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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形成，是與形形色色唯心主義斗爭的結果。毛澤東把古人的“實事求是”上升為主體意識對象化的實踐活動；從個人意識發展成依靠群眾、改造社會的社會實踐，在與黨內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和折中主義的斗爭中，建立唯物史觀的實事求是觀。新時代“人民至上”群眾路線的提出，體現了我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螺旋式上升。先立后破、團結教育、穩中求進，把基層創新作為民族復興的智慧源泉；追溯我黨實事求是思想歷史來源，豐富調查研究方法，習近平忠實繼承和豐富了毛澤東的實事求是思想。

二十大閉幕后，習近平帶領政治局常委集體瞻仰革命圣地延安，指出：我黨在延安時期形成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等為主要內容之一的延安精神，是黨的寶貴精神財富，要代代傳承下去。

“實事求是”是中國古代文化中的智慧，精華與糟粕相兼，具有獨特的發展脈絡。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后，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形成，是與形形色色唯心主義斗爭的結果。對此若不辨清，勢必魚目混珠。

一、不同的“實事求是”

（一）考據學的“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最早見于班固（公元32-92年）的《漢書》，說的是漢武帝的兄弟劉德對古籍整理的認真態度，“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唐初顏師古（581-645年）注釋為對待經典著作的求實務真。以后歷代主要反映治學態度。清代乾嘉學派把“實事求是”作為考據學的基本方法，走向繁瑣考證的極端。

（二）從維護封建道統出發的“實事求是”

西漢《禮記﹒大學》提出格物致知，正倫理而獲得平天下的知識，得到宋明理學倡導，朱熹（1130-1200年）用格物致知表達存理滅欲，知先行重。王陽明（1472-1529年）的心學主張知行合一，“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同時產生。通過知行關系，反映了宋明理學在維護封建道統中，唯心觀念的務實特點。

岳麓書院學子王夫之（1619-1692年）以樸素的唯物主義批判心學，提出“行先知后”；同為岳麓書院的清代地主階級政治家曾國藩（1811-1872年）說：“實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稱即物窮理者乎？” [1] 把考據學工具和朱熹的天理道統結合起來，經世致用，鎮壓農民起義，成為洋務運動尊重科技的開始，有力地支撐了搖搖欲墜的晚清統治。以岳麓書院為重要場所的湖湘文化，其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產生的中體西用、“師夷長技以制夷”，傳承中華文脈，在客觀上促進了生產力，也是挽救垂死晚清封建道統的實用工具。

縱觀中國歷史，“實事求是”的提出與演變，到湖湘文化的經世致用，地主階級改革派汲取、積累封建生產方式中進步的意識形態，形成不同特點的統治、治學務實，留下寶貴的民族文化財富，雖然只具有“器”和“術”的作用，但在思辨、繼承、批判中，為毛澤東用唯物史觀改造實事求是，積累了量變。

（三）經驗主義的“實事求是”

經驗主義是中共建黨以來脫離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傾向。黨的第一次《歷史決議》對此做了生動的總結。把狹隘的經驗當作“實事求是”，“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認‘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和‘為著領導，必須預見’的真理，因而輕視從世界革命經驗總結出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 [2] 。

中國的農業國歷史，使作為小生產思維習慣的經驗主義廣泛存在。它注重“實際”，強調直觀，只相信眼前，夸大“唯我”的經驗。經驗主義傾向于把取得感性認識和直接經驗作為認識的全部，停止認識的深化，漠視向理性的飛躍，因此凝固化“摸著石頭過河”，或者采取實用主義態度。

經驗主義在政治上以不讀或不求甚解馬列為基本特征。第一代革命者中有人因此容易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固步自封，排斥新生事物。例如用機械的經濟決定論，阻遏農民主體共同富裕的積極性，不理解毛澤東從群眾中總結的通過艱苦奮斗的積累，離土不離鄉，農業產業升級的集體經濟道路，篤信小生產自發發家的“民富國強”道路；另一方面迷信西方的發達，幻想“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市場換技術，不惜蛻變向附庸經濟。這些視野的“實事求是”，往往舉一廢百，只見樹木，將群眾中蘊藏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夸大為“極左”，貶低為“不患寡而患不均”和“封閉僵化”。

經驗是寶貴的，掌握真理必不可少，但它只解決了“實事求是”的前半部分。經驗主義的頑固性代表了小資產階級兩重性的消極一面，其重視直接經驗、主張實踐標準，具有很強的迷惑性。

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常常合流，把突破底線視作思想解放，在吸收人類文明中無原則西化，是改革開放以來問題積累、意識形態一度被動的主因。列寧指出：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差別“微不足道”，“實用主義既嘲笑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也嘲笑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它宣揚經驗而且僅僅宣揚經驗；認為實踐是唯一的標準”。 [3] 

（四）實用主義的“實事求是”

如同E·馬赫的：“只有成功才能把認識和謬誤區別開來”[4] ，約翰·杜威強調，真理即工具，工具的“效能可為那些經得起科學檢查的方法所決定” [5] ，因此有用即真理。杜威不承認哲學的基本問題，要用經驗囊括唯物、唯心二元對立，從這個角度，提出生活哲學、行動哲學、實踐哲學，貌似實事求是。

實用主義通過杜威、胡適等在華傳播，其“有用即真理”，與明清理學的經世致用有所相通，產生了一定影響。二戰后社會主義陣營產生，杜威辯解，實用主義僅服務于“團體、階級、派別、種族的非理性的好惡之事務……最后產生的結果是完全地武斷的和不負責任的”[6]，坦承實用主義作為政治工具，動機與效果的割裂。實用主義來自小生產和市儈，資本壟斷發展后，成為帝國主義慣常手段。

繼承列寧對馬赫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批判，毛澤東在研究撰寫《實踐論》時指出，“有用非即真理，真理必是有用”，批判實用主義，“他們所謂真理，是主觀的部分的真理，沒有客觀性與全體性” [7] 。五十年代，毛澤東在評價李達的著作時指出，“對實用主義所說的實用和效果，……一般人對這些還是混淆不清的。” [8]

之所以容易混淆，是因為黨內實用主義、經驗主義也贊成唯物辯證法的 “一切從實際出發”，但排斥唯物辯證法的另一個特點：發展的觀點。例如把資產階級“三位一體”的GDP作為改革開放的動員；主張不區分“姓社姓資”，為西化背書；用西方的支柱產業方式解決住房、教育、養老等公共福利；用二次分配粉飾初次分配產生的兩極分化等，改革實踐恰恰出現了“如果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的危局，證明實用主義的工具性必然產生主客觀分離。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指出：“凡事應從現象看出本質，從效果看出動機”[9] 。習近平則把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并列 [10]  ，指出其問題，觸及其本質。

（五）教條主義的“實事求是”

毛澤東的實事求是思想，最初是和王明教條主義斗爭而初步形成的。在清算了教條主義錯誤后，毛澤東指出，“在我黨歷史上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容易改變，因為這些同志要革命，……好好批評一下，這些同志就能改好。” [11] 這種幫助態度，和對待經驗主義一樣，都要通過學習、教育加以克服。

黨的二十大報告批評了教條主義，“不是要背誦和重復其具體結論和詞句，更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一成不變的教條”。必須指出的是，改開中的教條主義，既有對資本主義靜止的認識，也要警惕被恩格斯批評為“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 [12] 的唯經濟決定論，這是長期被忽視的一種教條主義，把“兩個決不”公式化、絕對化，否認馬克思關于東方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客觀可能性，否認毛澤東總結的革命解放生產力的普遍規律，否認正是這種變革導致了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東升西降。

（六）折中主義的“實事求是”

折中主義否認矛盾普遍性，把調和、否認階級矛盾和路線分歧看做從實際出發，原因是把正視矛盾誤為對抗，因此和實用主義互為因果。例如淡化勞動價值，服從“三位一體”的GDP，由此產生服務于私有經濟機制的中性生產力、中性市場經濟、所有制中性、競爭中性、資本中性、信用中性、中性的全要素生產率等觀念，放棄二重性分析，把西方經濟學視為永久法則。在鼓勵、引導民營經濟向合作生產的變革上，思想麻木，無所作為。

不讀書的經驗主義和讀死書的教條主義，調和矛盾的折中主義和冒充真理的實用主義，它們的共性是最終脫離群眾，分別被毛澤東看作是修正馬克思主義，在處理上，“都要用教育的方法” [13] 。十八大后，習近平在不同場合批評了實用主義、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觀點。對其的辨別，是今天問題導向的深入。

二、毛澤東對傳統“實事求是”的改造

 

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在給黎錦熙的信中，從“倡學”知行的“本源”角度，比較、評價了康有為和曾國藩：“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何處，徒為華言炫聽，并無一干豎立、枝葉扶疏之妙。……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 [14]

 

毛澤東批評了康有為學說的虛浮，“徒為華言炫聽”，此處并未涉及評價太平天國，只是從成敗角度，肯定了曾國藩的務實。毛澤東提出“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的“大本大源”，吸收了孟子的君輕民貴和王夫之的先行后知，在逐漸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中，通過《湘江評論》提出“吃飯問題最大” [15] 的“喚起民眾”行動。這是毛澤東的實事求是觀向唯物史觀的飛躍。

 

從建黨伊始，毛澤東善讀“無字之書”，潛心調研社會階級，認識國情，就不同于當時大多數戰友。把“動天下之心”的愿景變成土地革命戰爭中“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的實踐，上升為延安時期認識和工作方法統一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與此同時，改造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關系，提出“先行后知，知難行易。” [16] 直至晚年，以“斗私批修”堅守并恢弘了青年時代開啟民智的雄心，改造人類幅員最大的民族，從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毛澤東改造傳統文化的“實事求是”表現在三點:

 

（一）把古人“實事求是”的格物致知、修身養性的感悟天理天道，處理知行關系的主觀世界和人的活動本身，上升為“對象性的活動”，“‘實踐批判的’活動” [17] 活動，在改造客觀實踐中改造主觀世界，從而和唯心范疇的“實事求是”劃清界限。

 

（二）突破古人經世致用，維護封建天理道統的工具性，從“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 [18] 出發，立腳點是“社會的人類” [19] 。從而把實事求是從個人意識發展成依靠群眾、依靠社會、改造社會的社會實踐，在與黨內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實用主義斗爭中，建立唯物史觀指導的實事求是觀。

 

（三）最重要的是，從哲學認識論的高度賦予了“實事求是”全新的科學內涵。1941年，毛澤東對“實事求是”做了全新的、科學的闡述：“‘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21] 。

 

2020年9月17日，習近平在考察岳麓書院時指出，岳麓書院是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策源地 [20] 。

 

三、實事求是的必要條件

 

不同的實事求是有不同的必要條件。

 

考據學以典籍故紙堆為必要條件。“其所以綱維乎五倫者，命也。” [22] 曾國藩的務實以封建綱常為必要條件。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合流，以唯我的有用性為必要條件，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教條主義唯書本出發，折中主義以否認矛盾為“實事求是”。

 

毛澤東的實事求是，以奴隸史觀和人民動力為必要條件，這就是說馬克思關于意識是社會產物的原理，決定了實踐和認識的主體是人民群眾，雖然客觀規律往往是由少數人最先發現的，雖然我黨是由相對少數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組成的，但它的正確性只有通過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才能得以證實。

 

1970年，毛澤東在廬山發動了對陳伯達英雄史觀“天才論”的批判，捍衛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的歷史唯物主義精髓。有觀點認為，為什么不是英雄和奴隸共同創造歷史呢？這是不理解只有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個人作用才能得到人民和歷史的承認。習近平重提“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針對的就是精英、專家和官僚主義者占據話語權、決策權，脫離群眾的社會亂象。

 

四、我黨對實事求是的歷史認識和習近平的繼承豐富

 

1945年我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重申了“正確的政治路線應該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23] 。通過對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批評，把群眾路線放到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高度，全黨形成了群眾路線是實事求是必要條件的思想統一，奠定了奪取全國勝利的思想基礎。

 

2021年，黨中央總結黨的百年歷史經驗，提出“堅持人民至上。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黨執政興國的最大底氣。” [24] 二十大報告論述了人民至上和黨的思想理論的關系，明確提出，“人民的創造性實踐是理論創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脫離人民的理論都是蒼白無力的，一切不為人民造福的理論都是沒有生命力的。” [25] 這是全黨統一在習近平多次闡述的“群眾路線是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的工作路線”上的深入。

 

這些認識從內在邏輯上，再次清晰了群眾路線是實事求是的必要條件。相對于四十年前的“毛澤東同志就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同黨的群眾路線統一起來了” [26] 兩者的并列性關系的認識，產生了一個飛躍；相對于1945年《歷史決議》，體現了一種螺旋式上升，成為新時代的重要標志之一。它說明，在中國復興和影響世界的宏大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毛澤東從“窯洞對”到“兩個務必”“繼續革命”的理論，所發生的潤物無聲的認識變化，是對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內核的忠實繼承、運用和豐富。具體地說，至少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先立后破、團結教育、崇實黜虛

 

習近平對毛澤東關于人民內部的思想分歧只能說服、不能壓服的主張，有著常人罕有的切身感受和體悟。十八大后，對于經驗主義、實用主義、折中主義和教條主義傾向引發的嚴峻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方面強力反腐、扶貧，扭轉公共服務方向、限制資本無序發展、加強金融領導、引導民營經濟勞資關系、勞動內涵化新質生產力等，從實質上著手控制兩極分化現狀，實化共同富裕路徑；另一方面，以問題為導向，把先立后破作為說服教育、探索未知的強化版，減少人民內部矛盾的直接對抗，運用正面教育釜底抽薪，避免不換思想就換人的武斷；在全黨群眾路線思想教育的基礎上，重新推廣楓橋經驗，依靠群眾，轉化矛盾；面對國際霸權和獨立自主的阻力，發動全社會紀念抗美援朝，孤立崇美西化派。在二十大上，總結上升為使命、作風、斗爭“三個務必”，始終著眼于穩中求進。

 

（二）總結實踐結果，把基層創新作為民族復興的智慧源泉

 

重申毛澤東的人民動力、人民英雄思想，提出“深入群眾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和辦法，深入研究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規律和特點” [27] 。

 

例如，借鑒華為等企業與供應鏈上下游共建命運共同體，建設國企和合作企業引領供應鏈，落實公有制主導和內循環主體，又從總結渝新歐班列等基層創新，發展出平等共享的“一帶一路”建設，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建設中，建立國際統一戰線，孤立霸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通過調研浙江安吉的關閉財政支柱污染項目，發展生態產業，總結出“兩山”科學發展理念，引導我國綠色產業彎道超車，在與帝國主義壟斷的斗爭中，建設由中國引領，輻射國內外產業鏈的社會化大生產。

 

（三）追溯、聚焦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根源

 

2020年，習近平在長沙調研，人們在公開報道中沒有聽到提及毛澤東，但從湖南省同志的文章中得知，習近平指出了岳麓書院是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策源地，弘揚湖湘文化的崇實黜虛，“名非天造，必從其實” [28] 。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所做出的總結，結合針對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學風，對馬克思主義要真學真懂真信真用，掌握新形勢下的規律和特點的告誡，就總結出了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來源和路徑。

 

（四）豐富調查研究思想

 

抓住重點，圍繞事關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反映強烈、黨建重大理論和實際、改革發展大局、國際政經五個方面開展調查研究；建設制度，堅持一切從調研開始，并貫穿于決策的全過程；融入一線，鍵見不如面見，強調蹲點調研、解剖麻雀在信息化時代的反映論意義；端正主體，處理好調查和研究兩個環節，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中，擺正個人與群眾在唯物認識論中的角色。在制定十四五計劃，起草二十大報告等重大決策中廣泛問計于民，在新時代繼承、豐富了毛澤東思想賴以形成的調查研究方法。

 

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29]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中，在“五六七八九”和資本無序擴張、資本壟斷形成的經濟成份變化條件下，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受到精英主義、英雄史觀的嚴重侵蝕，受到實用主義的慣常冒充和曲解，圍繞改革路線之爭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中的深刻矛盾，曾被人民群眾稱作“打左燈向右轉”，不僅威脅我國市場經濟長期健康發展，也帶來基層普遍存在的形式主義。是否真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能否確保“江山就是人民”，構成了新時代新的偉大斗爭特點。習近平在對青年干部的講話中提出了三個根本問題，即“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要求干部具備政治感悟力、判斷力、執行力。“正確的道路從哪里來？從群眾中來。我們要眼睛向下，把頂層設計同問計于民統一起來。” [30] 這是從更高的角度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是新形勢下的實事求是；依靠人民群眾，解決前進中的困難，是邁向第二個百年的新起點。

 

注釋：

[1]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詩文》，長沙，岳麓書院，1986年，169頁

[2] 中共中央：《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引自共產黨員網，

https://www.12371.cn/2021/11/09/ARTI1636455732201149.shtml?from=groupmessage&ivk_sa=1024320u

[3] 列寧：《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234頁

[4] 轉引自《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100頁

[5]［美］約翰﹒杜威著，《人的問題》，傅統先 邱椿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2月第1版，序(1946年1月)，5頁

[6] 同前頁注 3

[7] 毛澤東：《毛澤東哲學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4頁

[8] 毛澤東：《毛澤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第5卷，328頁

[9] 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826頁

[10] 習近平：《人民日報》2014年3月24日第一版

[11] 毛澤東：《毛澤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卷，163頁

[12] 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461頁

[13] 毛澤東：《毛澤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卷，582頁

[14] 毛澤東：《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74頁

[15] 毛澤東：《湘江評論》，長沙，1919年7月14日，創刊號頭版

[16] 毛澤東：《毛澤東哲學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474頁

[17]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卷，54頁

[18]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卷，81頁

[19]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卷，56-57頁

[20] 中共長沙市委宣傳部學習研究小組：《岳麓書院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要策源地》，2022年9月5日，

https://view.inews.qq.com/k/20220905A02IX500?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

[21]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卷，801頁

[22] 曾國藩著，王澧華校點：《曾國藩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3頁

[23] 中共中央：《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引自共產黨員網，

https://www.12371.cn/2021/11/09/ARTI1636455732201149.shtml?from=groupmessage&ivk_sa=1024320u

[24]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引自共產黨員網，

https://djyj.12371.cn/2021/12/07/ARTI1638840709196964.shtml

[25] 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引自共產黨員網，

https://www.12371.cn/2022/10/25/ARTI1666705047474465.shtml

[26] 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引自共產黨員網，

https://www.12371.cn/2021/11/09/ARTI1636454249781129.shtml

[27] 習近平：《關于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民日報》，2016年05月12日

[28]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 》，2014年09月22日，引用王夫之：《思問錄，外篇》

[29]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卷，65頁

[30] 新華社記者張曉松等：《堅守人民情懷，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習近平在湖南考察并主持召開基層代表座談會紀實》，《 人民日報 》，2020年09月21日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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