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名曰《公有制比例不是判斷社會主義的標準》，文章作者是懷疑探索者。看過這篇文章后，給我的印象是論點錯誤，論據片面，結果就是論證荒誕。為了證明我所做的這個結論的正確性，下面我就結合懷疑探索者的論證過程，來進行一下歸謬。首先我先將懷疑探索者的文章論證部分以截圖的方法公開，并逐段進行分析和論證。
文章作者懷疑探索者首先以資本主義國家丹麥為實例，論述了私有制在提升人民福利方面的優越性，得出了私有化在社會主義國家占主導地位，并不能影響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相反還會極大的促進社會高福利化。接著，懷疑探索者開始引用其他學者的論點，試圖進一步強化他的論點的正確性。
李洪林的這段論述，其觀點主要是以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來選擇經濟體制，其論點是，無論公私比例如何，只要能夠發展生產力，實現人民的富裕和幸福，就是堅持了真正的社會主義，并把這種社會形態定義為“功能性社會主義”。
懷疑探索者以李洪林這段話中的論述做為論據，進一步強化了他的論點，即“公有經濟的比例不是判斷社會主義的標準”
在這三段文章里，懷疑探索者通過進一步引用了學者王占陽和徐景安的論述，來支撐他“公有制比例不是判斷社會主義的標準”的論點。功能性社會主義將人民普遍幸福作為核心目標，只要達成這一目標，便符合社會主義的要義。這一理念與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于”標準高度契合。功能性社會主義涵蓋了效率、公平、自由、民主、人權、博愛、福利、正義等諸多重要價值。因此“效率的提升能夠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為實現其他價值提供物質基礎；”這段話隱含的結論便是公有經濟占主導的社會主義并不具備“效率”，所以社會主義應該采用公有制不占主導地位的“功能性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下面是我對懷疑探索者的反駁：
一、在懷疑探索者文章的第一段，懷疑探索者首先以資本主義國家丹麥為實例，論述了私有制在提升人民福利方面的優越性，得出了私有化在社會主義國家占主導地位，并不能影響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相反還會極大的促進社會高福利化。按懷疑探索者的論證邏輯，資本主義國家丹麥已經跨越了社會發展階段，一步到位的邁進了社會主義門坎，實現了比世界上任何制度都先進的“功能性社會主義”社會。然而，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對此卻有不一樣的看法，在他的著作《李光耀觀天下》里認為，歐洲的高福利并沒有前途，高福利制度只會讓歐洲逐步的走向衰落。歐洲的高福利制度，雖然為其本國公民生活提供了較高質量的保障，公民幸福感很高。但丹麥人擁有的高福利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來自于高稅收。雖然丹麥的公司所得稅稅率為22%，低于歐洲平均水平。然而丹麥的個人所得稅稅率高達 45%-55%，并有高消費稅約25%，結果高福利所需的費用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丹麥的人口僅566萬，丹麥的經濟實力，主要得益于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先發優勢，表現為在科技創新、綠色能源以及高效率的農業生產這些方面。高積累再加上人口少，導致其高福利程度僅次于人口少，地下擁有取之不盡優質石油資源的科威特。可見，丹麥和科威特的高福利與它們是否實行私有化毫無關系，二者之間風馬牛不相及。雖然目前歐洲的一些發達國家實行高福利政策，然而不容忽視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及逐利性決定了社會資源不可能完全平均分配，其存在的內部矛盾依舊是難以調和。
關鍵問題在于，在私有制為主導的社會里，當在債務危機來臨之時，所有的高福利和養老金都將不復存在，此時的高齡老人就會體會到什么叫做老無所依。并且，由于私營企業的趨利性，政府為了維持社會的高福利現狀，無論經濟是否衰退，也必然會對企業維持高稅收，因而會引起企業和政府的對立，導致產業外移，資金外輸。其所產生的影響，只能讓政府疲于應付，只能通過減少稅收來安撫企業，結果高福利政策難以為繼，最終失掉選票，導致執政黨的下臺。而新上臺的政府也未必能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來消除所面臨的危機，從而一筆爛賬永遠都無法結清。雖然丹麥公司所得稅稅率為22%，低于歐洲平均水平，然而當經濟面臨衰退時，大量的工人會失業，未失業的工人工資也會削減，在此情況下，丹麥高達50％的個人所得稅稅率還能實行下去嗎？此時依靠高稅收來維持的高福利政策還有條件實施下去嗎？而且高福利國家同時也面臨著一些局限性。首先私有制占主導的高福利國家的國土和人口不能很大，大規模的國土和人口需要更多的資源來維護，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以及國防開支等。其次，民族多樣性會增加社會管理的復雜性，需要投入更多資源進行文化融合和社會穩定工作。而如此巨大的資源成本的投入，僅僅依靠對私營企業的高稅收來解決問題是不現實的，因為資本的趨利避害性會導致私營企業在企業負擔過重時資本外流。隨著全球化進程，制造業已經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導歐美國家的就業市場受到了嚴重的沖擊。隨著制造業的衰退，歐美各國的財政狀況日益惡化。以法國的黃馬甲運動為例，之所以會出現如此風起云涌的罷工和抗議運動，原因是因為馬克龍政府為了緩解財政拮據，加征了燃油稅，結果加重了民眾的負擔，損害了民眾的切身利益。直接誘因是因為資本的逐利性致使制造業外流，導致法國國庫早已出現虧空，而執行高福利政策所需要的投入資金入不敷出，長期執行下去必然導致政府破產。所以經濟的發展和政府決策要遵循自然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資本逐利是資本追求利潤的自然特性，它嚴格遵循著利潤最大化的原則，哪里有更高的利潤，資本就會流向哪里。反之，資本則會流出。比利時的首相亞歷山大·德克羅就指出，歐洲正面臨著大規模去工業化的危險。從中可見，雖然資本的逐利性確實能增加經濟活力，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由于資本具有逐利的本性與民選政府當局為了討好選民，選擇與現實財政狀況脫節的福利支出的共同作用，是導致資本主義國家債務危機爆發的深層次原因。在國庫入不敷出的情況下，當局只能選擇通過開源節流的方式維持收支平衡，具體表現為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和增加稅收，所以為了避免財政危機，美國前總統里根和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都主張大量削弱福利開支。以上事實足以證明，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高福利社會，其高福利政策的執行是不可持續的，因為經濟一旦出現衰退，如產生經濟危機會對高福利和高稅收政策形成壓力，作為國家稅收主體的私營企業由于獲利程度受到負面影響，結果就會另尋它路，其持有的資本和技術就會出逃海外，從而導致政府稅收銳減，政府的財政狀況因而出現虧空。結論就是，高福利和國民經濟私有化沒有一毛錢關系！二、學者王占陽和徐井安把“三個有利于”和“功能性社會主義”等同起的來，就好像所謂的“功能性社會主義”天然就具備“三個有利于”的屬性一樣。然而“三個有利于”和“功能性社會主義”是一回事嗎？下面解析一下。“三個有利于”的內涵是：“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按懷疑探索者與王占陽和徐井安的觀點，資本主義國家丹麥完全可以稱作“功能性社會主義”國家，然而這個偽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三個有利于”了嗎？摘取我的第一條論證的結論可知，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高福利社會，其高福利政策的執行是不可持續的，因為一旦經濟出現問題，作為國家稅收主體的私營企業就會改換門庭，另尋它路。假如丹麥那種實行個人收入高稅收的藍白領階層也會面臨公司裁員，工資收入被大幅度削減的困境，因而導致個人所得稅率50％的極端狀態無法再維持下去，由此政府就會陷入財政拮據囧狀。此時的所謂“功能性社會主義”還能踐行“三個有利于”嗎？結論就是，所謂的丹麥式的“功能性社會主義”根本無法保障“三個有利于”的踐行，王占陽和徐井安的觀點是非常牽強的，有種強行拉郎配的味道。三、再引申到王占陽和徐景安的第二個論點，即:“功能性社會主義涵蓋了效率、公平、自由、民主、人權、博愛、福利、正義等諸多重要價值。”試想一下，如果所謂的“功能性社會主義”并不能保障“三個有利于”的踐行，那么“公平、自由、民主、人權、博愛、福利、正義”等諸多重要價值如何得以體現呢？拿境外私企為例，由于資本的趨利性，西方國家的私企干過許多坑蒙拐騙的勾當。
如美國軍工巨頭雷神技術公司下屬企業雷神公司受到欺詐政府和海外行賄指控，同意支付超過9.5億美元罰款。檢方指控雷神公司在合同談判過程中虛假抬高成本價，欺騙美國軍方多支付超過1.1億美元“冤枉錢”。
在美國，有12家美國民眾最討厭的私營公司。在這12家公司中，互聯網和有線電視公司康卡斯特名聲最差。許多客戶向政府監管部門抱怨，康卡斯特公司向他們收取了許多巧立名目的費用，但他們并未購買這些產品或服務。許多客戶反復向康卡斯特公司投訴，然而累積打了數小時長的電話都無法解決問題，客戶還抱怨康卡斯特公司的服務人員表現惡劣，甚至干脆掛斷電話。美國的Mylan公司生產出一種能救命的EpiPen藥品，但是因為追逐不當的高額利潤，陷入一場漲價丑聞，因而成為美國民眾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藥品剛上市時，兩劑EpiPen在2007年時只賣94美元，但該公司在2016年的一次漲價行動中，竟直接將價格提升到608美元，價格因此翻了六倍還多，此舉令消費者憤怒不已。2016年，美國富國銀行陷入虛假賬戶欺詐客戶的丑聞。富國銀行在未經顧客同意的情況下，私自為客戶開設了數以百萬計的賬戶，以達成公司的銷售目標，并且以此為理由，非法向客戶收取服務費，因而不正當獲利。富國銀行的違規行為共導致了多達1600多萬消費者利益受損，數千消費者失去了汽車和房屋。CFPB局長羅希特·喬普拉說：“富國銀行接二連三地違法，已經傷害到數百萬美國家庭。”另外，作為全球食品和飲料巨頭，美國雀巢曾被指控，上世紀70年代，雀巢公司為了取得利益最大化，在發展中國家推廣在營養方面存在巨大缺陷的嬰兒配方奶粉而非母乳，因而導致公司名聲掃地。雖然雀巢奶粉造成了嬰幼兒的營養不良，然而雀巢公司既沒有如實地告知消費者，也沒有采取任何補救措施，及時改正，竟然還繼續告訴消費者，自己的嬰兒乳制品營養全面，沒有問題。如此非但沒有接受人們的批評建議，反而對這些建議和意見采取冷處理的態度，因此導致了持續時間長達十多年的全美大規模抵制雀巢公司的運動。2023年初，美國勞工部指責亞馬遜公司為了節省開支，未能優先考慮倉庫工人的安全，導致多起嚴重的工傷和死亡事件。亞馬遜的紐約倉庫工人甚至投票決定成立該公司在美國的第一個工會。2017 年，曾經風光無限的日本制造不斷被曝出多個嚴重丑聞，涉及了日本企業曾經引以為豪的多個私企。如生產嚴重問題氣囊的高田公司以次充好，置消費者生命安全于不顧，為氣囊充入低成本、低可靠性的劣質充氣劑，再加上高田氣囊本身結構設計、制造的明顯缺陷，造成了正常行駛車輛氣囊起爆的嚴重問題。從 2008 年起，這種嚴重缺陷的氣囊已經造成了多起全球范圍內消費者的傷亡事件。而這不是高田僅僅存在的嚴重問題，高田還坑慘了多家友商，截止2015年，高田曾因為裝配了低成本的塑料ABS插口，造成了超過800萬輛汽車被召回。但這家黑心企業后續的態度是，變本加厲，繼續為了利潤放棄良知，使得全球汽車廠家累計召回了超過1.2億輛汽車。
另外，為多個行業多家跨國企業提供鋼材的日本私企神戶制鋼旗下一家子公司、三家工廠，長期以來一直篡改相當產量的鋁制品、銅制品檢驗報告，使得根本不合格的產品在書面上達到了客戶的要求，其中一些嚴重的造假行為已經持續了10年甚至更多。日本缺德的企業還包括根本無資質人員進行質量檢驗的日產汽車，安全檢查造假長達30年的斯巴魯，造假技術參數的三菱材料，肆意涂改測試數據的化工巨頭東麗化工。此外，磁懸浮鐵路的建設過程也被曝出丑聞。BIG MOTOR的公司是日本最大的賣二手車的私營公司，根據他們內部員工和已經離職的員工爆料，當員工離職時，BIG MOTOR公司會強制員工簽一個保密協議，原因是因為怕公司做的傷天害理的事情被曝光出來。這家公司干的缺德事非常多，比如在遇到車主進店維修的時候，MOTOR公司員工會想出各種方法來擴大車輛的損傷，來讓車輛的定損金額能最大化；這其中包括了扎胎、拿布套套著高爾夫球砸漆面、配件用舊件替換損壞的配件。原因是因為資本逐利性所導致BIG MOTOR的公司管理層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經常設立一些超出市場環境需求的任務量，完成不了輕則罰款，重則降職降薪。這也是為什么過來修車保養車的車主們會被收過高的費用的原因，店員不完成任務，自己就要被罰款，只能死命的坑車主了。OVO Energy能源公司，是一家英國天然氣和電力供應商公司。中國留學生肖壵爆料，由于服務較差，他和三個同學想換一家電力公司，結果這家公司竟然給他們開出500英鎊一個月的天價賬單！三個人打了幾個小時的電話才把這個金額改回來。期間他們還不斷質問客服，倫敦一個月用500英鎊的電費合理嗎？客服竟然說合理！這種為了利潤坑消費者的行為，在歐洲私營公司中是屢見不鮮的，它們不僅坑消費者，而且也坑自己的員工。
不知內情的人一直都以為德國的小公司都很嚴謹，然而曾在德國一家小公司上班的阿拉soda巴盧云爆料，德國的私營小公司兩極分化嚴重，好的像天堂，壞的就跟地獄差不多。當大環境不好，他那坑爹的前東家公司資金周轉不過來，就開始拖欠工資。比如，本月的工資要拖到下個月三四號才能到賬。同事們去找老板理論，結果老板居然說：“沒事少休假，多攢攢錢就能按時交房租了，少來煩我！”這是什么鬼邏輯？！而且，公司的設施真是差到爆！有的同事的工位竟然在沒暖氣的走廊里，冬天冷得要命，夏天熱得像蒸籠。更可氣的是，公司竟然沒有健康保險，結果在新冠流行那年，全公司的員工幾乎都感染了新冠。老板為了省錢，要求員工隔兩三天自己去做檢測，只要陰性就得來上班，不管你舒不舒服。陽性的員工還得把PCR測試結果發給公司，看他是不是真的變陽了。本來生病就夠難受了，領導層還問癥狀嚴不嚴重，如果不嚴重就趕緊來公司拿電腦回家辦公，可見只要資本逐利性的特征存在，號稱民族性格嚴謹的德國也有無人性的公司。從以上所舉的諸多例子中不難發現，所謂的學者口中以私有經濟為主體的所謂“功能性社會主義”其實就是鏡花水月！所謂的“功能性社會主義”并不能保障“三個有利于”的踐行，全盤私化能實現所謂“公平、自由、民主、人權、博愛、福利、正義”之論，其實就是騙人的鬼話，天真善良的人們千萬不要當真。相較之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否踐行“三個有利于”呢？至少公有經濟不會奉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信條，因為受公有經濟體制節制的國企老總大多都不敢為了私人集團的利益，鉆國家政策的空子，實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大規模盜取人民的共同財富的骯臟勾當。當前中國擁有46萬家國企，其中有些是壟斷企業，有些是競爭企業。而國企的共同點就是屬于國有資產，而國企的實際控制權由國家掌握。由此，政府可以通過控制國企的決策來影響整個經濟。比如，當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政府可以通過國企的投資來提振經濟，甚至不惜因此而導致企業虧損，從而避免經濟下滑。反觀私有經濟，私企的投資決策是以市場形勢為導向的，因為私企所追求的目標是利潤最大化，所以無法用犧牲個人企業利益的方式來呼應政府的宏觀調控目標。國家在制定產業政策時，會綜合考慮國企發展與國計民生需要之間的關系。如果認真研究一下國內的各個行業，就會發現有許多行業都要需要經過長時間，很大規模的長期資金投資，才能夠研發出等同或超越國外那樣的先進技術。由于大多數私企都是追求肉眼可見的利潤效益的，這種長時間沒有收益的研發，對于私營企業來說，就是一場煎熬，也是一筆無法承擔的義務。這種情況下，由于國家對國企利潤的要求是，“國企應為國家發展和民生作貢獻，而非單純追求利潤。”國企的性質決定了，它會義無反顧的承擔起這種對行業進行長期培養的責任，這無疑體現出國企在國計民生中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實西方不喜歡中國經濟制度的真正原因是，中國國企的大股東是國家。因此，相較于私營企業只上繳稅費，國企不僅上繳稅費，而且同時還向國庫上繳利潤，結果進一步支持了國家財政。同時政府在沒有上繳利潤需求時，國企會把大部分利潤變成了儲蓄，從而導致中國擁有超高的儲蓄率。中國的儲蓄率是世界其他國家平均水平的兩倍，而高儲蓄會帶來高投資。從這個意義上講，國企擁有“只投資不花錢”的特性。而越要發展實體經濟，越需要大量的投資。同時也越需要有規模優勢，利潤率低下的產業，比如傳統制造業，新能源等行業。國企雖然在創新方面相較私企不具備突出的優勢，然而國企會把自己的利潤儲蓄轉化為投資，哪怕是回報率很低，只要是事關國計民生的基建和研發，國企也會不惜血本的進行資源投入。相較之下，西方國家的產業空心化和金融化是資本逐利性所產生的后果。拿私營企業占主導地位的美國來說，美國想搞制造業，卻很難實現，因為投資制造業后，在短期內無法產生效益，只投入不產出的日子，對于過慣了靠收割其它國家來度日的美國人，是非常難受的。況且美國財政的大部分收入是被高消費消耗掉了，所以由于資本的逐利性的緣故，導致美國很難實現其所制訂的發展目標。而中國國企不計回報率的投資，大幅度拉低整個經濟的資本成本，使制造業、地產和基建等重資本行業能在很高的負債率下持續不斷的融資，把一切規模化產品變成白菜價，讓西方企業倍感壓力，這種優越性是以私企為主導的西方國家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西方國家總是指責中國發展國企，總是嫌中國的經濟結構不合理，影響經濟增長。擔心中國不實行全盤私企化，就會使發展遇到阻礙。
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在在采訪中表示：“顯然，中國經濟現在遇到了一些挑戰。而且增長已經放緩……他們已經脫離了以市場為主導的增長模式。現在更多的是國有企業（為主導）。而且中國經濟仍然與房地產投資等事宜有太多的聯系。”美國前財長耶倫在演講中也表示：“中國國有企業作用過大會限制增長，安全機構作用過大會阻礙投資。”因此她呼吁我國轉變經濟方式。問題在于，難道中國經濟越來越好，美國人才會感到開心和幸福？這顯然是大多數國人都不會相信的結論。
中美之間的競爭關系和美國的本性，決定了美國絕不會為中國的利益鼓和呼，只能說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明顯的可以看出來，中國現今的以公有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非常顯著的競爭優勢，完全碾壓了西方社會以私有經濟為主體的競爭力，這種經濟制度在實踐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建設成就，我國的經濟體量和綜合國力因而迅猛發展壯大。因此，驕橫霸道的西方政客認為我們的國企損害了西方國家的經濟利益，所以才對中國國企耿耿于懷。中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根本上進一步沖擊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從中也揭示了全盤西化，步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后塵之路，根本就行不通。這種不經意間和美西方政客所產生的遙相呼應，其結果必然是削弱中國的發展能力，替西方背了書。
總結：
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勢不可擋的狀況中，明顯可見，中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與西方純私有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制度較量中取得了巨大的優勢。因此，以公有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才最有希望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最終實現高福利社會的目標，踐行“三個有利于”，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具備的公有制特性所決定的。舉例來說，國企可以進行大規模的生產，因而通過降低制造成本來壓低市場價格，降低資本投機行為對消費者的危害。這樣一來，人民都可以享受到公有經濟優惠。比如電信基站的建設以及中國郵政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中國國企可以不惜血本開展增進人民福祉的基礎設施建設。相較之下，由于成本關系，美國私企對在偏遠的地區建設電信基站是嗤之以鼻的，這就導致了在美國的國土之內很多地區都沒有網絡覆蓋，也沒有手機信號，所以美國網民在小紅書上表達出對中國網絡建設成果是很羨慕的。另外，在災難到來的時候，國企可以第一時間發揮作用，保證群眾的安全，也可以在關鍵時刻維持市場價格的穩定。而美國的情況是，由于電信和交通等行業屬于私營企業，在災難到來時，甚至有些企業會坐地起價，大發國難財，致使災民雪上加霜。而全盤私有化并不能消滅壟斷。以英國為例，國有企業股分的私有化并沒有真正消滅壟斷，因為壟斷機制依然存在。等來的只是私營資本的壟斷取代了國有資本的壟斷，私企壟斷的結果，依然會使服務質量大幅度下降。拿英國鐵路公司私有化為例，來民眾對此寄予厚望，都覺得把巨無霸的英國鐵路公司給拆分了，服務和效益就都解決了。結果呢？自拆分之后，英國鐵路的運行事故急劇提高，因為私營化的鐵路公司在股東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壓力之下，只顧壓低成本而減少在維修和建設上的投入，還聘用了大量素質低下領低工資的員工。結果在運營過程中，不僅沒有降低國家財政的負擔，反而坑蒙拐騙現象非常嚴重，浪費大量的國家補助，最終英國軌道公司不得不在2001年重新國有化。由此可見，國企私營化并沒有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因為取決于國企公有制的特性，所以相較于私企只上繳稅費而言，國企不僅繳納稅費，而且還上繳利潤。國企利潤分配需先彌補虧損，然后再給投資者分紅，在提取法定盈余公積和公益金后，剩余利潤上繳國家財政。這說明，國企的營收上繳給國家財政的比例遠多于僅上繳稅費的私企。而國家財政的錢大都運用于事關全民福利的國計民生的建設項目。而隨著企業改革的深入，國企的經營管理水平也在市場競爭的摸爬滾打中逐漸歷練成熟，并逐漸克服了自身的弱點。以一汽為例，中國第一汽車集團有限公司是國有汽車企業集團，面臨著眾多公私汽車企業集團參與的激烈市場競爭，而今的競爭力并不輸于私企。2024年，一汽的整車銷量突破320萬輛、營業收入5550.1億元，自主品牌整車銷售81.9萬輛，同比增長14.7%，整體效益水平在同行業中連續領先。這個事例，進一步說明了，私有制發展生產力的水平并不一定會必然超越公有經濟。世界500強企業中，前四中國獨占其三。總數也超越了美國。最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中國的國企，這才是中國抗衡美國的硬實力。中國通過控制國企投資的能力，創造出比西方經濟體更強大的對抗危機的宏觀管理工具。例如，沒有國有經濟撐腰的法國在陷入疫情危機的時候，法國總統馬克龍痛定思痛，說出了一段引人深思的話：“這次疫情啟發了我們，必須將某些商品和服務置于市場規則之外，將食物、防護、醫療和生活環境托付給別人是一件瘋狂的事情，我們必須重新奪回控制權。”綜上所述，懷疑探索者的所謂“跳出傳統社會主義認知的框架，以更全面、更具前瞻性的視角理解社會主義的內涵與本質，”的觀點，實質上就是拋棄現今以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實行私有制為主體的所謂“功能性社會主義”。然而西方高福利資本主義國家所實行的“功能性社會主義”實踐已趨于破產的邊緣，如果我們還依然盲目的拾人牙慧，拋棄現行的、在實踐中已經證明了的先進經濟體制，轉而實行已趨于腐朽沒落的全盤私有化經濟制度，必然會消解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給美西方以喘息翻盤的機會。誠然，福利制度的建立是社會文明高度發達的重要標志，高福利也是人類為之奮斗的目標和終極理想。但是，從歐洲福利國家的教訓來看，全盤私有化背景下的高福利制度弊端顯然是十分突出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不止一次的強調，經濟的發展要遵循自然和人類發展的必然規律。脫離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不以中國國情為出發點，脫離中國國情，盲目的羨慕西方，必然會遭遇到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因此以私有化為主體的所謂“功能性社會主義”不僅不能促進生產力，而且還會阻礙社會發展。恰恰是因為我們的市場經濟不像歐美那么純正，我們有強大的中央計劃經濟模式，在統一組織實施和推動經濟發展。我們有五年計劃產業規劃政策，國家集中投資，正是這些西方國家沒有的東西，造就了中國強大的工業體系，還有無與倫比的世界級基建水平。包括希拉里在內的美國精英們不得不承認和哀嘆：“除非美國學習中國的制度，否則在和中國的競爭中永遠沒有贏的機會。”以上論證，以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了懷疑探索者文章中所言的“公有制比例不是判斷社會主義的標準”的論點是經不起推敲的。
（作者系昆侖策網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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