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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間的三大時代背景、五大變革性力量和十大趨勢（深度好文）

點擊：  作者：陳昌盛 許偉 蘭宗敏 江宇    來源：文琳資訊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3-14 09:38:35

 

【導語】：“十四五”時期，我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度調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嚴重沖擊、百年奮斗目標邁向新階段的重大時代背景。

 

作者 | 陳昌盛 許偉 蘭宗敏 江宇

 

 

疫情影響長期化、數字化轉型加速、“邊界”沖突重構調整、中國崛起和歐美主導此消彼長、對國家能力期待上升等五大力量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變革。內外部發展呈現全球經濟低增長低利率高債務、國際經濟循環大調整、治理機制加速重構、國內經濟轉入中速增長平臺、數字經濟引領產業升級、經濟社會風險管理難度加大、要素布局網絡化集中化并重、綠色發展比較優勢提升、非經濟因素對開放的影響突出、收入分配改善關鍵窗口期顯現等十大趨勢。需要立足國情實際，把握住有利時間窗口，謀劃好“十四五”規劃的總體思路，推動建立高標準市場經濟、高水平開放經濟和高效能治理體系，加快轉方式、調結構、換動力，強化重大風險防范和化解能力，推動經濟盡快轉入高質量發展軌道，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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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三大時代背景

 

“十四五”時期，我國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度調整期、百年未遇之大疫情持續影響期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這3個百年大局相互疊加、交互作用，塑造了新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錯綜復雜的時代背景。

 

（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當前，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加速變革，大國關系發生轉折性變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改變了傳統的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一是全球秩序加速變革。隨著經濟實力的變化，國際體系與世界力量對比的“東升西降”“新升老降”的趨勢明顯。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后確立的以主權國家為中心并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已維持將近400年，在當今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國際格局多極化加速發展的趨勢下將面臨更多的挑戰。自近代以來，世界權力首次開始向非西方世界轉移擴散，一大批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世界經濟中心向亞太轉移。百年來西方國家主導國際政治的情況正在發生根本性改變，美國與盟國關系跌入二戰之后低點，國家利益至上取代意識形態的趨勢上升，越來越多的美國盟國正試圖走上戰略自主道路。新型全球政治經濟秩序正在加速形成。

 

二是大國關系尤其是中美關系出現轉折性變化。美國對中國遏制逐漸升級，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國經濟總量同美國日趨接近。2019年，中國GDP接近美國的67%，工業總產值已經超過美國。從歷史上看，GDP超過美國60%是一道紅線，蘇聯和日本GDP超過美國60%后，美國都加大了遏制力度，這與追趕者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或是否“韜光養晦”并無直接關系。同時，2008年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受金融危機影響，經濟減速、政治動蕩、社會撕裂更趨明顯，民族宗教問題頻發，美國還可能選擇向外轉移矛盾，中國將面臨政治、經濟、外交、輿論以至于軍事等多方面前所未有的壓力。

 

三是科學技術推動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發生深刻變化。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生產力變革，推動生產關系、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發生根本性變化。信息傳輸技術的進步、范圍的擴大，讓社會分工更為靈活。非國家行為體尤其是巨型高科技跨國公司異軍突起，在全球生產組織中發揮重要作用。人工智能等突飛猛進，深刻重塑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我國作為后發國家和人口大國，在信息技術發展上具有獨特技術代際跨越和市場規模優勢，尤其是在部分新興領域已經站在了前沿。信息技術的發展，使許多我們過去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成為現實，使體制機制有了更多的創新空間。

 

（二）百年未遇之大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社會運行造成巨大沖擊，并將加劇全球變局，疫情防控效果也成為檢驗各國治理成效的重要標尺，對全球治理帶來重要影響。

 

從歷史上看，世界上曾經數次發生席卷全球的傳染病疫情，對經濟社會的沖擊類似于重大自然災害、戰爭和金融危機，經濟社會發展格局都因之發生了重大的調整。公元1348~1440年前后，黑死病（鼠疫）席卷歐洲，對歐洲產生了巨大沖擊。歐洲人口下降近50%，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流失，生產力水平急劇下滑，經濟遭受重大損失。同時，由于勞動力短缺，勞動力價值上升，耕地使用范圍大大增加，進而促進了歐洲市場化進程，推動了新興科技的普及，促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引發了包括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醫學革命等一系列深遠變化。1918年的大流感是20世紀最嚴重的全球疫情，全球約有5億人（占當時全球人口的1/3）感染，據不同口徑統計，死亡人數約2500萬~1億人，其中美國死亡約68萬人。由于大流感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同時結束，因此疫情后的恢復措施同戰后經濟恢復措施相互疊加，進而推動全球經濟重回新一輪繁榮。

 

從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看，目前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除中國外其他主要經濟體防控疫情壓力仍然很大，全球存在發生新一輪疫情的可能。有專家表示，在疫苗和有效治療方案出現之前，人類將與病毒共存，而疫苗的研制至少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時間。因此，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在今明兩年難以消除，甚至將持續至202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多個機構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出現大幅下降，全球貿易投資等將遭受巨大沖擊。同時，疫情也推動全球產業組織形式、產業鏈布局、全球治理方式發生重大變化，全球化進程、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將因疫情影響而加速。

 

（三）百年發展目標“轉段”

 

從更長期的坐標系看“十四五”，我們正處于從第一個百年目標向第二個百年目標“轉段”的交匯期，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抓住機遇，化危為機，將進一步提高發展的主動權，為第二個百年目標的實現奠定更加扎實的基礎，為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有利條件。

 

從社會生產力來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全面升級。全面小康實現后，隨著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老齡化、城鎮化、信息化、國際化的發展，人民需求結構全面升級。二孩政策、人口老齡化導致居民對優質公共服務需求增加。物質生活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互聯網和全球信息流通、“改革開放一代”成為社會中堅，對社會公平正義和自身全面發展的需要進一步提升。但同時，我國經濟的供給側還不適應人民的新需要（王一鳴等，2018）。過去一度依賴勞動力、資本、資源和外部市場擴張支撐的增長方式面臨拐點，資源和環境約束觸及底線，對土地財政和房地產的依賴導致房價過高，過度依賴模仿和技術引進導致自主創新缺乏后勁，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和水平以及公平可及性仍然不高（中共中央編譯局，2015；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6）。在40余年的高度壓縮式追趕以后，需要根據新時代的發展要求，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推動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新的需要。

 

從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來看，改革開放后的高速發展積累了一些矛盾，如區域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擴大、生態環境破壞、公共服務不足、腐敗問題滋生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19）。這些矛盾和問題，有的是特定國情和發展階段下難以避免的，有的則是我們在探索過程中走的彎路。在新的歷史階段，需要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持續推進一系列重點領域改革，探索如何更好地彌補市場失靈、改善社會公平、優化公共服務，構建高效能、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總之，同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的發展相比，今后一個階段我國發展的條件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新條件、新問題、新任務決定了在新階段我國發展的目標、方法和戰略都需要進行深刻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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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時期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五大變革性力量

 

“十四五”時期，多種作用相互交織促使國內外環境深刻變化，其中疫情的沖擊、數字化進程持續推進、“邊界”沖突加劇、大國力量格局深刻變化、對國家能力的期待增加是推動經濟社會變革的主要力量，共同推動國際國內經濟社會形成更趨復雜、更加多元、更多變化的發展特征。

 

（一）新冠肺炎疫情成為世界加速調整的重要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導致全球經濟活動暫停乃至經濟深度衰退，將引發國內外經濟格局變動和結構調整，是未來一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最關鍵的變量之一。

 

從挑戰來看，為控制疫情的進一步蔓延，各國采取旅行禁令、居家隔離、關閉工廠、封城以及封國等多種措施，致使全球經濟和社會活動陷入停擺，經濟大幅衰退，深層次矛盾進一步積累。疫情可能會導致全球制造業供應鏈收縮，疫情短暫沖擊可能演變成為持久性沖擊。疫情加劇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脆弱性，需提前防范各國央行大幅擴表后面臨的各部門債務激增、通貨膨脹飆升、國際貨幣體系失衡、全球經濟衰退等一系列問題，實體經濟和生產力的恢復乏力，全球將長期面臨“零利率”甚至“負利率”陷阱。

 

從機遇來看，任何事物都是辯證的，只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就能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帶來的損失，還能以防疫斗爭為契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人類歷史上多次經濟高速增長都發生在經濟社會危機之后，就是因為危機暴露了過去經濟增長的短板和弱項，促進了技術和制度創新，催化了數字經濟和線上模式的加速發展，實現了所謂“創造性破壞”。這次疫情給我國經濟體系進行了一次全面的壓力測試，對我國產業鏈的優勢和短板、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協調性等都進行了更深入的評估，未來科技進步、企業投資、產業政策的方向都會更加精準。同時，疫情影響的供給和需求并沒有消滅，而只是暫時被抑制了，疫情后我國可以順勢而為，化危為機，加速改革開放，加快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為我國經濟發展打開更為廣闊的空間。

 

（二）數字化成為主導國際競爭的關鍵力量

 

傳統部門生產率低迷的同時，數字化進程推動著生產方式、產品形態、商業模式、產業組織和國際格局的深刻變革，成為推動未來經濟社會發展變革的重要驅動力量。防疫的壓力為線上線下融合、信息互聯互通提供了強大外部動力，在線辦公、遠程醫療、在線教育等走向前臺，將大大促進新消費業態的增長。新一代信息技術是當代最顯著的生產力發展，也必將引起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革命。信息傳輸技術的進步、范圍的擴大，將有條件實現更加有計劃的生產和消費、有利于廣大人民群眾直接參與社會和政治生活，讓社會分工更為靈活，讓“人民共建共享”有了實現的渠道；信息技術降低了交易成本，把市場的范圍擴展到了全世界，有利于在更大范圍、更高層次配置資源，消費者和作為監管者的政府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比較、篩選、評價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信息技術使得政府更容易收集信息，提高了政府監管的績效，有利于打造新型的宏觀調控和市場監管機制。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有助于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實現產業升級，改變我國在國際貿易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信息化使得信息流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人流、物流、資源流，有利于緩解我國的資源、環境、交通壓力，走資源集約和環境友好道路，這對于作為人口大國的我國來說具有戰略性意義。在數字化深刻改變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的同時，各國都在加快數字經濟發展布局，未來圍繞信息化的技術、資源、標準的競爭將日趨激烈，數據和信息要素的重要性大幅提升，將成為國際競爭的新前沿。

 

（三）“邊界”沖突與重構成為結構調整新動力

 

在疫情沖擊以后，各類傳統的技術、要素、國際競爭、產業布局的“邊界”發生根本性變化，圍繞“邊界”的沖突將進一步加劇，從而推動經濟結構和布局加快調整。技術發展的廣泛連接將繼續突破傳統治理和規則邊界，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甚至排外主義思潮進一步加劇將重塑全球化邊界，我國傳統的人與自然邊界、城鄉區域邊界、生產安全邊界也將加快重塑，經濟結構和布局重新調整的緊迫性進一步上升。

 

從國際上看，技術的快速發展打破了傳統的全球治理架構和規則邊界，要素和產業組織的高度國際化和信息化推動形成新的治理機制，圍繞數字經濟稅收等方面新的規則制定成為國際協調的重要內容。全球化出現新的阻隔，要素的跨界自由流動與本地化的政治利益和社區訴求沖突更趨突出，被民粹和保守思潮裹挾的狹隘和極端民族主義沖擊國際共同價值觀，逆全球化傾向進一步上升。產業鏈布局邊界更趨明顯，疫情帶來的停工停廠、港口關閉和飛機停航等措施，導致部分零配件供應中斷，商品物資跨境運輸的成本和中斷風險顯著上升，供應鏈布局趨于多元化，經濟安全成為各國考慮的重要變量，商品、貿易、技術、數據、人員跨境流動可能面臨更大摩擦和更多限制，全球產業鏈布局區域化特征更加凸顯。部分多邊合作陷入停滯甚至瓦解狀態，區域性、雙邊的投資和貿易安排更加重要，國家之間邊界更趨突出。

 

從國內看，疫情改變了傳統的城鄉區域經濟布局，警示人們更好地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更加注重人的生命健康，新的邊界加速形成。疫情暴露出傳統城鎮化戰略過度強調集中和效率、忽視安全和健康等因素的弊端，更加強調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為前提，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同時也對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改善城市管理水平，優化區域經濟布局提出了更高要求。疫情在警示人們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提醒我們要處理好人和自然的關系，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疫情進一步提升了生產安全和經濟安全的重要性，綜合考慮生產、生活、生態和安全的需要，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高經濟體系的均衡性和抗風險能力。

 

（四）大國實力變化成為全球經濟治理重塑推動力

 

隨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快速崛起，國際大國關系加速調整，將進一步推動全球政治經濟秩序變革，全球經濟平衡關系加快重塑。一直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憑借技術、資本方面優勢，通過不斷累積政府債務和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刺激消費，同時利用貿易保護、技術壟斷、軍事和文化輸出等方式，不斷強化自己的優勢地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作為勞動和資源的輸出地，通常在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雖然有巨大發展需要，有潛在的巨大市場、資源和人口，但由于缺乏穩定政治環境、基礎設施、人力資源等啟動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往往陷入貧困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快速崛起，逐漸改變了傳統世界經濟格局，國際分工也不斷發生改變，新的全球經濟平衡正在加速形成。同時，近年來，美國接連“退群”，二戰以來的國際安全、經濟、貿易治理架構遭遇最嚴重挑戰，西方主導世界秩序的力量不斷被削弱，國際經濟社會重構進一步加速。

 

（五）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凸顯和強化國家能力

 

疫情后國家和政府作用的提升，將推動未來經濟社會發生重要變化。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全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代價巨大的壓力測試。美國加速“退群”，使全球化加速退潮，各主要經濟體更加“內視化”，導致全球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問題日益凸顯。部分國家疫情應對期間領導力的缺失，尤其是自由主義帶來的無序和政府組織能力的不足，導致全球范圍內新自由主義思潮的進一步消退。而我國始終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工作，綜合運用財政、金融、社會、產業等多方面的政策穩定經濟增長，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都走在了全球前列。這種對比，顯現了市場在面對疫情這種重大沖擊時的能力不足，進一步彰顯了國家能力的重要作用。目前美國和歐洲國家都在朝著加大政府干預的方向前進，在“后疫情”時代，國家能力仍將扮演重要角色，政府的作用將進一步凸顯。與此同時，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互聯網平臺、社交軟件、區塊鏈、數字貨幣的蓬勃發展，進一步增強了微觀個體的連接性和行動力，傳統治理邊界被打破，不同群體的訴求表達更為充分，政府行為也將在更大范圍內被審視和監督，互聯網時代的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強政府的集中式、科層制之間的沖突進一步加劇，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和創新政府行為方式的要求日益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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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十大趨勢

 

“十四五”時期，在五大變革性力量的驅動下，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進程將出現深刻調整，我國的發展環境也將呈現階段性變化。總體來看，“十四五”乃至更長一段時期，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將呈現以下十大趨勢。

 

（一）全球經濟延續高債務低利率低增長模式

 

疫情下全球經濟短期面臨深度衰退。暴發于2020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深遠的影響。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擴散范圍涵蓋了主要發達及發展中經濟體，占世界經濟比重超過90%。大多數國家出臺了封鎖邊境、禁止聚集等措施，全球近90%的經濟活動在第二季度被按下“暫停鍵”，全球經濟面臨大蕭條以來從未見過的嚴重衰退。聯合國5月份《2020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年中報告》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萎縮3.2%。世界銀行6月份《世界經濟前景》報告預測今年全球GDP將下降5.2%，創二戰之后最大降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6月末預測全球經濟將下滑4.9%，中國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國家。根據我們初步預測，隨著國際疫情持續蔓延，全球經濟可能要到四季度以后才能逐漸恢復，全年增速預計下滑3%~5%。而且，在新冠疫苗難以盡快上市的情況下，今年冬季全球很可能會出現第二波疫情高峰，全球經濟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

 

疫情短暫沖擊可能演變成為持久性沖擊。在疫情沖擊下，大宗商品、耐用消費品消費增長面臨困境，全球貿易在疫情防控措施下出現急劇下降，企業收入下降和新增投資信心不足，全球總需求出現大幅下滑。疫情后需求的恢復相較于供給端存在一定的滯后，將會對全球經濟帶來中長期的擾動。同時，疫情使全球部分產業鏈和供應鏈停擺，制造業即時生產和按時交付遭受較大沖擊，廣泛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汽車、電子、機械、醫藥等產業面臨斷鏈、轉鏈的風險，疫情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重新接續將會存在巨大摩擦成本，短期內難以迅速完成，且一定程度上會出現不可逆的變化。此外，金融市場大幅動蕩加大實體經濟下行壓力，爆發國際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的風險大幅上升，疫情帶來的風險甚至將可能使全球經濟陷入長期“L型”或者“W型”衰退。

 

全球經濟難以擺脫高債務低利率低增長局面。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開啟了新一輪大規模債務膨脹浪潮，宏觀杠桿率迅速攀升，2019年末達到了243.2%，比2008年末提高了41.9個百分點，2008年以來全球債務余額累計增幅比GDP增幅高出23.6個百分點。而為對沖此次疫情的沖擊，各主要經濟體陸續出臺了一系列規模空前的刺激和救助政策，這將導致各國財政赤字大規模增加，進一步推高已經居高不下的公共債務水平。在需求難以快速恢復的情況下，量化寬松政策短期內難以退出，低利率環境將成為未來一個時期的常態。而低利率環境通常又會助長投機，加大資產價格泡沫風險，增加整個金融系統的脆弱性。同時，儲蓄率偏低、高福利制度、勞動力市場僵化、貿易和投資壁壘等結構性問題難以得到有效解決，進一步強化了對寬松貨幣政策的依賴。在這種情況下，各主要經濟體很難擺脫“高負債、低利率、低增長”的模式，疫情期間的部分非常規政策可能成為未來一個時期的常規措施。課題組測算，預計2020年和2025年全球宏觀杠桿率將分別達到254.6%和270.6%，若未來這種模式沒有較大改變，2035年全球宏觀杠桿率將超過300%，債務和經濟增長的缺口將進一步拉大。

 

（二）國際經濟大循環調整加快

 

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調整。2019年，按現價計算，中國經濟占全球比重達到16.2%，比2008年提高9.0個百分點；美國占全球比重為24.1%，略高于2008年的23.1%；歐盟占全球比重為21.7%，比2008年下降8.5個百分點。中國經濟總量與美國之比達到67.4%，較2008年提高36.1個百分點。預計“十四五”時期末，中國、美國、歐盟經濟占比將分別達到18.1%、21.9%和19.3%，總體上呈現中國份額明顯提高、美國相對穩定、歐盟顯著下降的格局。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既反映了三大經濟中心經濟實力和綜合競爭力的變化，也是相互間產業分工位勢調整的外在表現。“十四五”時期，全球經濟力量對比和分工格局將繼續發生重大變化。美國、歐盟、日本仍將是全球主要經濟體，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將持續崛起，部分新興國家有可能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領跑者。預計到2035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總規模將超過發達經濟體，在全球經濟和投資中的比重接近60%。

 

國際產業循環分工格局加速轉變。二戰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經濟體快速、廣泛地融入全球產業分工，形成了發達國家側重產業鏈的高端環節，發展中國家占據產業鏈的中低端環節的分工格局。隨著國際分工日益深化，依托生產成本優勢逐漸形成了北美、歐洲、東亞三大生產網絡，且隨著全球化日益推進，生產網絡之間的合作聯系日益深化，形成了全球以產品內分工和中間品貿易為主導的分工和貿易體系。隨著經濟全球化從高潮轉向低潮，國際貿易和跨境投資增速放緩，服務貿易地位上升，數字產品貿易和產業內貿易占比明顯提高，跨境投資規則更加復雜，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布局由成本至上轉向成本、市場、安全等多因素并重，尤其是疫情之后企業會綜合權衡成本節約、企業生態系統和供應鏈韌性進行布局，本土化、近鄰化和區域化特征進一步增強，北美、歐洲、東亞三大生產網絡的內部循環更加強化。原有的以美歐為消費市場和研發中心、東亞為生產和制造基地、中東拉美為能源資源輸出基地的“大三角循環”分工格局將發生重大調整。美國在繼續從事研發和高端制造的同時，將成為重要的能源生產供給地；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將加快中低端制造的升級，并成為研發和高端制造的重要參與者；中東、拉美等能源資源生產國將加快工業化和產業多元化進程，全球分工格局將面臨系統性調整。

 

新一代信息技術進一步深化了全球產業鏈網絡化布局。以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了全球產業鏈分工的深化，推動產業分工進一步向產品內分工拓展；同時，信息技術大大降低了區域間的交易成本，推動產業鏈在全球范圍布局，加速了全球價值鏈的形成。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的應用提高了產業鏈相關主體的連接性，推動生產主體能夠在更大的范圍內整合資源，改變了原有產業鏈結構，推動傳統的鏈式結構為主向全球網絡化布局轉變。“十四五”時期，在技術推動下，這種全球產業鏈網絡化布局將更趨明顯，產業鏈環節將進一步細分，生產布局、生產流程更加靈活，生產和消費進一步融合，服務型制造等新業態將不斷涌現。

 

疫情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散化多中心化趨勢進一步加強。近年來，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紛紛推動實施了“制造業回流”、“再工業化”等一系列經濟再平衡戰略，甚至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推動已經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中低端制造環節回流，對傳統的全球產業分工和貿易體系帶來了嚴重的沖擊。尤其是此次疫情發生后，全球保護主義將更加盛行，商品、服務、資本、勞動力、技術、數據和信息流動將受到更嚴格的限制。全球生產供應網絡受到沖擊，不少重要的全球產業節點地區，如德國、美國、意大利等生產受到影響甚至停工，全球重要零部件和商品的供應被迫中斷，全球產業鏈格局面臨越來越大的調整壓力。疫情過后，主要經濟體、跨國公司預計將進一步調整其產業布局，在“市場開放優勢”與“國家安全需要”之間找尋新的平衡，進一步增強其產業安全性和抗風險能力，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進一步分散化、多中心化將成為重要趨勢。

 

（三）全球治理加快向多極化方向重構

 

全球化呈現回頭浪，國際競爭更趨激烈。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逆全球化思潮甚囂塵上，英國脫歐、歐洲民粹主義以及美國貿易保護主義使全球化更加步履維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引發了國際社會的不信任和相互指責，各主要經濟體更加“內視化”，包括貿易保護主義、經濟制裁、匯率操縱、限制移民、扶持本國企業等各種在疫情前就顯露的反全球化措施得到進一步強化。支撐全球化的國際組織面臨重組，排斥現有國際組織的思潮將會出現。在逆全球化加速的情況下，世界大國間合作和競爭并存，但競爭會更趨激烈和直接。

 

美國對我國遏制打壓不斷升級，世界大國關系加速重構。近年來，美國為維護其全球主導地位，對我國遏制打壓從經貿、科技領域進一步向金融、意識形態、制度、軍事等更多領域蔓延。尤其是新冠疫情發生以來，美國為擺脫抗疫不力局面，滿足大選需要，對我國抹黑詆毀、遏制打壓行動明顯增多，中美各領域脫鉤風險大幅上升。面對美國對我國不斷升級的打壓、孤立舉措，有專家認為，未來全球可能會圍繞中美兩個市場，形成“一個世界、兩套體系”的格局。雖然我國一直保持克制，盡可能依靠國際規則來解決爭端，并主張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但也應對未來的風險做好充足準備。

 

多邊治理機制進一步削弱，區域和雙邊機制更加重要。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是二戰后美國建立并領導的，經過70多年的發展，發展中國家不斷壯大但在全球治理中缺少發言權，隨著美國力量持續減弱并主動退出諸多全球治理領域，全球治理體系發揮的作用持續弱化，亟須形成多極合作的新治理體系。在這種背景下，美國一直所扮演的溫和霸權角色將被削弱，其領導建立的原有多邊國際規則也將會逐步改寫。聯合國的國際影響力會進一步下降，要求聯合國進行改革的呼聲更加強烈；G20逐漸失去了可信度和合法性，難以有效發揮作用；WTO改革將是未來一個重大議題，美國為首的西方試圖按其意志重塑WTO，以維護其主導全球經濟秩序和獲取更大利益。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多邊體系更趨碎片化，各國抗疫過程中各自為戰，在獲取醫療物資、重啟經濟、維持或取消旅行限制等方面缺乏協調，國際組織在危機應對中發揮的作用愈發有限，已有多邊機制進一步削弱。與此同時，部分區域和雙邊機制出現復興勢頭，美國牽頭推動美墨加協定等一系列多雙邊機制以進一步牽制中國，RCEP談判提速推動了東亞一體化進程，區域內循環加強促使雙邊自貿協定談判加速，雙邊多邊機制將長期并行。各國間處理國際公共事務將更加扁平化、分散化，疫情后世界有可能進入全球公共議事時代。

 

美國加速“退群”，全球公共品供給缺口擴大。隨著全球保護主義盛行，美國加快了“退群”步伐。如近年來美國秉持“美國優先”，先后退出TPP、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伊核問題全面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導條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一系列多邊協定與多邊組織，近期又決定退出《開放天空條約》和世界衛生組織。而且，在此次疫情沖擊下，美國維持世界秩序和提供國際公共資源的能力和意愿明顯下降，世界朝向“零大國時代”發展演進。在此背景下，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醫療、教育等公共產品的供給缺口可能會進一步加大，中國等其他國家可能要承擔更多提供國際公共資源的責任。

 

國家作用重新得到強化，“大政府”時代回歸。新冠肺炎疫情顯現了市場在面對集體行動問題時的能力不足，進一步彰顯了國家能力在應對危機和保護人民中的重要作用。原有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共識進一步減退，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逐步弱化，對國家的需求進一步增加。美國和歐洲國家都在朝著加大政府干預的方向前進，去全球化、減少國外供應依賴、將供應鏈轉回國內、推動國內生產循環的呼聲不斷增強。此次疫情中，歐盟統一行動面臨較多掣肘，各成員更加強調國家主權的作用。而且，疫情后進一步防控的需要以及政府權力慣性將使很多國家政府繼續保留部分新獲得的權力，在“后疫情”時期，政府管理的作用將大大增強。在新的“大政府時代”，對政府能力的要求將會更高，政府對市場直接干預將會更多，產業政策可能卷土重來，地方政府作用將進一步加強。

 

（四）國內經濟增長中樞下調但結構優化潛力巨大

 

“十四五”時期我國將大概率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2018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已達到9732美元，位居全球第78位。2019年我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0276美元，與高收入門檻的差距縮小至18%左右。依據歷史經驗，高收入門檻線年均提高1.5%左右。按照我們預測，我國“十四五”時期經濟年均增長約為5.5%，考慮到國民收入和GDP增速基本一致，若同期我國人口年均增速為0.5%，則“十四五”時期人均國民收入年均增速可達到5%，同時考慮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因素后，到2024年底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可超過14000美元，已經邁過高收入門檻線。這樣，即使高收入門檻線每年有所提高，“十四五”末我國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仍將是大概率事件。

 

疫情后經濟增速將回歸中速增長平臺。2010年以來，經過持續9年的調整，我國經濟確立中高速增長平臺的條件逐步積累（劉世錦，2020）。從日本和韓國等國家的經驗看，經濟增長階段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速增長，經濟增速降幅通常達到40%左右。2019年我國經濟增長6.1%，較2010年增速10.6%下降4.5個百分點，降幅已經超過40%，潛在增速已經接近中速平臺。“十四五”及以后一個時期，隨著勞動力供給下降、傳統制造業進入增長平臺期、社會消費行為變化、房地產需求趨于飽和等，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有所下降，同時，技術追趕速度放緩、資源再配置空間收窄等因素也將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有所抑制。此次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改變潛在增長率趨勢，2020年我國經濟實際增速可能會明顯低于潛在增速，并于2021年后逐漸向潛在增速回歸。綜合看，預計“十四五”時期年均增速將下降至5.0%~5.5%左右，2026~2035年將繼續下降至4%~5%左右。但如果全球疫情長期得不到有效控制，經濟將難以盡快回到潛在增長中樞，可能會帶動經濟增長中樞進一步下調。

 

經濟總量將更加接近美國并逐步實現趕超。按我國當前增長率預測，到“十四五”末期，我國全球第二經濟體的位次不會改變，但是中美經濟總量的差距將顯著縮小。按目前不同模型的預測，大多數結果認為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將發生在2025~2035年之間。根據我們測算，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27年超過歐盟，在2032年超過美國。這樣，“十四五”期間將是中美經濟總量對比發生決定性變化的關鍵奠基時刻。美國自1894年起就是世界經濟第一大國，其GDP占全球比例最高時接近50%，強大的經濟實力是美國政治、軍事、文化和國際霸權的物質基礎。我國和美國經濟總量接近逆轉，是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重新接近世界經濟的頂峰，是近兩百年來中華民族命運的轉折性變化。

 

消費貢獻進一步上升，外需拉動作用不斷減弱。“十四五”及更長一段時期，隨著我國快速工業化進程的結束，鋼鐵、水泥等傳統制造業增長進入平臺期，相關投資擴張將明顯放慢。房地產市場趨于平衡和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空間收窄等因素，將使投資需求增長趨緩。在勞動收入提高、社會保障日趨完善的背景下，消費需求仍將是帶動經濟的主要力量。受全球經濟趨勢性放緩、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經貿摩擦不斷強化等因素影響，外需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將有所弱化。總體上看，消費仍然是支撐“十四五”時期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模擬測算顯示，“十四五”時期，我國消費率將由2019年的55.4%上升至2025年的60%左右，投資率將由2019年的43.1%下降至2025年的40%左右，2035年二者將分別達到70%和30%左右。

 

要素驅動進一步減弱，創新引領特征強化。從要素供給情況看，“十四五”時期勞動和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進一步減弱，數據、信息、人力資本等新要素和全要素生產率貢獻將繼續提升。近年來，隨著勞動年齡人口逐年下降，我國人口數量紅利正在加快轉向質量紅利，支撐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已由生產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轉向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提升。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我國科技人力資源和研發人員數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全國研發人員全時當量達到438萬人年，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一位；研發投入強度達到2.19%，超過歐盟平均水平（王一鳴，2020）。我國不斷累積的人力資本和不斷提高的科技創新能力，將成為“十四五”時期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創新引領經濟發展的特征更趨明顯。

 

（五）數字經濟引領技術變革和產業升級

 

技術變革加速，數字經濟引領作用加強。以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改變了傳統的生產方式，生產的定制化、智能化使土地、勞動力等傳統生產要素重要性大幅下降，數據、人力資本等要素的作用日趨凸顯，數字經濟成為引領新時期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和國際競爭的新戰場。課題組初步測算，2019年數字經濟對我國經濟的直接貢獻為6.6%，對經濟的間接影響達到11.0%，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助推器。疫情后數字經濟引領作用進一步增強，我國經濟的線上化、數字化、智能化趨勢大幅強化。數字經濟在疫情中發揮了經濟“穩定器”作用，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一些新業態在疫情期間逆勢增長。疫情使企業生產、銷售、管理方式加速數字化轉型，進一步延拓數字技術應用的廣度與深度。疫情使面對面社交活動大幅減少，進一步推動了生活的數字化。工作方式發生深刻變革，網絡辦公、網絡教學等日益普遍。線上消費大幅增長，網絡直播等網絡化信息傳播成為常態。而且，疫情后政府管理、外交等公共事務也在加速數字化進程，如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改為視頻會議等，數字化管理、虛擬辦公正在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制造和服務加快融合，產業結構高端化步伐加快。“十四五”時期，城市化持續推進、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服務貿易規模擴大、消費結構升級等因素將推動服務需求繼續快速增長，服務業比重將繼續提高，但擴張速度會有所放緩。制造業比重仍會下降，但快速去工業化的態勢將得到扭轉。預計第二產業比重將由2019年的39%下降至2025年的35%和2035年的30%左右；服務業比重將持續提升至2025年的60%左右和2035年的66%左右。傳統制造業在陸續達到峰值后占比持續下降，高技術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占比繼續提升。產業創新能力明顯增強，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下降，在全球產業分工和價值鏈中的地位明顯提升。數字經濟帶動下制造業服務化趨勢不斷加強，個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生產將成為主體生產形態。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廣泛應用，“互聯網+”、“智能+”等催生的移動支付、電子商務、平臺經濟等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迅猛發展，2018年，我國“三新”經濟增加值14.5萬億元，占GDP的比重達到16.1%。新動能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明顯增強。

 

（六）經濟社會復雜性提高導致風險管理難度加大

 

疫情暴露風險管理短板，重大突發事件應對能力和應急管理能力建設將不斷加強。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了我國醫療衛生體系、社會管理、應急管理等方面諸多短板和問題，尤其是疾病預防控制體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重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仍然存在較大漏洞，統一的應急物資保障體系仍不健全，社會專業治理能力偏弱，區域治理信息化水平不高，城市規劃與城市應急管理體系不協調，城市應急管理能力不足等，亟須健全和強化。“十四五”時期，以此次疫情為契機，我國將大力強化公共衛生、社會治理、應急管理、風險管理等領域建設，補齊相關短板，醫療衛生防控救治體系將進一步健全，醫療保險救助制度有望更加完善，網格化、信息化、專業化的社區治理水平將進一步提升，城市應急管理的組織化、科學化、精準化程度有望不斷提高。

 

老齡化進入加速期，社會兜底能力要求提高。“十四五”時期，我國老年人口數量還將繼續增加，老年人口占比還將繼續提高。預計到2025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比將達到20.5%，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接近14.0%。而且，自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比重連續8年出現雙降，累計減少2900余萬人，預計到“十四五”時期末，還將減少2000萬人左右，比重下降至61.5%。受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的影響，“十四五”時期勞動力供給總量也將不斷減少。老齡化程度加深以及勞動力供給變化將對我國經濟發展動力產生深層次全局性影響。從需求看，老齡化程度加深可能降低居民消費傾向，形成“低欲望社會”，進而使社會消費規模擴張放緩和消費結構升級動力減弱。從供給看，老齡化將進一步改變勞動力供求關系，提高勞動力成本，推動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業加快向成本更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老齡化加快還將降低居民儲蓄率，預計到2025年儲蓄率將下降至40%左右，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繼續發生深刻變化。老齡化還將加重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費用負擔，對“十四五”時期社會兜底能力提出挑戰。

 

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仍將長期持續。當前，我國宏觀杠桿率快速上升態勢雖有所放緩，但居民部門杠桿率上升較快，政府債務規模尤其是隱性債務規模仍然龐大。房地產領域矛盾積累較多，并且與金融部門高度關聯，存在風險共振的隱患。“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增速將有所放緩，金融風險釋放的壓力增大，在加快金融對外開放、加杠桿受限和加大處置存量風險的條件下，商業銀行不良率有可能進一步上升，中小金融機構風險易發多發，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進一步顯現。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加劇了風險暴露，防控金融風險形勢更加嚴峻。“十四五”時期，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還要繼續，特別是要防范疫情沖擊與流動性風險、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國內風險和外部沖擊風險相互疊加，逐步化解各類“黑天鵝”和“灰犀牛”，提升風險管控能力。

 

（七）要素集中化網絡化趨勢進一步加強

 

城鎮化進入下半程，后城鎮化時代加速到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經歷了快速發展過程。1978~2019年，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人增加到8.5億人，城鎮化率從17.9%提升到60.6%，年均提高1.04個百分點，城鎮化率已經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根據人均收入的增長趨勢估算，到“十四五”末我國城鎮化率預計將達到65%左右，到2035年預計將超過70%，屆時將有超過10億人生活在城市。根據城鎮化的諾瑟姆曲線規律，城鎮化率達到70%之后，城鎮化進程將會逐步趨緩，進入后城鎮化時代。考慮到我國人口基數較大和區域的多樣性復雜性，我國的城鎮化率很可能不會像歐美發達國家在達到80%之后逐步趨于穩定，后城鎮化時代很可能提早到來。在后城鎮化時期，提高城市生活質量、社會保障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將成為城鎮化面臨的核心問題。同時，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仍然較低，2019年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差距仍有16.2個百分點，“十四五”時期如何加速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提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仍然是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城鄉一體化水平和區域經濟集中度進一步提升。隨著超大型和特大型城市外的城市戶籍放開，農業轉移人口融入城鎮的步伐將加快，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將顯著提升。綜合快速立體交通網絡建設將加快生產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在提高要素空間聚集和配置效率的同時，也將加劇不同區域、不同類型城市的分化。生產要素向高回報率地區集聚，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作用強化，區域經濟集中度進一步提升。收縮型城市日趨凸顯，通過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比較發現，中國26.7%的地級及以上行政單元、37.2%的縣市（區）發生不同程度的收縮。“十四五”時期，在城市群和都市圈不斷強化的同時，部分中小城市收縮的趨勢將延續，區域協調發展面臨新的挑戰。

 

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等重要增長極引領作用強化。隨著新型城鎮化持續推進，我國城鎮空間結構不斷優化，19個重點城市群和2個城市圈將成為重要的區域增長極，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長江中游等城市群形成巨大的生產要素聚合效應，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近年來，我國超過100萬城市群人口占比逐步提高，2019年已經達到28.5%。“十四五”時期，中心城市、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在區域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將進一步提升。要素進一步向城市群、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預計2025年超過100萬城市群人口占比達到32.5%，2035年接近40%。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城市群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引擎作用將進一步顯現，在全球城市體系中的位勢將快速提升，跨境、跨區域集聚資源、配置資源的能力顯著增強，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基礎和條件更加完備。城市群內部大城市對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輻射帶動作用將進一步增強，產業分工效率持續提高，城市群一體化程度將明顯提升。

 

區域網絡化格局基本形成。隨著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城際軌道網加快建設，廣覆蓋、多層次、多節點的綜合交通和快速通道體系基本形成，城市群的空間聯系更加便利密切，生產要素跨區域迅速流動、聚集和轉移的條件日益完備，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不斷降低，資源的空間配置效率不斷提高。“十四五”時期，城市群和基礎設施進一步網絡化，將優化生產要素的流動、集聚和擴散方式，提高資源的空間配置效率。而隨著高鐵、互聯網等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城市間運輸成本、信息傳輸成本大幅下降，大規模標準化生產、企業內部垂直一體化管理將面臨沖擊，傳統的制造環節可能被解構。

 

疫情將開啟新型城鎮化綜合治理改革。此次疫情暴露出傳統城鎮化戰略過度強調集中和效率，忽視安全和健康等因素的弊端。“十四五”時期，以此次疫情為契機，我國將以特大城市和城市群為著力點，突出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為前提，推進一輪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治理改革。新型城市化治理將綜合考慮生產、生活、生態和安全的需要，支持特大城市、大都市圈與周邊區域聯動發展，適度控制超大城市規模和密度，積極推進城市多中心、郊區化發展，建設網絡型城市。未來將探索建立都市圈和城市群一體化治理體制，提升都市圈、城市群一體化水平，探索推進區域戶籍、土地等制度改革，推動都市圈內城鄉區域公共服務一體化。

 

（八）綠色發展比較優勢更加凸顯

 

主要污染物排放達峰后生態環境壓力減小。“十四五”時期，隨著我國煤炭等能源消耗的下降，我國將總體處于污染物排放的“拐點”后階段，污染物排放總量將持續下降，空氣、地表水環境質量將持續改善。主要大氣污染物疊加總量的峰值極有可能在2020年左右出現，預計到2030年前碳排放總量將可以達峰。2025年是我國環境質量顯著改善的重要節點，空氣質量達標城市數量有望提高到50%，338個地級以上城市平均優良天數比例進一步提高，城市空氣PM2.5年均濃度將持續下降。水污染物排放大致在2020年前達峰，隨后進入平臺期。全國地表水監測的水質斷面（點位）中Ⅰ~Ⅲ類比例將進一步提高，劣V類比例進一步下降。2035年我國環境質量將實現根本性好轉。全國地級以上城市PM2.5年均濃度有望全面實現達標（國家二級標準）。全國七大重點流域水質優良比例總體達到80%以上，城市建成區黑臭水體總體得到消除，城市集中式飲用水水源水質達到或優于Ⅲ類比例總體為95%左右。各項指標達峰后，未來生態環境壓力有所減輕，綠色發展空間有望進一步拓展。

 

綠色發展實現從外部性負擔到新競爭優勢轉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也帶來了資源和能源消耗迅速增加。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達到48.6億噸標準煤，是1980年的8.1倍，其中1990~2014年期間，工業部門的能源消耗增加了3倍，主要污染物排放也大量增加，2014年工業廢物量比1990年增加了將近5倍。這種以資源、能源和環境質量損耗為代價的經濟增長，透支了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帶來了沉重的外部性負擔。“十四五”時期，隨著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國主要能源消耗陸續達到峰值，綠色發展逐漸成為提升經濟發展效益和群眾生活質量的重要力量。綠色發展作為一種全新的發展模式，將重新定義投入與產出、成本與收益，把外部化的成本內部化，生態環境將作為可創造財富的資源帶來發展增值，綠色發展將由外部性負擔轉化為新的競爭優勢，我國綠色技術和產業優勢可能進一步凸顯。

 

綠色發展從運動式走向制度化，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更加完善。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各地區各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動綠色發展正在逐步從“運動式”走向“制度化”。隨著《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出臺，我國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加快形成，一些改革指向和實施主體明確、措施具體的方案，已經開始發揮重要作用。例如，《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的實施，形成了持續、嚴厲和大規模的環保督察，極大地震懾了環境污染行為主體；《關于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的若干意見》，直接推動了全國范圍的生態紅線劃定；《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的實施，增加了認識和評價地區綜合發展水平的全新視角等等。目前，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正在進一步完善，“十四五”時期，自然資源資產權、國土空間開發保護、空間規劃、資源總量管理、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環境治理等領域的各項制度將更加完備，預計將持續在生態文明建設和推動綠色發展中發揮基礎性、引領性作用。

 

全球綠色治理協作不斷加強。隨著近年來災難性氣候和極端天氣時間不斷出現，參與并改善國際綠色治理合作的必要性更加凸顯。考慮到現有各國行動與全球避免災難性氣候所應采取行動之間存在巨大差距，極端氣候威脅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已經成為一個現實的問題。“十四五”時期，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在持續深化自身綠色發展進程的同時，將可能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并將以加強“一帶一路”合作為契機，不斷創新國際綠色合作機制，推動全球綠色治理協作持續升級。

 

（九）對外開放面臨更多非經濟因素影響

 

經貿摩擦可能走向常態化極端化，嚴重壓縮我國全面開放空間。疫情發生以來，中美摩擦進一步升級，美國對我打壓已經從經貿領域拓展至科技、金融以及意識形態領域。如果中美關系進一步惡化，不排除美國采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對我國進行全方位打壓，包括濫用“長臂原則”對我國部分企業實施“金融制裁”，扣押我國購買的美國國債，軟硬兼施拉攏西方國家強化“瓦森納協定”對我國實施技術和相關產品禁運，將我國排除出美元結算體系，拉攏我兄弟國家結盟對我國進一步孤立等等。在中美摩擦中，美方處于相對主動位勢，如進一步采取極端化施壓措施，將大大限制我國未來一個時期的國際發展空間。同時，中美摩擦短期內雖可能暫時緩和，但已經基本失去重返過去的可能，中美之間角力將伴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十四五”時期將是我國應對中美摩擦并進行戰略性布局的關鍵期，我應采取積極措施及早謀劃主動應對。

 

疫情后技術和投資限制進一步顯現，產業升級的難度上升。疫情管控下全球貿易投資大幅下滑，我國外貿和外資都受到較大沖擊。同時，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逆全球化進程，保護主義、民族主義進一步抬頭，尤其是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緊跟美國步伐，對我國對外投資和技術轉移進一步加大了限制，我國產業升級步伐被迫延緩，部分對外依賴較大的產業安全性面臨挑戰。未來美國可能進一步聯合西方主要市場對我國進行封鎖，管控高科技產品對華出口，進一步限制技術交流和人員往來，控制中國先進技術的可得性，同時在部分區域性貿易協定中為我國“量身定做”“毒丸”條款，我國技術升級步伐可能因缺乏與外部的充分交流而進一步放緩，甚至存在被迫陷入“技術閉環”的風險。

 

疫后全球供應鏈加速重構，我國產業鏈外遷壓力進一步增大。在一些發達經濟體更趨保守的形勢下，我國企業被迫加快“走出去”步伐，部分產業鏈外遷壓力增大。尤其是疫情后一些歐美國家更加認識到產業鏈安全的重要性，原本由于我國國內綜合成本上升、中美貿易摩擦等因素出現的產業對外轉移趨勢進一步強化，國際供應鏈布局加速重構，我國汽車零部件、電子電器和原料藥等行業供應鏈可能加快轉移，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將會受到持久性的沖擊，紡織、服裝、玩具等全球份額較高的產品將面臨訂單減少甚至產業鏈整體轉移的壓力。

 

市場化、國際化和法治化程度要求更高，制度型開放要求更為迫切。隨著我國越來越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開放已進入由器物層面轉向規則層面的階段，對標、對照國際先進規則與做法，加快形成與國際投資、貿易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基本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的需求更加迫切。推動制度型開放，就要求我們有更高的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水平，能夠為全球投資者無后顧之憂地進入中國市場提供制度性、結構性安排與法治化保障。“十四五”期間，在加快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轉變的背景下，我國的對外開放將實現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水平，法治化程度更強，外商投資法及其配套法規更加完善，執法能力和水平進一步提高；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執行體系進一步完善；自貿區（港）先行先試作用增強，對外開放新舉措更快向全國推廣；“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談判取得積極成果，做好加入CPTPP談判前期準備工作，加快開啟同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雙邊自由貿易談判和投資談判步伐；堅決維護世貿組織在多邊貿易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積極參與世貿組織改革，推動構建更高水平的國際經貿規則。

 

（十）收入分配改善進入關鍵窗口期

 

居民收入增長將略快于經濟增長，社會財富積累增加。從我國收入分配結構看，近年來居民、企業、政府之間的分配關系發生較大變化，勞動者報酬占比在2012年以前呈緩慢下降態勢，之后逐步回升。隨著人口結構變化以及農村可轉移勞動力的減少，勞動力稀缺程度將不斷增大，勞動者報酬增長將快于資本收入增長，未來比重將進一步提升。根據模型測算，“十四五”期間，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將提高2~3個百分點，2026~2035年將繼續提高5個百分點左右。隨著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和公共服務水平提高，勞動者權益將得到更好保障。這些因素將共同推動居民收入較快增長。模型測算顯示，“十四五”期間，人均居民收入增速將比人均GDP快0.5個百分點左右，社會財富積累不斷增加。

 

貧富差距持續回升，存在社會階層固化風險。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變動態勢顯示，2008年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續縮小，從2008年的0.491下降至2015年的0.462，但近年來再次回升，2018年已回升至0.468，收入分配差距出現拉大跡象。特別是，隨著財產性收入占比提高，貧富差距拉大的內在壓力較大。而且財富具有累積性，隨著財富的不斷累積，后來者的追趕難度會增加，存在階級固化風險。需要注意的是，截至2018年，我國基尼系數已連續19年高于0.4的國際警戒水平，如果“十四五”時期這一趨勢得不到扭轉，收入差距長期保持高位，將加劇社會階層固化，并通過人力資本投資、社會資本和婚配等機制影響到后代成年后的發展，使社會分化進一步加劇并轉化為社會風險。

 

中等收入群體不斷壯大，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更趨明顯。中等收入群體是社會消費增長的主要動力，中等收入群體能否持續擴大關系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能否滿足，關系到高質量發展能否實現。對于中等收入者的判定標準，存在不同的衡量方法。按照世界銀行“家庭人均每天支出10~100美元”的標準計算，2008年前后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超過1億人，2018年中等收入群體已超過4億人，占比已超過30%。“十四五”時期，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將進一步擴大，初步測算，預計到2025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將超過5.6億人，2035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將達到8億人。隨著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斷擴大，我國將具有由全球最大規模中等收入群體構成的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巨大的市場潛力和成長性將成為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優勢，有利于提高我國發展韌性和回旋空間，我國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將更趨明顯。

 

綜合來看，“十四五”時期，我國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度調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影響持續發酵和百年奮斗目標“轉段”的歷史交匯期，國際國內環境出現前所未有的深刻復雜變化。

 

放眼世界，和平與發展仍將是未來的時代主題，但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進程將出現深刻調整。疫情影響下世界經濟繼續延續高債務低利率低增長的模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影響深化，經濟數字化特征更趨明顯，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區域化多中心化特征加強，全球治理更趨扁平化和分散化，多邊機制進一步削弱，全球公共品供給缺口擴大，國家和政府作用進一步顯現。同時，疫情短期沖擊可能演變為持久性影響，全球經濟貿易增長乏力，甚至面臨衰退風險。疫情加速逆全球化趨勢，保護主義、民族主義勢頭強化，局部地緣政治風險凸顯，中美經貿摩擦可能走向常態化和極端化，我國面臨的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嚴峻。

 

從國內看，我國經濟經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考驗，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發展環境更加錯綜復雜，發展的任務和要求也將不斷升級。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增長動力轉換取得積極進展，高質量發展的特征日益突出。傳統要素貢獻下降，人力資本、數據、信息要素貢獻上升，創新引領特征更趨明顯，制造業和服務業加速融合，產業高端化特征日益顯現。要素集中化、網絡化布局進一步加強，綠色發展優勢更加凸顯，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大，社會財富積累增加為未來一個時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格局和基礎。同時，疫情給我國經濟帶來嚴重沖擊，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增大，就業民生問題突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仍受制約，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任務仍然艱巨，人口老齡化加快對社會兜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公共衛生、社會治理、應急管理等方面的短板凸顯，貧富差距仍然較大和社會流動性趨緩帶來社會風險，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仍然面臨諸多挑戰。

 

總體判斷，我國發展仍然處在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持續向好的基礎，同時也面臨更加嚴峻、更趨復雜的風險挑戰，對推動經濟轉入高質量發展軌道提出了更高要求。“十四五”時期，我們要立足三個百年大局，順應五大變革性力量，把握十大趨勢，抓住有利時間窗口，趨利避害，轉危為機，不斷增強對國際環境的加速演變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要求的適應能力，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堅持新發展理念，以改革開放和科技創新為動力，推動實施數字化戰略、擴大內需戰略、制造強國戰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戰略、改善基層治理和公共服務戰略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戰略，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形成高效能治理體系，加快推動經濟轉入高質量發展軌道，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促進人民生活、生態環境、社會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為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奠定良好基礎。

（注：文中圖表有刪減。）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

文章來源：《管理世界》雜志2020年第10期，原題為《“十四五”時期我國發展內外部環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