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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新中國70年歷史經驗證明《矛盾論》也是指導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指南

點擊：作者：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9-17 07:54:30

《矛盾論》是毛澤東主席在1937年對1927-1937年中國革命十年的血的經驗的哲學總結。它是毛澤東主席哲學理論，也是現代中國哲學成熟的標志之一，它也是中國共產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的理論指南之一。毛澤東主席又發表《論十大關系》（1956年）、《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等，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問題進行理論總結。但從新中國70年歷史經驗看，《矛盾論》不僅是革命的指南，也是超越毛澤東主席其它著作的指導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指南。

一、矛盾的普遍性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指導意義

矛盾的普遍性是《矛盾論》所論述的第二大問題。然而，在我國的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理論和制定的一些政策顯示，一些理論家和實踐者忘記了矛盾的普遍性，把一些必然存在、短期內難以消除的卻又非本質的矛盾當作了改革的依據，結果把我國所建立的一些極為重要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搞得動搖了，有些在局部甚至搞沒了。而且，至今這種改革依然存在動量。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后，全面論述了改革與繼承的關系。他指出：“應該改又能改的堅決改，不應該改的堅決守住。”【1】我們過去改了多少不應該改的呢？我國曾讓漢族干部退出新疆西藏，后來雖然停止了，但混亂造成了。如果說，人民公社應該改，自力更生的原則能改嗎？如果說，國企可以采取承包制，公有制為主體能改嗎？如果說，WTO可以加入，獨立自主能改嗎？如果自力更生、公有制為主體和獨立自主都能改，那就是隨意拿一些矛盾做口實來改革了。那還是改革嗎？還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嗎？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嗎？不是了。

《矛盾論》說：“矛盾的普遍性或絕對性這個問題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是說，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是說，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70年歷史經驗表明，我們的改革不能隨意拿中國社會、經濟中必然存在、短期內難以消除的卻又非本質的矛盾做依據。矛盾無處不在。隨意拿一些矛盾做依據，就會忘掉祖宗，就會虛無歷史，就會把許多事情搞亂，就會讓改革成為發展的阻礙。

中國一些改革理論和實踐之所以違背矛盾普遍性，改了不少不應該改的，主觀上主要就是一些理論家和實踐者缺少辯證思維，片面地看待矛盾，把一些局部的次要的矛盾擴大化，當作主要矛盾，甚至可能連矛盾思維都沒有，而是為了政績，為了名聲，為了外國人贊揚，更甚而至于數典忘祖。在這種主觀之下，一些外國人就可以有意地制造一些矛盾來引導中國的改革方向了。在這種主觀之下，中國也就不乏“與西方接軌”的聲音和實踐了，中國也就難以避免在某些重要領域邯鄲學步為他人做嫁衣裳了（如學術界花費大量資金在國外發表論文、模仿西方文章模式、模仿西方辦刊模式、模仿西方企業經營模式、接受西方經濟學概念等等）。

二、矛盾的特殊性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指導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說：“問題的實質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我們不能邯鄲學步”【2】。這是針對改革而說的，也是針對發展而說的。在20世紀80年代后的中國，改革和發展是二位一體。改革好了，發展就好，改革不好了，發展也就不好。一般而言，改革是手段，發展是目的。但一種發展理念可以倒逼改革措施。發展看似是一個好詞，但其實也可能成為陷阱。中國要發展，但中國所要的發展不同于西方所定義的發展。西方所定義的“發展……（已變成）大國進行國際統治的一種替代‘文明’的思想產物”（巴蘭，2000，第99頁）。中國如果按照西方開出的政策藥方實施發展，最后只能是不發展。

有中國學者指出，發展問題是一群猴子變成人之后另外一群猴子怎樣變成人的問題。意思是，發展問題是西方國家已經經濟發達后，落后國家怎樣變發達的問題。這就是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特殊性，是中國經濟發展問題區別于西方發展問題的地方。當西方發展時，東方還很落后，這就使得西方在“發展”自己時可以侵略、掠奪東方。有觀點認為，日本的現代化就依賴于它借助不平等條約從中國掠奪的資金。西方不僅掠奪東方的資金，還掠奪東方的資源，東方的市場。當西方發達后，東方不可能掠奪西方的資金、資源、市場，東方發展過程中生產出來的產品還不易與西方競爭。即使能夠賣給西方，也會承受貿易條件的不合理。

西方在發展起來后，盡管曾有紛爭、戰爭，但不妨礙他們組成經濟政治軍事俱樂部，聯合起來控制東方。加入這個俱樂部，東方想都不要想。

東方國家不僅在落后上相對西方是特殊的，還有其他特殊的國情。東方人口眾多，封建歷史悠久，近代一盤散沙。在這種情況下，不選擇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這條道路，就必然被西方聯合起來各個擊破。當許多公司都擁有自己的進出口自主權的時候，它們就把自己的出口品競爭性地壓價了，就把自己的進口品競爭性地提價了。當各省都擁有自己的不止一個電視臺，許多電視臺制作播放庸俗媚俗的節目的時候，黨的喉舌就難以發揮作用了。當每個高校都以使用原版教材為榮的時候，中國自己的教科書就難以編寫，編寫出來也難以有市場了。當中國在開放的名義下接受了越來越多的國外東西的時候，本土的東西就黯然失色了。

《矛盾論》說：“對于物質的每一種運動形式，必須注意它和其他各種運動形式的共同點。但是，尤其重要的，成為我們認識事物的基礎的東西，則是必須注意它的特殊點，就是說，注意它和其他運動形式的質的區別。只有注意了這一點，才有可能區別事物。”中國對自己的經濟發展（一種物質）特殊性如果不給予以充分的注意，就不可能實現發展，就會使得中國的經濟發展成為20世紀最后時期的邯鄲學步，就可能會丟掉社會主義。

三、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指導意義

《矛盾論》說：“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那么，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呢？

真正理解經濟發展，只有用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關系框架和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框架。因為經濟發展涉及社會的所有方面，會對社會的所有方面（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產生推力、拉力，而所有的理論家、實踐家們也不得不在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糾纏中尋找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支撐。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二元對立中，哪個是矛盾主要方面？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二元對立中，哪個是矛盾主要方面？不同人由于立場不同、觀點不同、方法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完全可能會給出不同的答案。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也可能給出不同的答案（比如有人從極左變為極右）。在黨內，它們必然表現為黨的作風問題。在黨風建設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防止精神上的軟骨病，提出“現在的主要傾向不是嚴了，而是失之于寬、失之于軟。”【3】這就表明，在上述那些糾纏中，我黨在尋求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支撐時，一些人選錯了主要矛盾，選錯了矛盾主要方面。只有選錯了主要矛盾，選錯了矛盾主要方面，才會造成寬、軟，才能造成寬、軟成為主要傾向。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十九大確立了新的社會主要矛盾了。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我黨重新強調政治建設的重要性了。

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中，原有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總體而言是先進的，是不可動搖的，所以，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產力落后。既然是生產力落后，在已經基本給定的生產關系（不僅有公有制，才有鞍鋼憲法）下去發展生產力就可以了，怎么能夠從運行體制的改革走到所有制改革從而用動搖原有的生產關系來發展生產力呢？這樣看來，如果肯定了已有的生產關系是先進的這個前提，就是用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做主要矛盾，也得不出讓生產關系后退（家庭聯產承包、國企承包、國退民進等）去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理論啊！幸虧，在我國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對矛盾中，我國的改革者還沒有去動上層建筑。設想一下，如果我國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處理上出現問題，再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處理上出現問題，結果會怎樣？很可能重蹈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覆轍。幸虧，我黨在即將建國70周年的時候，對于社會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認識實現了撥亂反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關鍵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4】“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5】這就表明，中國在經濟發展中，需要夯實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基礎，需要在此基礎上發展生產力、增長GDP，需要加強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需要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在黨的統一領導下統籌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黨的十八大后，黨中央多次強調“要高度重視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并實事求是地提出了各領域存在的主要傾向。例如，在體制改革的問題上，明確反對把改革開放定義為往西方的“憲政”和“普世價值”的方向改。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再次強調：“改什么、怎么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6】

四、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指導意義

我國經濟發展既有生產力生產關系矛盾，又有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矛盾，它們每個事物內部又有矛盾。生產力會影響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經濟基礎會影響上層建筑，上層建筑會反作用于生產力。而且，這種影響、反作用的機制多種多樣、五花八門。比如，如果僅僅注意生產力發展而在生產關系上做出重大讓步（如改革開放后的承包制、國退民進），就會讓生產力影響生產關系了。反過來，如果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下去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就可以保持自我并繼續鞏固完善。比如，如果招商引資、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發展戰略讓中國私人資本、外國資本日益坐大，則它們的利益必然在政治和思想上層建筑中得到反映。反過來，如果獨立自主地制定政策，自力更生地實現發展，由此所形成的利益格局也必然在上層建筑中得到反映。

《矛盾論》說：“同一性、統一性、一致性、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或依存）、互相聯結或互相合作，這些不同的名詞都是一個意思，說的是如下兩種情形：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轉化。”是的，如果我國的決策者認為，應該補資本主義課才能實現發展，那么，生產力就會向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生產力轉化，中國的生產力，特別是生產關系就會逐漸向資本主義趨同。如果我國的決策者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那么，我國的生產力就會逐漸走向高級階段。這樣，我國資本主義生產力所占的份額就會越來越少，我國的社會主義就會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公認。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實際上，在如我國這樣的國家，在每一個階段（特別是新老領導集體交替完成后），我們都面臨一種格局，到底是滑向資本主義深淵，還是走向社會主義光明大道。這樣，我們也就可以理解，毛澤東主席在晚年完全是看到了這種情況。因為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問題。他身處最高領導層，對于中國經濟發展實踐中已經出現的種種問題有著清晰的認知，1966年時他發表《矛盾論》已經29年了，對自己身后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矛盾可能向哪個方向同一沒有分析、沒有判斷嗎？為什么許多黨的老干部后來越來越理解晚年的毛澤東主席呢？因為他們都熟悉《矛盾論》的論述，在大量事實面前都意識到《矛盾論》的歷久彌新。

有人可能會問，為什么資本主義沒有這種同一性問題呢？其實，資本主義也有。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產階級掌握著統治權，利用包括冷戰、熱戰、國際聯合和國內鎮壓等種種辦法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產階級其實也怕得很。不然，搞什么麥卡錫主義和新麥卡錫主義。只不過，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產階級搞同一性有一些有利條件。發展中國家的許多政治家并不懂得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道理，他們很容易陷入到西方資本主義的燈紅酒綠、車水馬龍、高樓大廈所產生的光環效應之中，從而缺乏毛澤東主席所具有的那種敢打必勝的氣概，也缺乏毛澤東主席所具有的那種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睿智。不然，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命題可能早就被驗證，至少會被更多的人相信了。即使資本主義還很興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原理都讓我們期待，資本主義總是會沒落的。事實上，資本主義正在全球沒落。人類不需要像中國經歷兩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那樣再經歷千年的資本主義了。這是毫無疑問的了。因為現代科學技術上的生產力發展已經使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無法容納它了。

值得歡欣的是，黨的十八大后，我們黨更加注意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原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7】“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8】 “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9】。針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過時了”“《資本論》過時了”等論調，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指出：“這個說法是錯誤的……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10】在對待我們同資本主義國家關系的問題上，他也是一方面強調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是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另一方面強調，這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要深刻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調節能力，充分估計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方面長期占據優勢的客觀現實，“認真做好兩種社會制度長期合作和斗爭的各方面準備”【11】。

五、對抗性矛盾概念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指導意義

來自西方的發展經濟學一般都把發展視為只有量的增加，沒有質的變化。我國的改革實踐中也有類似的傾向。按照這種形而上學觀點，只要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一切問題就解決了。而其實，馬克思《資本論》所分析的就是資本主義的對抗性矛盾。這種矛盾在平時表現為勞資關系的對抗，并逐漸積累。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而且，有趣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有識之士在意識到危機到來之時，不是想法設法解決危機，而可能是借此大撈一筆。在2007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時，就出現了這樣的有識之士。美國電影“The Big Short”對此有清晰的描述。馬克思《資本論》實際上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國家設定了一個上界。毛澤東主席一代共產黨人也早就得出結論：資本主義此路不通！

資本主義之路對中國不通是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會導致對抗性矛盾在中國得到充分發展。中國是在西方國家占據世界經濟統治地位的條件下尋求經濟發展的。因此，中國想要加入發達資本主義俱樂部的道路是不通的。西方國家不可能允許中國經濟取得巨大發展。實際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誘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正是因為看到了資本主義道路此路不通、社會主義道路不可戰勝做出的戰略決策。走資本主義道路，表面上看是西方允許的。因為那樣，美國至少能夠更長期地維持其國際地位。但實際上，西方對中國的敵意正如西方對俄國的敵意一樣。當俄國還是社會主義蘇聯時，仿佛西方敵視的是社會主義，但當俄國變為資本主義時，西方對俄國依然敵視。這種敵視只能用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來解釋了。

理解了上述機制，中國就必須把姓社姓資作為一個對抗性矛盾來看待了。如果在平時不注意姓社姓資的矛盾，把它們的對抗看作是遙遠的將來，那就只能等到激烈的對抗性矛盾變成現實之時束手無策了。因為由資本主義道路所引發的社會矛盾必然不斷積累。這就是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強調對于重大原則，“不要躲躲閃閃、含糊其辭”，“不當紳士，不做‘騎墻派’和‘看風派’，不能搞愛惜羽毛那一套”，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劍”，“要增強陣地意識”，“堅持黨性原則”【12】。他反復強調：“我國社會歷來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我們要在不斷發展的基礎上盡量把社會公平正義的事情做好。”【13】“我們不能做超越階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說在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就無所作為，而是要根據現有條件把能做的事情盡量做起來，積小勝為大勝，不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14】

六、結論

本文分析表明，新中國70年歷史經驗證明《矛盾論》不僅是指導中國革命成功的理論指南，也是指導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指南。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15】；從矛盾論都適用的角度看，它們確實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同時也確實有重大區別。新中國已經走過70年歷史，使我們有了能在較長時間段里總結和研究新中國歷史經驗的客觀條件。黨的十八大后，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我國發展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使我們有了站在新中國70年螺旋式上升運動中更高一級螺旋的高度，能通盤審視過去70年歷史、貫通總結和研究這70年歷史的主觀條件。這種總結可以歸結到它讓我們重新認識《矛盾論》穿越時空、時代的價值。

《矛盾論》為什么會有穿越時空、時代的價值呢？首先，這是因為從哲學上，無論是社會革命還是經濟發展，都屬于客觀物質，都具有客觀物質的共性。這就使得人們有可能可以從早先出現的物質的認識中得出關于物質的一般性認識。其次，這是因為毛澤東主席具有高度的自覺性，他從小就博覽群書，并在革命過程中形成了對真理的不懈追求的習慣，形成了對新事物的足夠的敏感性和敏銳性，形成了槍桿子筆桿子并用以推進革命的堅決性。正是這兩個條件使得《矛盾論》具有了穿越時空、時代的價值。實際上，由于這兩個條件，不僅《矛盾論》具有穿越時空、時代的價值，《論持久戰》也有同樣的穿越時空、時代的價值，這一點已經得到《論持久戰》在當下的中國受到熱讀得到證明。新中國70年歷史經驗將使得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統一在《矛盾論》的框架中。它是我們未來推進中國經濟科學發展的哲學基礎。

參考文獻：

保羅·巴蘭：《增長的政治經濟學》，蔡中興、楊宇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注釋：

【1】《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20頁。

【2】《習近平關于總體國家安全觀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11頁。

【3】朱佳木：《站在新時代的高度貫通總結和研究新中國70年歷史經驗》，《紅旗文稿》，2019年第13期。

【4】《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88頁。

【5】《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30頁。

【6】《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7】《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頁。

【8】《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頁。

【9】《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