概念，界定的原則和方法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特別是社會基本矛盾原理和方法，既透過現象抓住本質，又立足現實遠望未來，用發展的觀點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來理解。（一）《決定》和《說明》以怎樣的方式論及這幾個概念在這一《決定》稿的《說明》中三次出現這三層制度的說法，《決定》稿原文出現過一次，而且并沒有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每一個方面都層次清晰、邏輯明確地分別表述或指定它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決定》第一部分講到指導思想說“突出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1】。《說明》四次提到這三個概念：起草過程中第一次征求意見，其中大家關注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必須堅持重大原則和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面臨的主要問題和重大任務”；根據征求意見修改《決定》稿時形成統一意見，認為《決定》稿“堅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相銜接”；說明《決定》稿總體考慮中，包含“重點闡述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內容結構上，第二板塊“聚焦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2】。用語上似乎越來越強調這三個概念及其所指代的制度體系的重要性。
《決定》稿只是在這幾個分論的地方提到這三層制度的不同概念：第二部分開篇講“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3】，這雖然沒明說，但也可理解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制度；第三部分第一條明確說“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4】；第六部分開篇就說“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5】；第七部分第一條明確說“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6】，這說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文化制度；第十一部分第一條指出“堅持人民軍隊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于黨中央”，“中央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是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實現形式”【7】，這是說我黨對軍隊的根本領導制度；第十二部分開篇就說“‘一國兩制’是黨領導人民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一項重要制度”【8】，這是《決定》稿分論中唯一一次明確單獨提到“重要制度”的地方；第十四條開篇講“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是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實現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9】，這個“重要制度保障”也大致可理解為一個“重要制度”吧。
從上面的簡單梳理可以看出，《決定》稿對這幾個概念的使用是比較謹慎的，而且有些說法也比較模糊，這既為闡釋和解讀留下了相當廣闊的空間，但也容易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亂。為此，我們有必要在分析基本概念上下點功夫。所謂“根本”，就是根本矛盾，即決定事物性質和基本發展趨勢并貫穿事物發展始終的矛盾；所謂“根本制度”就是處理根本矛盾以推動事物發展趨于理想目標狀態的規范、規則和法律章程、組織設施等。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就是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之社會主義本質并貫穿它的發展始終、規定其共產主義發展方向、趨勢和目標的制度體系。在一般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意義上，這也是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本質規定性的制度，是專屬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規定性。所謂“基本”就是起碼、必要（但并不一定充分）、適度的意思，是“根本”衍生出來的次級本質性和規律性的矛盾或因素，既體現底線思維（規定了“根本”的“規矩”邊界，亦即底限和界線），也具有鮮明的個性化（比如時代性、階段性、民族性、地域性等）特色；沒有“基本”就無法保證“根本”的存在和作用，通過“基本”來實現“根本”。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就是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社會主義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凡屬中國特色的東西又必須從屬并服務于社會主義的制度體系。實際上，在哲學層面，根本和基本沒有本質上的差異，“根”和“基”都是在“本”（而非“末”）的層面上存在并起作用的；但由于現實的復雜性，我們可以不僅在字面上而且在實際操作上把這兩個“本”作適當區分，把“基本”當作是“根本”的較為直接的實現形式和實踐形態，便于具體地、針對性地轉化和解決矛盾，旨在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和目標發展。所謂“重要”是事物發展中具有歷史階段性、現實針對性、問題導向性、目標引領性、手段工具性的矛盾、因素或成分；“重要制度”就是具體地處理這樣一些矛盾、解決這樣一些問題、完成這樣一些歷史任務、達成這樣一些戰略目標的制度體系。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制度就是基于現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及其各個具體時代或發展階段）的實際情況、具體矛盾、戰略任務和發展目標等而制定的操作性制度體系，其大多數由具體政策、舉措、規范性操作等沉淀演變而來，并在中微觀的具體體制和機制層面產生并發揮作用，也隨著階段性國情社情黨情民情等的變化而改革、完善和更新。重要制度的典型特征是手段工具性和對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價值依附性，直接服務于基本制度，隸屬于根本制度，是基本制度的更為具體的階段性表現形態，最終受到根本制度的最高監控和規制，確保重要制度規范下的社會各領域、各方面朝著基本制度和根本制度所內在規定的方向和目標運行。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具體制度在中觀和（更多的是）微觀主體層面的盤活、激勵、規范和保障，社會就會一潭死水，基本制度和根本制度也不會自動形成社會的規律性運行和價值性發展。三層制度體系既有共時性的各層次各要素之間的辯證關系，也呈現出共性個性的轉化制約及其發展躍遷的歷史梯度性。三個層次的制度體系，可以用一個比喻來表明其內在的辯證關系：根本制度就是樹根，基本制度就是樹干，重要制度就是樹枝（直接決定葉花果的方向和目標），它們形態各異卻又從下到上衍生繁茂，但都服從于樹之整體的本質和規律，不會改變其生物物種之質。言外之意，重要制度再怎么特殊、具體、豐富多樣，也不能讓人難辨雌雄、難以識別社會之歷史性質或形態之質，而是能夠讓人比較準確地辨識這是什么性質或形態的社會。確實存在不同樹種的嫁接或轉基因之類，但是主體或本質的東西應該是清楚的、確定的。比如轉基因玉米，是轉進了別的物種基因的玉米，而不是成了別的物種；對于社會制度而言，可以嫁接或適當轉進一些別的社會制度的“基因”（重要成分或因素），但是這個社會的根本制度不能被“轉基因”。嫁接或轉基因的目的是使這個物種具有更加優良的性能，而不是為了消滅這個物種；同樣，嫁接或轉進別的社會制度的“基因”也是為了這個社會制度自身的完善和發展，而不是為了消滅這個社會形態或社會制度。另一方面，從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看，這里所討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三個層次中，隨著“根本-基本-重要”的邏輯階梯而逐漸“去普遍化”或特殊化。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性制度，是絕對不可動搖的，否則就不是科學社會主義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有可能具有一定的示范性意義，可被其他走向社會主義的民族或國家所效法，并改造成符合其民族特質和具體國情的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制度具有中國的特殊國情和民族特質，尤其是其歷史階段性——或可說目前所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制度只適用于處于初級階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乃至到了它的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就必須進行改革和轉型、進行更新換代甚至革命性改造，這需要根據歷史進程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具體對待。
二、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共時性理解
關于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筆者認為，仍然要按照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結構的三領域（經濟、政治和文化）理論來理解，在此基礎上，拓展闡述“五領域”（加上“社會”和生態）制度體系。這實際上是一個對制度體系之橫斷面的理解。經濟是基礎，經濟制度也是基礎性制度、前提性制度（盡管社會主義革命首先是從政治或上層建筑領域開始的，但社會主義制度的最終建立卻是以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確立為標志的）；經濟制度、經濟形態對于社會制度、社會形態具有最終決定性。因此，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也首先要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體系入手【10】。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體系之“社會主義”本質的根本制度是以勞動人民為生產資料所有者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社會所有制【11】。社會主義社會的全體成員（以勞動人民為主體）是生產資料的主人，這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資產階級這一非勞動人民為生產資料的主人或所有者）的最根本之處，兩種制度、兩種社會形態的其他一切區別均根源于此，這是毋庸置疑的前提性判斷。全民所有制和勞動人民集體所有制是社會所有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初級乃至中級發展階段的表現形態；在國家的政治功能尚無法消除的國內條件下和國際環境中，全民所有制通過國家所有制的形式發揮作用——國家所有制即全體人民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全社會所有的生產資料授權給由它選舉組成的國家行政機構即國務院來代為行使全社會全體人民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及其相關的一系列經濟權力【12】。因此，在國家所有制和真正屬于社會主義之社會所有制之間必須有一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之人民性的制度保障、橋梁紐結——在政治上確保人民代表大會之勞動人民為主體的根本性質，對于確保國家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廣泛存在于農村的勞動人民集體所有制，無論其具體經營管理制度如何調整，切實確保全體農村居民對于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收益權是最根本的，農村居民通過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等體現村民集體意志的議決機制來行使對自己土地的承包、經營、受益乃至處置等權力。這些都是決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質的根本內容。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經濟制度可以表述為勞動人民公有制或社會主義公有制即以勞動人民為主體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其他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因素或特點都由此衍生出來。與此相對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國有制為主導）、計劃調配為主體和主導、按勞分配為主體和主導的制度體系，即作為經濟制度結構主體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調配和按勞分配的“三主”制度體系。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含義是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為主體，其中國家所有制又是公有制體系中占據主體地位發揮主導作用的部分。這種基本經濟制度既是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所決定的行之有效的經濟制度，也是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探索的制度性成果之一。事實證明它是科學的、合理的，具有歷史必然性和社會正義性，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并不斷予以完善。特別指出的是：第一，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處于初級乃至中級發展階段的制度形態，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基本經濟制度的結構和形態也不能固化，必須與時俱進地擴大和提高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實現范圍和程度，以利于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的逐步徹底實現。第二，最有爭議的是“計劃調配為主體和主導”的說法，以為這又“回到封閉僵化的老路”上去了，其實并非如此，一直以來人們對計劃經濟有著深深的僵死的教條化理解，以為“計劃”就只是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蘇聯式計劃或中國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的宏觀統籌和資源配置形式或機制，其實首先必須明確國民經濟按比例有計劃發展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普遍規律，其次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計劃的歷史形式和內在機制也在不斷變化，特別是智能化生產力逐漸成為生產力結構的主體和主導，信息化、數字化的新型計劃會越來越多地對生產或供給起到強有力的調節作用；加之我國政治與經濟的歷史性關系及其特殊性質，政府的宏觀調節和戰略規劃等也都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大優越性就是政府可以根據國家核心利益和民族復興的戰略需要，建立“新型舉國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這都屬于“計劃調配”的范疇，它對我國市場經濟的定位、定性和發展方向都有根本的調節、引導、規制和導向作用。我們認為這是“中國特色”之一，決不可隨意否定。這在政治制度體系中也有“政府導控作用”制度與之相對應。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中級階段，由于國內生產力發展比較落后或不平衡不充分等原因，特別是國際上資本主義及其市場經濟依然占據統治地位并依然主導著世界經濟和政治、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又必須采用較為靈活的中觀和微觀經濟制度即經濟組織體制和運行機制，這就是市場經濟。因此，可以確切地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要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相應的多樣化所有制和分配制度【13】。在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乃至中級階段，在世界大多數國家特別是最發達國家依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國家采用市場經濟的經濟制度（體制）具有世界歷史的必然性和中國社會主義成長完善的特殊必然性，因此它可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制度，特別是處于初級階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經濟制度。而作為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的重要經濟制度，冠之以“社會主義”而稱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表明這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探索成果，市場經濟作為有效的中觀-微觀資源配置手段，是作為“非社會主義”的工具性因素嵌入初級階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體系中的，因而它從屬于、服務于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也表明我們發展市場經濟是踐行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實現勞動人民根本利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這個初心，并使之承擔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使命；因此，必須明確：中觀-微觀的市場調配是在宏觀-中觀的計劃調配主導下運行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對應、相適應，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就表現為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之主體和主導前提下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共榮）、多種分配方式共同發揮作用（并行）的重要經濟制度【14】。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要經濟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相應的多樣化所有制（結構）和分配制度（方式）。重要經濟制度是在社會主義的根本和基本經濟制度的框架內、前提下、主導下、約束中發揮作用的，并且隨著歷史的發展而最具有與時俱進的階段性、時代性特征，其基本方向和目標是不斷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根本制度，實現徹底的為人民服務。可以預想，至少到了社會主義高級階段，這一重要經濟制度將發生歷史性的變化或質的飛躍。從邏輯上看，一旦社會主義的根本經濟制度和基本經濟制度確定下來，相應的政治制度也就跟著確立并穩固起來了。可以簡單地說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根本經濟制度相對應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15】“社會主義制度”作為國家的根本制度是就整個社會形態的制度性質而言的，其基礎是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其顯著標志是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代表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勞動人民的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制度，這體現我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即國體。只有在國體的意義上才能充分理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優勢”及“黨領導一切”的社會主義政治學原理【16】；習近平總書記一以貫之強調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說的就是國家性質或國體，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人民民主專政之國體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和靈魂，說到黨的領導一定要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框架里來把握，說到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一定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一靈魂的統帥下來落實。與國體相適應的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政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以及中國共產黨依憲執政、依憲治國制度，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17】，體現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體、政黨制度和執政方略，直接反映并實現國家性質和政黨制度、法治體系的性質。其他方面的制度，比如愛國統一戰線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以及一國兩制、獨立自主和平外交制度等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政治制度。另有一個重要政治制度的范疇，可稱之為重要經濟-政治制度，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制度相適應的政府的經濟-社會功能的發揮體制。也就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更好發揮政府作用”【18】；與經濟體制改革相對應的一切政治體制改革，其實多是為了實現這個“更好”。什么是“更好”地發揮了政府的作用呢？【19】為更好地理解這個“更好”，筆者認為，與市場的決定作用相對應的應該是政府的導控作用，核心是前述“計劃調配的主體和主導作用”。因為政府實際上是代表國家的行為主體，是國家所有制中所有者的實際代理人，它要引導市場經濟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調控和優化國家整個的經濟結構、制訂宏觀政策和規則，在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提供各種服務和保障的同時，對其進行有效的監督和規制，以便有效地引導各種所有制經濟特別是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增進人民利益、助力民族復興的方向發展；簡言之就是政府對經濟的領導、指導、引導和調節、監督、規范、控制等作用，一直稱之為“宏觀調控”。因此，“更好地”這一狀語可以前移，把我們的改革目標界說為：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和政府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的導控作用【20】；與此同時，為了應對重大突發性事件，政府必須具有在危急和關鍵時期最大限度調動社會公共資源乃至各種市場資源的功能，這個功能不能市場化，更不能私有化、“社會化”，以體現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后者可以成為目前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并在成熟的過程中逐步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要政治制度之中，即政府對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導控作用制度【21】。這個重要經濟-政治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緊密聯系和相互作用的直接橋梁和通道，體現了計劃主導和市場決定的歷史的和辯證的關系。不能忽視的是，民主作為社會主義之國體和政體的靈魂，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優越性之根源，是“人民創造歷史”基本原理和“人民中心”發展思想的集中體現。在社會主義國家，民主是形式與內容、手段與目的、現象與本質的高度統一，體現了勞動人民的主體性和對象性、手段性（工具性）和目的性、創造者和享受者的辯證統一。但這種統一的最為深厚的現實基礎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人民在經濟領域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人民只有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成為經濟發展和經濟效益的主人，才能最終在政治上成為真正的主人。因此，全民所有制的根本經濟制度和公有制主體、國有制主導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根本政治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之基本政治制度的物質基礎、經濟根源和根本保障。與上述經濟和政治制度體系相對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制度體系也包含了三個層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文化制度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制度【22】，基本文化制度就是“馬魂”“中根”“西用”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傳播踐行制度【23】，這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更具有文化傳統的歷史性、世情國情黨情的現實性和實現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導向性。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文化制度是以人民為中心的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文化商品化和產業化發展制度【24】，則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和問題導向性，具體說是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并舉，文化事業普惠兜底、文化產業高端多樣，公益性主導、公益性和營利性相統一，社會效益優先、兼顧經濟效益的文化發展制度；把公益性和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人民性。在現實的文化發展中，人民群眾直接感受到的是文化商品化和產業化的制度表現，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則以靈魂的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形式發揮作用。但是必須明確，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文化商品化產業化制度，如果缺少黨和政府強有力的“導控”作用，必然發生偏離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基本方向的偏差和失誤。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是極端重要的工作，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的。放松意識形態工作，放松對商品化產業化的文化發展過程及其產品的監督管理和引導規范，必然導致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扭曲變質，因為文化商品化產業化會把市場經濟固有的弊端加以放大并擴散到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能動反作用的意義上看，這也會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產生難以估量、不可預測的潛在危害性。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之外，我們黨在社會主義改革建設中還探索了相對獨立的社會-民生領域和生態領域的制度建構，并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制度，統統都可以歸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制度的范疇。具體而言主要包括：與全體人民共建共享的和諧理念相對應的充分就業和共同富裕制度（按勞分配制度、廉租房居住制度等包含其中）、生態文明建設制度和國家安全保障制度；與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和文化制度相對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制度（實際是國家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內在組成部分，其核心和靈魂是共產黨領導、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的教育制度）；與全民共享理念相對應的基于公有制的全民醫療和養老保障制度等。這些制度構成民生要素“按需分配”制度體系（把就業、居住、教育、醫療、環境、養老、生態、安全等作為人性的內在需要及人自由全面發展的需要），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項基本民生制度予以建設和完善，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直接制度保障。這毫無疑問要充分體現黨的領導、公有主體、人民中心的核心思想，體現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價值理念，也是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實踐形式、路徑和現實表現，是落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和基本制度的必然要求。——從廣義政治制度范疇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中，應該包含人民政府對于經濟、文化發展的導控制度及對社會和諧、民生幸福、生態平衡的建設、服務和保障制度，健全、完善人民政府的這些公共職能，使之制度化，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總體而言，從共時性的視角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呈現出從“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金字塔結構，“根本制度”自上而下逐級統攝各層制度，“重要制度-基本制度”則自下而上逐級服務、鞏固、發展和完善上一層級制度。
三、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歷時性理解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橫面理解較為現實和具象，比較容易把握。而站在歷史發展的立場，從過去到現在再到未來，不斷地往前看，并且把它放在21世紀甚至更長時期的世界歷史進程中來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在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不同層次上也會發生遞級躍升的公有化、人民化和全球化（普遍化）的歷史變遷。這里僅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中級階段、高級階段的粗略劃分，來簡單地演繹下這個問題。首先參見下表。第一，各層制度變化具有鮮明的歷史方向性。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各方面、各領域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都有一定的變化。單純從制度意義上看，重要制度-基本制度在推動生產力發展和整個社會不斷進步的歷史過程中，最終將以根本制度的完善形態為自己的發展完善目標；也就是說，在這個不斷改革和革新的歷史進程中，重要制度逐漸趨向于基本制度，基本制度逐漸趨向于根本制度，低層次制度逐漸趨向或服務于更高層次的制度。這些變化總體上朝著更加社會主義化、更加人民化、社會主義更加普世化的方向發展，也就是朝著全世界共產主義的方向發展這是基本的發展趨勢，也是符合世界歷史必然性、符合共產黨人遠大理想的發展趨勢。第二，各層制度變化的性質和程度有顯著差異。在所有的變化中，相對而言，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變化較小，這是因為它們是內在地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社會主義”之質的因素，因此，原則上不能變化，這也是底線思維所要求的。但是沒有一點變化也不符合事物的本質和規律，變化只能是社會主義的成分越來越多、社會主義的范圍越來越大、社會主義的成熟和完善程度越來越高。比如最顯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的變化，公有制總體上沿著國有制——全民所有制——社會所有制的方向發展，國家越來越把自己的經濟職能轉移到全體人民和社會層面；基本經濟制度層面則是從“三個主體”的主體性、主導性也會越來越強化。政治和文化領域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除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內容和因素會愈益凸顯，還無法看出會有什么顯著的變化，但其內涵深度、在實踐層面的落實程度、在全體人民和整個社會的行為自覺和習慣規范方面會有很大的變化。第三，在所有的變化中，最先起變化的是重要制度，特別是重要經濟制度。在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作為其重要組成和基礎的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多種分配方式共起作用，且與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并存共榮，這就是目前我們正在通過改革逐步強化和完善的重要經濟制度，它具有適應當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別是“新時代”新國情的特點，并在與資本主義制度和單純自由市場經濟的比較中呈現出顯著的制度優勢，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必須堅持并不斷完善這一重要制度，以便更好地支撐基本和根本經濟制度。但根據目前的生產力和智能化科技發展趨勢，以及由此決定的未來經濟結構和水平的可能狀況，可以設想，最遲到中級發展階段（根據科技界和經濟界一些知名人士的預言，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的下述情況很可能于本世紀30年代之后到來），重要制度就會發生明顯的變化，在基于智能化科技生產力和大數據的個性化訂制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同時并行，但是作為多樣性的所有制和分配形式則逐漸處于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補充地位，并發揮必要的、輔助的作用；也就是說，智能化、物聯網化所增強的生產力的社會化質量和程度都有了極大的改善和提高，而類似于計劃經濟的基于大數據云計算的個性化訂制化供需結構及其不斷強化，則逐漸使單純市場機制通過價格信號和自由競爭調節供需關系的作用開始趨于弱化。而到了社會主義的高級發展階段，這一趨勢幾乎占據主導地位，逐步由基于大數據的個性化訂制化、計劃經濟主導的市場體制，多種所有制和分配方式趨于統一，那時候由于多樣化、個性化需求側和消費方的存在，市場還在，但是市場機制或市場經濟可能就不存在或不發揮顯著的作用了，經濟的計劃性（基于智能化高科技的自覺能動性）、公有制、按勞分配等便成為普遍的經濟制度了。此外，政治和文化領域的重要變化，也是前瞻性的、與時俱進的改革和調整，具有邏輯的和歷史的必然性，在此不予贅述。顯然，這些變化都是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基本和根本經濟制度、有利于鞏固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和基本制度的方向和目標變化的，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和世界歷史進步的大方向、大趨勢。第四，這些變化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和世界歷史進程復雜地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些變化除了自身發展的原因之外，還有不可忽視的21世紀及之后世界歷史進程的狀況和趨勢，是內外因相互作用的結果，乃至中國社會主義三個發展階段的界定也受到世界歷史進程的顯著影響。在中國的國情自身，主要是智能化高科技的迅速廣泛發展和應用所引起的生產力的革命性變化。科技革命比如引起生產力的革命，而生產力的革命必然會引起生產關系——經濟制度的變革；而經濟制度的變革遵循著從重要經濟制度（從微觀經濟機制到戰略性、時代性的中觀、宏觀經濟體制等）到基本經濟制度、再到根本經濟制度的邏輯路線，根本制度是制度的核心和靈魂，是最為穩定、最后變化的因素，它的變化意味著事物之質的規定性的變化，亦即社會制度或形態的質變，比如從社會主義蛻變成了資本主義，或者從社會主義躍升為共產主義了。而基本制度作為中介和橋梁，直接受到重要制度急劇變化的影響，并把這種影響傳導到根本制度上來。相對而言，重要制度的變化，則更為直接地體現了智能化高科技生產力的發展對生產關系或經濟制度的最為切近的要求，因而它最為活躍，時代性、階段性、變化性也最為顯著。同時，未來世界歷史進程中人類整體的生存發展狀況、經濟資源狀況、社會政治狀況等，特別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人類和平發展自由幸福之美好前景的比較優勢和力量對比的變化，都會影響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制度乃至基本制度，特別是影響到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劃分標準和時間-實踐節點。第五，不可忽視中國之外的國際社會負面因素的影響。以上均從正面來闡述和演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變化發展，而不可忽視的反面視角也必須引起高度重視。那就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由于國內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相對更為復雜有時甚至比較尖銳，加上國際上反對中華民族崛起、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各種勢力依然十分強大，或者借助一些特殊事件（所謂“黑天鵝”）與內外不利因素疊加，也還存在著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朝著與前述的相反方向變化的可能性，即由于在重要制度中未能把握好多樣化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結構及其內在主輔關系，不適時、不適度、不適宜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虛擬化、開放化等（所謂“灰犀牛”），導致有些輔助、補充或多樣化、暫時性、策略性和局部性的因素對基本制度和根本制度之統一性、長遠性、戰略性和全局性形成顛覆性沖擊和挑戰，導致一些重大的非社會主義因素喧賓奪主、主輔顛倒、手段和目的倒錯、形式和內容倒置等，這就有顛覆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危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經由中級階段再到高級階段的發展進程就會被打斷，這必然給中華民族、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事業造成巨大的災難。因此，多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一再強調要有憂患意識和危機感，要承擔起防范化解一切安全風險的責任。既要高度警惕并防控“黑天鵝”的災難性，更要深刻覺悟并防范“灰犀牛”的危險性，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制度安全及各方面的安全，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沿著社會主義道路、朝著共產主義方向和目標前進。【1】本書編寫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學習輔導百問》，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19年，第4頁。【2】參見：本書編寫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學習輔導百問》，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19年，第39、41、42、43頁。【3】本書編寫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學習輔導百問》，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19年，第5頁。【4】本書編寫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學習輔導百問》，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19年，第8頁。【5】本書編寫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學習輔導百問》，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19年，第14頁。【6】本書編寫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學習輔導百問》，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19年，第17頁。【7】本書編寫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學習輔導百問》，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19年，第26頁。【8】本書編寫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學習輔導百問》，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19年，第27頁。【9】本書編寫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學習輔導百問》，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19年，第30-31頁。【10】決定稿第六部分“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分別從所有制結構、分配方式、市場經濟體制、科技創新體制、經濟開放五個方面來闡述，只提到“基本經濟制度”，未明確規定“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和“重要經濟制度”。對此，筆者進一步細分為這三個層次，使之更為明確；但在邏輯上可供大家批評研討。【11】之所以稱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因為“公有制”還有原始（共產主義）公有制和未來更為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有制形態，以作為歷史階段性的區分；乃至在資本主義的不同發展階段還出現了表現為資產階級“公有制”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和資產階級的法人集體所有制，以及帶有某種社會主義性質的工人股份合作制（合作社）等。本人理解馬克思之所以稱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所有制”，應該是相對于資本主義的資本私有制而言的，在馬克思的語境中，“社會”是相對于“私人”或“個人”來說的，比如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顯然，這里作為所有制主體的“社會”應該是跟生產社會化的“社會”在含義和內容上是完全一致的。【12】國家所有制自古就有，并非天然的公有制，更非天然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國家所有制是一種委托代理人所有制形態，其性質取決于國家的性質——即執政者的階級屬性——這個階級是否實質性地占有和支配國家的基本生產資料。因此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性質取決于由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執政者是否始終是全國人民的忠實代表和勤務員或公仆、是否始終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始終為人民謀利益；相反，如果執政者失去了人民公仆的質的規定性，蛻變成了凌駕于人民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團，那么國家所有制就蛻變為官僚所有制，所有制的性質就轉變為官僚壟斷資本主義了。對此要有高度的理論自覺和政治敏感性。【13】盡管我們可以從概念上、表達上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區分開來，但是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乃至在現實的經濟發展中，我們很難將二者像區分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那樣很清晰地區分開來。事實上，區別于資本主義之前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經濟是基于社會化大生產、勞動力也被商品化了因而市場決定一切經濟資源或生產要素之微觀效率化（所謂“最優化”）配置的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典型、發達或成熟形態即市場經濟；“市場”機制無非是價格、供求、競爭等機制，是基于所有權多樣化而非均一化才能發揮作用的機制；多樣化的非公經濟和按要素分配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也是其客觀要求。由于勞動力的商品化，“資本”及其收益“剩余價值”范疇也歷史地普遍化、絕對化了，進而必然地把商品經濟的一切優點和全部弊端推向了矛盾的極端或歷史的巔峰。兩者的本質區別僅在于，資本主義經濟是從所有制角度界定的經濟形態，市場經濟是從資源配置方式角度界定的經濟運行機制；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切矛盾都可以從市場經濟這種資源配置方式的內在矛盾中找到萌芽或源頭。世界歷史已經并正在證明，凡采用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體，所有的矛盾、沖突和危機等，都具有非常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原因乃至發生機理和后果，而且很難區分這是只有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的特殊矛盾造成的，其顯著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令人困惑，但又客觀存在。【14】決定稿第六部分第四、五條關于科技創新和開放型經濟體制可涵蓋在這個重要制度里。【15】《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018年3月頒行）總綱第一條；決定稿第三部分開篇即重申這一憲法規定。【16】決定稿第二部分“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就是在這個根本政治制度層面做闡述的，其中前三條可視為這一根本制度得以落實的基本制度，后三條為重要制度。但遺憾的是它并沒有明確表達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階級基礎，在完整的國體表述上存在缺陷。【17】這個關于基本政治制度的表述涵蓋了決定稿第三、四兩大部分“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提高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能力”。【19】這個“更好”是個定性的描述，有沒有一個量化的指標或標準呢？在目前所見的官方文件中，尚未發現對“更好”內涵及其相應表現和機制的論述，以至于讓人感到，市場的決定作用與政府的“更好”作用，并不對稱；困惑正在于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到底起什么作用？“更好”是對作用程度和效果的描述，而非對其作用內容和性質的規定（比如：對誰好？以什么標準看是好或更好？），這就留下了對“更好”一語復雜多樣的解讀和操作性規制，其結果卻未必是“更好地”發揮了政府的作用，依然可能導致政府作用的無度弱化（比如無政府主義或自由主義認為這樣“更好”）或者強化（比如指令性計劃或壟斷性統制，有人認為這是“更好”），那就必然是對某些特殊人群“好”，或在某些非社會主義或非人民中心的標準面前是“好”或“更好”。【20】關于政府“導控”作用的具體內容，可以參照程恩富教授關于政府“規劃配置作用”的論述，大致包含四個要點：一是國家的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共同矯正某些“市場決定性作用”；二是政府對地藏資源等特殊資源的直接配置及許多一般資源的長期配置；三是政府主導下實現對教育、文化、醫療等具有全局性、長期性智力支持功能和文化傳承、文化凝聚、文化導向功能的非物質資源的高效配置；四是政府為促進共同富裕而對初次分配特別是再分配的較大調節。（參見：程恩富、高建昆《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兼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雙重調節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4年第1期）程恩富教授也常稱之為政府的“主導”作用。【21】這項重要制度涵蓋了決定稿“第五部分”主要內容，就是行政體制改革及行政和政府治理體系。【22】決定稿原文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此處從社會主義文化之根本制度的視角來表述。【23】決定稿原文為“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制度”，沒有明確說這是否社會主義基本文化制度；此處加以細化明確，并賦予其實踐效能，符合《決定》文本宗旨；《決定》中“完善堅持正確導向的輿論工作引導機制”可納入這一條，包含在“傳播”之中。【24】這一條作為重要文化制度，包含了決定稿這部分的第五條和第三條，即“建立健全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文化創作生產體制機制”，及“健全人民文化權益保障制度”。（作者系獨立馬克思主義學者；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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