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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震四海的新四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抗日戰爭期間，抗擊和牽制了16萬日軍，23萬偽軍，作戰2.2萬余次，殲日偽軍31萬余人。

        新四軍是我軍的重要源頭之一。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從蘇區撤走時，留下了紅二十四師和13個獨立團，共3萬余人，另外還有幾萬人的地方武裝。在革命信仰鼓舞下，活躍在湘、贛、閩、粵、浙、鄂、豫、皖八省的共產黨人和紅色武裝經歷了三年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為革命保留了火種。盧溝橋事件爆發后，在八省游擊隊的基礎上組建了讓日軍膽寒的新四軍。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新四軍的成軍之路有多艱難。

        今天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1周年，讓我們回顧一下新四軍艱難的成軍歷程：

        1、蔣介石把“八省游擊隊”視作眼中釘，不允許他存在

        中央紅軍長征后，國民黨軍、還鄉團、鏟共團對留在蘇區的紅色武裝和政權進行了瘋狂的搜剿和燒殺。無數共產黨員、紅軍傷病員、紅軍家屬和民眾被活埋、挖心、肢解……據不完全統計，僅中央蘇區被殺害的人數達70余萬之多。

        這些游擊隊員經過殘酷環境的考驗，成為共產黨軍事斗爭的中堅力量，也成了國民黨政權的肉中刺。尤其是他們大都活動在華中、華東等中國政治經濟的中心地帶。因此，在延安的共產黨要千方百計保住他、發展他。而在南京的蔣介石則絕對不能容忍在臥榻之側有共產黨的隊伍存在，所以，國民黨一直想吞并、消滅這支隊伍，不同意把她改編成共產黨領導的獨立的抗日隊伍。

        直到“八一三”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國民黨才在國人一致抗戰的壓力下，同意將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

        上海淪陷。

        2、周恩來據理力爭，推薦葉挺任新四軍軍長

        蔣介石終于正式同意紅軍游擊隊改編，但他是想把新四軍變成在國民黨領導下的隊伍。一開始，蔣介石就堅持由張發奎任新四軍軍長。張發奎是國民黨第八集團軍兼右翼軍總司令，把共產黨的軍隊交給國民黨將領張發奎指揮，其用意不言而喻。共產黨的談判代表周恩來據理力爭，最后提出由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

        葉挺及其詩作《囚歌》。

         葉挺是“八一”南昌起義的總指揮，1927年12月廣州起義失敗后，因被迫化裝潛人香港，時任中共廣東省委負責人指責葉廷“消極”、“動搖”，給予他留黨察看的處分。葉挺一氣之下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提出申訴，又遭到共產國際中國部負責人批評。葉挺失望了，獨身一人開始了長達10年的流浪生活。他先后到德國、 奧地利、法國等地，靠做小生意維持生計。由于一直關注中國革命的形勢，對毛澤東領導的紅軍發展感到髙興，開始發奮學習軍事，研究現化軍事工程和爆破技米，為回國參加革命做準備。“九一八”事變后，葉挺回到澳門。 蔣介石聞訊派陳誠去找他，許以重任，葉挺堅持不抗日則不任職，予以回絕。

        這時，周恩來提議由葉挺擔任新四軍軍長，很快得到毛澤東、蔣介石的認可。1937年9月28 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發報：經委員長核定，任命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

        3、蔣介石一直圖謀吞并、消滅“南方八省游擊隊”

        在新四軍成軍前后，蔣介石國民黨的軍隊不斷搞小動作，圖謀吞并、消滅共產黨領導的這支部隊。

        閩南紅軍第三團有800余人，1937年4月，該團為抗日主動與國民黨第157師開始和平談判。6月，雙方達成協議，閩南紅軍第三團移駐平和縣小溪鎮，改番號為保安獨立大隊，何鳴為隊長，盧勝為副隊長。

        月底國民黨157師通知何鳴：“師部要給你們發餉換裝，一律換制式軍服，武器是交掉舊的，換發新的，明天全部人員到漳浦縣城孔廟集合。”

        漳浦文廟。

       當時很多干部都很高興：“還是加入正規軍好，有糧吃，還有錢花。” “我們那些破爛槍要換新的了，打日本鬼子就帶勁了，”也有很多人表示擔憂。

        為防止萬一，盧勝建議把部隊分三批開進去，每次去三分之一，萬一有了問題，還能保住隊伍。”

        何鳴則認為國共合作抗日是大事，我們幾百人的小隊伍要服從全局。

        第二天，何鳴率領607人攜帶長槍315支、短槍228支，進駐漳浦縣城孔廟。當時157師還送來一頭活豬熱情地慰問了獨立大隊。

        7月1日 157師要求把隊伍帶到體育場等待換裝。

        等部隊到達指定位置時，體育場周圍突然露出一排排黑洞洞的槍口，一個國民黨上校軍官喊道：“師長命令你們就地放下武器！不要反抗，你們被包圍了。我們的任務是繳你們的械，給你們3分鐘，立即放下武器，不然就開槍了。”

        紅軍戰士們站在光禿禿的操場上，沒有一點準備。就這樣，600多支長短槍全部被收繳了。

        紅軍戰士沒想到，他們會變成手無寸鐵的階下囚。

        毛澤東得知漳浦事件后，急電國民黨政府要求遵守合作協定，放還武器。在國內輿論的強大壓力下，第157師終于被迫送回武器和全體被扣人員。這支部隊于11月間正式編入新四軍。

        漳浦事件發生不久，又發生了瑞金事件。1937年7月，閩贛邊有一支2000余人的紅軍游擊隊，經與國民黨當地軍政當局談判，達成團結抗日協議。紅軍游擊隊于8月13日到龍巖集中。 12月份，譚震林帶著12人的警衛班，去新四軍軍部接受改編命令。他們在途經瑞金新四軍辦事處時，和附近趕來的游擊隊會合。半夜時分，忽然 200多名荷槍實彈的國民黨軍包圍了辦事處。一名游擊隊員拔槍沖到門口，隨著一陣密集的槍聲，那名游擊隊員倒下了。譚震林意識到這是一場陰謀，果斷制止大家的行動，不要開槍!

        這時，國民黨軍從四面八方涌了進來，一個軍官說：“你們深夜聚會，沒經批準，本部奉命搜查。”

        說罷便指揮士兵下譚震林的槍。

        譚震林。

        兩名警衛戰士持槍擋在譚震林身前。譚震林說：“不要開槍, 這是陰謀，是陰謀就會被揭穿的”，游擊隊無奈，把槍交給了國民黨軍。

        第二天，國民黨要求譚震林把游擊隊全部帶下山接受他們改編。

        后經過新四軍軍部交涉，在各方面壓力下，國民黨有關當局被迫釋放了被扣人員及武器。不久，贛邊紅軍游擊隊2000多人被編入新四軍第二支隊。

        4、因消息閉塞，曾有很多游擊隊拒絕下山接受整編

        項英。

        在原中共蘇區與外界隔絕多年的負責人項英、陳毅等人一直在尋找著抗日的道路。

        1937年7月，項英、陳毅從一份撿來的報紙上看到了“國共合作抗日”的消息，立即起草了《向贛南軍政當局提出合作意見書》，要求國民黨地方當局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釋放政治犯解散“鏟共團”，紅軍游擊隊集中組成抗日武裝等。

        那時游擊隊消息閉塞，只能通過撿來的報刊判斷形勢。陳毅曾說：“這些報刊一會兒說瘋話，一會兒說假話，有時也說點真話，全靠我們去判斷了”。

        陳毅（左）。

        文件起草后，他們即召開贛粵邊特委干部大會，將紅軍游擊隊改為抗日義勇軍。

        8月8日，中共贛粵邊特委和贛粵邊抗日義勇軍發表《停止內戰，聯合抗日》宣言。8月15日，中共贛粵邊特委又發表《告贛南民眾書》，號召人民群眾停止襲擊國民黨政府和軍隊，聯合抗日。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知識分子和開明鄉紳的熱烈歡迎。國民黨軍第46師及大余、南康、南雄、信豐、 贛縣等縣縣長聯名發出《告中共同志書》，稱：“你們是愛國志士，我們無比欽佩。現在是志士抗日救國之時，歡迎下山談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

        9月上旬，陳毅、項英先后到贛州、南昌與國民黨軍政代表正式談判。

        毛澤東得知此事，馬上設法通知項英到延安。毛澤東在延安自己的窯洞里款待了項英和先期到達的葉挺。毛澤東說：“貴客臨門，沒有什么好東西招待，只好以茶當酒，祝你們合作成功。葉挺同志是北伐名將，在國外輾轉多年，念念不忘報國。在國難當頭之際，毅然擔負重任，我們真心歡迎你。項英你們在白色恐怖下堅持三年游擊戰爭不容易，精神可嘉。政治局決定，號召全黨同志向你們學習。”

        隨后，項英、葉挺到武漢開始軍部的籌建工作。組建新四軍的消息傳開后，立刻得到海內外愛國人士的支持。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華僑捐來了軍用卡車和吉普車，許多熱血青年和文化界進步人士也從全國各地來到武漢要求參加新四軍。

        新四軍籌備處在武漢掛牌之后，如何將分散在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集中起來，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大大小小的紅軍游擊隊大都活動在交通閉塞、人煙稀少的山林深處，由于殘酷的斗爭，紅軍游擊隊警惕性很高，加之他們不了解外邊的情況， 只靠報紙、公告去召喚他們，是不能奏效的，只能派人去尋找。

        陳毅開始派人到各地動員紅軍游擊隊下山。可是，當時大多數紅軍游擊隊領導人不理解黨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他們拒絕下山，有的還把派去做動員工作的人當“叛徒”殺了。中共皖贛省委關英，在弋陽磨盤山上被游擊隊殺了；紅十六師政委明安婁和中共鄂東南特委書記林美津，被贛東北的游擊隊殺了；湘南游擊支隊支隊長曹樹良，在湘贛邊被游擊隊殺了……

        面對一個個經受五次反“圍剿”和三年游擊戰爭考驗的同志倒在自己人的槍口下，陳毅心如刀割，他決定親自出馬。

        11月中旬，陳毅來到湘贛邊的九龍山游擊區。開始陳毅還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樣談笑風生，他告訴游擊隊員：“我是黨代表陳毅，奉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命令，到這里傳達中央指示”。

        當他說到“共產黨決定和國民黨合作，共同抗日，動員大家下山……”時，就被綁了起來，并要求他 “把叛黨的經過說出來,還要把勾結敵人進攻游擊隊的計劃說出來。”

        游擊隊負責人譚余保對被吊在房梁上、腳尖剛剛夠著地的陳毅說：“我認識你，聽過你作報告，你不是說革命要堅決到底嗎！不要投降嗎！ 你講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還要拉我們下水!”

        陳毅冷靜地說：“我沒有投降，也不怕死，怕死就不來扶你們了。你是共產黨人，要實事求是嘛！吉安、南昌有我們新四軍的通訊處，你去打聽一下，我陳毅是為國民黨工作還是為共產黨工作”。

        兩天后，譚余保弄清了吉安確有共產黨的新四軍通訊處，才給陳毅松綁道歉。后來譚余保這支游擊隊跟陳毅下了山，被編入新四軍第一支隊。

        經過幾個月的查找聯絡，絕大多數紅軍游擊隊走出山林。在下山的過程中，由于紅軍的高度警惕和中共中央的嚴正交涉，多次避免了被國民黨當局趁機兼并收編的危險。

        令人遺憾的是，也有少數游擊隊由于不了解形勢發展和中共中央的政策轉變，拒絕下山改編，他們仍然堅持打土豪政策，后來在國民黨軍隊的不斷“進剿”下，自生自滅了。

        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成立。

        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全軍編為4個 支隊及軍部特務營，共1萬余人。軍長葉挺, 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張云逸，副參謀長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主任鄧子恢。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副司令員傅秋濤；第二支隊司令員張鼎丞，副司令員粟裕；第三支隊司令員張云逸（兼）， 副司令員譚震林，第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

        1938年2月至4月，新四軍第一、第二、第三支隊先后到達皖南巖寺地區集中，開赴抗日前線。第四支隊在皖中地區開展抗日斗爭。