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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數字勞動”在其原初意義上是“受眾勞動”“免費勞動”“玩勞動”的意思，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家從不同角度對數字資本主義進行了批判。由于勞動數字化在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數字勞動與數字資本主義的議題受到諸多關注，學界對數字勞動的界定也出現了許多爭議。基于此，重新審視勞動的數字化轉向就顯得特別重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對資本主義背景下的數字勞動及其內在邏輯仍然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其一，數字勞動作為一種非物質勞動，其存在形式不同于產業勞動，但馬克思有關產業勞動的論述仍然可以用來詮釋數字勞動。數字勞動的三種類型，即專業技術數字勞動、互聯網用戶主動發布數據信息行為和互聯網用戶無意識的數據遺留行為，是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的結合，其歸根結底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映；其二，數字資本主義背景下的勞資關系以數字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相分離為前提，這與產業資本主義背景下產業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相分離的邏輯相同，是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根源所在；其三，勞動數字化是資本邏輯從傳統空間向虛擬空間的拓展，這與產業資本主義背景下資本創造“世界歷史”的空間拓展邏輯相同，是資本逐利性的必然結果。

一、數字勞動及其性質辨析

產業資本主義向數字資本主義的轉變得益于互聯網的蓬勃發展。20世紀中葉，計算機技術、衛星通信技術、光纖通信技術等的發明與運用使信息與通信技術（簡稱：ICT）進入高速發展期，20世紀末互聯網技術（計算機技術與信息通信技術的融合）的發展，最終使得信息資源、數據資源在全球的共享成為可能。現如今，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等的廣泛應用，使得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的趨勢愈加明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資本主義和勞動的形式都發生了顯著的數字化轉向，數字資本主義和數字勞動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

對“數字勞動”的研究最初起源于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領域，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家主要是基于大眾傳媒的經濟功能提出了“受眾商品”的概念。其中加拿大學者達拉斯·斯麥茲首次將大眾在大眾傳媒中對廣告等的注意力即“受眾力”稱作“受眾商品”，“受眾力”“受眾商品”能夠給大眾傳媒、廣告商創造利潤。這種 “受眾商品”是數字勞動的雛形。本世紀初，意大利學者泰拉諾瓦第一次使用“數字勞動”的概念，她將數字 勞動定義為：“在網絡上進行建立網頁、修改軟件包、閱讀和撰寫郵件”等免費數字勞動形式。

用以指代“數字勞動”的“免費勞動”概念被提出之后，西方學者對此種勞動的研究給予了極大的熱情。總體看來，國外學者關于數字勞動的研究主要有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將數字勞動理解為“非物質勞動”，以意大利學者泰拉諾瓦等為代表。“非物質勞動”概念起源于意大利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學派，拉扎拉托、奈 格里、哈特等是其代表人物。拉扎拉托是“非物質勞動”概念的首創者，他認為“非物質勞動”是生產商品的 “信息內容”和“文化內容”的勞動，主要存在于1970年代末以來的“大眾智能”領域。奈格里、哈特對非物質勞動作了進一步闡釋，認為20世紀最后幾十年以來，“非物質勞動”已經取代產業勞動，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勞動形式。“非物質勞動”主要包括“腦力或語言的勞動”“情感型的勞動”和“生物政治的勞動”等勞動形式。泰拉諾瓦將數字勞動主要看作是一種“非物質勞動”。她認為：“互聯網突出了非物質勞動……非物質勞動的生產能力包括寫作、閱讀、管理和參與郵件、網站、聊天等的工作。”另一種觀點將數字勞動理解為“物質勞動”，以英國學者福克斯等為代表。福克斯以馬克思的勞動理論為基礎，用“物質勞動”的概念來定義數字勞動。他認為，社交媒體中有三種形式的數字勞動，分別是認知數字工作、交流數字工作和合作數字工作，這些勞動形式的工作工具或涉及人腦、五官，或涉及數字媒體，因而具有物質性。福克斯將數字勞動以“廣義”和“狹義”進行區分，其中廣義的數字勞動是指數字媒介技術所涉及到的所有勞動形式，比如，生產數字設備的采礦活動；狹義的數字勞動則特指網絡“無酬勞動”，比如瀏覽網站、撰寫博客等行為。

國內學者對數字勞動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但研究成果已較為豐厚。國內的研究一開始局限于國外學術研究的視域，除有一批關于“數字勞動”的譯著出版外，大多仍在傳播學的視域下進行研究。近年來，國內學者針對數字勞動研究逐漸拓展出新問題域。有些學者開始基于研究傳統勞動形式的各種視角對數字勞動展開分析。如有學者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視角，對數字勞動的內涵展開辨析，揭示數字勞動的剝削 本質，闡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當代價值。有學者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角度，分析數字勞動的異化性質，展望勞動解放的未來走向。截止目前，學者們對數字勞動的內涵界定尚未達成共識。大多數學者僅將數字勞動特指互聯網無酬勞動；部分學者認為，數字勞動兼顧互聯網專業技術人員的勞動和無酬勞動；另有學者認為，數字勞動包括互聯網用戶主動在互聯網發布數據信息的行為和無意識地在互聯網留下數據痕跡的行為。

綜合國內外學術研究的成果，可以發現，數字勞動是以數字化技術、數字化平臺為勞動資料，以數字化信息為勞動對象和勞動產品的勞動，主要可分為以下三類：第一類是為了維持數字平臺及其相關的虛擬服務產品正常運行的專業技術人員的數字勞動，如軟件工程師、視頻剪輯師等的勞動；第二類是互聯網用戶依托數字平臺及其服務功能進行主動且有意識地發布數據信息的行為。這些活動能夠為數字平臺帶來流量和利潤，如在數字平臺發布網絡短視頻等行為；第三類是“產消一體”（產生原始數字行為數據且作為受眾進行消費）的互聯網用戶無意識地在數字平臺上留下數據信息的行為，如瀏覽網頁、撰寫博客等行為。由此可見，數字勞動與19世紀的產業勞動相比已經發生了數字化轉向這一顯著的變化。由于數字勞動的新特性，在對數字勞動的研究中對其性質界定也存在一些學術爭議。如數字勞動屬于“物質性”還是“非物質性”勞動?“生產性”還是“非生產性”勞動？對這些問題進行積極回應，有利于更加明確數字勞動的含義，厘定數字勞動的性質。

在馬克思看來，“勞動”主要指的是產業勞動、物質生產勞動，即便是腦力勞動這種看似非物質生產的勞動，也是從屬于物質生產勞動這個鏈條的。馬克思說：在總體性的勞動過程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腦工作”，但不論勞動形式如何，他們勞動的結果都是為了生產物質產品，他們的勞動都屬于物質生產勞動。因此，基于特定的時代背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是物質勞動、產業勞動，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這是“從物質生產性質本身中得出的關于生產勞動的最初的定義”。而數字勞動不論是從勞動對象、勞動產品還是從勞動資料來看，都不符合馬克思關于物質生產勞動的定義。因此，數字勞動作為勞動的一種新形態，它屬于非物質性勞動。這是數字勞動與產業勞動在外在形態上的不同。

既然數字勞動在外在形態上已發生顯著變化，那是否意味著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對數字勞動沒有解釋力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人們之所以對數字勞動的含義與性質產生上述爭議，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們仍然在“產業勞動”的視域下看待數字勞動。而數字勞動作為一種新的勞動形式，本身就是社會的產物，正確理解數字勞動的前提就在于正確理解勞動的社會性。馬克思對勞動與社會的關系的闡釋對于理解數字勞動及其性質具有重要意義。馬克思在談論勞動時從來都不是談論抽象的勞動概念，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性質必須要回到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中去尋找，不能孤立地談論“勞動”與“社會”，資本主義異化勞動之所以必須被鏟除，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最終創造了物質的和其他的條件，使工人能夠并且不得不鏟除這個歷史禍害”。從勞動的社會屬性可以看出，農業社會對應農業勞動，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對應產業勞動，隨著社會的發展，勞動在形式上發生一定的變化是必然的、不可阻擋的，數字勞動的出現正符合馬克思對勞動社會性的分析。

此外，盡管勞動的形式發生了變化，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矛盾關系并沒有消除，這也說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仍然具有解釋力。在資本主義語境下，馬克思的“生產勞動”具有兩個維度：第一個維度是生產物質產品且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馬克思說：“只有直接在生產過程中為了資本的價值增殖而消費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第二個維度是指反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勞動。馬克思說：“像鳥一樣唱歌的歌女是非生產勞動者。……同一個歌女，被劇院老板雇用，老板為了賺錢而讓她去唱歌，她就是生產勞動者，因為她直接生產資本。”歌女的勞動屬于非物質勞動，但它屬于生產勞動，僅僅因為它生產資本，反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綜合“生產勞動”的兩個維度，數字勞動雖不屬于物質性勞動，但仍可在生產性勞動的框架下進行詮釋。因為數字勞動中的前兩類勞動即專業數字勞動和有意識的數據發布行為都屬于生產勞動，其都為數字平臺帶來利潤，都反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第三類無酬勞動不屬于生產勞動，因為這種勞動不創造價值。雖然無酬勞動不創造價值，但其也是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來源。在馬克思那里，價值傾向于交換價值，而財富傾向于使用價值。無酬勞動成為財富的源泉之一恰恰表明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矛盾不但沒有減輕，反而更加深化了，這主要體現在無酬勞動的自愿性和隱形的脅迫性上。因此，無酬勞動同樣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映。

由于數字技術的加持，數字勞動者在表面看來自由度更大、自愿性更強、時間性更自主，這很容易造成對數字資本主義背景下勞資關系的遮蔽，無法正確認識數字資本主義背景下勞資關系的實質。馬克思說：“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從家庭手工業到工場手工業再到機器大工業，勞動資料、勞動形式的每一次變革都促進了生產力的大發展，從而催生了不同的經濟時代。在產業資本主義時代，產業勞動、機器化大生產是最先進的生產方式，然而當機器化大生產不能滿足社會發展需要時，必定會有一種新的生產形式來代替它，數字勞動、數字生產正是勞動資料和生產形式變革的結果。數字資本主義改變了勞動、生產的形式，但數字資本主義背景下勞資關系的實質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馬克思對產業資本主義背景下產業勞動與產業資本的分析對于理解數字勞動與數字資本的關系具有指導意義。

馬克思認為，產業資本對產業勞動的剝削以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相分離為前提。馬克思以資本主義社會雇傭勞動和資本的產生為研究中心，闡述了從亞細亞所有制等前資本主義主義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從統一到分裂的歷史發展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社會形態中，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基本呈統一狀態。資本主義社會解體了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之間的統一關系，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產業勞動與產業資本對立關系形成的前提，馬克思指出：“勞動對作為資本的勞動客觀條件的關系，是以一個歷史過程為前提的，這個歷史過程曾促使勞動者是所有者，或者說所有者本身從事勞動的各種不同形式發生了解體。”這種解體主要體現在勞動者與土地、勞動工具、消費資料、勞動力等勞動的客觀條件相分離的歷史過程。

由于勞動者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相分離，因而工人僅僅擁有與自身相分離并可以自由交換的勞動力，除此之外，一無所有。馬克思認為，資本與勞動力的交換貌似是一種等價交換，實質上卻隱藏著不平等，因為工人的勞動力的價格是在進入市場以前就被資本預定好了的。所以，以勞動為尺度的等價交換制度，實際上是一種強制性的不通過交換而對他人勞動的占有，這就是產業資本對產業勞動剝削的秘密。正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講的：“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也就是說，勞動并不是財富的唯一源泉，自然界、原料等客觀條件也是財富的源泉，正因為資本家壟斷了勞動的客觀條件即生產資料，所以使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成為理所當然。因此，剝削的本質在于資本家對勞動客觀條件的壟斷。產業資本通過壟斷產業生產資料剝削產業勞動，金融資本通過壟斷資金鏈剝削借貸者的勞動。同理，數字資本對數字平臺等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壟斷構成了數字資本剝削數字勞動的秘密。

數字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相分離是數字資本主義背景下勞資關系確立的根本前提。與產業資本主義時代不同，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生產工具從大機器轉變為數字技術、數字平臺，這直接導致了勞動的形式從機器化大生產轉變為數字化生產，進而導致勞動的主體和勞動的對象都發生了數字化轉向。如果說“大工業的起點是勞動資料的革命”，數字化則是對勞動資料的進一步革命。數字化改變的僅是生產力的實現形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沒有改變，數字資本對數字平臺、數字技術的壟斷致使數字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相分離，這是數字資本剝削數字勞動的根源。

第一類數字勞動，即專業數字技術人員的勞動，如網絡工程師、視頻剪輯師等，他們受雇于數字平臺等數字資本控制的領域，其勞動主要是為數字平臺及其相關的虛擬服務產品提供研發、升級、維護等技術服務。他們的勞動性質類似于馬克思所說的“作家”等精神生產勞動，這種勞資關系是一種較明顯的雇傭與被雇傭、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其剝削性類似于傳統的雇傭勞動制，以增加勞動時間為主，其實質是數字勞動與數字平臺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相分離的結果，是數字資本壟斷數字平臺造成的。馬克思說：“商品交換的性質本身沒有給工作日規定任何界限，因而沒有給剩余勞動規定任何界限。”在數字勞動領域，數字平臺利用其壟斷性質看似為第一類數字勞動者提供了高薪酬待遇，但實際上對數字勞動者設置了嚴格的“關鍵績效指標”考核方式，迫使這類數字勞動者盡可能地延長工作日，這樣數字資本就能實現對其絕對剩余價值的占有。

第二類數字勞動，即主動在互聯網上發布短視頻等信息，從中獲取一定報酬的數字勞動，其介于專業數字勞動和無酬勞動之間。這類數字勞動者與數字平臺之間存在一種“合作式”非典型雇傭關系。發布視頻等數字勞動給數字平臺帶來了流量，從而生成了流量資本，這是數字資本主義背景下資本的重要形式之一，利用資本創造流量，又利用流量獲取更多資本，已成為很多行業的生存之道。數字勞動者依托數字平臺主動、有意識地發布數據信息，積累流量，個人和平臺因此獲得營銷收入，其剝削性在于互聯網公司基于對數字平臺、數字技術的壟斷，掌握了利潤的分配權，在利潤分配不透明、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數字平臺以較低的邊際成本賺取更大利潤，而個人只能獲得類似于“產業資本”邏輯下的不對等報酬。對于第二類數字勞動者而言，數字平臺還可以利用其數字壟斷地位，將海量數據資本形成的商業價值與金融資本相融合。金融資本對數字平臺形成了一套圍繞流量的“估值體系”，通過“估值”，資本能獲得融資和套現，從而使資本進行快速增殖，即數字平臺利用第二類數字勞動者創造剩余價值，進而對剩余價值進行“虛高估值”賺取更多利潤。虛高估值內含著資本的投機性，隱藏了巨大的危機，因此，我們經常看到一些互聯網公司的戲劇化破產。

第三類數字勞動，即無酬勞動。與前兩類數字勞動不同，無酬勞動與數字資本之間不存在雇傭關系，并且無酬勞動者的活動是自愿、休閑、無意識地進行的，比如瀏覽網頁、觀看短視頻、網上購物等行為留下的數據信息。無酬勞動本身不創造價值，如果沒有專業技術人員的加工、整理、分析，它就僅是一種“自在存在”。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無酬勞動沒有用，它也生成了使用價值，參與了財富的創造，這類數據信息經過專業技術人員的加工后能夠成為一種“自為存在”，可以提供給廣告商、數字平臺、互聯網公司等機構獲取交換價值。正如福克斯所說，在互聯網時代，互聯網使用者的無償勞動是互聯網公司利潤的直接來源。數字平臺的虹吸效應帶來了龐大的互聯網用戶群，隨之而來的無酬勞動的體量也異常龐大，他們作為“產消一體”的受眾為數字平臺提供了大量原始數據，這些原始數據被數字平臺當作原初“自然資源”占有。以此為基礎，數字平臺能夠基于大數據為受眾精準推送產品、廣告等信息，把受眾力作為商品出售給廣告商，從而帶來巨大利潤，這個層面體現的是數字平臺對于無酬勞動的無償獨占。因此，無酬勞動作為一種特殊的勞動形式，它的使用價值通過數字技術進行了轉移，轉化成了價值創造的一部分。無酬勞動以自愿、無報酬的形式參與財富和價值的創造，展現了數字勞動的新特性，說明數字資本的觸角已經達至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生產與消費、勞動與非勞動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而由于商業數字平臺被壟斷，“用戶被捆綁在商業平臺上，因為他們所有的朋友和重要的聯系都在那里，他們不想失去這些聯系，因此就不能輕易離開這些平臺”。這種數字勞動的娛樂性、非強制性和隱形的脅迫性凸顯了數字資本主義背景下勞資關系和剝削關系的隱蔽性。

資本主義打造一元化空間圖景是資本逐利的基本策略。在資本產生之初，資本的逐利性加速了資本的流通，而資本快速流通必然需要縮短時間消耗和消除空間障礙。在此意義上，空間不再是死板的物理空間，而是具有了生產性和社會性，正如新馬克思主義者列斐伏爾等人認為：“空間這個問題框架無疑是由生產力的增長所引起的”，空間不是空洞的，其具有生產意義。生產與空間的快速結合在資本主義社會成為衡量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在產業資本主義時期，資本總是尋求跨越物理空間進行生產。資本主義社會化大分工提升了生產與空間結合的能力，使生產突破了空間的地域性限制，促進了生產力巨大發展。然而，資本主義想要維持這種先進的生產力，就需要不斷地拓展獲取利潤的空間，這是資本邏輯逐利性的必然要求。起初這種空間拓展是在城市之間、一國之內，當本國資本市場不能滿足資本的逐利性需求時，資本就會擴大其空間范圍。幾百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借助工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已經完成了其全球化的任務，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資本世界市場。資本主義以其同質性、抽象性、標準化創造了短平快的高效性，從而吸引全球進入這種抽象現代性的邏輯中來，這就是資本邏輯所開創的全球化一元空間圖景。然而，由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根本目的是要實現西方文明統治下的普遍化和同一性，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在全球空間拓展的同時，也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全球化呈現。比如，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浪潮等嚴重影響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致使資本主義引領的全球化已經積重難返。事實上，“全球化不是一場單一的無所不包的運動（它也不能被想象為西方和其他經濟權力中心越過廣闊的‘空間’平面向外擴張）”。資本必須尋求新的出路以解決自身的矛盾。

資本從傳統空間向虛擬空間拓展是資本逐利的現代手段。眾所周知，全球空間在物理意義上是有限的，現有的物理空間終究不能滿足資本進行空間拓展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從傳統空間轉向虛擬空間就成為資本追求利潤的必要手段，在虛擬空間中的數字勞動、數字資本主義正好滿足了資本的這種需求。

向虛擬空間的拓展作為手段使資本突破了傳統物理空間的限制。資本主義依托信息通信技術、互聯網技術，以“方便、快捷、高效”作為吸引大眾的亮點，把所有人都卷入到其打造的虛擬空間之中，而進一步隱藏了它本質的逐利性，使得虛擬空間具有更有利的獲利優勢。資本主義用“低廉價格的商品”敲開了一切文明的大門，用獨有的方式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西方文明中來。它在地理空間上已蔓延數百年之久，資產階級想要獲得源源不斷的資本積累，就需以新的方式更深入地浸潤到一切文明之中，而虛擬空間擺脫了物理空間的局限性和束縛性，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當今的“元宇宙”概念甚至要構建出一個虛實結合的世界，在“元宇宙”虛擬空間中，人有更大的自由度，也能創造更大的經濟價值。借助于數字技術、數字勞動，虛擬空間還將整個物理世界和虛擬世界更緊密地聯系起來。虛擬空間的高效性、低耗性和緊密性都是此前所不能比擬的。向虛擬空間的拓展作為手段使資本在新的場域中縮短了資本運轉的周期。資本的“流通時間越等于零或近于零，資本的職能就越大，資本的生產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由此可見，馬克思將“流通時間”作為考察資本是否能夠快速進行增殖的一個指標，資本只有盡可能地將投入的預付資本快速增殖才能夠擴大生產，加速資本累積。產業資本主義時期，由于生產的商品主要以物質產品為主，物質產品的生產需要面臨生產、儲存、銷售等環節的時間耗費，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資本周轉的周期。此外，商品資本沒有轉化為貨幣資本之前還要面臨“由商品體本身會變壞所決定的商品資本流通時間的界限”的問題。也就是說，一方面，物理空間的限制使得資本生產必須要投入一定區間跨度的時間成本；另一方面，它限制了產業資本生產的種類，不利于資本在所有物質生產行業進行資本化生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在虛擬空間中，數字資本利用數字化通信技術、互聯網技術，不僅能夠更廣泛地將物質產品信息推向受眾群體，加快商品資本向貨幣資本的轉化，而且能夠打造出多種數字化消費場景及其數字服務產品（即非物質產品），虛擬空間中的產品及服務具有迭代迅速、種類豐富、消費便捷等特點，這給數字資本周轉提供了天然的優勢。

向虛擬空間的拓展作為手段使資本運行成本大大降低。較之于傳統空間，虛擬空間大大降低了資本運行成本。虛擬空間的數據信息傳遞僅需借助數字技術就可暢通無阻地遍及世界各地，幾乎不需要物理空間中的交通運輸等成本；數字勞動者的勞動方式非常靈活，隨時隨地都能進行勞動，甚至無需特定的辦公場所，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資本運行的成本支出；數字商品可“無限地復制拷貝，而不必遭受物理媒體固有的必要損失。”即數字資本能通過快速、大規模地復制數字商品獲取高額利潤，在這一過程中，數字商品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沒有任何折舊、損耗等方面的成本支出。可見，與傳統空間不同，在虛擬空間中，數字資本所消耗的成本更低，所獲取的利潤更高，數字勞動在資本有機構成中的比例大大提高，極大地滿足了資本逐利性。

攫取更大剩余價值是資本從傳統空間向虛擬空間拓展的實然結果。資本精心打造與傳統空間緊密結合的虛擬空間，離不開數字化技術、數字勞動帶來的生產力的提升，離不開信息通信技術、互聯網技術對資本主義體系結構的重新調整。相比于機器大工業時代，數字信息化所賦予的先進生產力使資本能夠在生產領域創造更大的剩余價值，同時也使剝削變得更加復雜。馬克思說：“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余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資本借助于ICT行業和互聯網技術，使自身向數字化轉向，使人們可以脫離物理空間自由流動和多點存在，以“泛在”和“脫域”的形式實現自身，但資本借助于數字勞動形成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運行的新機制，使勞動剝削程度加深及普遍化的同時完成了剩余價值的攫取。正如馬克思所說：“一旦工具由機器來操縱，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就隨同它的使用價值一起消失”，而數字化智能化的生產力一出現，勞動工人便被更加徹底地逐出生產領域，進而產生出更多的剩余勞動力。在物質生產領域被逐出來的那部分工人必須要生存，他們要么從事低端的勞動，要么使自身向著數字化從業者轉型，這也為數字平臺算法對低端勞動者剩余價值赤裸裸的剝削埋下伏筆。

數字勞動的形式和場域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并未因此改變資本的逐利和剝削本性。馬克思指出，資本家使用機器的一切目的都是為延長工人“無償地給予資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機器的使用，生產技術的改進使資本獲利具有相對穩定性。然而，因機器使用所造成的剩余工人的增多和資本家之間市場的競爭，也帶來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不穩定。數字勞動比機器化勞動更高效，它能創造更多剩余價值，但也帶來了更多不穩定因素，如“基于目標廣告的社交媒體公司促進了對勞動的剝削，加深了階級劃分，同時也加劇了資本主義的不穩定性，以及使得資本主義危機日益嚴重”，而這恰恰揭示了數字資本主義的本質和數字勞動的未來走向。

四、結  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