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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光偉：工資“姓資姓社”問題探究

點擊：作者：許光偉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3-08-17 09:04:51

【作者按】搞清楚工資的“姓資”與“姓社”，在于科學把握反映人的發展基本矛盾關系的“工資兩儀”。《資本論》中，工資兩儀藏身于“商品兩儀”。工資矛盾（即“主體危機”）被作為演繹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個大前提。這似乎意味著：對于資本邏輯而言，主體危機與經濟危機是同一命題，可以合并研究。然而，對社會主義的工作命題而論，“合并”終究是不妥當的！工資問題應當獨立于“商品幽靈學”。對工資拜物教的批判之所以沒有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重點，在于“工資幽靈學”的缺失。而如果缺乏這種革命理論的指導，被統治階級將成為“一個保守的階級”，不獨小資產階級（小農、小市民），工人階級也如此。工資乃套在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兒”！這一點一天不被認識到，勞動階級就一天無法真正察知自己將要遭受的苦痛。然則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這不僅是個理論問題，同樣是重大的實踐問題。

（一）

在歷史研究領域，在生產一般的意義上，工資一般同商品一般一樣，都是“幽靈學”。工資幽靈學與商品幽靈學存在研究領域爭奪。在商品幽靈學看來，工資不過是勞動力價值的轉化形式，從而貨幣工資就是雇傭工資的基本形式。在這里，不需要過多追溯它的歷史形式——實物工資，而只需確認轉化鏈條：勞動力價值→計時工資→計件工資。“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表面上，工人的工資表現為勞動的價格，表現為對一定量勞動支付的一定量貨幣。在這里，人們說勞動的價值，并把它的貨幣表現叫做勞動的必要價格或自然價格。另一方面，人們說勞動的市場價格，也就是圍繞著勞動的必要價格上下波動的價格。”（馬克思）這是勞動者普遍領取工資，并從市場中獲得價格實現形式的一般情形。在這里頭具有“物象學的迷霧”。

“因此可以懂得，為什么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轉化為工資形式，即轉化為勞動本身的價值和價格，會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這種表現形式掩蓋了現實關系，正好顯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資本家的一切法權觀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神秘性，這一生產方式所產生的一切自由幻覺，庸俗經濟學的一切辯護遁詞，都是以這個表現形式為依據的。”與此同時，“如果說世界歷史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揭開了工資的秘密，那么相反地，要了解這種表現形式的必然性，存在的理由，卻是再容易不過的了。”（馬克思）

（二）

揭開物象學迷霧，有助于提升工人階級與雇傭他的資本“肉搏”的自覺意識。“‘什么是一個工作日呢？’資本支付勞動力的日價值，可以在多長的時間內消費勞動力呢？在勞動力本身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以外，可以把工作日再延長到什么程度呢？我們知道，資本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工作日就是一晝夜24小時減去幾小時休息時間。沒有這種休息時間，勞動力就根本不能重新工作。首先，不言而喻，工人終生不外就是勞動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時間，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勞動時間，也就是說，應當用于資本的自行增殖。至于個人受教育的時間，發展智力的時間，履行社會職能的時間，進行社交活動的時間，自由運用體力和智力的時間，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時間（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國家里），——這全都是廢話！但是，資本由于無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勞動，像狼一般地貪求剩余勞動，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極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體的極限。它侵占人體成長、發育和維持健康所需要的時間。它掠奪工人呼吸新鮮空氣和接觸陽光所需要的時間。它克扣吃飯時間，盡量把吃飯時間并入生產過程，因此對待工人就像對待單純的生產資料那樣，給他飯吃，就如同給鍋爐加煤、給機器上油一樣。（其次）資本把積蓄、更新和恢復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變成了恢復精疲力盡的機體所必不可少的幾小時麻木狀態。在這里，不是勞動力的正常狀態的維持決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勞動力每天盡量的耗費（不論這是多么強制和多么痛苦）決定工人休息時間的界限。資本是不管勞動力的壽命長短的。它唯一關心的是在一個工作日內最大限度地使用勞動力。它靠縮短勞動力的壽命來達到這一目的，正像貪得無厭的農場主靠掠奪土地肥力來提高收獲量一樣。”（馬克思）

“正常工作日的規定，是幾個世紀以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斗爭的結果。但在這個斗爭的歷史中，出現了兩種對立的傾向。例如，我們對照一下英國現行的工廠立法和從十四世紀起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的勞工法。現代的工廠法強制地縮短工作日，而當時的勞工法力圖強制地延長工作日。資本在它的萌芽時期，由于剛剛出世，不能單純依靠經濟關系的力量，還要依靠國家政權的幫助才能確保自己榨取足夠的剩余勞動的權利，它在那時提出的要求，同它在成年時期不得不忍痛做出的讓步比較起來，誠然是很有限的。只是過了幾個世紀以后，‘自由’工人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說，才在社會條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資料的價格出賣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動時間，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本身，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自己的長子繼承權。因此，從十四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末，資本借國家政權的力量力圖迫使成年工人接受的工作日的延長程度，同十九世紀下半葉國家在某些地方為了限制兒童血液變成資本而對勞動時間規定的界限大體相一致，這是很自然的了。例如，在馬薩諸塞州，這個直到最近還是北美共和國最自由的州，今天國家規定的12歲以下兒童的勞動時間的界限，在十七世紀中葉還曾經是英國的健壯的手工業者、結實的雇農和大力士般的鐵匠的正常工作日。”（馬克思）

（三）

通過“肉身大戰”（爭取正常工作日的斗爭），工人們開始清醒認識到他們的勞動力和支配他們進行勞動的生產資料“徹底分立”的經濟社會后果。“必須承認，我們的工人在走出生產過程時同他進入生產過程時是不一樣的。在市場上，他作為‘勞動力’這種商品的所有者與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為商品所有者與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時所締結的契約，可以說像白紙黑字一樣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卻發現：他不是‘自由的當事人’，他自由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時間，是他被迫出賣勞動力的時間（‘允許每天勞動14小時，包括或不包括吃飯時間……就等于強迫這樣做。’《工廠視察員報告。1863年4月30日》第40頁）；實際上，他‘只要還有一塊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決不罷休。為了‘抵御’折磨他們的毒蛇，工人必須把他們的頭聚在一起，作為一個階級來強行爭得一項國家法律，一個強有力的社會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過自愿與資本締結的契約而把自己和后代賣出去送死和受奴役。從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樸素的大憲章，代替了‘不可剝奪的人權’這種冠冕堂皇的條目，這個大憲章‘終于明確地規定了，工人出賣的時間何時結束，屬于工人自己的時間何時開始’。（工廠視察員以有節制的譏諷和經過斟酌的語言暗示，現在的十小時工作日法令，在某種程度上也使資本家擺脫了他作為單純的資本化身而自然帶有的那種野蠻性，并給了他受少許‘教養’的時間。從前，‘雇主除了搞錢以外再沒有時間做別的事情，而工人除了勞動以外也再沒有時間做別的事情’。《工廠視察員報告。1859年10月31日》第48頁）多么大的變化啊！”（馬克思）

（四）

主客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的發明權屬于資本，是這個生產方式“與生俱來的”一項發明創造。根據這項“天然的發明權”，資本被說成依據“他的生產資料貢獻”領取報酬，而工人則是依據“他的勞動貢獻”領取報酬。實際情形是“主客強制同一”，工人作為財產關系，僅僅是“可變資本”，——他在這里必然無條件地接受資本的統一指揮，因為他自身根本就是“資本的一項內容”。在這一義項下，作為生產要素，工人同樣是“物”即一定的生活資料。“和其他商品不同，勞動力的價值規定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但是，在一定的國家，在一定的時期，必要生活資料的平均范圍是一定的。”總之，“勞動力的價值可以歸結為一定量生活資料的價值。因此，它也隨著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即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量的改變而改變。”（馬克思）進一步，既然勞動時間同樣一般調節著“工人階級的肉身”，那么，商品價值在此意義上獲得統一的社會衡量尺度。資本主義“算法工資”從中誕生了，工資（雇傭工資）必然是勞動力價值的轉化形式，——總起來看，這就是“資本工資”的由來。

勞動力商品的工資規定“姓資”，在于它是“資本工資”，在于它是“算法工資”和“雇傭工資”的統一。單單是雇傭工資，并不能全面說明勞動力商品工資（工人工資）的“階級內涵”。相反，它極容易被“物象化”。一旦工人階級放棄反抗，執意與統治者妥協、階級合作，則“無產階級的社會要求已失去革命的鋒芒而獲得了民主主義的色彩，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失去了純政治的形式而獲得了社會主義的色彩。這樣就產生了社會民主派。”以后有這種理論認識情形：“資本—利息；土地所有權（即對土地的私有權，而且是現代的、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土地私有權）—地租；雇傭勞動—工資。”同樣借用馬克思的話，所謂“全面小資”，不過是“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為了消滅兩極——資本和雇傭勞動，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雇傭勞動間的對抗并使之變得協調起來。無論他們提出什么辦法來達到這個目標，無論目標本身涂上的革命顏色是淡是濃，其實質始終是一樣的：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但是這種改造始終不超出小資產階級的范圍。然而也不應該狹隘地認為，似乎小資產階級原則上只是力求實現其自私的階級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證它自身獲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條件，同時也就是唯一能使現代社會得到挽救并使階級斗爭消除的一般條件。”是故，必須充分認識到資本工資具有兩重的意義：一重意義是“雇傭工資”，它執行經濟功能——購買用以謀生的生活資料；另一重意義是“算法工資”，它執行價值標準的社會功能。

（五）

階級工資絕非“收入論”。從歷史上看，算法工資之“算法”決定于價值規律，成長于“市民社會”（商人社會）之中。資本工資是工資兩儀的產物。何謂工資兩儀？生產資料和價值標準也。市民社會中，這個價值標準是“算法標準”（商品之“勞動力價值”）。在“非市民社會”中，價值標準的具體內涵則是“宗法標準”（共同體之“勞動力價值”）。換言之，一定的生活資料和宗法標準的統一是形成了“宗法工資”，而一定的生活資料和算法標準的統一則是形成“算法工資”。這是兩種不同的歷史類型。工資先于“雇傭工資”。起初只是統治集團的成員領取“俸祿”，后來演變為勞動者普遍領取“工資”，于是有“身份工資”和“財產工資”歷史關系的探討（參閱“工資的身份形式與財產形式理論問題研究——兼議中國共產黨的按勞分配觀”，《當代經濟研究》2021年第9期）。工資一般是個“幽靈”，它藏身于工資形式的歷史概念類集當中。如今，它以“工資兩儀”（又或可說成是“階級工資的兩因素”）面目和讀者見面，彰顯出對象思維學的偉大認識論功能，展示對象思維學以“主體邏輯”為工具之學科內涵。而這就是唯物史觀的“武器秘密”。

“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誰讓我們過得好就是好主義。”理論認識之危害，首要在于抹殺工資的階級屬性，不承認市場經濟中的工資具有“姓資”“姓社”之分。社會主義工資既不能混同于“資本工資”（如公有資本工資、民營資本工資），也不能從“算法工資”地基上成長起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工資規定“姓社”，在于它是“非資本工資”，在于它是“社會主義國家工資”和“市場合約工資”的統一。社會主義工資的肉身規定是“走出主客二元對立”，為此必須探索揚棄資本有機構成的“社會主義有機構成”。社會主義工資兩儀是“高質量的生活資料”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社會主義工資仍然是二重的，價值標準處于動態分化中——既有計劃的幽靈、也有市場的幽靈，總的來說，以追求共同富裕和人民當家作主為目標取向。應基于新時代，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謀劃社會主義性質的工資幽靈學，以此為前提瓦解市場經濟的“商品幽靈”。

（作者系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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